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权力、腐败与收入不平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等论文,腐败论文,权力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经济总量上升到全球第二，但是居民收入差距严重失衡，2003年以来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维持在0.47以上，远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有很多，其中腐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就达百位之多，可见腐败程度之严重。政府官员为何会前腐后继呢？这与他们手中握有大量公共权力密切相关，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设租、寻租，导致腐败。本文把公共权力分为行政审批权、公共产品外包分配权和国有资本代理权，认为政府官员利用这些公共权力，可以设租、寻租，与资本共同瓜分租金，而租金的产生伴随着大众福利的减少与社会福利的净损失。这种少数人获利而多数人受损的分配格局，必然导致收入不平等。 1.腐败与不平等。腐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腐败促进了经济增长，即润滑论(Lui，1985；Acemoglu & Verdier，1997)；有的学者认为腐败阻碍了经济增长，即“沙子论”(Shleifer & Vishny，1993；Mauro，1995)。而腐败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争议较小，大多数学者认为腐败扩大了收入不平等。在腐败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理论研究方面成果较少。Tanzi(1995)认为，腐败会使政府实行倾向于与官员关系密切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使低收入阶层受损，继而扩大收入不平等。Blackburn & Forgues(2007)通过构建动态模型，认为高收入阶层由于拥有比低收入阶层更多的资源，可以通过行贿来逃税，减少税收，进而弱化再分配收入政策的效果，扩大收入不平等。而在腐败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实证研究方面文献较多。Gupta(2002)基于1980-1997年跨国数据研究发现，腐败指数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基尼系数提高大约11个百分点。Apergis et al.(2010)通过对美国50个州1980-2004年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腐败对收入不平等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大多数学者研究发现，腐败扩大了收入不平等(Gymiah-Brempong，2006；Glaeser & Saks，2006；Dincer & Gunalp，2008)。Li et al.(2000)研究发现，腐败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有地区差异；腐败同居民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高收入国家腐败与收入不平等正相关，而在低收入国家两者负相关，但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国内文献中关于腐败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研究主要是实证研究，且文献较少。一类文献是在获取非正常收入数据的基础上，研究发现腐败扩大了收入不平等。如陈宗胜等(2001)在推算中国的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基础上，研究发现1997年的基尼系数在考虑了非法非正常收入之后，由0.40269上升到0.49324。王小鲁(2007)基于非正式个人渠道获取的调查数据认为，考虑到灰色收入后，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组的收入差距达到了31倍，而不是官方公布的9倍。另一类文献指出，腐败可以通过合法收入的再分配来扩大收入不平等。如陈刚、李树(2010)基于2000-2007年官方统计数据，研究发现腐败是造成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同样基于官方数据，陈刚(2011)研究发现，中国的腐败显著地扩大了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居民的收入不平等。还有一类文献主要是研究腐败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地区差异。如吴一平、朱江南(2012)利用我国县级横截面数据研究发现，反腐败力度越大的县的收入水平越高；利用夏普里值分解法来量化各个解释变量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发现反腐败是解释中国县际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吴一平、芮萌(2013)利用198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在制度比较完善的东部地区，腐败对收入不平等没有显著影响；在制度相对不完善的非东部地区，腐败与收入不平等呈现倒U型关系。 2.腐败的成因。一是从经济模式或者经济制度的视角分析腐败的成因。如杨春学(2011)认为，我国以市场为基础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与之相伴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带有“腐败基因”，使得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较多，导致我国面临“系统性腐败”的严峻挑战。盛宇明(2000)指出，我国腐败泛滥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存在许多腐败供给源和对腐败的强烈需求，主张改革公有企业所有制和降低政府干预经济程度可以大幅缩小腐败的活动范围。吴一平(2008)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仅看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忽略了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法律制度不完备财政过度分权会诱使地方政府官员寻租，引发腐败问题。