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史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恩格斯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①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国家经济史特殊性的经典论述。同样源于德国的历史主义也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人类历史及其各种表现是一个自然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一方面，历史是一个连续的但并不是直线上升的过程；另一方面，各个时代、民族、国家以至个人，都根据历史的条件或其自身属性表现自己的独特性，代表一种个别的精神和价值，因而没有共同历史可言，更不存在共同规律。他们认为，每一种完美人类之说是就某一方面而言的，都要受到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并且具有特殊性和个别性。②这种历史的独特性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方法论基础。
中国经济史的独特性根源在于中国历史的独特起点。恩格斯指出：“历史从那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③不论从历史上考察还是从逻辑上考察，亚细亚生产方式都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起点。黑格尔也认为：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而亚洲是世界史的起点。④亚细亚生产方式以上古中国为典型。与希腊和罗马不同，源于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演化并没有走向奴隶制，而是出现一种“普遍奴隶制”也即非典型的奴隶制。⑤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历史起点，决定中国没有在奴隶制的道路上长期延续，而是较早地建立了封建制度。所谓的封建制度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封建制度指的是近代以前的传统制度。而狭义的封建制度指的是“封邦建国”，即从“普遍奴隶制”瓦解后直到西周建立的制度。在此基础上，中国传统社会演变出两个“亚封建”生产方式，包括以大地产制为基础的世族地主经济和以小块地产为基础的齐民地主经济。但“此封建”已非“彼封建”，甚或已是“非封建”。这两种经济形式代表传统经济的比较发达的形式。在这种经济社会体制下，中国古代创造了农业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以及高度发达的制度和文化。直到16世纪以前，中国的传统经济没有遇到来自外部的有力挑战，而是通过自身的调节能力并与周边民族的融合，使这种生产方式逐步完善，并且达到农业社会高度发达的水平。
但是，正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建立了完善的制度和文化，导致这种经济社会体制产生顽固的传统和严重的路径依赖，并进而导致现代化过程的滞后。马克思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⑥“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⑦这就是说，任何一个民族的经济史都是在前一代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因而也是必须继承的，这就形成历史传统。而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被西方经济史学家阐释为“路径依赖”。这种理论认为：制度变迁过程与技术变迁过程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所以，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从中国经济史来看，不止一次地发生“变革—发展；锁定—停滞”的周期性现象。在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出现的“锁定”，必然将使整个经济体陷于停滞，而这种停滞必须通过创新来打破。这种历史的继承性和社会发展对历史的依赖性，可以称之为“历史惯性”。
任何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都不可能保持固定不变，否则就必然走向衰落甚至灭亡。因此，任何生产方式都不能拒绝创新。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在不同阶段出现创新与停滞交错的现象。每一次创新都导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每一次停滞都可以探寻到创新枯竭的原因。这种交错出现的创新与停滞，正是中国经济史周期和波动的根源。我们看到，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上出现过三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和制度创新，分别是殷周变革、春秋战国变革和唐宋变革。而在变革之后都导致中国进入一个新的生产方式，即封建领主经济、世族地主经济和齐民地主经济，而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都较一种生产方式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所以，中国的传统社会并不是始终停滞的，而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
然而到了近代前期，中国进入创新枯竭阶段，从而陷入一个较长的停滞期。导致这种停滞的力量，一方面是传统社会的周期力量。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但“社会却没有变化。”⑧可是这种长期停滞和周期循环仅仅是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特征比较而言的。导致这种停滞力量的另一方面，是传统社会中传统自身的力量。恩格斯曾指出：“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⑨也就是说，这种社会经济体制一旦建立，就由于它的报酬递增效应而构成一种传统，并“锁定”在这种体制下。而在中国，由于传统社会制度的完善性和传统的顽固性，决定打破这种传统和周期的力量没能从内部产生而是来自外部。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侵略过程，停滞和静止的社会状态终于受到冲击，“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⑩而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迅速解体，也就揭开了现代化的序幕。总之，体现为历史周期性和传统惰性的“历史惯性”必须靠创新来打破，如果这种惯性过于强大的话，还需要借助于外力来打破。
