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炒作与传统的失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与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中后期文坛有一句戏语：“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五天”。它嘲讽了中国当代文化尤其是文学批评界的状况：表面上轰轰烈烈日新月异，实质上却无真正的文化建树与积累。然而时至今天，这种情况非但没有改观，反倒是愈演愈烈。
炒作割断了传统文化
80年代的文化反思或文学批评不管怎样浮躁、花哨，毕竟由于“文革”后遗症的原因造成。它们不仅与实际问题联系比较多，而且一轮接一轮的西方近百年的各种思想和学说的引进，还是开了我们的眼界。而到了90年代，我们似乎进入到所谓的后现代文化状态下——一个与西方同样的档次，况且经济建设这一国家和个人的中心目标，也好像消解了人们对其他问题关注的兴趣。我们的文化（学）批评界更多地开始炒制自己的话题，或者放弃学习的姿态，以西方传过来的矛还对方以颜色。于是，代际命名层出不穷，东方抗衡西方的呼声此起彼落，“人文精神”的吵闹刚一结束，又出现了马桥风波的党同伐异和围剿后现代……笔者以为，这些炒作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文化积累与发展。
为什么这一早被大家所共责的疾症，会愈来愈恶化？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原因吗？
就当下的文化情境而言，我们大致有三种文化传统资源：一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二是“五四”新文化传统，三是西方外来文化传统。古代文化传统虽然从根本上来说，已不适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但它以儒家经学为主的文化传统，一直强调一代代的知识积累与承传，通过后代学者不断地对经典的重读，以及对前代学者的释义的考据与再解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经学传统。相比之下，由于社会历史的急剧变动和时间距离的原因，“五四”新文化却没有形成象经学传统那样以一贯之的鲜明文化传统谱系。而且打倒孔家店、全面颠覆封建文化传统的指向，也使它与古代文化传统产生了重大的裂痕。但是两者之间并未形成完全的隔绝和断裂，直接和间接的联系仍然存在着。“五四”文化革命的主将们，在接受西方外来思想以改造中国文化传统之前，大多受过较为严格的传统文化训练，拥有扎实的国学功底，这使得他们不管怎样不遗余力地抨击传统文化，却仍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赋予了“五四”一代人文化批判与建设的特有的厚重感，这以鲁迅“以他人之火煎煮自己的肉”为代表。另一方面，他们还能够在大力讨伐传统文化的同时，依然对它进行卓越的研究。如胡适、鲁迅的中国小说研究，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等。这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充分了解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革文化传统的命，所以他们才能开创出“五四”新文化传统。
还有一个常被当代人忽视的问题，“五四”时期的社会文化结构是复杂多样化的，除新文化力量外，其他文化因素还拥有各自的一席地位，这都有助于整个文化传统的延续。而我们所引进的西方各种外来思想学说，同样不是什么伟大文化天才天马行空的独创产物，而是各种相应文化传统的超越性继承。
尽管上述三方面的文化传统，对中国当代文化界具有各自不同的影响，但对我们最为直接的“传统”影响，是50年代中后期以来愈演愈烈，直到“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所谓的“批判文化”的“传统”。它的本质特点就是非传统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的破除一切传统的革命造反性。用伟大领袖的话来说，即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二是它的现买现卖的实效性追求。用“文革”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在这种逻辑指导下，前人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无情打碎。真正的文化批判、继承、创新无从谈起，却为粗暴的个人私利化的恶性膨胀提供了合法性与广阔的天地。
“文革”传统虽然已被宣判死刑，但是那套逻辑运作的结果，实质上中断了现在活跃于文化界的中青年与其他各种传统的联系，形成了一套非传统化的传统。它已深入“文心”，被改头换面地延续下来了。随着商业价值和金钱至上意识的日益普及化，它甚至连以前通过政治文化而暴发，以获取个人物质利益的中介性都取消了，直接换以这样的公式：文化炒作＝名声+经济效益。
缺乏传统必然导致当前文化（学）界的浮躁
我们看看当今的文化界，文化（学）研究者、批评者大都无暇坐下来认真研究、分析问题，彼此间就某一问题展开认真细致的对话；而是热衷于宏观扫瞄、制造话题，占据“理论”的制高点，成为文坛一呼百应的“领袖”。而那些后生小辈则往往通过批判名人来成为新名人，或者用舶来品压倒已存在的流行话题；而不是通过对已有现象进行认真的学理性批判，通过对中外传统认真解读，来进行建设性的理论挑战。文化（学）批评者如此，不少的文化刊物亦不例外。有影响的热衷于制造热门话题，发起商讨争鸣的浪潮；影响力小的则紧跟形势，推波助澜。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摆出一副先锋刊物的派头，炒炒歇歇，颇似股市的牛熊两市的无律交替。这样，真正具有学理的探讨问题的文章很难刊载。学术品味较高，较具现实指向性的期刊，往往命运不济。
诸如此类的文化事例实在太多。90年代之前的姑且不论，仅近几年的后现代话题与人文精神大讨论都可资证明。近几年后现代话语在国内文化界相当走俏，可最近似乎又处于被围剿之境地。尽管对立双方的矛盾相当明显，但其运作逻辑却有很大的一致性。中国的后现代话语的具体内容大致可归结为两个范围：一是后殖民主义的理论的运作，二是对后现代文学写作的评论。前者将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简单地移植过来，扯起东方／西方、第三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对立的大旗，东征西讨。这样，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文化自我批判性，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结构的复杂性都被忽略了。关于后现AI写作作的批评，由于起始于对马原、余华等先锋小说的解读，显得比较扎实而富于实践性。但是此类解读过于强调先锋写作与启蒙话语的断裂性意义，以及它们的后现代原创性，从而导致这些解读变得武断、简约化和非历史化；解读和解读对象同文化传统的传承甚少。其实象余华写作的冷酷的苦难意识就与鲁迅遥相暗合；而格非、苏童的一些小说也能够让人联想到施蛰存小说的南方意韵。
与后现代话题的倡导者相比较，反对者的声音显得更加简单和武断。他们既没有对西方后现代理论进行认真地研读，也没有对中国“后学”兴起的原因及其本身的特点，进行细致而学理化的剖析。而基本只是以声讨的方式，指责后现代理论倡导者们忽略中国的国情，将西方社会高发展阶段的理论套用到中国的现实头上，说什么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建构，而不是解构。这样，反对者们又从相反的方向更粗糙地重复了建构与解构，启蒙主义与后现代思想的对立，后现代理论对中国知识界自我立场的清理性意义也就被忽视了。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什么当初曾显得锐不可当的后现代风潮似乎经不起冲击，它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已悄不出声地放下后现代大旗，同样逃脱不了其他西方理论在中国昙花一现的命运呢？
与后学话题相比较，“人文精神”大讨论更接近于典型的炒作，对它的普遍失望乃是人所皆知的。这次大讨论之所以获得雷声大雨点小，是与报刊杂志出版业的炒作有直接关系。当前文化界的主要特征是多话题而少思想，多炒作而缺内容。一场“文化革命”过去，我们感慨偌大的中国仍然多的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文化—经济暴发户，而为发现不了几个值得一提的思想家而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