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前进的伟大基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革命论文,基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西是我们国家的一块红色土地。这片红土地，对于共和国而言，与其说是大自然的造化，还不如说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就的。我作为一名党史研究工作者早就神往这里。因此，当我伫立在这片红土地上时，油然生发出一种无限敬仰的情怀。
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了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七十周年纪念座谈会，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重要讲话。今天我们从祖国各地来到这个在党的历史上曾经被称为“红都”的“瑞京”，按照“三个代表”的光辉思想，站在21世纪的时代高度，再次回顾和研讨这段重要历史，是非常有意义的。
下面就这次理论研讨会的主题谈点我个人的想法。
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8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将中华民族的历史揭开了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新的一页。此后，中国大地不断掀起革命风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世界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之一。
中国共产党创立后不久，就参与领导大革命运动。在这次大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表现了领导革命的卓越才能，对赢得大革命运动前期的辉煌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我们党在80年历史上所创造的第一度伟大辉煌业绩。
但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迅速转入低潮，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顿时陷入一片血雨腥风，中国共产党经受着自它成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达2.6万多人。党员人数从大革命高潮时近6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逆转，反革命势力大大超过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人要生存下去，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继续斗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解决“要不要革命”这个首要问题外，还有一个“如何坚持革命”的问题。如果说，对“要不要革命”的选择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坚定性的考验，那么，对“如何坚持革命”的选择，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策略和革命应变能力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人为反抗国民党对共产党员和广大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高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先后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湖南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近百次起义。此后，就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时期。22年的武装斗争，从形式上看，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没有多少区别。然而，只要透过表面现象，就不难看出，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一，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斗争，有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第二，它有着代表人类先进思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第三，它凝聚了中华民族救国救民的大批优秀分子，特别是凝聚了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知识分子。因此，它是中国历史上新型的农民革命战争。
在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这一新型革命战争的星星之火就是从江西大地开始形成燎原之势的。到30年代初，各地农民武装斗争风起云涌，一个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相继接踵建立。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后，率领起义部队在罗霄山脉中段创立了井冈山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建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转战赣南、闽西，努力开创建立大块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3月，红四军前委决定在赣南、闽西地区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游击战争；4月，红四军前委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12月，在闽西上杭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明确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以及加强红军建设的方针政策和需要正确处理的各种关系，对于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红四军经过反复转战，发展地方武装力量，1930年3月，相继成立赣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8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10月，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使赣江中段和南段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闽西根据地也得到很大发展。1930年底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连续取得粉碎国民党第一、二、三次“围剿”的胜利，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不仅基本连为一体，而且扩大到占有赣南、闽西21个县城（赣有瑞金等11个，闽有长汀等10个）的广大地区，形成了管辖5万平方公里、拥有250万人口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从而，这块中央革命根据地成为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最初的主战场。
由于三次反“围剿”的连续胜利，由于几个大的和较大的革命根据地经过反“围剿”之后出现的新的局面（作为主力红军的红一、四方面军和第二、六军团已发展到15万人；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区域面积已扩大为十五六万平方公里，拥有近百个县，总人口达一千多万），也由于共产国际的不断电令，在70年前的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被选举为这个新政权的主席，朱德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样，一个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这也标志着包括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一些革命根据地在内的发展进入全盛时期。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表明中国革命有了继续前进的伟大基地。据说，江西人民以为中国革命提供“三个摇篮”而自豪，即八一南昌起义是人民军队诞生的摇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摇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的创建是打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摇篮。这个说法也许不那么准确，但它生动地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江西人民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特殊贡献。我们不能不对江西人民的伟大贡献表示崇高敬意。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铸造辉煌的时候也经历了巨大的曲折和挫折。没有多久，一个不断发展的大好革命局面，被越来越严重的“左”倾错误所破坏。根据地愈来愈缩小，直至最后被断送。这个时期，对党的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左”倾错误和对“左”倾错误进行抵制，使革命斗争在曲折中前进的复杂情况，在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斗争史上是罕见的。这是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的对立和冲突的集中表现。这种对立和冲突，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之后算起，至少有这样几次：