然而，历史形成的传统，传统产生的惰性力量，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巨大反差，决定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多次选择，包括锁定和锁定的打破，不断的创新和革命，连续的“破”与“立”，才最终走上正确的轨道。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历史惯性造成的经济史的低水平循环，被外来资本主义冲击和自身的社会革命所打破。然而，但当中国踏上现代化门槛时，面临着多种道路选择，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各种“主义”。选择的困难加上历史和传统的力量，使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屡次陷于困境。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经过了血雨腥风的斗争，历史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而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上，经过一系列曲折和付出沉重的代价后，历史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不断选择的过程，就构成中国的近现代史。
二、中国经济史的基础结构和制度变迁的动力结构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与西方不同的经济历史，而在自身的历史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经济模式。这种不同的经济历史和不同的经济模式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资源基础和相应的资源利用体制构成的，具体说包括：不同时期以科技为核心的生产力性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商品交换和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形式、政府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社会阶级的构成及其发挥的作用。
1.以技术为核心的生产力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的原初动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近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甚至成为第一生产力。这是因为不同的技术决定不同的生产方式，也就决定不同的生产关系，进一步讲，也就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尽管我们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是从长期历史上看，科技进步与制度变革却是互为因果的。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有时技术变革成为主要矛盾，有时制度变革成为主要矛盾。这种矛盾的转化构成社会进步的真实动因。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数次技术革命。第一次是定居农业的出现。这是经典的农业革命，在全球普遍发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在中国，定居农业出现于商代中期，即盘庚时代。有了定居农业就有了土地产权，“封建”制度也由此形成。第二次是以农业生产工具即铁器和牛耕为代表的农业革命，也就是第二次农业革命。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土地的私有制以及相应的家庭农业生产模式。第三次是以煤铁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的手工业技术革命，由此产生了专业的手工作坊并促进了商业流通的广泛发展。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工商业城市，城乡二元社会开始形成。经历了三次技术革命，中国传统社会实现了高度发展并创造了高度文明。但是，中国在近代门槛上却没能发展出科学，因此传统技术不能实现飞跃，从而仍然停留在传统技术阶段，没能实现第四次技术革命。这是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基本原因。
2.生产资料所有制构成不同时代的生产关系基础
这里指的是社会资源基础及其利用方式的变化。一切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资源基础之上。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看，社会资源基础不过是两种形态，一个是土地，一个是资本。由此而产生两种社会生产方式，即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传统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基础就是土地。所以，农业生产技术和土地制度是传统社会一切制度的基础。从中国历史上看，农业技术较早地出现飞跃式的变化具体体现为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广泛使用，导致家庭式的小农经营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为了保证这种适宜的生产方式，历代政府坚持土地制度的调整，抑制土地兼并，并通过土地制度创设维护小农经济基础。但另一方面，在人口与土地资源之间始终存在一个矛盾，小农经济以不断向土地增加劳动投入为主的增产方式必然受到土地边际生产力的制约。所以，历史上又一直存在土地兼并和集中的力量。这两种力量的矛盾构成中国历史上经济波动的主因，也是导致土地制度不断调整的主因。
不过，到了近代，中国传统农业发展达到了自身的极限。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这种状况仍将延续一个时期，但无可置疑的是，其最后的终结也是可期的。但是，西方入侵和工业文明的来袭，加速了这种变革，所以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的主题转为工业化。而工业社会的资源基础与农业社会根本不同，工业化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资源基础由农业和土地向工业和资本转移的过程。从这个转移过程来看，围绕土地制度仍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的纠结时期，具体说就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所经历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以及后来的合作化、集体化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变革。从中国近代现代历史来看，既有围绕土地问题的矛盾，也存在围绕资本问题的矛盾。如洋务时期关于工业企业的“官办”与“商办”的争论，国民革命时期关于“发展国家资本”和“节制私人资本”的主张，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关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矛盾，等等。
3.商品交换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总是加速了旧的经济社会体制的瓦解
