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瞿秋白报告文学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报告文学论文,瞿秋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报告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是一个历史性的演进过程。中国报告文学成名于三十年代〔1〕，其时，这一晚近出现的品类， 在文体家族中取得了自我一格的独立地位。作为一种新文体，在其独立运行之前，已开始萌生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交替嬗变之时，一些知名的与无名的思想者、文化人，以其创作的实绩，为报告文学的萌生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在这中间，就有革命家、政治家周恩来与瞿秋白。他们分别写作具有报告文学属性的《旅欧通信》和《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从而成为现代报告文学史上早期重要的作者。对此，报告文学史家已有指认，赵遐秋指出，周恩来、瞿秋白的这些著作“都是我国报告文学兴起的客观事实。”〔2〕朱子南也认为：“以周恩来、瞿秋白为代表，在这一时期已形成了报告观念体系，为我国报告文学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3〕。本文在学界已论定周恩来、 瞿秋白是报告文学作者的基础上，拟将两人的报告文学实践作整合观照，通过比较，给出对象创作的共性及其各自的特点。
一
作为报告文学作者的周恩来与瞿秋白，他们之间存有显见的可比性。虽是两个不同的写作主体，但却有着近似的写作背景。周恩来于1898年生于江苏淮安，瞿秋白于次年生于江苏常州，同龄人同样地接受着风雷激荡的时代的洗礼。他们都是以政治家的资质与角色写作报告文学。政治家的使命成为他们写作报告文学的驱动力，而报告文学则是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宣言书。瞿秋白曾说：“每一个文学家其实都是政治家。”〔4〕瞿秋白这里所说的“文学家”并不是指一般的文人，而是指富有社会主见的具有思想家品格的文化精英。这些文化精英身兼着政治家的职责；与此相应，具有文化精英品格的政治家，也往往以文学作为其传播政治思想的载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尚无报告文学的正式标名，但一部分先行者正在作着新文体的实验。报告文学这种文体以其真实快捷地报道现实社会信息，并具有社会批判的思想力度的优势，很快赢得了文坛与社会的注目，并且使一些政治家也亲炙其事。梁启超就写有《戊戌政变记》和《南海康先生》等具有现代报告文学要素的作品。周恩来写作《旅欧通信》、瞿秋白写作《俄乡纪程》、《赤都心史》是他们走向政治家的切实的社会实践。对此，我们只要略考周恩来、瞿秋白二○年前后的简历及其创作的主旨即可明白。周恩来1917年南开学校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五四”运动爆发后即弃学归国，领导天津青年的爱国运动，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瞿秋白1916年赴京入俄文专修馆，“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5〕此后又与郑振铎、许地山等创办《新社会》、《人道》，接触社会主义，1920年参加了由李大钊主持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行状表明，青年周恩来、瞿秋白已开始将自己人生的坐标定位于“为中华之崛起”而斗争、而探索的社会大业上。瞿秋白于1920年10月16日，作为《晨报》、《时事新报》的特派记者赴苏俄考察，1922年3月回国。周恩来则于1920年末至1924年夏在法、德勤工俭学。他们均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瞿秋白之选择苏俄，周恩来之选择西欧，决不是随意为之，而是出于一种精心的考虑。对此，瞿秋白的一段话作了自注。他在分析“五四”时期新思潮兴起与国际社会革命的关系时指出：“中国新思想的勃兴，谁又能否认俄国革命、德国革命、英美大罢工、劳工问题的世界化等等的影响呢？”〔6 〕但时人是“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7〕正是由于存有这样的模糊，所以“铁肩担道义”的革命者就义不容辞地奔赴世界革命的策源地，象普罗米修斯一样，寻找光明的火种，探索救我中华的道路。
