诗话研究之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诗话与东方诗话圈
中国诗话，在北宋欧阳修时代崛起之后，经历了宋、元、明数代的
繁衍和发展，至清代而鼎盛，成为中国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最主要的著
千年诗话，卷帙浩繁，汗牛充栋，表现出特别旺盛的学术生命力，
且早已跨出国门，衍生出了古代的朝鲜诗话与日本诗话，越南文论亦深
受其影响。据本人《中国历代诗话书目》考查，中国历代诗话之知见书目，数以千计。流传至今的中国诗话之作，尚存有一千三百九十余部，加之朝鲜诗话、日本诗话之存世者，中、韩、日三国诗话的传世之作，总计尚有一千六百二十余部之富。如此繁富的东方诗话之作，形成了东方文学批评史乃至东方文化史上一种不容忽略的文化现象，这就是“东方诗话圈”。
东方诗话圈，是古代儒家文化圈的产物。世界古代文化，因民族与
地域而异，但是论其发祥地，大要不出其二：一是东方之中国，二是西
方之罗马。西方文化源于埃及，而兴盛于罗马，波及于整个欧洲；东方文化，以中国为宗主，以儒家文化为纽带，凡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如朝鲜、日本、东南亚地区，很早就进入了儒家文化圈之内。中国诗话则凭借着儒家文化的翅膀翱翔于周边各国和地区，走向世界。而且，由于印度佛教文化传播于中土，佛教文化特别是佛教禅宗思想及其思维方法，极大地影响于中国历代诗话，乃至古代朝鲜、日本诗话。于是，在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孕育之下，从印度→中国→朝鲜→日本→东南亚，在世界的东方，便形成了一个跨越时空的东方诗话圈。
中国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论诗著作，是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而以钟嵘《诗品》为“百代诗话之祖”；日本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论诗著作，是释师练的《济北诗话》，而日本学者多以空海大师辑录的《文镜秘府论》为日本诗话之宗；朝鲜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论诗著作，是徐居正的《东人诗话》，韩国学者则以李仁老的《破闲集》为“韩国诗话之冠”。中、韩、日三国诗话之中的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论诗著作，其问世时间虽然有先后之分，但其论诗体例、结构形式、论诗宗旨，乃至基本概念、范畴、范畴群、理论体系与方法论，如出一辙。可以说，中韩日三国诗话是出于同一个母体的孪生兄弟，只是中国诗话为其长兄而已。这个母体，就是中国儒家文化。盛极一时的中韩日三国诗话，是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交融混一的产物，既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还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朝鲜民族、日本民族各自的文化性格、文人心态、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
比较而言，以中国诗话为代表的东方诗话以及越南文论，具有与西
方诗学完全不同的特色：其一，就名称而论，东方诗话自欧阳修首创“
诗话”以降，中韩日三国历代论诗之作，多沿袭“诗话”之名，据不完
全统计，现存一千六七百部历代论诗之作，以“诗话”名书者多达近千部。“诗话”之名，陈陈相因，相续相禅，历久不变，正是儒家注重祖宗崇拜的宗法文化观念的一种反映。而西方诗学自从亚里斯多德《诗学》问世以来，则很少有人继续沿用“诗学”之名。名为“诗学”，实为文艺理论之通称也。
其二，就论诗体制而言，东方诗话大多采用语录体式，由一条一则
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长短随宜，
灵活多样。这一体制特点，初期诗话显得尤为突出；北宋以后的诗话论