恩格斯研究了公社制度的解体并指出：“公社的产品越是采取商品的形式，就是说，产品中为生产者自己消费的部分越小，为交换目的而生产的部分越大，在公社内部，原始的自发的分工被交换排挤得越多，公社各个社员的财产状况就越不平等，旧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越深，公社也就越迅速地瓦解为小农的乡村。”（11）而在文明社会的历史中，商品经济既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源，也是社会不稳定和社会变革的因素。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商品交换和商品经济高潮：第一次是商代中期，第二次是战国时期，第三次是唐末五代到宋代时期，第四次是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可以看出，每次商品交换和商品经济高潮的出现都是在统一的集权模式破局的情况下出现的，而每次商品经济高潮都导致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并导致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每次商品经济高潮引致的生产关系变革和生产力飞跃发展后，社会结构的变化往往导致一些非经济因素出现，阻碍商品经济继续发展。比如社会经济利益结构的变化，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重组，以及新的阶级矛盾的出现，等等。事实上，这正是经济社会发展从变革到稳定的过渡。
商品经济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既包括资源配置比例，也包括资源配置方式。从传统社会历史上来看，由于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是农业，而工商业发展必然与农业争夺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能不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但是，商品经济发展又始终是刺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革命因素，所以尽管有政府政策的压抑，但却总是能够自发地发展起来，并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宋代以后，由于农业生产力有了较大进步，可以有更多的资源用于非农业领域，人们的社会需求也日益多样化，因而适应这种变化，社会最终放弃了抑商政策，这就使商品经济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和进步。到了近代，一方面农业发展遇到了“瓶颈”，另一方面，西方的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生产力要素，这就又一次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过，关于商品经济问题到了近现代则演化为工业化和市场经济问题。所谓工业化，就是如何突破农业发展“瓶颈”，实现社会资源基础的转移；而市场经济则是采取何种方式配置资源，以更快地实现工业化。这个问题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最终被确定下来。但是，正如中国历史上每次商品经济高潮都导致社会激烈的变革和利益格局变化，并引起影响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非经济因素出现一样，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即一方面带来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社会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悬殊问题。这些问题如不能妥善地解决，也同样会发生历史趋势的逆转。
4.国家的作用主要是创设产权、经济调控和维持社会稳定
中国历史上，国家自始至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是在宗法制度基础上创建的国家制度，从而就形成了“家国”一体的传统。但国家一旦形成，就必然要承担公共角色。国家的最基本作用是创设产权和保护产权。从中国历史上看，各个朝代在立国初期都会对土地产权关系重新调整。从西周的“封邦建国”，到汉晋时期的“以名占田”，以及北魏和隋唐的均田，无不是国家调整土地产权的活动。宋代以后，国家“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但仍要实施各种土地政策以保护各方的土地产权，特别是将保护土地产权作为主要目标。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始终承担着重要的经济角色，包括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经营各种产业、实施产业政策，管理市场经济活动等。近代以来，由于中国面临着工业化和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政府不能不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即发动工业化和推进制度变革。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开始，直到民国时代和新中国，政府无不将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为己任，从而构成中国现代化的突出特色。
国家承担公共角色提供公共服务，特别是近现代政府还要承担发动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必须组织和动员大量的公共资源。为此，各代政府都建立了完整的资源动员体制，这个体制的主体就是赋税制度。国家通过赋役制度取得资源用于保护产权和公共服务，有效地保证了经济健康运行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国家一旦产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并有着独立的经济利益。所以，政府不仅是公共部门，也具有经济人特征。政府的这种双重角色特点在中国历朝历代都表现得十分鲜明。可是，政府究竟将哪一种角色扮演得更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5.统治阶级的性质决定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的基本性质
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12）从历史上看，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都相应地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一般来讲，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首先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生产阶级，他们是社会经济的主导部分。但是，这个阶级不可能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而当他所代表的生产力已经过时的时候，他们必然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落后阶级，也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近代以前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个统治阶级：氏族贵族阶级、封建领主阶级、世族地主阶级和齐民地主阶级。这几个阶级分别代表当时社会的生产力。之所以说这几个阶级代表当时的社会先进生产力，是说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他们能够主导、推进或稳定社会生产。而在每个社会历史阶段，统治阶级之下还有一个广泛的被统治阶级，他们是社会经济的基础，是社会经济的基础部分。从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上看，这个广泛的被统治阶级就是广大的小农以及晚些时出现的小工商业者。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非常剧烈，阶级关系复杂多变，单一阶级集团占据统治地位的局面没有出现。不过总的看来，作为统治阶级的集团，是从单级向双极和多极发展，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分化过程和趋势。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行，旧社会的剥削阶级基本被消灭。
