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国家劳动力流动及其宏观经济决定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论文,劳动力论文,因素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2.1；F24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7）05—0074—008
20世纪最后十五年，东欧和原苏联等国见证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变革。这些国家在痛苦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包括在国内各个地区和城市之间，以及这些国家与西方工业国家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必然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和重新配置。
在评价转型期间劳动力市场配置资源功能时，我们必须重点关注如下问题：第一，什么样的部门调整对劳动力流动是有效率的；第二，在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哪些劳动者群体容易受到结构性失业的冲击；第三，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供应）如何影响劳动力流动性。
我们认为，人口、就业和市场需求对于劳动力迁移和流动具有重要作用。转型国家普遍面临的劳动力重新配置的低效问题主要是由于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是国内因素，如缺乏住房市场，企业重组不充分以及交通运输基础建设薄弱等；二是国际因素，如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性政策、转型国家的地理位置以及流动倾向等。此外，在考察转型国家劳动力流动时，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欧盟东扩问题。Fidrmuc等人对欧盟候选国人口迁移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分析并预期，指出加入欧盟后，捷克、波兰等转型国家流向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劳动力数量将温和放大；第二，时滞问题。劳动力迁移作为调整和减轻地区差异的机制，它的效果可能在长期中才能体现出来[1]。
一、转型国家部门和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
（一）转型国家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
20世纪90年代前半叶，转型国家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所有转型国家工业部门的就业结构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受转型的结构性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最大的两个产业部门——工业和农业——受到影响最大，而原先并不重要的部门如今成为创造和吸收就业最多、最快的部门，如金融服务、贸易、旅游、餐饮以及公共服务等部门。
从劳动力流动情况看，相对于独联体国家而言，中东欧国家的劳动力明显地流入金融、贸易和旅游等服务部门，而农业和工业部门就业人数显著下降。在更换职业的劳动者中，有一大半改变了所在就业部门。这种重新调整就业结构的方式在处理长期性失业问题上比较有效。一些中东欧国家，如捷克、匈牙利，失业和就业人员的变化对市场需求比较敏感，从而在经济稳定或者增长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劳动力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资源配置效率较高。
Basu、Estrin和Svejnar，的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初，相对于产出和工资，中东欧国家有较高的就业弹性。由于实际工资相对于产出下降的幅度更大，因此，就业下降幅度不如独联体国家那么剧烈。而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后，由于实际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曾一度上升，实际工资率出现上升趋势。此外，中东欧国家劳动力在工作岗位之间的流动性也相对较高。在1994年到1996年经济恢复和稳步发展时期，不同职业之间的更换非常频繁，部门结构的转换速度也逐步加快，直到1998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后，这种工作转换才开始减慢，同时失业期限结构有所恶化[2]。