诗体制，或有按内容分卷编排者，论诗条目亦有扩充而为段落者，但其基本体制并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内容更丰富，体制更完美而已。
其三，就论诗内容而言，东方诗话以诗为主，属于狭义的诗学。故
其内容不出“论诗及辞”与“论诗及事”两种类型，前者源于钟嵘《诗
品》，我称之为“钟派”；后者始于欧公《六一诗话》，我谓之为“欧
派”。比较而言，古代朝鲜诗话多以“论诗及事”为主，属于欧派诗话
之列；日本诗话多以“论诗及辞”为主，属于钟派诗话之列。
其四，就论诗风格而言，东方诗话大多属于“以资闲谈”的随笔之
类，行文运笔，自由自在，不受任何拘束，有如学术散文，形散而神不散，始终以论诗为中心。特别是其语言风格，平易浅近，多运用宋元兴起的白话文，完全摈弃刘勰《文心雕龙》式的骈俪风格，很少有学究气、书卷气，也与逻辑严密、体制完备的西方诗学大相径庭。以其使作者能够“挟人尽可能之笔，著唯意所欲之言”，故赢得了古今中外广大的作者群；以其能“使人心开目明，玩味不能去手”，故又赢得了古今中外广大的读者群。这正是东方诗话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五，就论诗宗旨而言，东方诗话多遵循儒家“温柔敦厚”与“兴
观群怨”诗教之旨，以《诗三百》为圭臬。清人徐世溥《榆溪诗话》云：“《三百篇》者，诗之昆仑，亦诗之海也。”日本久保善教《木石诗话》谓“诗之渊源，在《三百篇》”；长山樗园《诗格集成》说：“《三百篇》，诗之祖也。”韩人崔滋《补闲集》亦谓《三百篇》“发其性情之真，而感动之切，入人骨髓之深耶”。因之而尊杜，称颂杜甫为“诗圣”，《补闲集》云：“言诗不及杜，如言儒不及夫子。”日本古贺侗庵《侗庵非诗话》云：“诗至老杜，是谓集大成之孔子。”清人袁枚《随园诗话》云：“文尊韩，诗尊杜，犹登山者必上泰山，泛水者必朝东海也。”与西方诗学不同，东方诗话论诗倡言“诗品出于人品”之说，特别注重诗人的诗品与人品，追求诗人的理想完美人格和诗歌的蕴藉朦胧含蓄，而以“意境美”为最高审美境界和批评标准。
二 诗话整理与诗话研究
中国的诗话研究，始发于诗话之整理。诗话之整理，是诗话研究的
基础。郭绍虞先生说“整理也是批评”（《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论》）
。中国诗话的整理和研究，肇于宋盛于清。
宋人之于诗话文献资料的整理，主要力量集中在诗话之裒辑汇编。
如北宋佚名的《唐宋分门名贤诗话》，阮阅的《诗话总龟》，南宋胡仔
的《苕溪渔隐丛话》，蔡正孙的《诗林广记》，任舟的《古今类总诗话》，何汶的《竹庄诗话》。其中，佚名《唐宋分门名贤诗话》久佚，今在韩国大田发现其残本，经考证成书于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是中国第一部诗话类编。最具研究价值的，当推南宋魏庆之的《诗人玉屑》21卷，辑录两宋诗话论诗的短札谈片，以资料丰富、理论色彩突出而见称于世。
元人之于诗话的研究，主要在于考证方面，较有成就者是方回。他
是第一位对宋代诗话予以认真考辨的学者，撰有《诗话总龟考》、《渔
隐丛话考》、《诗人玉屑考》、《竹庄备全诗话考》、《古今类总诗话考》《瑶池集考》、《可言集考》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分别对宋代各家诗话之卷数、作者、内容、版本与文字传播中的正误等，进行考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以说，方回是中国诗话史上具有现代意义的诗话研究的真正开创者。
元明人之于诗话之整理，有王恕所辑《南溪笔录群贤诗话》3卷，
王昌会所辑《诗话类编》32卷，黄省曾所辑《名家诗法》8卷， 俞允文
编《名贤诗评》20卷等。陶宗仪所编大型丛书《说郛》亦辑录唐宋诗话
之传世者，杨成玉编辑宋人诗话十种而为《诗话》10卷，比前人之诗话
类编，其文献资料更为完整，为清人致力于诗话丛书的编辑打下了基础。
清人之于诗话之整理和研究，具有集大成之功。 主要表现在：（1
）诗话丛书的编辑，有何文焕的《历代诗话》57卷，收编宋元明历代诗
话之作27种，附《历代诗话考索》1卷。 其次有顾龙振的《诗学指南》
8卷，辑录唐宋元人诗评、诗格、诗式、诗法之类凡41种。 朱琰《诗触
》5卷，收编钟嵘《诗品》、严羽《沧浪诗话》等16种。 继何文焕之后