每个不同的历史时代都有不同的阶级关系。这种阶级关系事实上是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一方面是不同阶级所代表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是不同阶级所具有的经济利益，两方面相辅相成构成阶级斗争的根本原因。诺斯指出：“一个经济包含着不同集团的活动，这些活动具有不同的生产函数，以反映一个政治—经济单位的技术，资源基数和人口。”（13）对于一个阶级来说，它一方面是生产集团，另一方面是利益集团，作为生产集团有不同的生产函数，作为利益集团有不同的经济利益。政府必须代表一定集团的利益，设置符合该集团利益的产权结构。然而，决定社会经济增长和效率的却是这个集团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这个集团或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性质。所以，阶级斗争从表面看反映的是阶级利益所决定的阶级矛盾，但从本质上看，反映的却是先进生产方式和落后生产方式的矛盾。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所以围绕土地而产生的阶级矛盾和由此展开的阶级斗争构成生产方式和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近代以来，由于工业化的进展，社会资源基础逐渐发生转变，阶级结构和社会矛盾也相应地发生转变。
三、中国传统社会的三次重大变革和社会经济转型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印象是长期停滞。这种停滞既包括生产力方面的停滞，也包括社会关系方面的停滞。但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国历史上从未真正停滞过，仅仅是相对于近代以来的现代化中国起步较晚而已。从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看，先后经历了三次重大社会变革，而每次社会变革都发生相应的社会转型和生产力的发展。
1.第一次社会转型：通过殷周变革确立封建领主经济
历经夏商两代的发展，中国农业已有了相当基础，并开始向定居农业转变。在此之前，农业与游牧业和狩猎业并无本质区别，都要随水草而居。这种产业状况下不可能有城邑，不可能有国家制度，更不可能有文化积淀。中国定居农业出现于殷周之际，是世界上出现较早的定居农业。定居农业是整个农业文明的基础。在定居农业模式下，人们发明灌溉、施肥、轮作，等等，尽管还是十分原始，但技术进步大大加快了。与此同时，“商人”在自己的土地边界上与其他部族经常进行交换，有时要从事长途贩运，到商代晚期甚至出现了交易市场，因而商品交换出现一个高潮。有了定居农业就有了城邑，国家制度健全了，文化也开始积淀，礼乐制度也初具雏形。西周通过封土建国奠定了封建国家的基本制度。这一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中央国家与诸侯国家并存。如果说此前的国家形态是一种“邦联”，那么此时的国家已发展到“联邦”阶段。这无疑是一种较高级的国家形态。
殷周变革的结果是封建制度的成型。这种“封建”是狭义上的封建，即“封邦建国”。由于有了定居农业，也就有了稳定的土地制度。西周时期的土地占有方式是一种“领有”，就是说，诸侯的土地是从周王即国家那里“领有”的，下级封建主的土地是从上级领主那里领有的。领主只有部分土地产权而不拥有完全产权，所以，封建时代的土地制度并不是私有制，而是各级封建主的“共有制”。封建主不仅占有土地，而且占有土地上的人民。但是，这种封建领主土地上的人民并不是奴隶，而是传统村社的居民。当然，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奴隶，但是奴隶现象并不典型，也不够普遍。所以说，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典型的奴隶制度，也没有经历一个奴隶制时代。因而也可以说，中国是直接进入封建社会的。
各级贵族获得“领地”后，为了从土地上获得物产并赖以生存，则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庄园聚落，并驱使土地上的人民发展生产，这就是采邑。采邑制度既是国家对各级贵族和官员的供给制度，同时也是周王朝对全国土地进行管理的方法。领主在采邑内部实行井田制，即所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公田上的劳动一般采取集体共耕方式。农民的私田按劳动力平均分配即所谓份地。农民对于份地的权利也是不可剥夺的，但要实行定期重分，即“换土易居”。因而这种土地制度也可以称为“集体所有制”。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阶级是封建领主，相对应的阶级还包括“国人”和“野人”、私徒属和奴隶等。其中最基本的生产阶级是占有份地的村社农民，他们主要由“野人”和“国人”构成，隶属于各自的领主。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与农奴无异，因而他们是最主要的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封建领主是一个血缘集团，一般聚族而居，实行宗法等级制度。封建贵族有封地、有附庸、有属民，在此基础上保有一定的武装力量。贵族武装来自同族成员和他们的私徒属。贵族男子有参与政治活动的特权，有参与本族祭祀的权利，发生战争时要率领自己的族众和私属参战，并在军队中担任将领。贵族的地位、权力都是世袭的，除犯罪或政治斗争失败这类原因外，国君不能随意削其官爵。这样，世袭贵族可以延续许多代。但随着井田制的衰落，封建贵族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终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2.第二次社会转型：通过春秋战国变革转为世族地主经济
西周时，中国是典型的封建制度。这种封建制度到春秋时就开始转衰，而在战国时就逐渐瓦解了。封建制度的瓦解始于井田制的崩溃。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铁制农具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共耕制度丧失了基础，而建立在共耕基础上的井田制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生产效率低下。这样，以土地“共有”为特点的井田制逐渐被私有土地制度取代，家庭生产成为主要的经济模式。西周时代工商食官制度废除后，私营工商业迅速发展，出现历史上新的商品经济高潮。而商品经济发展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也加速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封建诸侯国的不平衡发展，导致诸侯实力超过周王室的实力，周王室失去控制能力，而“失控”后的“天下”则出现长期的兼并战争以及政治结构的重组。另一方面，原有的各阶级实力也发生了变化，有的封建贵族丧失了封土和封爵成为平民，工商业者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出现了，井田制度下的村社农民成了独立小农，“士”作为一个依附于贵族的阶层也独立出来，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角色，这就出现了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这一系列变化最终演变为秦的国家统一和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建立。
