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正起[1]2001年在《论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运行机制的转换》文中研究指明“公共权力”(public power)范畴是政治学、法学等经常探讨的中心议题。从发生学上看，它是根植于人类和人类生活本身；从历史的演进轨迹来看，它是人类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人类对公共权力运行模式的选择，从根本意义上说，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任意的。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 本文以我国当前公共权力运行机制为研究课题，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运用发生学、逻辑和历史的研究方法，来把握我国公共权力运行机制的演进轨迹，经历了初步确立、畸形发展到恢复与改革的几个阶段；权力发展是由集中逐渐向高度集中演变，再到权力分解和功能调整等，理性地认识其现状。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对运行机制转换的思考。
吴常柏[2]2016年在《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城市逐渐变为欧美各国经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域,也使城市社区成为理论和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焦点议题。世界各国也将城市社区的建设和治理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将治理理论充分运用到国内外、城乡及社区领域的管理中,积极倡导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间新型网络合作关系,以此来应对各国政府的失灵与市场的失效。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正在经历一场基层社会的深刻变革,社区已然成为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空间。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领域来看,都需要建构一种新型组织形态来承接政府和企业分离出来的社会基本职能,以此来缓解社会矛盾、增加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和谐。在探讨和争论中,学术界又通常把主攻方向集聚在城市社区上,加之城市社区的复杂特性与尚未成熟的管理体系也使社区成为多方关注的“宠儿”。在城市社区的建设和治理中,边疆民族地区的社区也很有其典型性和特殊性,但是就目前对此类社区的研究成果来看,除官方和个别学者零星文章外,为数不多。所以,文章选择“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做为研究对象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文章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城市社区治理理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理论及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政治社会学为主线,综合运用治理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民族关系理论等分析工具,选取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典型社区”中“DZ社区”作为个案研究对象。文章所选取的“DZ社区”是一个复杂重点社区,该社区处在老城区的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多,少数民族多,民族成份复杂,出租房屋多,未成年人多,基础设施薄弱,居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等特点,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文章对乌鲁木齐市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围绕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的主题和目标,聚焦城市社区组织运行机制、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和社区保障机制等主要内容,深入探讨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的现状、困境和及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着构建“解困之道”。依照上述分析理路,文章具体涵盖如下主要内容：一是理论铺垫,主要聚焦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文章首先在具体阐述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城市社区治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在宏观上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城市社区治理运行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在微观上具体细致地梳理了国内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的相关研究成果,针对以上两个维度作以简要的评述。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深入考查和界定了文章的叁个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治理和运行机制,具体指明了其在“边疆场域”中的主要内涵和目标指向：文章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治理理论、民族关系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叁个理论分析工具,具体介绍了叁个理论的缘起、代表人物、主要观点以及其主要理论内涵在本文的适应性和主要指向,将为文章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为文章主要内容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论证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历史回顾,主要聚焦在第叁章中。在分析和梳理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体制的演变历程中,主要包括叁个发展阶段,即单位制时期城市社区治理的一元化体制、单位制解体时期城市街区治理体制的建构、后单位制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的机制诉求等,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和概括提炼出其叁个基本特点,即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治理内涵,主要包括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的重大意义、主要目标、主要类型及模式选择等内容；多民族成员的聚居的空间结构,主要以乌鲁木齐市为例,具体阐述了当前各民族居住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分布特点、分布区域等内容；街区呈现出压力型体制的主要特征,针对边疆城市基层治理的主题和复杂的“维稳”形势,边疆城市社区治理中呈现出明显的压力型体制的基本特点,这一基本特点又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即“可传递性”和“放大性”。叁是实证分析,主要聚焦在第四章中。文章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典型社区”中DZ社区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具体考查了DZ社区的组织运行机制,主要包括社区党组织的运行机制、片区管委会的运行机制、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委员会)的运行机制、社区社会团体的运行机制等；社区居民参与机制,主要考查和分析了居民参与的基本内涵、主要功能,并以具体案例为参照对社区居民参与机制现状进行全程的扫描和分析；社区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四点内容,即社区贫困救助机制、社区就业援助机制、社区法律嵌入机制及社区经费收支机制等。