，有清末民初丁福保的《历代诗话续编》76卷，《清诗话》51卷。这三
套诗话丛书，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2）纪事体诗话的系列化。 清人继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之后，大力编撰纪事体诗话，如厉鹗《宋诗纪事》100卷，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100卷，陈衍《辽诗纪事》12卷，《金诗纪事》16卷，《元诗纪事》45卷， 陈田《明诗纪事》187卷，后人邓之诚又撰《清诗纪事》8卷， 与旧题尤袤《全唐诗话》等相辅相成，使历代纪事体诗话形成一个完整的系列。（3 ）诗话著作提要：著作提要，本身就是一种文学批评。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以内容提要形式，于“诗文评”之中对49部历代诗话和73部诗话存目予以简明扼要的评价，自成一家之言，富有学术权威性，于当初与后代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4）诗话研究专门论著之崛起。 清人关于单篇诗话的研究，有三种形式：一是注释，有胡鉴《沧浪诗话注》，王玮庆《沧浪诗话补注》。二是批评：对于《沧浪诗话》的批评，清人有三派：誉之者如王士祯、潘德舆承宋、明之说，把严羽“比之达摩西来，独辟禅宗”；攻之者如冯班撰《沧浪诗话纠谬》1卷，承钱谦益之论， 指斥严羽“禅悟”说为“热病”和“呓语”；折衷者为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严羽《沧浪诗话》自成“一家之言”，能“救一时之弊”，持论较为公正。三是诗话之宏观研究，有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一篇专论，于诗话之源流、性质、特征、分类、演变过程、文学地位和清代诗话的门户之风等，全面地进行批评，是中国古代第一篇专门化的诗话研究论文，颇多精到之见。
“五四”以降，诗话之整理和研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郭绍虞
先生即是中国诗话之整理和研究的一面旗帜，开创了诗话研究的一代风
尚。其主要贡献有三：（1）钩沉集腋， 编辑《宋诗话辑佚》《清诗话
续编》；（2）勤于考证，撰写《宋诗话考》；（3）中国诗话研究的重
大突破：他以《诗话丛话》、《沧浪诗话校释》、《宋诗话辑佚序》、《清诗话前言》、《浅谈清代诗话的学术性》等学术论著，使中国诗话研究趋于系统化、专门化，把中国诗话之整理和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与此同时，台湾地区影印出版了《古今诗话丛编》、《古今诗话续编》、《清代诗话访佚初编》三套诗话丛书；日本于大政八年（1919）整理出版了一套《日本诗话丛书》；韩国于近期也出版了《韩国诗话丛编》和《日本诗话丛编》。如此繁富的大型诗话丛书的整理出版，无疑将有力地推动诗话研究的蓬勃发展，一大批诗话研究的专门著作应运而生。其主要代表作：日本有船津富彦的《中国诗话的研究》；韩国有赵钟业的《中韩日三国诗话比较研究》和《韩国诗话研究》《东方诗话论丛》；中国有蔡镇楚的《中国诗话史》、《诗话学》、《石竹山房诗话论稿》，刘德重、张寅彭的《诗话概说》，张葆全的《诗话与词话》及其与人合编的《中国古代诗话词话辞典》等。
三 诗话与诗话学
从“诗话”到“诗话学”，是历史之必然，是诗话研究趋于系统化
、专门化的重要标志。
“诗话”之名，始创于北宋之欧阳修；“诗话学”之名，始创于民
国之徐英先生：都是诗话研究史上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1936年的《安徽大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了一篇题为《诗话
学发凡》的论文，作者是原中央大学、安徽大学教授徐英。徐文以文言
体式纵论中国诗话之源流、派别、体制、演变、流弊等，文末又仿效旧
题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形式，阐述诗话学之内容和学术价值，在于“