秦汉直到隋唐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世族地主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一方面导致了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并创造了广泛的自耕农和小农；另一方面，在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制度下，产生了一个稳定据有大地产和长期控制国家机器的世族地主阶级。世族既源于世家大族，也源于土族。世家大族即豪强，从战国一直延续到秦汉，尽管一直遭到政府打击，但依然层出不穷。而士族则是通过读经入仕制度而形成的一个实际上世代相袭的门阀贵族。他们通过土地兼并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地产，而为了经营这种大规模的地产还必须稳定地占有劳动力。他们利用传统的宗族联系和战乱机会，将大批独立小农转变为各种形式的依附农，包括部曲、佃客和奴婢等。他们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参与国家的权利分配，甚至在自己实力强大时控制国家机器。因而他们不仅在经济上是世族地主，而且在政治上是世族官僚。世族地主为了维护本阶级的世袭统治，一方面积极参与国家权利分配，另一方面严别士庶以维护本阶级的特权，因而他们作为社会统治阶级既与朝廷矛盾，也与中小地主矛盾，更与广大农民包括依附农和自耕农构成阶级对立。
世族经济的基础是大地产制度。世族的大地产既是通过政府创设而形成的，也是通过竞争和土地兼并而形成的。所谓政府创设，就是政府以政治权力分配土地，而在这种土地分配中，世族获得多得多的土地和依附农，这使他们可以进一步通过自己掌握的经济和政治特权通过土地兼并进一步扩大地产。但是，世族地主的经济政治条件越是优越，他们自身的能力就越是下降，特别是随着科举制度的施行和政府土地分配制度（如均田制）的衰落，世族地主最终不能不走向衰落。
3.第三次社会转型：通过唐宋变革转为齐民地主经济
由于人口增加和土地减少，使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已无法持续。均田制的瓦解，使依靠国家创制田制和长期维持土地占有的世族地主丧失了经济基础，国家政治也从世族地主控制下解脱出来，他们的统治地位被齐民地主所取代。
编户齐民制度源于秦汉。但长期以来，有“编户”而无“齐民”。经唐宋变革，逐渐消除了士庶之别和良贱之别，基本实现了社会的“等齐性”。齐民地主没有世袭的经济政治特权，他们与士、农、工、商同为“齐民”。宋代以后，由于“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土地要素的流动性扩大了，土地在集中与分散间反复运动，从而促进了租佃制度的发达。租佃制度导致以租佃契约为核心的一系列地权创新，使土地利用的效率进一步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土地稀缺的矛盾，使传统农业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租佃契约制度的普遍确立，也带动了其他经济活动中契约行为的普遍化。
齐民地主是齐民社会的主导阶级，也是齐民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齐民地主主要经营农业，但他们并不是单纯的农业经营者，一般都兼营商业，也从事手工业生产。另外，齐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竞争相对平等。这种相对平等的竞争促进齐民地主积极改进生产技术和耕作方法，以取得竞争优势并获得更多的回报。另外，齐民地主不同于小农，他们具有更大的经济实力，能够成为大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组织者和新的耕作方法的实验者。此外，齐民地主还是农业商品生产者，通过多种经营，提高土地利用率。所以，齐民地主成为宋代以后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作为主导阶级，齐民地主代表当时先进的生产力，作为统治阶级，齐民地主通过对经济生活的控制，通过官僚体系和基层组织，以及通过农村家族势力，实行方方面面的统治。
宋代以后，一方面，由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农业能够提供的剩余产品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等级身份制度的崩溃和社会流动性扩大，导致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商品交换经济高潮。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刺激下，宋代以后中国出现一个技术创新密集期，传统技术在很多领域都出现了新的飞跃。在这种新的技术基础上，中国的工商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使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土地的依赖，因而又经历了一个较长的繁荣和发展。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居民成了一个相对稳定和独立的社会群体。宋代树立了与乡村户对称的“城廓户”身份，将城市的全体居民纳入，同样作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市民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利益诉求，他们结“社”组“会”，从而形成市民“社会”。此外，宋代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完成了向江南的转移。相应地，中国对外贸易由陆路转向海路，在东南沿海形成一个扇形开放格局。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社会仍沿着这个方向和轨迹继续发展，并创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高度繁荣局面。
但是，中国传统社会矛盾也在明清时期逐渐集结。一方面，租佃制度发达导致寄生地主阶级的出现，小农经济发展逐渐达到生产力边界而陷于停滞；另一方面，城市工商业发展仍不能突破传统技术和传统模式，闭关政策则进一步延缓了创新过程。总之，到了明末清初，商品经济一度非常繁荣，但持续时间很短暂，没有构成商品经济高潮，更没有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和转型。到了清中叶时期，中国传统经济陷于停滞和危机，传统社会的成就在这里集结，构成“康乾盛世”，同时传统社会的矛盾也在这里集结，产生“末世危机”。总之，中国传统社会到这里以“大团圆”的方式终结了，随之而来的是近现代社会的根本变革和社会经济的转型。
四、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根本变革和经济社会转型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历史变迁都是传统社会范围以内的制度变迁，那么到了18世纪，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文化已经进入衰颓期，生命力渐减至再无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西方先进的制度文化通过工业革命显示出极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并且对传统中国构成极大的压力。马克思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4）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大大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过程，出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因此是中国历史演变和变迁的延续。但另一方面，由于这次变革和转型的特殊背景和特殊内容，使这次变革具有特殊的意义。以前的社会变革都没有超出农业社会的范围，但是这次社会变革是在工业革命导致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是一次更为根本的变革。这种变革不是源于中国社会内部，而是直接受到外来冲击下发生的，这种冲击源于一种全新的外来文化即西方文化。另外，这次社会变革比起前几次要来的更猛烈，来的更彻底。这就使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具体说，这次社会变革和转型使中国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