在以上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对社区组织运行机制、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和社区保障机制在现实运行中出现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和提炼。四是制约因素,主要聚焦在第五章中。文章在结合上述理论阐述与实证分析基础上,具体剖析了影响和制约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的叁点举要：经济因素,主要包括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新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各族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新疆城市社区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从横向对比来看,与其他省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从疆内纵向对比来看,南北疆经济发展差距还是相当大,尤其是南疆经济水平落后明显。二是政治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治理内容聚焦性不强,围绕城市社区治理的主题和目标,政府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要不断聚焦治理内容；政策输入迭加效果未彰显,中央和地方密集的政策优惠,加快了新疆各领域的建设步伐,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小觑的问题,还需重新聚焦；非传统安全制约治理突出,当前影响和干扰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以“叁股势力”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坚决打击国内外“叁股势力”,及时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新疆有现实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叁是民族宗教因素,主要包括文化习俗对族际交往的影响,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习俗,都必须给以尊重和包容的心态加以引导和培育；非法宗教活动的抵御与打击,非法宗教严重地影响和阻碍了新疆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毒化了社会风气,为民族分裂分子所利用；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与调适,市场经济冲击下的民族关系出现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不断调适和聚焦。五是路径选择,主要聚焦在第六章中。边疆民族地区城市治理运行机制以“维护稳定”和“服务民生”为核心的目标体系,还需要从多方面内容进行丰富和发展；在坚持相关治理原则的基础上,结合边疆城市治理运行期间出现的具体问题和制约因素,文章从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组织运行机制、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和社区保障机制等叁个维度,尝试着构建如下几条基本路径：即调整社区治理的组织架构,拓展运行空间；加大社区治理的资源开发,拓宽支撑渠道；扩大社区居民的参与范围,推进协商民主；激活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本,培育公共精神；调控城市社会心态的走向,筑牢稳定根基；健全社区治理的法治嵌入,加强保障力度；创新社区治理的技术支持,增强治理实效等内容。六是结语与展望,综合文章所述具体内容,再一次重申和明确边疆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研究的重大意义及现实面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四点延伸思考：边疆民族地区“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的相容关系、边疆民族地区“多元主体”与“民主政治”的良性互动、边疆民族地区“市民社会”与“社会参与”的动力支撑、边疆民族地区“社会资本”与“治理绩效”的推进作用。
金强[3]2016年在《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政策科学的成熟与发展,对教育政策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成为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关键领域,而通过教育政策引导和规范教育发展业已成为现代教育管理的重要手段。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开启以来,经过叁十多年的探索实践,经由不断的经验总结,逐步确定了“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逐步明确了县级政府在义务教育发展中承担着主要职责。这预示着中央高度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逐步分化,原来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教育管理权限逐渐向县级政府下移。同时,也预示着县级政府的教育政策行为过程对教育发展产生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直接关系到县域内义务教育的发展质量,而在这个政策行为过程当中,政策执行又是其核心环节。当前,对于我国县级政府而言,即便是对本地域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进行管理,即便自身也制定一些教育政策,但这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对中央政府所制定政策的贯彻执行。这使得县级政府更属于一种“执行型政府”,或者说具有浓厚的“执行型政府”的价值取向。在县级政府执行教育政策的过程中,虽然在央地分权的体制下,赋予了县级政府充分的义务教育管理权限,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灵活的程度难以把握,以致于许多时候,县级政府所实施的并不是中央政策的“原稿”,而是“翻译稿”,常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常出现教育政策执行失真、失效的情况。这之中,除了地方区域性差异因素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同县级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有较大差别。可见,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是义务教育领域至关重要的议题,只有更好地认识县级政府的教育政策执行力,才能更好地理解义务教育政策执行中各种问题产生的真正根源。“执行力”(Executive Ability)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行政法学,指的是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随着各学科研究的发展,“执行力”后来也成为工商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企业通过有效利用资源来达成预定目标的能力。具体就“政策执行力”来说,则以1973年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T.L.Pressman and A.Wildavsky)的研究报告《执行——联邦的计划在奥克兰的落空》为开端,西方国家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策执行研究运动,众多学者也提出了各种政策执行的理论,从而形成了不完全等同于企业执行力的公共政策执行力概念。在此现实和理论背景下,本文以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为主题,以求在理论上拓展教育政策理论研究范围,丰富教育执行理论的研究领域;在实践中促进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的提升,增强国家教育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本文在对已有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基本理论——现实剖析——原因探究——对策思考”的研究框架。