述原始”，“述体派”，“述诗学”，“述诗品”，“述本事”，“述
说部”，“述杂体”，“述标榜”等八个方面，以此构成诗话学的理论
体系。我以为，徐文的最大学术价值在于鲜明地标举“诗话学”，高扬
起“诗话学”这一面新的学术旗帜，在中国学术史、文学批评史上尚属第一次。与欧阳修首创“诗话”一样，徐英先生对于“诗话学”的首创之功，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然而，徐英先生的《诗话学发凡》，还仅仅只是一种“发凡”而已
，给人一种言犹未尽之感。也许徐老先生有其撰写《诗话学》之计划，
也许已经成书而尚未付梓，我们皆不得而知。但是《诗话学发凡》一文
的字里行间，已经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代表了前辈学者对“诗话学”
的呼唤。正是如此，为继承前辈学者的未竟之业，亦考虑到除了中国诗
话之外尚有古代朝鲜诗话与日本诗话的客观事实，我在八十年代中期撰写《中国诗话史》之时，便在序言中率先提出创建“东方诗话学”的主张，且将这种主张变为现实，九十年代伊始，一部曾为徐英先生命名的著作《诗话学》问世。从《诗话学发凡》到《诗话学》问世，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凝聚着无数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滴滴心血，也算是我们递交给前辈学者的一份并不以为满足的答卷。
在诗话研究中，我之所以要为徐英先生标举的“诗话学”张目，主
张替诗话立“学”，而不沿用大家熟悉的“诗学”之名，主要是出于以
下较深层的理性思考：
其一，西方有“诗学”，自亚里斯多德《诗学》问世以来，“诗学”之名便成为西方文艺理论之通称。人们说“西方诗学”，就是称西方文艺理论，而西方文艺理论又主要是以戏剧学与叙事学为其中心的，是一种广义的“诗学”，与中国人所理解的狭义的“诗学”，其概念的内涵是颇不相同的。我们认为，中国人没有必要跟随于“西方诗学”之后亦步亦趋，削足适履，勉强去建立一门与“西方诗学”完全不同的狭义的“诗学”。倘若以“中国诗学”命名，可能会在概念之内涵与外延上与“西方诗学”造成混乱。
其二，中国虽然亦早有“诗学”之名，但其概念内涵大凡有二：一是“《诗》学”，即“《诗经》之学”，以《诗三百》为研究对象，是研究《诗经》的专门学问，属于经学范畴，与现代意义上的“诗学”大相径庭。中国早在西汉时代出现的“诗学”，乃指“诗经学”，是一个特定的“诗学”概念。二是诗格之类诗学入门著作，如元人杨载《诗学正源》1卷，范梈《诗学正脔》1卷；明人黄溥《诗学权舆》22卷，溥南金《诗学正宗》16卷，周鸣《诗学梯航》1卷，等等。 这些名为“诗学”者，实皆为诗格之类诗学入门著作，与唐人诗格、诗式、诗法之类无异，与现代意义上的“诗学”有别。我们没有必要重复使用“诗学”这个概念，《诗经》之“诗学”耶？诗格之“诗学”耶？抑或现代意义之“中国诗学”耶？人们习称之“西方诗学”耶？半个多世纪以前，徐英之所以标举“诗话学”，而非“诗学”，也许正是出于这种逻辑思考。
其三，“诗话学”之名较之于“诗学”，其概念之内涵、外延的规
定性，更符合中国人谈诗论诗的文化传统和审美特性。一般认为，所谓
现代诗学，指的是研究诗歌艺术原理的专门学问。如本世纪之初出现的
一批以“诗学”命名的著作，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1929）、谢无
量《诗学指南》（1930）、傅东华《诗歌原理ABC》（1928）、 胡怀琛《诗歌学ABC》（1929）、范况《中国诗学通论》（1935）之类， 都是西风东渐的产物。此类“诗学”著作，只注重“论”，如同“诗论”一样。然而，中国人谈诗论诗，往往并不限于诗歌理论，还包括诗情、诗趣、诗本事、诗人生活方式等等，是诗的生活化与生活的诗化，是诗文化的升华。这种谈诗论诗的著作形式，就是诗话。诗话是中国、朝鲜、日本等流行的一种论诗之体，是“论诗”而非“诗论”，是东方诗文化的产物。有人建议我把“论诗之体”改为“诗论之体”，我以为不妥。因为诗话之述不仅仅是“诗论”，更多的是“论诗”，其实际功能要比“诗论”广泛得多。诗话之述，一般包含着诗谈、诗评、诗论、诗事、诗说、诗证、诗史、诗范、诗格、诗解、诗则、诗训、诗谱、诗句图之类，或各自有所侧重而已。“诗学”之旨，以“诗论”为归。其内容的单一性与诗话所呈现出的诗文化特色，是大异其趣的，因而并不符合中国人长期形成的谈诗论诗的文化传统和审美特性。当今学术界，把诗话等同于“诗论”，甚至把诗话纳入“诗学”范畴之中，实在是一大误会。