西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祥地，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周恩来旅欧按照他自己说“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主，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于吾民族间者。”〔8 〕而以实情视之，他是以了解“彼邦社会真相”为重的。他说：“今方起首于此邦社会实况之考查，而民族心理尤为弟所注意者也。”〔9 〕三十万字的《旅欧通信》中对英国矿工大罢工的连续报道（6 篇）和《欧战后之欧洲危机》等篇，就是作者考查欧洲社会真相的直接收获。而瞿秋白选择苏俄，是因为苏维埃俄国“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10〕作者到俄国要“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11〕由此而“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12〕。而《俄乡纪程》与《赤都心史》等创作正是作者进行这些研究所得的成果。作品所叙写的景象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是新奇而又诱人的。诚如郑振铎所说，这些作品“令无数的读者们对于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出现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无限的向往之情。”〔13〕因此，在我看来，与其说周恩来、瞿秋白的域外写作主要是一种文学实践，毋宁说是后来作为（或曾作为）中国革命领导者先行的主题鲜明的政治行为。这是我们在把握两位作者报告文学蕴意及其价值时，应该通观的一个背景。
《旅欧通信》与《俄乡纪程》、《赤都心史》所具有的某种相似性，不仅表现为写作主体有着近似的背景，而且也表现在作者在观照对象时，均取一种世界性的视界，具体表现为观察主体有一种开放的视野。其作品的基本类型是域外考察记或旅行记。作域外考察或旅行，得以形成风气，这宜是社会开放之期，就近代中国而言，则是十九世纪中叶前后至二十世纪初期。这一时期，西学东渐国门启开，一批先行者如郭嵩焘、康有为、梁启超等，走出曾是“夜郎自大”而其时国运日颓的“天朝”，走向世界，周游列国。游踪所及，观感所得，写作了一批域外记游之作。这些游记中有一些作品，如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等已初步具备报告文学文体的特性，作品内存已由原来的“多纪风景之佳奇，或陈宫室之华丽”，转为关系宏旨的“政治上、历史上、社会上种种事实。”〔14〕周恩来、瞿秋白的域外实录是对近代新体游记的继承与超越。继承的是前人世界性的观察视界，超越则体现为作者以全新的观点表现全新的社会内容。
世界性视界其表征是作者立足异域，主写域外的见闻观感。这样的写作以其新奇的、陌生化的信息，将读者导入一个全新的视域。周恩来的《旅欧通信》、瞿秋白主要是他的《赤都心史》，正是由于开拓出了世界性视界，所以作品在题材取向上就显示出了“陌生化”的优势。而“陌生化”的题材对于属于新闻文学的报告文学是十分重要的。世界性视界所造成的内在功能就是作者能从宏观上观照并把握对象的大势，使作品能避免有闻必录式的自然主义摄照，注重报告洋溢时代气息的重大信息，从而提升作品的意义。作为选择艺术的报告文学，作者在自主性写作实践中，他应该发现那些具有重大而有典型意义的材料加以及时的报道。周恩来、瞿秋白在当时自然不是具有自觉的报告文学文体意识的作者，但他们的作品已体现了报告文学写作的基本要求。“择大而为”成为其创作的一个特征。《欧战后之欧洲危机》，这是周恩来给天津《益世报》写的第一篇通信。仅看文题，读者就可感受到作品所具有的大势，内中报道的正是“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大西洋上之太平洋问题》涉及的也是当时世界性的话题。由《旅欧通信》可得到证示，青年周恩来即具有政治家观察世界的宏观眼光和外交家于国际关系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与周恩来直接报道国际性事件和动态有所不同的，是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中注意择取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人物或事件作介绍。在作者眼里，列宁已不是“自然人”，也不仅仅是苏俄的领袖，而且还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作者设专篇报道，突出列宁的形象特征和人格魅力：“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15〕《清田村游记》通过叙写对托尔斯泰故居的保护，反映了革命后的苏俄对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视。这自然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世界性话题。作者从众多的人物中选择列宁、托尔斯泰等加以报道，这反映了他对人物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有着深刻的体认。
世界性视界在周恩来、瞿秋白作品中另一种表现，则是作者视角的双向性。即既观照世界也观照中国。这种双向观照有主有次、有显有隐，表现出的正是作者对于本民族命运的关注。在他们的创作中，尽管对世界的观照物成了作品的主体，但是观照物本身并不是目的，观照所得提供的往往只是一种参照，其旨归在于将中国置于世界的背景之中，从而引起读者的联想与思索。《俄乡纪程》开篇是一颇含象征意味的散文，点出了作品观照双向性的特点。用作象征的置景，让人领受到作品蕴藉的指向：“阴沉沉，黑魆魆，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所在，我有生以来，没见一点半点阳光。”这种意象暗指的正是作者立身的民族现实，注入作者情愫的景象表明了他对黑暗社会现实的彻底否定。而“灿烂庄严，光明鲜艳……一线的光明，血也似的红，就此一线便照遍了大千世界。”