二是从租金的视角分析腐败的成因。张跃进(2005)指出，腐败是租金的函数，与租金正相关，租金越大腐败程度越高，主张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减少租金进而减少腐败。张复明(2010)认为矿业寻租的根源是存在租金源，由于矿产资源的稀缺性、可耗竭性以及战略性使得其均衡租金高于矿业权人向资源所有权人缴纳的租金，产生超额租金收益，成为经济主体寻求额外收益的租金源，导致寻租行为的发生。黄长义、孙楠(2013)指出，土地征收领域腐败高发，因为畸高的土地增值收益与低廉的征地费用之间存在巨大价格差，这种巨大的价格差就是租金，地方政府官员与开发商为获取租金会进行权钱交易，产生腐败。三是从权力的视角分析腐败的成因。徐细雄、刘星(2013)从权力寻租视角分析了企业高管权力配置与腐败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通过实证指出企业高管权力越大，越有可能产生腐败。周黎安、陶婧(2009)研究发现，政府规模与腐败发生率正相关，政府规模的扩大会增加地区腐败案件的发生率，而核心政府部门规模的影响更为明显，党政部门规模上升1%至少会带动腐败犯罪案件提高0.68%～1%。四是从道德、文化的视角分析腐败的成因。刘文革等(2003)指出，腐败问题的讨论不能规避道德文化的思路，并构建了道德腐败模型，认为存在一个道德腐败陷阱。胡伟(2006)认为腐败的发生与特定的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腐败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通过对以上文献梳理，我们发现，现有文献或者是对腐败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研究，或者是对腐败成因的研究，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的较少。本文把公共权力分为三种，通过公共权力—腐败—收入不平等这一逻辑链条，系统论述腐败的成因以及腐败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 (一)行政审批权 在图1中，当不存在行政审批权时，市场主体可以自由进出某一行业，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市场均衡价格为
，消费者剩余即大众福利为
；当存在行政审批权时，市场均衡价格高于完全竞争时的
，低于垄断时的
，位于
，此时的大众福利减少为
，大众福利的损失为
，大众福利损失的一部分
转化为租金，另一部分ABC成为社会福利的净损失。由此，政府官员利用行政审批权设立市场主体的进入门槛，会造成大众福利的减少，并同时产生租金。政府官员与行贿者通过权钱交易共同瓜分租金，部分大众福利被二者所吞噬，少数人获利而多数人受损，这会扩大收入不平等。
图1 行政审批权下租金的产生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大量行政审批权，这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租金，给行贿的厂商与受贿的政府官员以激励，通过资本与权力的交易共同瓜分租金，造成大众福利的减少，扩大收入不平等。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官员不会轻易放弃通过行政审批权所获得的既得利益，甚至会通过设租，如增加新的审批权来强化这种既得利益。政府官员通过行政审批权控制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参与权，通过设置进入门槛产生租金，在这一过程中行贿者与受贿者是激励相容的，广大消费者成为唯一的受损者，少数市场主体的收入增加与多数市场主体的收入减少必然加剧收入不平等。 (二)公共产品外包分配权 公共产品具有正外部性，一般由政府来供给，但是政府不直接负责生产而是外包给厂商进行生产，因此政府具有公共产品的外包分配权。获得外包权的厂商会垄断公共产品的生产，通过政府高价购买公共产品，获得垄断利润。如图2所示，当按法定程序正常招标时，众多企业充分竞争，政府的消费者剩余为
。 政府的消费者剩余应当通过财政支出由全民共享，本质上是一种全民福利。但是，当政府官员利用外包分配权来设租时，政府消费者剩余即全民福利降为
，全民福利损失为
，全民福利损失的一部分
转化为垄断租金，另一部分ABC成为社会福利净损失。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官员利用公共产品外包分配权设租会导致全民福利的减少与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并同时产生垄断租金。垄断租金由行贿的厂商与受贿的政府官员来瓜分，大众福利被二者吞噬，少数人获利而多数人受损，必然导致收入不平等。
图2 公共产品外包分配权下租金的产生 (三)国有资本代理权 国有资本归全民所有，但国有企业高管享有国有资本代理权，由于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的存在，在实际的国有资本运营过程中会出现国有资本的贱卖与高价从市场上采购商品的情况，这会产生租金收入。在图3中，当国有企业作为卖方，市场均衡价格为
时，生产者剩余即全民福利为
。如果国企高管利用信息不对称有意压低国有资本的出售价格，以
出售国有资本，生产者剩余降为
为全民福利的损失量，全民福利损失的一部分
会转化为租金，由国企高管与行贿方共同瓜分。在图4中，当国有企业作为买方，市场均衡价格为
时，消费者剩余即全民福利为
。如果国有企业高管有意抬高采购价格，以
从市场上采购商品或服务，则此时的消费者剩余降为
为全民福利的损失，损失中的一部分
转化为租金，由国企高管与行贿方共同瓜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政府官员或者国企高管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可以设租、寻租，由此造成少人数获利而多数人受损，进而导致收入不平等。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两个命题：
图3 国有资本贱卖情况下租金的产生
图4 国有资本高价采购情况下租金的产生 命题1：政府官员或者国企高管利用手中掌握的行政审批权、公共产品外包分配权以及国有资本代理权等公共权力，可以设租、寻租，并且由政府官员与行贿方共同瓜分租金，导致腐败。 命题2：租金的产生伴随着大众福利的减少与社会福利的净损失，这种少数人获利而多数人受损的分配格局导致了收入不平等。 三、实证检验 (一)公共权力对腐败的影响 1.模型与方法。本文利用我国27个省区市1999-2009年面板数据，对行政审批权、公共产品外包分配权、国有资本代理权等公共权力产生腐败机制进行检验。我们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如下：