其四，诗话的学术价值所致。当今之诗话研究者，多从诗论的角度入手，注重从中发掘其“诗学”概念、范畴、范畴群乃至理论体系。这当然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从总体而言，如果诗话研究仅仅只限于这一个方面，即远远不够。诗话的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诚如《蔡宽夫诗话》所云：“古今沿革不同，事之琐末者，皆史氏所不记，唯时时于名辈诗话见之。”诗话所表现的不仅是作家们的诗学观念，而且更多的是其史学意识、文化意识、审美意识；诗话的创作，是理性的自觉，但更多的是感性的体悟。诗话是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心态、审美情趣的真实记录和生动体现。中国文人以“余事作诗人”的态度作诗，又以“以资闲谈”的宗旨写作诗话，但始终体现了作家们所崇尚的文化观念。诗话所开创的这种论诗传统，深深打上了民族文化性格和审美情趣的烙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地域文化，形形色色的文化色彩给历代诗话涂饰了一层层亮丽的光泽。天地人合一，儒道释互补，真善美和谐统一，深邃的人生哲理，闪光的诗思感悟，优美的风流雅韵，真切的生命体验，复杂的文人心态，多彩的生活情调，无尽的闺思低吟，诗化的青楼红尘，浓郁的民俗风情，奇谲的道风仙骨，清妙的禅月诗魂，生动的语言艺术，文人之兴会，名士之风雅，诗家之逸趣，智者之顿悟，乃至名物典章，历史沿革，奇闻轶事，饮食起居，书画棋弈，声律音乐，茶道酒令，舞马斗鸡，花木虫鱼，都在诗话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述，诗话的字里行间，散发着非常浓郁的文化气息，充满着历代文人的诗外人生之思。从儒家文化、宗教文化到地域文化、民俗文化，从女性文化、青楼文化到音乐文化、饮食文化，乃至诗的文化传播，一切文化现象中凡涉于诗者，历代诗话都有生动的反映。许多诗话之作注重文化的阐述和诗人对社会人生的感悟体验，因而今天的读者仍然能够跨越时空的界限，与古代作家们心灵沟通，相知相缘，从中获得审美享受，把握诗外的人生真谛。诗话中连结古人与今人的情感纽带，正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正是这种种文化基因，才使中国诗话相续相禅，生生不息；亦使历代诗话的文化品味始终不失其民族面目。所以，我认为研究诗话的角度和方法，应该是呈现多元化的格局，不应该只是单一化的诗学研究。应该注重其文化学研究，或者作美学的研究，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审美语言学的研究，比较诗学的研究，民俗学的研究，宗教学的研究，等等。如果拘于一端，以西方诗学的尺度去衡量东方诗话，就可能挂一漏万，拾羽失鹏，甚至因为不与西方诗学相侔而形成某种偏见。我们提倡对诗话进行文化学的研究，注重诗话的文化阐释，是以诗话本身的文化价值体系为依据的。它不仅有利于诗话研究的思维空间的拓展，也有益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其五，关于诗话之“文体”。所谓“文体”，是指文章之体裁、体
制或风格。明徐师曾《文体明辨》云：“夫文章之有文体，犹宫室之有
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文各有体，此种“体”，是其内在结构与外