从具体产业部门的就业变动情况看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工业部门普遍下降。从就业人员的绝对数量看，转型期间所有国家都呈现下降走势。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进一步考察工业部门在总就业中所占比重指标：第一种情况，有明显下降，以独联体国家居多，如俄罗斯、乌克兰、阿塞拜疆等，立陶宛、斯洛伐克等国转型期间工业部门吸收就业能力也有明显下降；第二种情况，下降幅度不大，如捷克、匈牙利、波兰等国，还包括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不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如果考察转型国家建筑业的就业变动情况的话，我们发现，除了捷克建筑部门就业有所增长外，其他国家均出现下降局面。
第二，农业部门有升有降。转型期间农业部门的就业变动也可以分为两种情况。除了阿尔巴尼亚、立陶宛和罗马尼亚外，绝大多数的中东欧国家农业部门的就业都显著下降，而许多独联体国家的农业部门在转型期间吸收劳动力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趋势；俄罗斯、摩尔多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少数几个独联体国家农业部门的就业情况基本不变或者有所下降。
第三，服务行业情况各异。从服务业整体上讲，它是转型国家创造和吸收就业增长最快的产业部门。但是就其中具体各个行业来看，转型国家之间又呈现各种各样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比如说，批发和零售业的就业比重在捷克、爱沙尼亚、克罗地亚等国是上升的，而在波兰、匈牙利、俄罗斯、乌克兰等国是下降的；同样，金融和保险业就业在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等国呈现增长趋势，而在拉脱维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却基本维持不变。
（二）转型国家地区之间的人口和劳动力流动
从全球和地区水平看，转型国家是构成人口和劳动力向外迁移的主要地区。在1987年以前，转型国家国际范围内的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并不稳定，并且受到政府当局的严密控制。1980年到1989年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平均每年从现在的转型国家地区接受13万移民。这一时期，中东欧国家如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人口流动相对来说比较频繁。80年代后半期，转型国家开始放松对公民出国旅游的限制以及其他国家移民和劳动力的进入要求，1987年到1989年，至少有两百万人从转型国家地区向外流出，而其中一半来自于波兰。
数据显示，移民数量在转型初期达到了历史性高点。1990—1994年，市场经济国家平均每年从转型国家地区接受超过100万人口规模的移民，而转型国家内部之间的迁移更加庞大，每年约有150—200万人在这些国家之间进行流动。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更是加剧了国家之间的流动。原来属于国家内部地区之间的流动如今成为真正的国际性流动。此外，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外，其他国家政权的频繁转换以及不断上升的民族矛盾，甚至武装暴力冲突，也大大加重了人口流动比例，但这种性质的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并不具有长期性。90年代后期长期性流动有所下降，主要是武装冲突减少、移民接受国加强了移民政策以及难民政策等原因。到了1998年，转型国家进入到市场经济国家的移民数量只有90年代初的三分之一，而从其他国家流入转型国家地区的规模数量却基本不变，这导致了转型国家地区净迁移率（移出减去移入数量）的下降。同时，转型国家地区内部之间的迁移率也减少至当初一半的水平。
美国、德国、以色列、瑞士、意大利和加拿大是转型国家移民的主要目的国和接受国。在转型国家地区内部，民主改革加剧了国家之间的多样性，一些国家因为政治和经济条件恶化而出现人口和劳动力大量移出的局面，一些政治和经济形势趋好的国家在90年代也接受大批的别国移民。整个90年代，有五个国家总体上保持了正的净移入，它们是克罗地亚、捷克、俄罗斯、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其他转型国家总体不太平衡，在1990—1995年间，有些国家出现很高的净移出比例，其中波黑（－43‰）①、南斯拉夫（－15‰）、吉尔吉斯斯坦（－12‰）和哈萨克斯坦（－11‰）排在年均净移出率的前列[3]。90年代后半叶，大多数转型国家迁移比例开始下降，而哈萨克斯坦和阿尔巴尼亚却成为少数几个在整个90年代都经历净移出的国家，贫穷和战乱也许是最主要的解释原因。
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转型国家经历了人口负增长，而未登记的人口和劳动力迁移数量和规模也是相当庞大的，尤其在那些位于欧洲的独联体国家、阿尔巴尼亚以及从原南斯拉夫联盟中新独立出来的国家，未记录在案的移民比例也很高。这些无规律的流动的主要形式是短期流动。他们通常不需要有效的证明，一般均从事短期性质的打工或商贸活动。尽管这些短期或者短距离的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基本没有规律可循，但是它们却构成转型国家外部收入的重要源泉之一。
从转型国家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未来发展趋势看，以下因素将发挥一定的作用：少数国家仍然存在的政治不稳定和地区冲突现象；加入欧盟对部分中东欧转型国家一定的冲击；有关入盟条约限制来自这些国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条款。
