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机制的创新——从析“唱衰中国”、“改革停退”论说开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配置论文,宏观调控论文,开去论文,中国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年前，邓小平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1](p.372)2013年3月，习近平重申“中国的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2]现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当然也不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资源配置机制，应当厘清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厘清不断出现的错误思潮；二是厘清社会主义制度前进中的利弊得失，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我们的基本方法应当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3](p.86)我们不迷信任何教条，而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抽象，“我们愿意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但不会照抄照搬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2]
一、“唱衰中国”、“改革倒退”论泛起根源与改革发展中的经验教训
本来，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在不断出现和克服困难中壮大和优化的。矛盾正是发展的动力。在发展和改革的过程中出现大大小小的波动乃是一种常态。然而，国内外一些这样那样的人却常常以此为借口，屡屡发出形形色色的怪调。当然，有此类情形也属常态。我们比较顺利时，有人会喊“中国威胁论”，稍微出现一些坎坷，有人会唱“中国衰落论”，或者两种调子同时出现，从不同侧面而来。回溯历史，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骂声中壮大和胜利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也是在“嘁嘁喳喳”的噪声中发展与兴盛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内忧外患，有多少西方人咒骂中国，寄希望于共产党垮台；苏东解体之时，西方又有人欢呼雀跃，叫喊中国也快走向绝路。然而，历史却让这些议论彻底变成了胡言。现在的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国兴旺，同时在新阶段也遇到了一些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这不也是常态吗？但一些人又趁机大放厥词，实不足为怪。恐怕在今后的100年中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非议，这没有什么可怕。需要具体分析的是，为什么现在又会出现这些论调，有三点需要考虑：一是立场或利益关系；二是认识的方法论；三是我们应当从中总结的经验教训。
立场——不待见中国。中国强盛了他们会嫉恨，中国有难处他们会兴奋，或好或坏均有恶言，因为你是他们心中的敌人。为什么国内一些人也跟着嚷嚷呢？有的是受西方支持的(其中有的人拿着西方的钱)；有的是当“奴隶”当惯了，容易跟着起哄；有的是国内极端私有利益的代言人，当然也有一些糊涂人弄不清是非。国内一些人立场站错了，经常想从内部让大家不得安宁，最好改弦易张，实行“宪政”，即西方民主模式、“完全私有化”，少数人甚至连爱国主义也没有。党的十八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虽然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但还用得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以保持清醒的头脑。
方法——我们可以把它们概括如下：“西方教条、市场迷信、私化宗旨、宪政模式。”国内某著名学者所讲的“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4](p.序)实质就是此意。有些人跟着国外敌对势力发出一些杂音，其中也有不少是爱国的，但他们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当，受西方影响太深，以西方人的话语为标准，以为西方学者最有学问，“贩卖洋货”显得自己能与“国际接轨”，乃至洋人随便说一句什么话，便成了一些人的“圣经”、“法宝”，他们张口闭口引用，侃侃而谈。他们贩卖洋人的什么东西呢？最核心的是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万能论。他们把市场奉为无所不能的神灵，又把自己装扮成无病不治的神医。在《环球时报》上，一位学者曾在其文章中作过这样的描述：“归纳一下中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教科书要点：第一句话——中国经济的成功，就是政府作用越来越小、国有部门越来越小、市场自由越来越大的结果。第二句话——中国经济若要继续成功，就要继续自由化、放松管制、缩小国有部门；只有市场才是最有效率的，国企是市场的对立面，是垄断、特权和腐败的代名词。第三句话——中国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称为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学家如果不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就不能叫经济学家。至少有二十年了吧，此派人物的这套‘三句经’从来不变，永远不变。他们刚从海外留学回来时这么讲，目睹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后还这么讲，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仍然这么讲。好像对自由市场造成的祸害什么也没看见，连危机后面涌现的最新经济学观点也都充耳不闻。”[5]