部形式的规则之表现。诗话是一种论诗著作形式，不同于一般的文学、文章之类，更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笔记”。“笔记”以随笔杂录为特色，而诗话虽采用随笔体式，但始终围绕着“论诗”这个中心。从整体而言，诗话是文学批评之一种，不存在“文体”问题。非要言其“文体”，也就只能如章学诚、郭绍虞所说的“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两种随笔体式。有些人不了解这一点，说“从文体上说，诗话几乎没有自己的文体”，而“缺乏内在结构与外部形式规则的东西不能成为学，诗话正是如此”。诗话确实没有“文体”，一般的文学批评著作，都只有郭绍虞先生所谓的“韵散二途”，岂能以“文体”论之？实在是混淆了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两种不同体制形态的根本区别。“诗话学”作为以诗话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门学问，与历代文人所标举的“诗经学”、“楚辞学”、“文选学”、“杜诗学”、“敦煌学”、“红学”一样，其建立之基础本不在于“文体”；即使是所谓“诗学”、“赋学”、“词学”、“曲学”、“戏剧学”之类，亦非以其“文体”为唯一标准。以学科面而论，当今之所谓“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比较文学”、“文艺学”乃至“经济学”、“生物学”、“化学”、“法学”等等，没有哪一个学科是以“文体”为依据的，主要依据就是其研究对象，任何一门学科或学问的创建，以其本身而言都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有特定的研究对象，二是有自己的学科基地和专门人才，三是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以文体为依据，“文选学”等就会被扼杀；以文体为唯一标准，“诗话学”等同于狭义的“诗学”，实际上是不理解诗话而又苛求于诗话。事实上，中国古代没有一部符合西方诗学标准的诗学著作，以正统文学的诗文为研究对象的《文心雕龙》出现之后，所谓“诗学批评”则多以诗话这种论诗著作形式出之。因此，中国“诗学”的理论体系，亦只能通过诗话研究这一基本途径才能建立。其他选本、评点、笔记、序跋中的诗学内容，比诗话更为散乱无序，以它们为基点是不可能建立什么中国诗学体系的。否定诗话，无异于否定“中国诗学”。以单篇诗话而言，受传统文化和民族思维方式之影响，除《沧浪诗话》等等少数诗话之外，多数诗话于“诗论”或“诗学”的阐释不成系统，这也是事实。正因为如此，欲以建立中国诗学体系为己任者，则必须对数以千计的中国诗话（兼顾选本、评点、笔记、序跋中的诗学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总体研究，以宏观审视与微观考察相结合的学术态势，通过对其概念、范畴、范畴群乃至系列的研究，才可能建立中国诗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特别是清代诗话的四大学说，即王士祯《渔洋诗话》的“神韵说”，沈德潜《说诗晬语》的“格调说”，袁枚《随园诗话》的“性灵说”，翁方纲《石洲诗话》的“肌理说”，都是中国诗学理论批评的集大成者。这样一来，“诗话学”的创立，不仅不会妨碍所谓“诗学”，而且更有益于“诗学体系”的创建。何乐而不为哉？
四 诗话呼唤新一代之崛起
“五四”以降，中国文论界受“欧洲文化中心论”之影响，推崇西方诗学而漠视中国诗话，卷帙浩繁的中国诗话被人们斥之为“鸡零狗碎”而备受冷落。徐英先生反其道而行之，率先标举“诗话学”；郭绍虞、钱钟书等前辈学者独具慧眼，为诗话之正名而据理力争。直至八十年代之初，郭绍虞在弥留之际，仍撰写了一篇题为《浅谈清代诗话的学术性》的论文，认为“清人诗话，也不必像章学诚这样说得‘可忧’‘可危’”。对于鄙薄诗话之论，钱钟书先生曾予以严厉批驳。《中国文学史·宋代的诗话》指出：“在各种体裁的文评里，最饶有趣味、最有影响的是诗话”，“后人瞧不起宋代的诗歌，因而把宋代的诗话也牵连坐罪。元初就有人慨叹说：‘诗话盛而诗愈不如古’；明人更常发‘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那一类议论。这种话只能表明那些人对唐人讲诗法的书无所知晓，至少是视而不见。”在《读拉奥孔》中又说：
一般“名为”文艺评论史而“实则”是《历代文艺界名人发言录》，
人物个个有名气，言谈常常无实质。倒是诗、词、笔记里，小说、戏曲
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