二、对转型国家劳动力流动的实证检验
Todaro和Harris建立了现代劳动力迁移的理论基础。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迁移发生的原因是由于收入差异的刺激作用，如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的工资水平的差异，以及在劳动力迁移的目的地国家具有选择理想工作岗位的较高可能性等等。因此，对于迁移目的地国家来说，这里的工资水平越高，失业率越低，那么流入该国的外来人口和劳动力就越多[4][5]。但是，Faini和Venturini认为，劳动力来源国的工资效应不一定存在线性关系，因为这些国家一般具有限制劳动力向外流动的政策措施。随着国内工资水平上升，劳动力移出的数量会上升而不是减少，因为此时那些限制性政策减少了。只有那些相对富裕的国家或地区的工资水平的上升才会减少该国或地区劳动力外流的可能性[6]。Borjas指出，移动不仅对工资水平做出反应，而且也可能因为不同地区之间劳动技能水平的差异，学习技能也成为劳动力迁移的目的。相对平均化的工资水平可能吸引劳动技能较低的劳动者，而拥有较高技能的劳动者会选择收入差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作为目的地国，因为那里有更高的劳动技能回报[7]。
从大多数实证研究文献看，它们集中于就工资和就业前景的作用来解释劳动力迁移模式，这与Harris和Todaro的理论是一致的。目前关于转型国家劳动力迁移的文献不多，原因主要是缺乏数据。Burda和Hunt对东德作了一些研究，他们认为，大多数东德人进入西德是出于国家统一意识的觉醒而不是物质目的。但实际上，在90年代中期，前往德国东部的劳动者与从东部到西部的人数差不多[8][9]。因此，Sinn认为，德国东西部之间缺乏大规模流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新成立的联邦政府采用原西德较高的工资水平作为统一标准[10]。
对于转型国家劳动力国际流动的检验，我们设计了一个新的思路。假设：（1）劳动力汇款、人口迁移与劳动力流动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并将迁移数量和比率等指标用人口进行标准化，因此，本次检验分两个阶段：第一是总体性检验劳动力迁移以及决定因素；第二是检验并比较劳动力国际迁移以及不同转型国家之间的差异。（2）用工资增长率与经济发展前景、失业率与就业前景，以及GINI系数[11] ② 与劳动者技能水平之间的关系作为模型变量的替代。（3）这里我们暂不考虑政治及武装冲突引发的难民因素。当然在实际国际迁移中有相当比例属于此类构成，但本文出于数据限制，只能做出这样的假设。（4）很明显，除了失业率、工资水平以及劳动技能差异等因素作用外，其他如基础建设的质量、住房存量、福利制度以及地区间社会、文化和人口特征等因素也会对劳动力迁移发生作用，这里也暂且忽略。（5）关于数据的说明。本次实证研究的目的是劳动力迁移与地区之间工资水平、就业状况以及劳动技能差异的相关关系，在考察总的迁移数量或者净迁移率时，我们关注特定年份离开该地区或国家的人数，而不区分前往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事实上也没有此方面可得的数据）。
在以上假设和说明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如下形式的模型：
统计结果显示，转型国家失业率、工资水平以及GINI系数等变量与流出劳动力向国内汇款占GDP比重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国内就业情况比较糟糕、工资增长率水平较高或者收入差距比较大时，劳动力汇款比重就会增加，这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劳动力向外流出数量增加。
第二阶段的检验仍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行面板数据分析，采用如下模型：
关于模型的几点说明：首先，考虑到转型国家在劳动力流动以及宏观经济运行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假设不同的常数项可以反映不同国家的差异，因此做F检验的结果应接受回归斜率系数相同但截距不同的零假设，故选择变截距（variable intercept）模型；其次，考虑到我们选取的1990年到2001年这些转型国家的数据样本中个别数据不可得，因此，回归是在确定效应（fixed effects）模式并且在不平衡样本（unbalanced sample）中进行；最后，为了减少由于截面单元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在处理加权问题时我们选择跨部门残差变量作为权数（cross section weights），这样就可以进行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GLS）。
统计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独立变量劳动力迁移与各解释变量之间显示出高度正相关性，只是在具体情况下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有所不同，说明不同地区之间失业率、工资水平以及收入水平的差异确实对劳动力的流动具有决定性作用。下面，我们对不同类型转型国家的具体情况作进一步分析：
第一，转型国家整体。