一是在1931年11月初瑞金叶坪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红军和根据地的正确领导受到指责，“左”倾错误领导将毛泽东逐渐排挤出重要领导岗位。此后，由于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同志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斗争，中央苏区才得以继续发展，红军继续壮大。1932年4月，红一军团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挥下，取得了攻占闽南重镇漳州的胜利；7月，红军在南雄水口击溃粤敌15个团之多，巩固了中央苏区的南方阵地。
二是1932年10月在宁都小源村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左”倾错误领导不顾周恩来等的反对，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并决定将毛泽东调回后方。在毛泽东离开红军后，周恩来、朱德在反“围剿”的斗争中，继续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获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1933年4月，连接闽浙赣苏区和中央苏区的闽赣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辖有江西、福建、闽赣三个省级苏维埃政权，中央红军拥有1、3、5、7四个军团。这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三是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到瑞金，“左”倾错误进一步得到发展。2月，为了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反对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首先在福建苏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将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打成“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接着，又在江西苏区开展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打击坚持正确主张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这期间，毛泽东在离开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后，专门从事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工作。他以极大的努力，进行调查研究，推动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他分别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南部17县和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进行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阐明了处理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的正确关系，倡导建立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努力推动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他还加强对查田运动的领导，努力纠正侵犯中农利益和对待地主、富农的“左”的政策，使土地革命的成果有利于社会稳定。在苏区经济得到一定发展后，在国民党反动派再次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时，苏区人民为了保卫翻身的胜利果实和红色政权，踊跃参军参战。据资料统计，仅赣南苏区青壮年男子参加红军的就达33万之多，有力地支持了反“围剿”战争。但是，由于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这些努力并没有能够扭转中央苏区日益困难的局面。
四是1934年1月在瑞金举行的六届五中全会，中央主要领导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这时，蒋介石正统率百万大军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异常紧张。六届五中全会却错误地认定中国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形势”，第五次反“围剿”是“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的决战”。这种认识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这样，从1933年10月开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在“左”倾冒险主义的直接指挥下，历时一年之久，不仅没有能打退敌人的进攻，而且中央苏区的绝大部分县都先后丢失，最后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这块红色土地，实行战略转移，开始极其艰苦的长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最初依托不再存在。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团结抗日、共赴国难局面的到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1935年底改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一年半后，于1937年9月6日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取代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从而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从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算起，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转移），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创建到结束的起止时间虽然不同，但大体都经历了六七年的奋斗历程。这在党的历史上可谓是“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的时期。
二、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70年过去了，回首历史，怎样认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作用呢？
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乔木同志有一段很中肯的评价。他说：“成立中央政府不但对我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加强了合法中枢指导作用（否则‘中央红军’这一名词也缺乏法律根据），在以后对张国焘斗争中的意义不可低估，而且对尔后与东北军、西北军开展统一战线，发挥《八一宣言》和在与蒋介石谈判中取得一定的对等地位和成立各地边区政府，八路军、新四军自成系统也有重要作用。”在我看来，这样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
这个时期是党的历史异常复杂的一段。一方面，革命事业在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左”的错误空前严重。由此，许多历史问题研究起来就相当困难，评价起来就要更为慎重。
我曾经把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比作是一个前后承接的链条，每一阶段的历史都是这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评价历史事件应当从环与链的关系这个角度作总体的把握。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段历史也应当这样来认识。概括起来，至少应当肯定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这是我们党领导的28年民主革命历史上所受的艰难困苦时间最长的一段时期。
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基础的奠定，到建立、发展，再到最后放弃，横跨上个世纪的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期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民主革命28年中，它占了1/4的时间。
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进入最为艰苦的时期，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血腥屠杀和疯狂“围剿”，党不能不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残酷武装斗争；另一方面，又经历着严重的党内错误的统治。一次又一次的反对国民党“围剿”的战争，已经使党处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之中；接二连三发生的“左”倾错误，使党的状况如雪上加霜，愈来愈濒临绝境。
在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前，党已经历了从1927年底到1928年初的第一次“左”倾错误。在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从1930年6月到9月，从1931年至1934年，“左”倾错误又连续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尤其是1931年到1934年，又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最为严重。尽管从时间上看，加上第一次“左”倾错误在中央盛行的4个月左右（第二次是3个多月，第三次有4年），总共是4年零8个月。这与土地革命战争的10年相比，“左”倾错误统治时间似乎并不很长。但是，“左”倾错误一再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说明党的指导思想很不成熟，在党内存在着与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相对立的“左”倾错误发展趋向。从1927年底到1935年间，这个趋向长期影响着和主导着党的路线、重大的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三次“左”倾错误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也可以视为这个趋向在党内发展的三次高潮。而正是这三次“左”倾错误高潮，使我们党丧失了推进革命走向更大复兴的两次重要机遇。