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也许有人说，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不成气候，值不得搜采和表彰，充其量是孤立的、自发的偶见，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不过，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再说，我们孜孜阅读的诗话、文论之类，未必都说得上有什么理论系统。更不妨回顾一下思想罢。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用而未失去时效。……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
“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这是对那些崇拜名牌理论著作
而轻视中国诗话的浅薄之见的莫大讽刺！
千年诗话，饱经沧桑，而历久不衰，且早就走出了国门，这个客观
事实充分说明诗话之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总体而言，在中国古代文
学理论批评的各种样式之中，诗话之体还是幸运的。然而，诗话未来发
展的命运如何，不仅系之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系之于诗话本身
的文体优势，更系之于中国学界的新一代。
诗话呼唤新一代之崛起！这种“呼唤”主要包含三个基本层面：一是人才，二是创作，三是研究。以人才而论，在中韩日三国诗话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大批著名的诗话作家应运而生。日本有释空海、虎关师炼、石川丈山、依藤东涯、祗园南海、山本北山、西岛长孙、释六如、津阪孝绰、菊池桐孙、久保善教、古贺侗庵、市川世宁、田能村孝宪、大洼行、广濑淡窗、川路柳虹、三木露风、吉川幸次郎等；古代朝鲜有李仁老、崔滋、李齐贤、徐居正、李济臣、许筠、梁庆遇、洪万宗、南龙翼、南羲采、朴永铺、金渐、李家源等；而中国更数以千计，大凡历代文学臣匠、学术大家，从欧阳修、司马光、陈师道、叶梦得、姜夔、严羽到王夫之、王士祯、叶燮、沈德潜、袁枚、赵翼、翁方纲、纪昀、章学诚，从陈衍、梁启超、林昌彝到郭绍虞、罗根泽、钱钟书、钱仲联、台静农等，无不与诗话结下不解之缘。其中钱钟书先生更以《谈艺录》这部里程碑式的诗话之作为自己的学术起点，成就了一座巍然屹立的“学术昆仑”。我们说，诗话呼唤新一代之崛起，就是期望新的一代诗话大家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主张运用“诗话”这种传统形式来谈论新诗或旧诗，以指导新旧两种诗体的创作实践，记录自己的审美情趣和心灵感悟。诗人流沙河的《流沙河诗话》，就是现代新诗话的一个突出的范例。如冒景璠督钱钟书先生撰诗话时所言：“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谈艺录》卷首）。广大诗人、文艺家以及一切爱好诗话的学者们，若能集其谈诗论诗之语而为诗话，传统诗话之宏扬，新诗话之崛起，也就指日可待了。这是中国诗话的根本出路之所在。
学问者，乃天下之公器也。诗话研究，是中外学者共同的学术事业
，绝非是一种个人的或派别的行为。中国诗话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一
种广博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因此，诗话研究也应该注重本身所具备的开
放性特点，以中韩日三国诗话为研究对象，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学术坐标，以东方诗话圈为时空范围，以西方诗学和印度梵语诗学为参照系，运用多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旨在建立能够与西方诗学并驾齐驱的“东方诗话学”。其学术前景是相当广阔的，然而，作为一门新的跨国性的学问，“东方诗话学”的创建与完善，远非一人之力、朝夕之功可以奏效的，而是需要一代或几代人为之长期努力，特别是中、韩、日三国诗话研究专家的共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