2.变量与数据说明。腐败程度(COR)，采用各省历年职务犯罪件数与人口数之比来衡量，得到每万人中职务犯罪件数。职务犯罪件数由1999-2009年《中国检察年鉴》中腐败、贿赂案件与渎职、侵权案件加总整理得到；各省历年人口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每万人中职务犯罪件数越多，说明腐败程度越严重。 行政审批权(SHPOW)，采用樊纲(2011)市场化指数中的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指数作为逆指标来衡量，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指数越大说明行政审批权越小，反之亦然。这一指数是通过企业主要管理者花在与政府部门和人员打交道的时间占其工作时间的比重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行政审批手续越繁杂，企业管理者花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间就越多，因此我们选用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这一指数来衡量行政审批权。 公共产品外包分配权(PUBPOW)，采用各地区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基本建设支出主要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基本建设支出比重越大，政府官员手中掌握的公共产品外包分配权就越大，寻租的机会就越多，反之亦然。基本建设支出与财政支出数据均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国有资本代理权(SOEPOW)，采用各地区国有资本收益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国有资本收益越多说明政府对国有资本的运营监管就越有效，国企高管在运用国有资本代理权过程中会面临有效约束，减少寻租机会，因此国有资本收益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可以作为逆指标来衡量国有资本代理权，国有资本收益越多国有资本代理权越受约束，反之亦然。各地区国有资本收益与财政收入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政府规模(SIZPOW)，采用樊纲(2011)市场化指数中的缩小政府规模指数作为逆指数来衡量，政府规模越小有可能公共权力越小，但在缩小政府规模的过程中也可能会产生腐败。樊纲这一指数是通过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年底职工人数占本省总人口的比例来计算的，因此可以用来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 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1所示，各变量的变异系数小于1，分布较集中。行政审批权、国有资本代理权、政府规模的最小值出现了负值，说明有的地区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在增多，有的地区的国有资本代理权缺少有效监管使得国有资本收益为负值，有些地区的政府规模在扩大。
3.估计结果。我们把政府规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构建两个方程，并对各方程进行差分广义矩与系统广义矩估计，并对其估计结果进行序列相关检验与Sargan检验。通过残差序列检验，发现一阶p值都小于0.05，二阶p值都大于0.1，因此可以判断残差序列一阶自相关，二阶不相关。再对各方程估计结果进行Sargan检验，发现p值都大于0.1，因此可以判断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有效的。因此，我们的回归结果是可信的。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首先，腐败程度滞后一期项的回归系数在各方程中都为正值，并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由于人性的贪婪，上一期的腐败会助推下一期进一步腐败，政府官员的腐败具有惯性。其次，行政审批权的回归系数为负值，显著性水平都较高。这说明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指数越大，即行政审批权越小，腐败程度就越低，职务犯罪率就越低。回归结果检验了行政审批权与权力寻租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再次，公共产品外包分配权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并且显著性水平较高，说明基本建设支出比重越大，政府官员享有的公共产品外包分配权就越多，发生腐败的概率就越大。复次，国有资本代理权的回归系数为负值，并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国有资本收益比重越大，对国有资本代理权的监管越有效，腐败发生的概率就越低。最后，政府规模的回归系数为正值，显著性水平较高，说明缩小政府规模没有减少腐败，反而增加了腐败。这是由于缩小政府规模不一定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减少，樊纲的缩小政府规模指数是通过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年底职工人数占本省总人口的比例计算的。因此，人员的减少不一定意味着权力的减少，反而会造成权力的集中。另外，在政府裁员过程中，在裁员对象的选择上反而会产生新的腐败，因此，缩小政府规模反而会导致腐败增加。 通过以上实证检验，我们可以判定政府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公共权力设租、寻租，确实导致了腐败，这证明了命题1是正确的。 (二)腐败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1.模型与方法。在实证检验了各种公共权力对腐败的影响后，我们接着检验腐败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由于收入不平等具有惯性，上一年的收入不平等会对下一年产生滞后影响，我们采用1999-2009年27个省区市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如下：