还有一位学者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的片面性、表面性：“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的许多原理都是以一些基本的假设或者公理为基础的，这些以形式逻辑推理出来的经济学常常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规律。”他们“从基本假定或者定义的概念开始就已经摒弃事物的一些方面而不具备前瞻性，加上形式逻辑本身并没有条件和全方位揭示事物的规律，所以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和借鉴，从根本上是要讲时空特点和社会文化属性的特点和条件的”，比如“理性经济人假设”就是片面的，他们“只迷信市场、鼓吹私有化、片面强调个人权利等。在经济的许多领域都是执其一端，再以形式逻辑来演绎推理，造成金钱至上、政府债务积重难返”。[6]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种经济学到底有无用处，不在于你怎样鼓吹，而在于实践效果。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已经不灵了，在中国也碰了壁，但有些人总是执迷不悟，硬说什么这几年“改革停滞”了，甚至“倒退了”，按他们的说法就是没有彻底“市场化”、没有私有化、没有陷入经济危机。事实说明，这种市场迷信是不灵的。
经验与教训——全面看待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形势。国内的有些学者，不仅否定改革开放前29年的伟大成就，而且否定党的十八大肯定的近1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的科学判断，说“改革停顿，甚至倒退。”[4](p.序)实质上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反对改革，从而把改革引上邪路。应当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使中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这是主流。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市场经济与基本经济制度结合、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导作用与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功能结合，并不是自由市场化的作用。这些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够避免经济领域的一些大起大落，没有遭受金融危机(只是受了些影响)，就是正确发挥了宏观调控的作用，这一点不再详说。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不少方面也受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过分强调市场化，一切都交给市场来解决，把“利润最大化”作为宗旨。从实践效果看，其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例如，由于市场化过度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有的地方出现了两极分化问题，而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却迟迟不能出台，或者说实际上基本上没有重大进展，这严重制约了内需的扩大和经济转型。再如，生态环境恶化也与过度市场化有关，使得不少地方的环境污染几近危难，而对这方面的改革是相当滞后的。一些地方对市场放任，市场秩序相当混乱，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城乡，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十分突出，洋垃圾拍卖屡禁不止。少数人投机倒把、操纵市场行为猖獗，不少地方高利贷盛行，黑恶势力欺行霸市，社会安全缺乏保证。与此相连，对于不法私商牟取暴利的行为缺乏控制，不仅少数人通过侵占国有资产发大财，而且利用房地产市场几年间成为亿万富翁。对于反腐倡廉制度的改革也是比较弱的。这些当然有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也有不少是受新自由主义影响造成的。少数官员不仅同少数富豪结友，而且崇拜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并给予这样那样的支持，套用他们所谓的理论指导改革。由于短期行为层出不穷，造成低层次重复建设，许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这是很大的教训。现在我国为什么在经济上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有国际原因也有国内原因，其中收入差距过大是重要的方面。事到如今，市场秩序的混乱造成了许多难以挽回的后果，但有人还在大嚷“改革停滞了”、“改革后退了”，实际上还是指没有彻底自由化和私有化。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应当坚持邓小平所讲、习近平重申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完全私有化、彻底市场化，不是改变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是削弱政府对经济命脉的基本控制和正确的宏观调控管理。
综上所述，我们需要科学地认识当前的形势。国外有垄断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对我们进行干扰、扼杀、西化、分化以及颠覆渗透活动，而国内则有他们的崇拜者给予配合，有些糊涂人跟着瞎嚷嚷，有些政府公职人员尚且不接受教训。总体来看，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消极影响不可小觑，它的一些观念和做法，需要从实践的层面作深层次探讨。
二、宏观调控与资源配置三元素的比较与综合