以所有转型国家作为统计检验对象的话，结果都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一个处于转型期间的国家，如果它具有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失业率也较高，贫富收入差距较大，在这种情况下，高的工资增长水平以及基尼系数会引起劳动力流入的增加，这可以理解。那么，国内失业率处于比较高的情况怎么也会引起劳动力流入的增加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从不同技能的劳动者的流动来考虑。具有相对较高流动性的属于高技能劳动者，他们对于就业比较有信心，对失业率敏感程度不高。在高工资水平以及较高对技能回报的吸引下，流向目的地国家。而在劳动者中占较高比重的那些技能较低的劳动者往往会考虑到自身的竞争力、迁移的成本以及寻找工作的不确定性（找不到可以补偿成本的理想工作），同时对方国家失业率较低，也意味着劳动力市场需求弹性和流动性较高，这对于偏向长期稳定工作的劳动者来说并不十分具有吸引力。这就造成他们即使面临较高的失业率，也不倾向于到一个工作机会更多的地区去，反而会减少向外的流动，因而造成净流入的增加。但前提是：作为转型国家整体而言，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劳动者技能较低，流动性较低；而一些中欧国家可能与西方国家水平比较接近。
第二，中东欧转型国家。
从中东欧国家的总体水平看，总的平均登记失业率为11.7％，实际失业率为12.7％；1990—2001年的实际工资增长率为76.8％，2001年平均工资增长水平为88.6％（1998＝100％）。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水平差异，因此，在实际检验过程中，失业率和工资增长率的显著性不高，只有反映不同技能劳动力流动情况的基尼系数指标与国际迁移呈现正相关关系。这至少说明，从总体上看，中东欧国家对高技能劳动力比较有吸引力，是这类劳动者的理想迁移地。
对于中欧五国来说，它们在所有转型国家中经济表现最好，平均实际失业率比登记失业率还要低；④ 工资增长率水平较高，为84.6％，⑤ 在经历了90年代最初几年的短暂下降后，已经基本上恢复到转型前的水平，2001年平均为99.0％。这些国家不但在地理位置上靠近西方工业国家，而且与他们有着紧密的经济来往，这是其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和动力。因此，这些国家（包括下面提到的波罗的海三国）是其他转型国家，尤其是独联体国家劳动力流动的首选。失业率越低，再加上普遍较高的工资水平以及社会福利，意味着经济前景越好，自然会吸引劳动力流入。
尽管波罗的海的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三国也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恢复程度没有中东欧国家好，1990—2001年的平均增长水平仅为58.4％，工资增长率水平2001年仅为63.4％，两项指标都低于中东欧国家平均水平。因此，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工资率的增长对于吸引劳动力流入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与捷克、匈牙利等中欧国家相比较，波罗的海国家的失业率维持较高状态。从5.9％的登记失业率来看，低于中欧国家水平，但是其实际失业率却高于中欧国家水平，平均为11.4％，而且处于一种长期性较高的失业水平。为什么失业上升不会阻止外来劳动力的流入？这是因为，与中欧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不同，波罗的海国家构成失业的主要成分是那些较低技能而且处于长期失业状态的人。因此，外来的劳动者，尤其那些来自独联体国家的较高技能劳动者并不会因为这些国家失业率增加而减少进入；同时，本国劳动力，主要是那些处于长期失业状态的低级劳动力也不会因此而增加外流。⑥
巴尔干国家的工资水平只比中欧五国略低，但明显高于其他转型国家，1990—2001年实际工资增长率为80.3％，2001年的平均水平为93.3％。而困扰这些国家的主要问题是长期的、居高不下的失业。除了罗马尼亚外，保加利亚、马其顿等国失业情况相当严峻，1990—2001年平均登记失业率为16.5％，实际失业率为16.8％。与中欧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的失业情况不同的是，巴尔干国家劳动力资源的使用水平比较低，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一个动态的劳动力市场，应该在就业和失业之间保持一定比例的双向流动。但是在这些国家，从就业到失业的比例高。以保加利亚为例，2000年失业比例高于中东欧平均水平几乎一倍；从失业进入就业的比例低，只有22％的失业者重新找到工作。这种情况在转型国家整体水平中也属于比较低的。⑦ 相反，失业人群中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比重较高，40％的失业人员从劳动力大军中退出。⑧ 较高的实际失业率，大量失业者不断退出劳动力市场，显示对就业和经济前景长期不看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工资水平增长较快，仍然无法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流入。相反，国内劳动力纷纷到其他经济形势看好的中东欧国家以及欧盟国家寻找工作。因此，工资增长率与劳动力迁移呈现负相关关系。而劳动力迁移对基尼系数表现出较大的反应，这也说明该地区对具有较高技能的劳动者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第三，独联体转型国家。