在此逻辑基础上,首先对县级政府及其教育责任和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的概念、特殊性、意义、来源属性、生成过程、具体结构等进行深入分析,并从执行刚度、执行向度、执行能力、执行高度、执行速度、执行效度六个维度构建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的评估指标体系,形成对其的基本理论认识。在应然性分析的基础上,按照所构建的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的评估指标体系,设计出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现状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通过对样本县教育政策执行力的调查,剖析当前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阐释影响其执行力的因素。在实然性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提升的理论与现实基础,进而阐述提升其政策执行力的具体路径。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政策执行力指政策主体为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在执行政策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共识与意志、方向性、执行能力、宽窄度、轻重缓急等;从狭义角度理解来看,政策执行力指政策主体执行政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政策执行能力。在本文的研究中选取广义上的概念,认为政策执行力并不能简单地以政策结果为导向进行分析,应侧重从政策执行的过程来分析政策的执行力,突出县级政府在教育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对各方面资源整合、组织建设、提高执行人员能力以实现政策目标的能力分析。而在这个过程中,县级政府所展现出来的针对教育政策共识与意志、方向性、能力、宽窄度、轻重缓急正是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的具体表现。这也就是说,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是一种“合力”,不是简单的表现为政策执行能力。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是有其特殊性的。相比较其它层级政府的教育政策执行力,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在政策执行的自主权方面,县级政府更表现在执行;在政策执行的资源方面,县级政府汲取和运用能力较低;在政策执行的创新程度方面,县级政府最为积极;在政策执行的价值取向方面,县级政府更偏重“行政”标准。相比较县级政府在其它公共政策上的执行力,其特殊性表现在教育“育人”目的的特殊性与教育政策自身的特殊性。此外,就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自身意义而言,它是实现国家教育政策目标的重要保证、是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要求、是优化县级政府教育职能的重要考量。政府公共权力不是天生就有的,是有其本源的,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决定地方政府的权力更多源自于中央政府的授权,因此,县级政府的公共管理权力也主要源自于中央政府或者上级政府的授权。那么,享有教育管理权力的县级政府,要实现其教育权力的运行,要发挥其教育职能,其中一种重要途径就是执行上级政府制定的教育政策。而在这个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县级政府必然需要凝聚自身的意志,把握政策方向,明确政策目标,制定执行方案,整合组织机制,汲取政策资源,运用政策工具,安排执行计划,提升自身教育政策执行能力。据此,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抽象性的来源属性是政府间权力配置,生成过程是教育政策执行过程。同时,在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生成了其执行力的六个构成要素:内核:执行刚度;灵魂:执行向度;关键:执行能力;外延:执行高度;补充:执行速度;结果:执行效度。本文根据县级政府所承担的教育责任,以及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模式的特点,选择“就近入学政策”、“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政策”、“教师交流轮岗政策”作为县级政府执行教育政策的代表政策,并通过对这叁个教育政策执行力情况的调查来分析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的现状。通过对样本县教育政策执行过程历时18个月的田野考察,以及相关统计数据分析发现,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执行刚度松散,制约教育政策执行的坚决程度;执行向度一般,制约教育政策执行的方向;执行能力不足,制约教育政策执行的力度;执行高度不够,制约教育政策执行的标准;执行速度缓慢,制约教育政策执行的时效;执行效度不高,制约教育政策执行的效果。造成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复杂而多重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有:组织文化观念滞后、政府政策行为偏差、政府能力短缺、监督机制与权力运行机制不完善、政策利益博弈。基于应然分析和实然分析的结果,结合博弈论、人性论、政策执行理论、自组织理论等理论观点,以及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外部环境与内部要素的发展趋势,提出提升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的五点路径:一是建设教育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决策机制,包括教育政策本身的性质范畴与特征、教育政策决策标准、决策过程、决策价值取向等;二是建设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主体的合作机制,包括政策执行主体合作机制建设的基础与原则;叁是完善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监督机制,包括明确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构建政策执行监督标准、健全监督后的“问责—激励”合作机制;四是建设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评价上的多元考核机制,包括教育政策评价的特点与标准建构、教育政策多元评价的价值判断、教育政策评价的多元考核方法与反馈途径;五是优化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环境的路径建设,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法律法规、文化环境等方面。