某学者耸人听闻地说“十几年前，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因为“改革停滞”“甚至倒退了”。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不仅否定了党的十八大所作的“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的判断，且故意把基本制度与资源配置的方式方法混淆起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几十年前我们就解决了，毛泽东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后来邓小平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历次党代表大会都坚持了这个观点。至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只是具体体制和方法问题。邓小平明确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p.373)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用，它们同社会主义本质不能混淆。那位学者偷换了概念，实际上是要用所谓的“完全市场化”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我们必须摆脱他们的纠缠，正本清源，用科学态度分析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的几种方式。
到底什么样的宏观调控、资源配置方式，更有效、更适合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显然，不能看一时的成效，应当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医学上有一观点值得借鉴：事后救治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预防。我们既要廓清错误思潮的危害，更要进一步深化认识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的机制。要把近期、中期、长期以至远期的发展和效率联系起来看，最好的办法是能够避免事后出现大问题，防止经济大起大落，防止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大事件。为此我们应该对以往的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机制作一个比较。
第一，市场机制。诚然，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有一定的优点，如激发各参与单元的活力，有竞争性驱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调整供求关系。但是，认为市场是“最有效”的配置资源的机制是有片面性的。哪里赚钱资源就往哪里跑到底行不行？这固然会使某一部分人一时赚钱多、收益大，但从长远和整体看，由于市场机制的短期性、滞后性、自发性、不协调性、周期性等，往往会造成经济整体失衡、生态破坏、资源短缺、社会浪费，乃至经济危机。甚至有时候成了饮鸩止渴，少数人富了，但坑了国家、害了社会；虽然一时发展起来，但造成的后果却是始料不及的。世界上有许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他们单靠市场调节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和生态灾难。世界发展进入到科技经济时代，必须全面看待所谓效益。第一位的应是生态效益，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根本利益的大事。生态危机会葬送人类本身，葬送先进生产力所带来的社会文明，如果不考虑这一点那就是对人类的犯罪。其次，是要考虑整个生产力发展的协调性，不能够一地的发展损害另一地的发展。另外，还要防止两极分化。我们应当全面认识市场经济的两重性，它既有巨大活力又有重大缺陷，单靠市场机制或者完全市场化是不行的，往往导致损害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和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只能让少数人发大财。
新自由主义者只能夸夸其谈，从表面讲市场的好处，却不能从理论上作深层次的全面分析。从理论上说，市场经济交换机制的核心是追求个体利益、自身利益、局部利益，尤其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企业利润最大化。可以说，追求个人自身利益是它的动力源泉，然而争取利润的最大化往往会侵犯别人的利益，并且导致市场关系的扭曲。将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理论化，最早来自于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有一大段论述：“人们之所以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考虑的只是自己资本的安全；而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产品的价值达到最大程度，所想到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此种情况之下，与在其他许多情况之下一样，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并非出于本意的目的——也不一定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7](p.327)现在我们依据唯物史观，进一步结合历史和现今的实际，对亚当·斯密的论述进行仔细推敲，可以看出其逻辑上的纰漏(可谓“斯密之纰”)：个人自私利益的总和并不能等于社会利益的总和，因为许多人所谋得的利益恰好在于侵占了别人的利益。在整个社会中，必然有个人利益相互抵消的部分，更不要说争取利润最大化(斯密称之为达到“最大程度”)势必侵占社会利益、消费者利益。事实上，亚当，斯密的论述即使在西方经济学里也有一些理论与之相悖，例如，“博弈论”认为：在n方参与的复杂博弈(如大市场)中，即使达到了“纳什均衡”，也可能得到“零和”、“负和”、“正和”等不同的结果。再从经营视角上说，在一定的价位内，利润和成本成反比，利润的最大化必然是成本的最小化，如果利润没有上限，成本也可以没有下限。为了赚取利润最大化，必定设法降低成本或提高价格，乃至使产品的使用价值受到损害，如缺斤少两、以劣充优、牺牲环境等，最后有可能造成损害用户、消费者的利益。现在市场上出现了各种混乱情况，就是由于追求利润最大化造成的。企业和个人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考虑社会责任，以牺牲消费者和社会利益参与竞争，造成社会危害。