象征的正是新生的苏俄。作者前往“俄乡”考察正是“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在《旅欧通信》中，作者双向观照的特征更为显见。《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和《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报道的是中国旅法学生的斗争情形。作者以此为主线，通过具体事实的叙写，揭露了“中法文化提携”的虚伪。作品主旨一箭双雕，抨击的矛头指向法国资本家与北洋军阀政府。而《欧战后之欧洲危机》展示的主要是一战后欧洲的社会状态，而收笔时作者不忘将中国的走向与世界格局联系起来。作者由欧洲当下的危机推及中国未来的走向，视线由欧洲而收至中国，表达的正是游子对祖国深切的关注。由此可见，作者是以整体的、互联的思路观照事物的。这自然反映出周恩来有一种宏观的眼光。
二
然而，周恩来与瞿秋白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写作主体，所以其创作自然同中有异，各具特性。
首先从表征看，周恩来的作品是“素朴的报告”，而瞿秋白的作品则是“华采的报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创作主体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周恩来并不是文学家，他写作《旅欧通信》在其人生历程中只是对文学的一种“客串”。其时，自定的角色是记者，作品的叙事是“记者式”的叙事。作者强调《旅欧通信》的写作“纯立客观地位，据实直书。”〔16〕由于采取这种叙事态度，所以作者尽量减少叙事语言的主观色彩（作品主观性的评论由议论的方式直接表达），不求染彩生俏，唯务客观再现。这样作品就显得颇为质实素朴。但《旅欧通信》中的许多篇章已不是原生的新闻了。它们对事实的报道已由梗概式的短篇叙述，变为颇为细致的长篇展示，并注意还原事件发生的现场实景，在叙述中勾画人物的形象。作品正是在这些方面体现出它的某种文学性，使之由新闻走向报告文学。如《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全篇含导言共三十节，约二万五千余字，已远远超出一般新闻通信的规模。作品叙事细致、周全，有一种周恩来式的严谨。
瞿秋白则是一位“兼职”文学家。他在当时对文学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且已有所作为。翻译过高尔基的作品，发表了《最近俄国的文学问题》、《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等研究中外文学的论著，此外还有散文杂感等行世。他的《俄乡纪程》、《赤都心史》是纪实性的作品。他说“我愿意作者写出较实在的情事。”〔17〕他的域外见闻录是对其“唯实”的哲学思想的一次实践。但他的两部作品并不是纯然的新闻，作者是把它们作为文学作品来写的。他说：“两书均是著者幼稚的文学试作品，而决不是枯燥的游记，决不是旅行指南。”〔18〕通观瞿秋白的报告文学，我们最直感的是其作品浓郁的文学色彩。语言作为作品的包装，同时更是内存信息的载体，在瞿秋白那里被调制得多姿多采。具象与蕴情成为作者表达的某种风景。
应着记游作品的某种需要，瞿秋白在作品中不时穿插些风物的描写。写风景物态，语言生色，又浸润情愫，因而显得妍态随生，隽永可人。像“晓霜晴日，伴着归人”〔19〕，用语精简，却极具画境，作品散文化的意味颇浓。报告文学具有“互文体性”，一种文体中杂交着多种文体的因素，而其要者大约是一边靠着新闻，一边靠着散文。瞿秋白的报告文学是偏向于散文的。他的有些篇章本身就是文情并茂的美文。这些作品造境优美，含有诗意，近似散文诗一体。作者自己也称：“我愿意突出个性……凡能描写如意，略仿散文诗。”〔20〕像《赤都心史》中的《黎明》、《晓霞》等篇正是“略仿散文诗”的作品。
其次，我们从作者对信息的处理看，周恩来的作品是“深度的报告”，瞿秋白的作品则是“广度的报告”。报告文学的体式是多样的，作品的状貌也多有异处。但无论何式，作品内存的主体当是信息——是反映现实社会变动的真实的有意义的社会信息。这是由报告文学新闻性的特质所规定的。从总体而论，周恩来、瞿秋白的报告文学所含的主要就是新闻性信息。但由于报道的侧重点与信息处理的方式有所不同，所以作品所负载的信息的性质与容量也是很有差别的。一般而论，周恩来着眼的是重大的政治性信息。出于记者——有主观政治倾向的革命者的新闻敏感，择取当时发生的重要新闻事件进行报道。这其中有英国工人的大罢工，中国学生在异国的学潮，欧洲社会的最新动态以及国际外交的走向等等。报道此类信息的作品，我们姑且称之为“硬新闻”。而瞿秋白的域外行纪，则多为“软新闻”：作者着眼的是主要是对苏俄文化信息的传播。文化一词在瞿秋白的作品中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名词。具有新闻性的文化现象，包括文化人物、文化事件等，是作者关注的重点。据于文化为中心的设计，所以如《赤都心史》作者主要“叙莫斯科生活中之见闻轶事。”〔21〕“轶事”往往是零碎的材料，是人物的某个侧面，事件的某个断片。材料本身并没有“硬新闻”所具有的轰动性，有的是寻常化的形态。