钱广贵[4]2009年在《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研究：从两分开到叁分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传媒体制改革是现在新闻传播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也被学界和实务界认为是中国传媒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但关于中国传媒应该如何进行体制改革和如何发展,不管是制度提供主体政府,还是学术界以及传媒实务界,则都比较缺乏一个整体的思考和设计。本论文采用系统论、嵌入与脱嵌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对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和中国传媒的未来的应然发展这个宏大命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论文的研究思路从两个方面相互呼应展开。一方面是从历时性角度,对中国的自1978年以来的开启的传媒体制变革进行了一个历史的考察和梳理。论文认为,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为起点的中国传媒市场化的体制改革到今天,基本上确定了传媒体制和组织层面的“混合型体制”的基本特征,并且遭遇了不可克服的现实和理论障碍。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的选择有其合理性,但这种“事业、企业混合型体制”也包括政府提出的“采编与经营两分开”的制度安排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的弊端,混合型体制本身又成为中国传媒进一步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的最大的障碍。另一方面是从共时性角度,导入对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最具影响的叁个场域即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博弈,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有的传媒体制变革的总体性特征。论文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变迁以及叁者博弈分析,检视了在政府依然强势、市场制度基本确定但远未规范和社会虽然发育但非常弱小的现实条件下中国已有的传媒体制改革和“实然”状态。在叁个利益主体即政府、传媒和社会的叁角关系和相互博弈中,传媒自身的目标函数市场利润和政府控制传媒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目标函数都得到实现,但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障和实现则出现了系统性缺失,社会在这种传媒发展形态中处于是被遗忘的对象。这种“实然”状态显然并非传媒发展和体制改革的理想状态。同时,传媒的基本功能和需要履行的当下中国社会断裂、利益博弈严重失衡和公共权力被滥用需要监督的历史性功能都没有得到实现。因此,在分析了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合理化关系即社会本位的确立的基础上,论文认为传媒的体制改革和发展在履行历史性功能的时候应该是以社会为本位,而这种社会本位的传媒“应然”发展和功能需求提出了传媒结构调整的客观需要。论文的核心观点认为,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应该从“两分开”向“叁分开”发展,即国家传媒(指履行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目标和功能的传媒类型)、公共传媒和商业传媒的分开发展,进行传媒系统结构的重建。并且叁种传媒各自定位,分别履行不同的社会功能和职责,进行不同的制度安排和体制设计,从而共同完成对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和保障。论文指出从“二分开”到“叁分开”传媒体制改革遵循的路径应该是渐进式。一方面,论文认为我国的传媒发展和叁分开体制改革必须遵循渐进式,另一方面,论文从渐进式本身的负面后果和对于渐进式认知的修正指出,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不仅遵循渐进式的路径,更关键的是彰显和实现从“形式渐进”到“本质正义”的传媒发展。传媒发展必须公平、正义,关涉和维护彰显各个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在本质正义的核心要求下,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必须以社会公众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基点。从两分开到叁分开的传媒体制改革,在中国当下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在与政府、社会和市场的理性关系的构建中,实现对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和张大,注定是一条曲折而漫长的道路。但是,这也是一条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必须遵循的道路。
李海荣[5]2016年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公权失范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49年以来,经过六十多年建设、叁十余年改革,当今的中国正进入一个发展的关键期。一方面,中国正面临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距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如此之近,距离世界舞台中心也如此之近,中华民族复兴正呈现出美好前景;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也步入深水区,遭遇社会矛盾凸显的挑战。因此,如何抓住机遇、克服发展危机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心议题。在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进程中,党和政府部门作为国家权力的主要承载方,既是国家各项制度与政策的直接设计者,又是主要的推动者、执行者,可以说其角色定位及行为实践对改革的进度与广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并最终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探究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公权的运行状况,客观描绘公权的生命进程轨迹,梳理不规范的公权使用类别,考察公权失范的负面影响,科学总结公权失范的原因,进而有针对性地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便是本文写作的层次。具体地看,公权的规范性问题不仅关涉改革与现代化的进度,而且已成为时下日常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换言之,在当代中国,上至朝堂下至乡野,对公权监管的要求都愈加常态化。公权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词汇,它在世俗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逐步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这就要求公权的运行更为透明、规范。基于以上判断,本研究力图将公权运行及其出现的失范现象,置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大视野中,通过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公权实践过程,运用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系统梳理公权运行的轨迹、规律及主要特征,理清公权失范的主要表征、负面影响,全面呈现当前公权失范的面貌,并尝试给出作者对公权失范问题治理的政策思考。本研究的基本框架如下:导论部分依据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提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公权失范这一研究主题,着重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来阐述研究意义。在回顾学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期望对公权失范问题的内涵、表现、负面影响、成因等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第一章陈述新中国公权运行的基本概况。包括叁个层面:一是将公权发展置于新中国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分阶段阐释公权运行的状况;二是提炼当前公权的主要特征,把握当前的公权特质;叁是概括公权的能力表现,客观呈现公权的功能作用。第二章提炼当前公权失范的基本形态。本章主要分析有违公权运转基本规则的各类失范行为,立足四个维度:一是宏观层面的公权与私权的冲突对抗,着重阐述公权对私权的挤压、对私权的排斥以及“与民争利”叁类行为;二是从社会力量配比层面来分析政治精英群体与其他精英群体不正常的“结盟”行为,表现为公权的“商品化”、“学术化”趋势;叁是公权系统内部横向的力量失衡,突出表现为权力的“部门化”倾向;四是公权系统内部纵向的力量失衡,主要表现为公权的极端“个人化”、“家族化”现象。