例如，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就是很明显的例子。现在看来，单纯提争取利润最大化是不科学的，它容易违反道德。用这种“经济人”原则去配置资源可能对个人会产生好的效应，但由于他不顾消费者和社会、生态的效益，个人得了大利，社会势必遭到损伤。用“利润最大化”这个标准来衡量资源配置的优劣有很大弊端，在国内容易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区域发展不平衡、两极分化(富人剥削劳动者)，催生经济虚拟化、畸形化；在国际上，必定会出现侵犯别国的利益，以牺牲别国的利益来争取少数国家少数人的利润最大化，乃至抢夺资源、发动战争、搞霸权主义。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造战争边缘政策(准冷战政策)，到处制造事端，目的是卖武器、抢资源，争取垄断大资本的利润最大化。由此看来，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标准，不仅违背了社会所要求的综合利益原则，更违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宗旨。利润是必要的，但必须取之有道、有度。
正是在这种利润最大化原则指导之下，在市场经济自发配置资源的条件下，必然产生“第三只手”。即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必定产生随市场而生、依市场而动的行为和势力。这样的“第三只手”必定会以牟取暴利充分扩大市场的消极面，乃至进行垄断，采取各种极端行为进行恶性竞争。正如恩格斯所形容的：由竞争关系所造成的价格永远摇摆不定的状况，使得商业丧失了道德的最后一条痕迹。“在这个漩涡中……每个人都必定会成为投机家，就是说，都企图不劳而获，损人利己，或利用偶然事件发财。”[8](p.75)“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9](p.445)这种“第三只手”在国内已经形成大大小小的势力集团，小则欺行霸市，大则垄断市场，邪则形成各种黑势力；在国际上，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小则跨国垄断搞贸易保护主义，大则以武器金融粮食石油等诸方面的垄断称霸世界，剥削发展中国家。①依靠这样一种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第三只手”去配置资源，最终不可能是最优的。现在，许多问题都产生于此，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以来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空前破坏，已经使人类蒙受多少世纪都难以弥补的灾害。
说到两极分化，那位学者有一个怪论：“在改革停顿甚至倒退的情况下，权贵寻租和两极分化变得日益严重”。[4](p.序)这是对事实的歪曲。我们知道，两极分化主要是过度市场化的产物，由资本强势极力牟取利润最大化，才使少数人发大财、多数人受剥削，富则愈富，穷则愈穷。如果按“彻底市场化”要求去改革，必定加剧两极分化。那些亿万富翁是怎样产生的？就是从市场中分离出来的，尤以房地产巨商最为明显。这说明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与市场经济有着必然联系。至于他所说的权贵寻租也只是讲了一半，只讲被糖衣炮弹打中的人而不讲释放糖衣炮弹的人，市场中大量私商争取利润最大化乃是腐败的土壤。两极分化同完全市场化不可分——这正是邓小平生前最担心的事情。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社会的精神生活领域会由市场中的个人利益最大化造成道德沦丧，人们之间不是相互友好、助互共勉，而是变成了尔虞我诈。有一个商人就说过：“要赚钱，就得心狠手辣，怜悯别人是不可能赚大钱的。”有一位经济学者说“赚钱就是为人民服务”，这简直是把革命精神亵渎为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行为！目前，在这种思想的毒害下不是要一般的赚钱，而是要赚大钱、或成“暴发户”，甚至不惜犯罪。这样下去，整个社会的资源怎么能够优化配置？
我们这里不一一例数由市场混乱造成的严重问题，这些已经由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所证明。我国市场经济的消极面也表明：单靠市场化配置资源，鼓动人们去无限赚钱是不可能使经济健康发展的，目前出现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许多突出矛盾，一方面是受国内外市场的严重影响(过度依赖国外市场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另一方面也是国内许多方面放任市场造成的弊端，因为不平衡发展是市场经济的一条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决不能单靠市场这只手的“自发”调控和配置。
第二，政府手段。单靠政府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也是不成功的，苏联的教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用两点论的观点分析，完全由政府支持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它的长处，主要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短期内把资源调动起来，使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迅速崛起。这不仅有苏联的先例，后来有些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日本、韩国等也说明了它具有一定优势。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容易使企业缺乏活力、个人缺乏动力、资源配置造成畸形化，乃至决策的错误造成严重的社会浪费(包括我国1958年“大跃进”的严重教训)。所以，完全用政府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体制，我们不能重复，即使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许多地方出现的“长官意志”拍板、短期行为盛行、面子工程竞发，也造成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等现象，这说明，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果不科学地配置资源，不与市场恰当的结合，也会造成经济的粗放和效益低下。