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对方程进行估计，这样可以克服解释变量的内生性与残差的异方差问题。系统广义估计是Blundell & Bond(1998)在差分广义矩估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当固定效应同解释变量的差分项不相关时，可以将水平变量作为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差分变量作为水平变量的工具变量，对水平方程与差分方程同时进行估计会得到更加有效的估计结果。判断系统广义矩估计有效性的两个必备条件是工具变量的有效选取与残差的差分项不存在序列相关，前者可以通过Sargan检验进行判断，后者可以通过残差序列相关检验进行判断。 2.变量与数据说明。收入不平等(Y)。我们把收入不平等分为总体收入不平等(INE)、城镇居民收入不平(URINE)与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RUINE)三种，以便得出腐败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稳健性估计结果。我们采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田卫民(2012)较为完整地计算出了全国27个省级区域总体、城镇以及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我们采用其研究成果。 腐败程度(COR)的设定与前文一致。 政府支出(GOV)。政府的财政支出偏向会影响不同群体居民的收入，如果政府政策是资本偏向型的，则资本所有者与劳动所有者之间的收入会拉开；如果政府政策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则收入差距会缩小。可见，政府支出可以作为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控制变量，用各地区历年政府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得到，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对外开放水平(OPEN)。长期以来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出口加工业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增加了农民收入，有利于缩小收入不平等。我们通过各地区历年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对外开放水平，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教育水平(EDU)。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加收入，实现垂直流动的重要途径。如果受教育机会是均等的，则会缩小收入差距，如果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则会扩大收入差距；并且由于社会资本的不同，不同群体的教育回报率是不同的，这也会导致收入差距。教育水平也可以作为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控制变量，通过各地区历年高校毕业人数与各地区人口数之比得到每十万人高校毕业生数，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城镇化水平(URBAN)。城镇化与非农产业的发展紧密相关，而非农产业的发展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增加农民收入，进而影响收入差距。城镇化水平可以作为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控制变量，采用各地区历年非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衡量城镇化水平，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表3是各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从中可以看出，除对外开放水平外，其他变量的变异系数都小于1，分布较集中，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各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存在差异——东部省份的对外开放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省份造成的。
3.估计结果。通过对各方程的估计结果进行残差序列检验，发现一阶p值都小于0.05，二阶p值都大于0.1，因此可以判断残差序列一阶自相关，二阶不相关。再对各方程进行Sargan检验，发现p值都大于0.1，因此可以判断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有效的。既然判断系统广义矩估计有效性的两个必备条件都满足，我们的回归结果是可信的。
在总体收入不平等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中，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总体收入不平等滞后项的回归系数为正值，数值较大且显著性水平较高，说明收入不平等具有惯性，上一期的收入不平等会助推下一期的收入不平等进一步扩大，产生马太效应。腐败程度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比较显著，说明腐败程度的扩大会导致总体收入不平等扩大。政府支出的回归系数为正值，显著性水平较高，说明我国的财政支出属于逆向调节，结果是没有缩小收入差距反而扩大了收入差距，有待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现收入差距的正向调节。对外开放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我国大量发展出口加工业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增加了农民收入，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教育水平的回归系数为负值，显著性水平较高，说明总体上我国居民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增加收入，实现阶层垂直流动，缩小收入差距。城镇化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与城镇化紧密相关的非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居民收入，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在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中，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滞后项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同样具有惯性，上一期的收入不平等会助推下一期的收入不平等进一步扩大，产生马太效应。