第叁章分析公权失范的负面影响:第一,由于在基础层面上“侵权”行为,造成对民众基本权益的损害,加剧了官民冲突,导致官民矛盾激化;其二,由于公权在其他领域的过度扩展,扭曲了资源配置机制,导致社会不公程度加深,阶层固化加剧;第叁,由于公权失范裹挟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因而产生了广泛的“示范效应”与不正常的“激励效应”,引发以“权力拜物教”为特征的“权力崇拜”行为;第四,消解了社会自治空间,既不利于社会自主性的发挥及公共领域的成长,也增加了执政成本;第五,增大了体制惯性,造成社会不合作现象等扭曲改革的机制产生,进而不利于改革的深入进行。第四章从叁个层面分析公权失范的原因。一是从历史角度考察,重点分析传统政治文化、军事斗争思维、政治动员传统和计划经济传统对公权的“形塑”作用;二是从客观环境的限制,分析社会整合、社会风险、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善及社会成员个体意识缺乏对公权失范的诱发作用;叁是从公权自身出发,探究利益意识、法治理念以及职能定位等主体性因素的影响。以此实现对公权失范的全方位、立体化透视,解构公权失范的基础性成因。第五章探讨公权失范的治理路径。首先,通过阐述执政风险依然存在、社会矛盾形势依然严峻、国家正反两方面经验等说明了现阶段规范公权的必要性;其次,通过分析中国当代政治精英的能力优势、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以及社会的自组织程度等,说明规范公权仍有较大的回旋空间;第叁,梳理国外较有代表性的规范公权的实践;第四则是有针对性地提出规范公权运行的若干政策建议。结语部分对全文作了总结,并探讨了可能的研究空间。
吴新叶[6]2004年在《转型农村的政治空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农村的政治发展是在中国渐进改革背景下的展开”为前提假设,探讨了自1992年以来农村政治形态的变迁。论文立论的逻辑是,农村以村民自治为标志的政治转型之所以选择渐进的模式,是同农村发展和国家整体改革的战略安排相一致的,即国家将民间自发的制度创新纳入整体改革的轨道,并加以制度化框架的约束,由此决定了农村政治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为了探讨农村政治发展的机制和规律,论文创设了“政治空间”的概念,研究的侧重点是:(1)宏观的政治发展形态,包括政治发展的基础、形式、途径和进程等。在政治空间的构成上,不断变化着的微观空间体现了政治发展的量变过程,这种政治的空间性对解释农村转型的肇因、动力、发展方向及由此引发的诸问题,具有工具性的价值。(2)微观的政治主体间关系,尤其是国家与农民在政治转型中的互动关系。政治主体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彼此之间除了存在竞争与冲突的对立关系外,也存在谈判与合作的妥协关系。这些博弈关系通过政治机制的方式存在于政治空间的结构之中,并影响着政治发展的进程。(3)政治发展的机制。在政治发展进程中,由于政治主体的权力配置及其运行过程存在差异,其微观政治空间的结构与功能、规则与程序等机制也是不尽相同的,由此构成了不同空间规范的政治生活框架,并形成了不同政治空间的不同成长规律与发展路径。在整体安排上,论文结构主要分成叁大块:首先,对渐进转型进行理论的梳理和比较,以期寻找农村政治空间形成的经济基础和历史基础。论文通过对改革开放后农村改革实践的考察发现,自1992年以来的农村转型,是我国在具备了一定“存量”基础的前提下而实行的主动性制度变迁,因此,农村渐进转型的改革模式是一种战略性的理性选择。此部分内容包括导论和第一章共两个章节。其次,通过分析政治转型所带来的权力变迁,介绍了农村政治空间的拓展、形成、政治转型的机制和农村政治生活的状态。这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包括第二、叁、四章共叁个部分。论文通过对政治空间的核心要素——政治权力的研究发现,我国农村的权力结构由国家权力、组织化权力和村民个人权力网络所构成。在转型期,农村呈现一种“哑铃型”的权力格局,即国家权力和村民个人权力网络相对缜密,而组织权力却发育欠佳,农村政治空间缺乏缓冲的结构。论文还发现,<WP=7>政治主体行为逻辑的差异性也影响着政治转型的进程,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空间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所有这些因素使农村在转型的进程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政治空间形态,即“村落共同体”和“农村社群”。它们的结构形式、功能特征、转型背景、政治生活方式及机制等都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拥有正式权力的政治主体主导着“村落共同体”空间的发展方向及其进程,而“农村社群”则是由非正式权力网络所支撑的政治空间。论文认为,合理的农村社群空间有助于农村的政治发展,有助于形成和谐的发展机制。但是,在市场经济转轨的冲击下,农村社群的空间基础异常脆弱,在国家和农村精英的主导下,农村自治性和自主性的空间很小,特别是组织化的政治空间更是如此。在转型而论,“村落共同体”的转型机制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制度化转型,而“农村社群”则是在农民主导下的公共生活与公共领域转型。当然,这两个空间并非仅仅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它们之间也存在互动的基础和条件。第叁部分主要研究了农村政治空间的成长。论文以村民自治的困境为背景,论证了农村制度化转型同自治性政治空间发育的必要性。论文认为,村民自治现存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家和农民之间制度关系的不平衡,制度化转型的根本是要建立起保障农村自主性政治空间成长的政治体制。根据政治空间成长的逻辑,农村政治发展的途径是要处理好党、政权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渐进转型的前提和政治发展的逻辑下,论文从民主合作制和执政党的功能平衡两个方面,探讨了农村政治空间成长的制度创新及其路径问题。其中,党在农村的存在和作用要实现执政的转型,即在不同的政治空间里,党应该以执政功能的平衡实现执政的转型。这样的结构安排是基于本文的结论而设计的:农村政治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在根本上是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村政治空间的不同属性使然,单一的制度化途径难以贯通农村政治发展的机制,非制度化的变量也一直伴随在农村政治空间的拓展、运作、成长等过程中。基此,本文提出:农村的政治发展需要寻找一条适应农村政治空间成长逻辑的道路,它既能体现村落共同体空间的成长规律,也能满足农村社群空间成长的需要。
方堃[7]2010年在《当代中国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中国农村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叁农”投入力度的加大,农村公共服务的整体水平有了显着提高。但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农村公共治理的碎片化和分散化问题突出,城乡及区域之间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以及劳动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农村公共服务需求。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公共服务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以“服务叁角”模型为框架,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对当代中国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理论基础、主要内容、运行机制及建设标准等方面提出了具有一定创新性的思路和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全文涵括七个部分即“一绪论、五章、一尾论”。绪论简要阐述了研究的动因及意旨,厘定和缕析了相关重要概念,对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了检视和评价等。第一章至第五章为本文的核心部分。其中,依据“总和分”的关系将第一章至第四章与第五章在研究内容上分开。前者为与“服务叁角”模型框架相对应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四个子系统；后者则是基于“服务叁角”模型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相关专题研究。