一为政治性信息，一以文化性信息为主，这是周恩来与瞿秋白作品内存信息质的区别，而信息报道的连续性与泛化，则是两个作者对于信息处理所采取的不同方式，由此也使其作品信息的含量不尽相同。我们说周恩来的作品是“深度的报告”，不仅因为他的报告文学报告的是重大的政治信息，而且还在于作者对有些信息的处理往往采用连续报道的方式，使作品负载的信息比较系统、比较完整，从而作品也显示出某种“深度”。如作者报道英国矿工的罢工，共发表《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续志》、《英国矿工罢工之再志》、《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波折》、《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等6篇作品。这种“串联”式的报道， 尽可能多地将有关事件发生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等信息传递给受众，使受众能获取客体比较“纵深”的信息。这样作品也就更富有文献价值了。而瞿秋白对作品的信息较多地采用泛化处理的方式。这种泛化处理适应于纪游作品“移步换景”的需要。作者对事物作多面观照，散点透视，他不追求报道的完整性，举凡有价值的社会图景尽可摄入。因此，作品报道的面比较宽，信息也较丰富，这样从多个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视角，全方位地展示出对象的全息图像。这是符合作者写作苏俄见闻录的初衷的。瞿秋白是用“第三只眼睛”观察苏俄社会情状的。这种观察不囿于他人或是或非的评说，而是基于自己的独立思考，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对象。作者既不粉饰客体，也不抹黑对象，但他又不中庸地对待事物，而是既凸现反映对象本质的主色调，同时又点染出所见什色纷呈的图景。这样，作者对于苏俄情形就不能只集中某些方面作集中深入而单向的报道，而应涉面广泛地主体地摄取对象。只有这样，作品展呈在读者面前的苏俄社会图景，才是本色的、真实的，因而也才更具有历史的价值。这就是瞿秋白对信息作泛化处理所具有的意义。但这样的处理也有明显的不足，这就是作品给人以走马观花的感觉，缺乏一种相对深度。
另外，周恩来与瞿秋白的报告文学还在作品的叙事视角及其内涵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但如果我们从作者具体的叙事行为，即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两人的创作，那么或许就可以说周恩来的作品是“外向型报告”，瞿秋白的作品是“内倾性报告”。“外向”与“内倾”的区别，直接而显见地表现在作者所采取的叙事视角上。《旅欧通信》主要是采取第三人称的叙事，多数时候“我”已隐去，代之以“记者”的角色报道事件。作者成了站在“第三者”立场观察事件的目击者。与之相应，作品就产生客观、公允的，也比较冷静的叙事功能，这种叙事功能正是作者所预设的。周恩来说：“通信中所叙的事实，和我所加的评论，很少的出于我个人的偏见，或者是从他人得来的暗示。〔22〕与《旅欧通信》第三人称叙事不同的是，瞿秋白的作品较多的是采用第一人称视角的报道。“我”在作品中是叙事的线索，“我”之所见所闻构成作品内容。无“我”作品便无法缀合。同时，“我”又成为报道的对象。瞿秋白的作品主要叙写旅途与在苏俄的见闻，其所基于的是对客体的外向观察；但他又对自我作内省体察，并将省察所得告白于读者。因此，作品有一种显见的“内倾性”。对此，作者在《俄乡纪程·跋》中有所说明：“这篇中所写，原为著者思想之经过，具体面论，是记‘自中国至俄国’之路程，抽象而论，是记著者‘自非俄乡至俄乡’之心程。”这里所谓的“路程”，是指作者观察的外在的自然与社会的图景。这一部分成为作品内容的主体。而“心程”则意指作者对自我思想、感悟等内在图式的关注与描述，对“心”，即作者内在世界的探视，使瞿秋白的报告文学烙上深刻的个人印记，也使瞿秋白“‘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23〕的形象跃然纸上。
注释：
〔1〕中国报告文学之名最早见于1930年2月10日出版的《拓荒者》。
〔2〕《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第25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中国报告文学的萌生与形成》第262页。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
〔4〕《"Apoliticism"——非政治主义》，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卷一。下引瞿秋白文皆出于此书。
〔5〕〔7〕〔24〕《俄乡纪程·四》。
〔6〕《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刊《新青年》1926年第3号。
〔8〕〔9〕《来欧主要意旨——致陈式周》，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10〕〔12〕《俄乡纪程·五》。
〔11〕《俄乡纪程·一二》。
〔13〕《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见《忆秋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4〕《新大陆游记·凡例》。
〔15〕《赤都心史·列宁》。
〔16〕《留法勤工俭学之大波澜》导言。
〔17〕〔20〕《赤都心史·序》。
〔18〕〔21〕《赤都心史·引言》。
〔19〕《赤都心史·清田村游记》。
〔22〕《留法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
〔23〕《赤都心史·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