正是由于这次变革的重大和特殊意义，以使得这次社会变革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具体地体现为三次选择。
1.第一次选择：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历史选择了现代社会
中国传统社会经过康乾盛世发展到一个新的巅峰，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就使中国的统治者和士人们很难相信，在中国以外还有一种更先进的技术、制度和文化。所以，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中国人民面临着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选择。事实上，面对一个未曾知道的、全新的、与祖训大量冲突的现代社会，犹豫和迟疑甚至恐惧是一种完全正常的反应。但是，由于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一败再败，使我们不得不对双方的文化与制度进行重新估价，并转而实行现代化。这就产生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
洋务运动是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发动。这次现代化发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仅仅希望通过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以实现富国强兵，而不触及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辛亥革命之所以称之为“革命”，是因为通过这次革命基本确立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方向。所以，民国初期出现一个短暂的“自由放任”时期，但是并没有建立相应的现代体制。国民革命后，国民政府努力建立现代经济体制，包括财政、金融以及现代企业制度，并且取得可观的成就。但是，一方面，国民政府的资本主义发展原则是“发展国家资本”和“节制私人资本”，从而导致官僚资本的发达和民族资本发展的滞后；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仅仅着眼于推进现代化，而对中国传统社会长期积累的矛盾却大大忽视了。事实上，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不解决传统社会矛盾是不可能顺利实现代化的。这些矛盾的焦点就是农民的土地问题。正是这个问题导致国共两党的分裂，决定了国共两党的政权更迭。
2.第二次选择：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
在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现代化遭遇挫折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欧美模式之外的另一个革命和现代化样板，那就是通过彻底革命推翻旧制度并通过计划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的成功，同样给中国的现代化以极大的激励。而经历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三次失败，加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人民的压迫，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选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首先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解决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矛盾，即通过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是因为传统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和土地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进入现代化。所以说，这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化的枢纽。其次，在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有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国家力量发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计划体制也就是资源动员体制。而在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情况下，既要将有限的私人资本主义纳入国有和计划经济轨道，也要充分动员农业和其他资源。这就是“一化三改”。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解决了中国的资源动员体制问题，还解决了传统社会和现代化以来积累的阶级矛盾问题，初步实现了社会公平。在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发展了20多年，初步建立了现代化的工业基础，也为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前提。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对于解决工业化初期的资源动员是有效的，但这种体制却缺乏持续的效率。所以在工业化基础建立之后，就必须引进市场机制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3.第三次选择：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79年开始的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三次选择。这次改革的核心仍然是资源动员体制问题，但是这次改革的方向却是从国家动员体制转向社会动员体制。首先，尽管经历近百年的现代化努力，但中国仍没有实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经济社会的资源基础仍建立在农业上，这就决定中国改革还是要从农民和土地开始，即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次，改革还必须解决现代化过程中资本动员体制，这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资本的重建，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资本的重建，实现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资本重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前提。