第一章探讨了农民需求的概念及其特征,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对农民需求的类型、强弱、差别以及表达、满足和反馈等机制予以深入的研究；第二章从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的过程以及纵横两个维度,揭示了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公共政策子系统的运行机理；第叁章描述了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历程、近况及前景,对“市、县、乡(镇)、村”一体化治理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平台的总体框架、功能模块、基本流程和关键技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第四章剖析了造成农村公共服务人员素质整体不高、待遇偏低、队伍不稳定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人员配置、绩效考评、激励、职业道德和团队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优化路径；第五章从“服务叁角”模型的系统标准出发,对农村公共文化、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与环境保护、公共就业、灾害防治、公共安全等服务体系的八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尾论在总结全文研究结果的基础上,阐明了政府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标准与现实着力点,前瞻性地构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对接”的政策策略。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是：(1)理念和视角新颖。本文以“促进城乡统筹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理念,从现代系统管理科学的视角,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碎片化问题进行审视,系统地研究了基于“服务叁角”模型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运行机制及各子系统的功能。这种研究理念和视角在国内同类成果中具有新颖性。(2)分析工具和方法先进。本文超越了以具体公共服务项目作为对象的“拼盘式”研究套路,以体现现代服务管理特色的“服务叁角”模型为框架,综合运用了制度分析、经验分析、统计分析、实证检验、比较分析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种先进研究方法。(3)理论建构独特。目前,我国正处在“十一五”末和“十二五”规划制定的时空交汇期,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亟需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国家标准。本文尝试性地将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各个子系统及其相应标准整合到由“农民需求子系统”、“公共政策子系统”、“服务平台子系统”和“人力资源子系统”构成的总体战略之中,这在国内学术界具有独到性。(4)政策建议应用性强。本文对“十二五”期间完善农村公共文化、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与环境保护、公共就业、灾害防治、公共安全等服务体系做了专题性研究,阐明了当代中国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标准和着力点,前瞻性地构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对接”的政策策略,具有相当强的应用性。
张静[8]2014年在《当代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伦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各国政府普遍开始重视养老保障问题。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我国已经迈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面临着严峻的养老困难,社会养老保障问题已成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中之重。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当前,我国已在养老保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全国基本实现了统一制度目标,且基本构建好了养老保险体系框架。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养老保险对保障老龄人口的基本生存权利、维护农村的安定团结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社会养老保险有极为鲜明的伦理特征和伦理动因。赋予养老保险以人道、公平正义、责任的伦理关怀,有助于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和实施建立在合乎伦理的道德基础之上,有助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过程中运用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实现城乡居民平等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安”的目标。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制度运行的环节中出现了明显的伦理缺失,具体体现在代际供养困难、制度差异发展、缺乏人文关怀、公正与效率失衡、政府责任空缺等方面,需要我们对其加以改进和完善。如果我们只从经济和政治的层面来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发展进行解构和探索,是不能彻底填补体系建设的漏洞的。这就要求我们需进一步从伦理层面来深入分析养老保险的制度环境,取得道德的理论与实践支撑,从而为社会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健康稳定的环境保证。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养老保险伦理,把握好社会养老保险的道德意蕴,在良好的理论基石上建设并推进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功能,无疑能让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研究采取的方法主要有：文献分析与比较研究的方法,调研分析与实证研究结合的方法,多学科综合系统分析的方法。在研究中,综合使用了大量的政府和其他社会调研机构的统计数据、文献资料,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整合分类,累积关于国内外的养老保险伦理理论与制度建构方面相对完整的研究成果和真实可信的调研素材,为具体解构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伦理内涵和制度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将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系统,用相对比较可靠的事实材料进行理论和逻辑归纳,运用系统观点来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国情和道德现状进行分析揭示,以伦理视角审视我国构建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框架下的养老保险体系的完善与发展。研究首先分析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理清了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然后通过对养老保险伦理的一般规定性阐述,指出养老与伦理相关,并着重阐述社会养老保险的基本内涵和伦理意蕴,接着借由回顾对养老保险制度与伦理性相关的研究,梳理总结了西方社会养老保险伦理思想的演进和中国传统的养老保险伦理思想的承续,并同时系统整理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养老保险的伦理理论,为之后的论述奠定理论基础。