现在看来，许多决策者的决策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方面是决策者的素质欠佳，往往习惯于个人决策，可以说有的是受计划经济的惯性作用和封建主义的残留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市场机制的冲动，最明显的就是短期行为、急功近利，为了地方的利益和升官的欲望，不惜工本去适应市场的自发调节，这同样扭曲了正常的市场关系。更有甚者，一些公职人员同不法私商勾结接受贿赂，贪赃枉法，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致使地方政权为“第三只手”服务，甚至本身变成了“第三只手”的组成部分。现在进行政府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干部作风是非常必要的。从认识论上说，单靠个人决策和行政手段必然产生主观性、片面性的弊端，不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以至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不过，我们也应当吸收它的一些优点，在同市场的结合中设法保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
第三，科学技术元素。从理论上说，“两只手”的耦合是“最优机制”，然而要在实践中结合得好却比较难，往往不是市场放任过多，就是行政干预过度。从这些年来我们发展的情况看，确实发挥了“两只手”协同的优势，显示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也经常出现畸轻畸重的现象，或者说“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以至造成粗放经营，多年不能克服。这就倒逼我们回头想一想：“两只手”耦合中还缺什么，尤其是如何克服和防止短期行为的弊端。经深入考察和研究，还有另外一种元素起着很大作用，这就是科学技术。在当今科技日新月异、创新驱动的时代，科技的引领、支撑、服务、调控功能，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极其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因素，信息化成为科技调控、服务于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政府主导、科技引领、市场发力“三元机制”的构想
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10](p.691)这就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固定不变的僵化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同样是不断改进和深化的。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改革不能束缚在新自由主义所设定的“自由市场化”的框子里。作为社会主义宏观调控、资源配置的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应从实际出发不断完善。现在提出的“三元机制”，正是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具体说，“三元机制”即是政府主导、科技引领、市场发力，各司其能，集成合力。犹如一部汽车，政府作为司机掌握方向盘和启动发动机或刹车装置；市场似燃油，提供动能；科技则是属于各类传动控制设备，体现技术含量和运行条件，三者缺一不可。如今加上科技元素，是基于四个需要：一是新时代要求。现在进入优化生态时代，生态已成为新经济社会的第一要务，自然规律的支配作用越发增大，只有科技引领方可解决复杂而困难的生态问题；二是高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生产力进入依靠科技创新、产品科技含量日益增高的阶段，尤其是信息技术飞速提升、瞬息万变，没有科技引领犹如没有眼睛和翅膀；三是中国国情需要。人口众多，资源短缺，必须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释放科技动能和创造新的资源；四是国际新水平竞争需要。正在大规模进行并将进一步展开的国际竞争是新兴产业、高端产品与产业链的竞争，没有高科技的引领和支持，是无法制胜的。当然，不能否认政府、市场作用，但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第一生产力”元素吸纳进来，以提升前瞻性、增强科学性、克服盲目性、摆脱粗放性。
增加科技元素可以突出社会主义的自觉性特征。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是自觉的社会。毛泽东后来作了补充：在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不能完全消除自发性，而计划则属于“意识形态”，反映实际又对实际起反作用。[11](pp.118-119)也就是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自发性是市场关系的存在，是经济运行的客观基础，但人类不能像动物那样，停留在自发状态，必须上升到自觉水平，充分合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即为市场安装“神经器官”，发挥政府作为社会大脑的主导作用。然而，政府主导单靠官员的知识、信息和智慧，尤其是靠“一把手”决策，是不够的，必须安装先进的智能系统，就是说需要科技引领和支撑，提升整个社会特别是经济运行的自觉能动性。利用科技参与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不仅引领、支撑宏观经济，而且引领支撑微观行为，即引领企业经营管理与消费者的决策。从科学技术的地位看，它既属于第一性的(科学实验)，又上升为理论，具有认识的属性，可视为第一性与第二性连接的主要纽带。应用科学技术参与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是人类社会的一大飞跃。