在此基础上，中国通过渐进的方式，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市场首先是各种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技术市场等。而市场体制的核心是根据要素的供求决定要素的价格以及要素贡献者的收益。这就实现了从国家强制的资源动员体制向资源主体的内在激励机制的转向，从而建立了可持续的资源动员体制。事实上这是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阶段必然采取的体制。因而，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在改革开放后大大加速了。但是，这种要素市场的建立，必然导致相应的分配体制的变革，即从按劳分配体制为主体制转向以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的体制，导致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在经历社会主义革命基本消灭阶级后，社会重新出现了阶层分化，导致人与人的关系高度紧张，传统社会反复出现的“传统问题”又成为困扰现代社会和谐发展的矛盾根源。另外，资源主体的内在激励机制建立后，并没有建立相应的制度约束和合理导向，资源主体收益内化的同时却造成成本的外化，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如果这种趋势不能有效遏止的话，中国社会就有可能重新陷于“锁定”状态。尽管中国已经走上现代化的快车道，但仍可能重蹈“传统周期律”。
总的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三次选择，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并非一劳永逸，工业化和现代化仍存在各种矛盾和挑战，中国仍面临社会变革的历史使命。
五、中国经济社会的历史变革与未来选择
从中国历史看，经历了殷周变革、春秋战国变革、唐宋变革和近现代变革，相应地采取了封建领主经济、世族地主经济、齐民地主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近现代以来，在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上，历史经过三次艰难选择，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而，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选择，不过，这种新的选择实际上是“无可选择”。这是因为我们的事业是前所未有的事业，我们面前没有经验和样板。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依据自己的历史和所面对的现实来做未来选择。事实上，我们今天的变革正是历史变革的延续，我们今天的选择也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15）所以，我们在思考现在和未来的社会经济改革时，必须结合中国的历史，回头看中国历史的实际轨迹，以汲取经验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从近代以来影响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潮来看，存在着三条源流，即中国传统思想、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实行社会变革的思想资源。由于现代化源于西方，与中国传统差异较大，所以在这种变革中，传统思想总是在抵制外来的现代化，并试图将现代化维持在自身的轨道上。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起伏跌宕的历史命运，也反映了中国在发展道路选择问题上的曲折过程。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一直主导着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社会政策。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模式选择，也正是在这三种思想影响下进行的，而最终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事实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是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而这种“国情”既包括“现实国情”，也包括“历史国情”，而“现实国情”正是“历史国情”的延续，认识“现实国情”离不开对“历史国情”的深刻理解。而中国的“历史国情”简明扼要地说，就是四次社会变革以及近现代的三次选择。这种历史变革和选择也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变革和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现代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但西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凸显，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重新回顾我们自己的历史和传统的价值，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其中所包含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以及新型工业化战略等，无不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所以，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必须包含着中国价值传统的回归与重建。可以预期的是，中国未来的发展一定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文化，沿着中国自身的道路和轨迹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创造出新的历史辉煌。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9页。
②伯恩斯、皮卡德：《历史哲学：从启蒙到后现代性》，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页。
④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1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页。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97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5页。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7页。
（13）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2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6页。
（1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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