研究从社会、经济、历史、制度等多维伦理角度具体剖析当代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主要伦理困境,从代际结构的供养保障困难、城乡差异发展的制度伦理障碍、价值目标追求的经济伦理偏差、政府责任的行政伦理缺位四个方面揭示造成当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伦理缺失的主客观原因,然后在当代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应具有的伦理原则与价值观的指导之下,提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养老保险发展的伦理路径与对策,指出应在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和谐发展等伦理原则的指导下,继续深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通过建立以制度公正为前提的城乡统筹经济体制、实行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养老保险运行机制、定位以公平正义为工作原则的政府行政责任,来不断健全合乎伦理的可持续养老保险体系,真正解决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伦理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借助对当前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伦理的研究,坚实了思想理论基础,拓展了制度建设领域,弥补了体系建构的不足,有助于我国真正解决居民老有所养问题、实现社会公平公正,有助于我国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更有助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孙百亮[9]2010年在《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均衡》文中研究表明市民社会既是一种内涵复杂的理论话语,也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实践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独立于政治生活之外的中国市民社会逐渐生成,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探讨市民社会的结构特征和价值基础出发,立足于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与政治改革的推进,分析了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内部的利益冲突与非均衡发展的基本态势和政治社会影响,并指出了建构市民社会利益均衡机制的意义及其途径。全文包括导论、正文六章和结束语。摘要如下：导论阐述了选题的缘由、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基本的逻辑架构,以及应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一章概述了市民社会利益冲突与利益结构均衡的一般理论。梳理了市民社会的基本理论及其历史演变。阐述了利益的含义,指出人的需求无限性与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利益冲突的根源。然后分析了市民社会的结构特征、价值取向对市民社会中利益冲突的影响。最后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市民社会利益冲突与利益格局的关系,市民社会利益结构失衡会加剧市民社会内部的利益冲突,而市民社会利益结构均衡则有利于消解市民社会内部的利益冲突。第二章分析了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市民社会发育的历史与现状。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与发展状况的分析,指出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已经萌生与发展。由于民主法制不完善,政治权力对市民社会的过度干预,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政治文化领域“官本位”的文化价值观根深蒂固,当代中国市民社会还很不成熟,具体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及其运行的非规范性、社会组织弱小,并且自主性不足、市民社会文化落后和公共理性缺乏。第叁章分析了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利益结构失衡及其所导致的利益冲突。国家与社会分离的政治解放有利于扩展个体的自由,但市民社会内部的利益分化与社会压迫说明政治解放有其固有的限度。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利益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在经济利益结构失衡、文化教育与社会保障权益结构失衡。造成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利益结构失衡的原因主要有：个体先赋性资源占有的差别、多种制度与政策的交互影响、市民社会组织发展不均衡。当代中国市民社会中的利益结构失衡使利益冲突呈现不断加剧的趋势。第四章分析了当代中国市民社会中利益冲突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市民社会内部的利益冲突具有双重功能。就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内部的利益冲突来看,它既具有促进当代中国制度创新和政治民主的正功能,也有负功能,其负功能主要表现为：导致资源损失和社会治理成本的增加、造成社会心理伤害和怨恨、消耗社会资本,引发政治合法性危机、破坏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导致国家重新集权与市民社会权利的萎缩。第五章分析了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利益结构均衡的价值。首先通过对正义、民主、自由、和谐等概念的阐述,然后分析了市民社会利益结构均衡的价值,指出市民社会利益均衡是社会基本制度正义和政治合法性的体现,是政治民主与社会和谐的基础,是增进社会认同,提高市民社会活力,实现市民社会个体平等自由的必然要求和保证。第六章探讨了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利益均衡机制的构建原则和途径。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需要坚持国家主导与社会多元参与的原则,起点公平与对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保护差别的原则。其具体的途径主要有：规范和转换政府职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社会资本和市民文化,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教育支持,帮助弱势群体建立自己的组织,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结束语,对全篇进行了总结,重申了构建利益均衡机制对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马海韵[10]2017年在《国家级新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个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渐渐孕育了社会治理理论,其核心议题是构建多元主体之间良性有序的合作关系及公共利益最大化。但是,西方社会治理理论需要的国家建构、多元主体及伙伴关系、民主协作及妥协等理念在中国还不完全具备,由此人们质疑西方社会治理思想在中国的适用性。而新兴的治理和善治理论及其多元共治、合作协同等元素又深刻地吸引着中国的学者和管理者,于是,西方社会治理思想如何中国化,已成为值得重视和亟待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中共中央在其有关“十叁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思想,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理念。“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一方面坚持小政府改革,压缩公权力,从而完成近代化改革命题;另一方面通过合作实现协同治理转变,促进了政治民主,应对了现代化进程中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这一政治方略既超越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也含有当代社会治理理念,更与当下中国实际国情和发展需求相匹配,需要全新的理论框架和核心概念来阐述和发扬。从社会治理的国家顶层设计、中国特有的国家级新区的演变和特质,以及南京江北新区的发展和特征来看,以南京江北新区为个案研究国家级新区的社会治理创新,有其重要的实践价值。