再看独联体国家，从整体而言，总的平均登记失业率为2.5％；⑨ 实际失业率为10.2；⑩ 1990—2001年的实际工资增长率为49.5％，2001年平均工资增长水平为49.4％（1998＝100％）。在失业水平以及劳动力结构与中东欧国家差距不大的情况下，经济的恢复性增长以及劳动力市场未来前景的良好预期将是引起劳动者流入独联体（包括内部流动）的主要因素。收入差距越大，对高技能劳动者的吸引力越大。
对于地处欧洲的独联体国家，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摩尔多瓦，他们的登记失业率非常低，仅为1.9％；但是实际失业率(11) 与中东欧国家相当接近，为9.7％。(12) 考虑到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不是十分理想，因此，劳动力流入对较低失业率的反应就不如中欧国家显著。实际工资增长率水平方面，在经历了转型期间的快速下降后，1990—2001年平均为67.4％。(13) 至今只恢复到1989年转型之前的一半多水平，2001年平均为58.8％。但是，如果有一个明显表示经济长期快速向好发展的信号，如实际工资增长率的上升，那么对于吸引劳动力流入的效果就会比较明显了。
数据显示，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三国的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率水平比较低，1990—2001年为47.6％，截至2001年底，格鲁吉亚恢复到95.7％，而其他两个国家仍不到1989年的一半水平。这些国家的平均登记失业率为4.2％，而LFS基础上的实际失业率为12.5。(14) 在独联体乃至转型国家地区都算是比较高的，失业率下降引起劳动力流入，特别是流入到总体水平较高的格鲁吉亚。因此，失业率与劳动力迁移就呈现出一定的负相关关系。
中亚国家的总体经济指标都比较低，实际工资增长水平，1990—2001年平均为36.8％，(15) 2001年平均为31.5％；(16) 这些国家的平均登记失业率为1.8％，(17) 而实际失业率为11.5％。(18) 失业与劳动力流入正相关。这意味着，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向外迁移的劳动力非但没有增加，反而进一步减少。一方面，排除高技能劳动者到这些国家工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过低、劳动力流动性极低以及流动成本（如地理位置、交通设施）等因素限制了本国劳动力向外迁移。失业率增加让劳动者进一步失去了流动的可能性。
三、结论
总体上，对于转型国家而言，劳动力的净移入水平与平均工资率正相关，与失业率负相关。但是，高工资地区面临整体较高的流动性，即高的流入和流出而不是高的流入和低的流出，这种模式也适用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转型国家，高失业率不仅限制了劳动力的移入，而且也限制了劳动力从经济条件恶化地区的流出。这意味着，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有较高的流动性；反之，经济条件差的地区劳动力流动性也较低，基本处于低的平均工资水平和高的失业率这样一种经济恶化状态。如果转型国家或者地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遭受负面的经济冲击，即产出下降、失业上升或者工资下降，则可以考虑通过提高劳动力流动性来吸收这种不利影响。一方面，恶化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促使劳动力从该地区离开，前往那些工资较高、就业前景好的地区；另一方面，低的工资水平和丰裕的劳动力资源也将吸引新的投资者。新兴企业能够创造就业，缓和该地区的就业形势，同时提高平均工资水平。
［收稿日期］2007—03—19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04BJL054）的资助。
注释：
① 每一千人中有43人迁移到国外，下同。
② 这里的基尼系数是采用劳动者每月实际收入包括奖金（distribution of earnings）数据编制的，为1990—2001年平均值。
③ 失业率为1990—2000年平均登记失业率，工资增长率为1995—2000年平均水平。
④ 1990—2001年，平均登记失业率为10.4，而实际ⅡLFS（Labour Force Surrey）失业率为10.3。
⑤ 以1989＝100％为基准。
⑥ 波罗的海国家劳动力市场有较高的工作转移程度（turn over），但主要是工作到工作的转换。
⑦ 在波兰该比例为35％。
⑧ 斯洛伐克为5％，即使失业率同样较高的立陶宛也仅为15％。
⑨ 土库曼斯坦的数据不可得。
⑩ 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数据不可得。
(11) 没有白俄罗斯的数据。
(12) 该指标中欧五国为10.4％，波罗的海国家为11.4％。
(13) 白俄罗斯1993＝100。
(14) 没有亚美尼亚的数据。
(15) 哈萨克斯坦1991＝100，吉尔吉斯1990＝100，土库曼斯坦1993＝100。
(16) 缺少土库曼斯坦的数据。
(17) 缺少土库曼斯坦的数据。
(18) 缺少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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