腐败程度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比较显著，说明政府官员利用公共权力设租，与行贿方通过权钱交易共同瓜分租金，造成少数人获利而多数人受损的分配格局，进而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在城镇居民中也存在。政府支出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比较显著，说明政府支出也没有很好地调节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反而扩大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政府财政支出应当向城镇低收入阶层居民倾斜，缩小收入差距。对外开放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这可能是因为外资企业的大量进入，在城镇地区用高薪吸引优秀人才，起到了扩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教育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值，显著性水平较高，说明教育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可能的原因是城镇地区不同家庭社会资本不同，导致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不同，进而导致了收入不平等。城镇化水平的回归系数为负值，回归结果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伴随而来的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主要是对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起作用，而对增加城镇居民收入的作用较小。 在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中，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滞后项的回归系数为正值，显著性水平较高，说明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也具有惯性，上一期的收入不平等会助推下一期的收入不平等进一步扩大，也会产生马太效应。腐败程度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村地区的腐败也表现为少数人瓜分租金，而多数人受损，同样扩大了收入不平等。政府支出的回归系数为正值，比较显著，说明政府财政政策也没有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反而扩大了收入差距，政府的财政政策应向农村低收入阶层居民倾斜。对外开放水平回归系数为负值，显著性水平较高，说明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可以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教育水平的回归系数为负值，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村家庭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增加收入，实现阶层流动，缩小收入差距。城镇化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伴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的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会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 通过以上实证检验，我们发现政府官员或者国企高管与行贿方共同瓜分租金的腐败行为伴随着大众福利的减少与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少数人获利而多数人受损，导致收入不平等，并且在全国、城镇、农村各个层次都得到验证，因此，命题2是成立的。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把公共权力分为三种，发现政府官员利用行政审批权可以主导经济主体的市场参与权，通过设置市场准入门槛，产生租金；政府官员还可以通过垄断公共产品的外包分配权获取租金；国企高管在执行国有资本代理权的过程中，利用信息不对称贱卖国有资本或者高于市场均衡价采购商品，也会产生租金。这三种公共权力的滥用表现为受贿方与行贿方通过权力与资本的交易共同瓜分租金，使大众福利受损并伴随社会福利的净损失，这种少数人获利而多数人受损的分配格局，必然导致收入不平等。针对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了两个命题，一是公共权力的滥用会产生腐败，二是腐败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然后利用1999-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针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导致腐败，而腐败导致了收入不平等这一运作机制，为了减少腐败，进而降低收入不平等，本文给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减少行政审批权。行政审批权越多，意味着寻租的机会越多，要减少腐败就必须大力减少行政审批权。对于市场主体应该建立负面清单制度，“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于政府则应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法无授权不可为”，通过减少行政审批权来减少权力与资本交易的机会，避免由于少数人获利而大众福利受损，进而产生收入不平等。 二是公共产品的外包分配应该公开透明，充分竞争。大量的腐败就是由于公共产品的外包分配不公开、不透明，政府官员利用这种权力设租、寻租，公共产品供给商的选择应当通过公开的招标竞争，这样可以降低政府购买公共产品的价格，减少政府财政支出，而节省的资金可用于转移性支出，缩小收入差距。 三是加强对国有资本的监管。国有资本归全民所有，需加强对国有资本的监管，防止国企高管通过国有资本的贱卖或者高于市场价采购商品来获取暴利，造成少数人获利而大众福利受损。为了防止国有资本的流失，可以探索建立国有资本交易审计制度和国企高管责任终身追究制度。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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