从中共“十六大”首提“社会管理”,“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社会管理体制,再到中共十八届叁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直至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治理已经在顶层设计的视域里不断推进、纵深和发展。国家级新区是全新的区域性经济社会全面整合创新发展的龙头示范区域,与特区、开发区、自贸区等特殊区域相比,绝不仅限于经济先发优势,必须进行社会治理的全面创新,方能促成综合发展的领先效应,因此国家级新区社会治理应是不同于以往历史、不同于其他区域的崭新模式。南京江北新区的发展定位是“逐步建设成为自主创新先导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长叁角地区现代产业集聚区、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合作重要平台”,这样的发展定位其实包含了经济提升、区域发展、制度创新等多个维度,社会治理创新是重要的内涵式要素,对产业发展、自主创新、新型城镇化等目标有明确的推动作用。从发展定位、地理位置、所处阶段、治理基础来看,南京江北新区既有后发优势,又有规划潜力,具备研究国家级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代表意义和样本价值。因此,本文以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作为理念,以国家级新区作为对象,以南京江北新区作为个案,探索国家级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和机制。本文主要分为六大部分:导言旨在提出问题,揭示本课题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同时进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全面梳理国内外关于国家级新区社会治理的研究成果。第一章中梳理了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即公民社会理论、社会建设理论和治理暨善治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主要要义及内容。第二章整体分析了中国国家级新区二十余年的发展沿革,并以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论述国家级新区社会治理的基本状态,描述其不同于以往、不同于其他的社会治理特征。第叁章以南京江北新区为例,分析了其社会治理的现状与问题,以资料梳理和实地调研方式,论述江北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客观需要和实际困难。第四章对域外、域内类似范畴进行比对分析,并剖析提炼其对南京江北新区有参考价值的部分。第五章以“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作为理论指导,从社会治理创新的理念、机制和路径出发,构建南京江北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完整框架:全民共建共享当然是所有人的共同建设和共同享有,但在实际操作中不能泛化为每一个具体的人和每一项具体的事业,所以对于在某个区域内构建社会治理创新格局来说,一定是和具体的领域、具体的群体相结合,因此,本文结合江北新区的实际情况,选择了若干优先级较高的领域,作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创新在实践过程中具体实施、落实的对象;江北新区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包含权力运行和机构创新两大要素,全民性、共建性和共享性需要具体机制来达成和体现,本文以行政吸纳政治思想提出在江北新区试行法定机构,是促进公民成为社会治理当然主体构成之一的有效举措;江北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具体路径包括社会治理法治化、社会治理社会化、社会治理精细化、社会治理智慧化。全民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包含了若干要素,比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和社会治理的社会化能够促进全民共同参与和全民共同享有,社会治理精细化和社会治理智慧化能够促进全民共同建设,由此构成了多位一体的“江北模式”即南京江北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综合框架和具体路径,将有效促进南京江北新区成为国家级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代表性范式。第六章在剖析南京江北新区个案基础上,提炼国家级新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创新整体思路:首先是社会治理理念创新,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同时实现社会治理的整体创新,包括社会治理目标创新,致力于公共利益最大化即全民共同享有社会治理成果;社会治理主体创新,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组成的多元主体,以实现全民的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工具创新,从政府与政府、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叁者关系角度出发,进行治理工具创新,以保障全民共同建设;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构建协同治理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风险防控机制,以保障全民共同享有。结语中回顾了本研究的逻辑进程,对国家级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理念、实践及其愿景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理论愿景:在新的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论,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研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的一个亮点,提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核心要义;促进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的交叉融合,有利于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和治理能力理论体系;将中国实践上升为普遍性理论,为国际社会科学研究贡献中国成果。
参考文献：
[1]. 论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运行机制的转换[D]. 解正起. 浙江大学. 2001
[2]. 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研究[D]. 吴常柏.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3]. 县级政府教育政策执行力研究[D]. 金强. 西南大学. 2016
[4]. 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研究：从两分开到叁分开[D]. 钱广贵. 武汉大学. 2009
[5]. 改革开放以来的公权失范问题研究[D]. 李海荣.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6]. 转型农村的政治空间研究[D]. 吴新叶. 复旦大学. 2004
[7]. 当代中国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研究[D]. 方堃. 华中师范大学. 2010
[8]. 当代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伦理研究[D]. 张静.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9]. 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均衡[D]. 孙百亮.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10]. 国家级新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创新研究[D]. 马海韵. 苏州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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