由于把科技吸纳于调控及配置机制之中，是一个新理念，需要深入论述。我国几十年来有许多成功的决策，取得举世无双的巨大成就，远的“两弹一星”不说，就改革开放以来最成功的有三峡枢纽、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超高压电网等巨大工程以及航天、超级计算机、先进制造业、海洋深潜、超级水稻等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不能说全靠市场，也不能说全靠政府少数官员的决策，而是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引导支撑和科技人员反复考察论证的基础之上。以三峡工程为例，这个决策过程经历了20年之久，有各种各样的赞同和反对的意见，经过多次勘察论证，提出许多困难和风险的设想，然后反复周密设计，再进行多次论证，最后才决策下来。这里既有市场的需求，也有政府的主导，但是如果没有科学技术这个平台，前两条都不能形成重大可行的决策。再如，我们的航天工程，也是“两只手”耦合与科学技术攻关的统一。没有科学技术这个元素，神舟上天和飞船对接、嫦娥探月是不可能的，这正是科技发明创造密集的产物。许多重要决策之所以未出现大的错误，是专家反复论证、反复试验、设想各种各样的风险和防范各种各样的危难等的结果。如果我们经济发展也像三峡工程、宇航工业那样，每一项决策都经过科学家的反复论证、多次小规模试验，也可以避免许多想不到的曲折。人们记得，我们党在七大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曾经设想过未来的多种困难，诸如国民党断路、美国出兵、赤地千里的灾难等等，提出很多预备方案，后来各项事业的发展就进行得比较顺利。这一点告诉我们：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何才能在发展道路上尽可能减少波动、顺利转型、科学发展？这就必须要有科学预见，而预见，既不是单靠市场产生的，也不是单靠长官的个人智慧，而必须同时依靠科学技术。这就需要认识科学技术的预测、引领功能。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它也起着资源配置基础功能和作用，只是与市场不同，提供信息资源。科技对经济和社会至少有感知、导向、增源、驱动、育成、教育、安全、调控等八大功能。拿感知和导向功能来说，科技能够提供知识资源和前瞻信息资源。在科学发展的现代(人们称之为知识经济时代)，人类开始由盲目摸索的“后知”状态步入以信息导向的自觉的“先知”状态。人类的行动先有信息引领、探秘预测、计划设计、路线图绘制等，再进行大规模实践(生产开发等)。但这不是先验论。人类并非事先什么都知道，而是先有科技探测的“小实验”(即创新机制中的“小循环”)，它变为信息和设计后再去开展“大实践”。经过实施和检验，“大实践”进而升华为理论成果，这比之原来的实践认识过程上升了一个层次。这个循环过程可以归纳为：科学实验(包括探测)—信息传递—工程设计—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过程)，深化认识和理论抽象。这并不违反实践论，它先导于一切“大实践”过程，成为整个再生产运动的首要环节。其他经济社会活动，也都会经历如此过程。这是人类开始进入自觉状态的一个重要标志和先决条件。
不过，科学技术及其载体科研机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自己不能单独地进行调控，只能参与宏观调控的决策和微观管理的指导。它的作用就是望远镜和显微镜，能看到未来的、深层次的矛盾，起决策参谋作用。要想使宏观调控、资源配置科学化、合理化必须由政府、市场、科技三个方面的结合，避免盲目性、短期性、表面性、局部性、外部冲击性以及过大的周期波动性，使之全面协调，尽可能估计各类风险，尤其是潜在的可能发生的矛盾，像天气预报那样，可以预测未来中长期和短期的天气信息。当然，预测不可能完全百分之百的准确，而是事前指明大的趋势，避免出现大的曲折，实践中还要根据科技进步和经验积累不断修正和完善。据此，我们提出一个政府、市场、科技三种元素组成的新的调控配置系统。
现在这种构想并不完全是凭空而来，世界上已经开始有这种设想的萌芽，例如美国有不少部门已经设立了专家委员会，以色列已在13个部设立了首席科学家和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协调指导以该部职责有关的活动，还设有首席科学家论坛，论证国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决策；各部的首席专家还开联席会议，负责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的论证，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宏观调控机制和资源配置体系。
三个元素如何集成？是靠信息反馈系统。如图1。
政府主导(枢纽) 市场机制(动力) 科技引领(预测)
图1 政府、市场、科技三种元素组成的新的调控配置系统
实线——正反馈(信息)
虚线-------负反馈(决策)
市场和科技机构为政府提供近期、中期、长期、远期信息，反映局部、全国、全球乃至宇宙的各种动态和发展趋势，由政府处理信息，作出决策再下达指令，适时调整方向和实施措施；科技同时引领市场，包括供求关系、价格定位，尤其是各类市场主体，使之能及早了解信息，实施微观决策，并与宏观决策相协调。20多年来，我们一直探索市场与宏观调控之间的信息反馈系统，也涉及科学技术，但没有放在突出地位。现在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科技这块大元素补充上，使之日臻完备。落到具体配置上，如何发挥科技元素的作用，这需要一个认识、实验的过程。不过可以作一些粗略的设想。比如，各个部门、各级政府都设立科技专家办公室、信息处理机构，有首席专家和各类相关研究机构参与决策，定期讨论重大动态和工程，尤其是反复听取各方专家的不同意见，其中反对意见更为珍贵。凡重大项目或工程，都要建立在充分科技信息集成和反复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多次调研再行决策；而在实施中又及时以信息反馈为平台进行控制，及时发现风险，避免大起大落和重大失误。这是当前经济转型的关键，也是今后经济发展的“先知”机制。
当然，这个构想有待实践检验。但有一点必须肯定，我们不能让那些新自由主义的学阀锁住我们的脑袋。当前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摆脱西方教条，实事求是地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改革前进。
①关于“第三只手”的论述，详见杨承训：《协同“两只手”必须刹制“第三只手”》，《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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