第一次机遇，是六大结束后的两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出现的革命复兴局面没有能够坚持。
六大以后，党中央比较能够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路线也基本正确。这个时期党在全国各地做了大量有成效的恢复工作。六大时全国党员人数是4万多人，到1929年6月六届二中全会时，党员人数已经增加到6.9万人，到1930年3月发展到10万人。在党的组织得到较快发展的同时，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也有很大发展。除赣南、闽西根据地外，重要根据地还有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等。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已有13个军，达6.2万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从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统治集团重新陷入军阀混战之中，许多原来“清剿”红军的军队纷纷转入军阀混乱的战场。而在国民党统治区，随着法西斯统治的加强，社会内部各种矛盾不断激化，人们的不满情绪在增长。这时中国革命形势开始有所好转。
可是，面对这样的有利局面，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发展起来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以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为标志，开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这次“左”倾错误再次造成严重后果。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一方面使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组织机关遭到破坏和瓦解；另一方面在红军奉命攻打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从而使正在复兴的革命形势发生逆转。
再一次机遇，就是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民族觉醒的浪潮高涨。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不仅工人农民要求抗日，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经过四年多的低沉状态后，也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抗日。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却一再妥协退缩，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引起全国各界民众的强烈不满。这时党的任务应当是，正确认识由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引发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前进。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再次取得统治地位。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不能正确地认识形势，把握已经变化了的或正在变化的各种关系。他们不切实际地认为，日本侵占东北，接下来又是华北，这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武装保卫苏联”；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等等。对形势所作的这样的错误判断，完全脱离中国实际，违背中国人民的要求。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于此间发生的福建人民政府成立这一重大政治事变，采取拒绝联合的自我孤立政策，使党的处境更加不利。这次“左”倾错误，不仅给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造成恶劣影响，而且，随着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更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得到全面贯彻执行，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开始战略转移。
这样，各种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党在这个时期不能不经历最艰难的岁月。
第二，这是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艰苦探索，并奠定了坚实基础的时期。
大革命的失败，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既然在城市里反革命势力异常强大，一个又一个的城市暴动都没有坚持下来，那么就只有将革命力量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偏远农村。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意识到省会长沙打不下来就不去硬打，及时将秋收起义队伍拉向了井冈山。从这时起，他认识到只有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转向山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革命才有出路。在感到井冈山根据地面对敌人的不断“会剿”和封锁难以守住之后，他又毅然率领红军下山，进行大迂回的转战，穿梭于闽西、赣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在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巩固后，经过几年反“围剿”战争的革命实践，在攻打赣州、南昌这样的城市遭受挫折的同时，也取得过夺取吉安、漳州这样的重镇的胜利。这就使对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形式的认识进一步发展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思想有了比较现实的实践基础。尽管革命道路的理论是在后来概括出来的，但探索这条道路的艰难困苦的实践，主要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
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的开篇对革命道路问题有一段论述。他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他认为，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进行长期的合法斗争，利用议会讲坛，开展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共产党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斗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这条革命道路，就是俄国的十月革命所实践的道路。对于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由于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2页。）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在60多年以前讲的，有的认识和表述不能不带有历史的烙印，但这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最早概括。就中国革命道路而言，我们党领导民主革命，从“走俄国人的道路”到“走自己的道路”，经历了十多年时间，对这段历史过程，应当作具体分析。首先，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基本原则和十月革命道路的具体表现形式应当加以区别。十月革命道路的基本原则，即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进行革命斗争，推翻反动国家机器，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针。但是就十月革命道路的具体表现形式而言，它先在城市夺取政权，然后在全国夺取政权，这是由俄国的特点决定的，是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的。因此，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不能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
完整地看我们党选择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实践，大致经历了这么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党参与领导的大革命时期，由于实行国共合作，当时进行的国民革命，实际上走的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道路。第二阶段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这段时间。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存在两个发展趋向，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思想与农村中心论的革命道路思想的对立比较尖锐，即三次“左”倾领导奉行的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路线与毛泽东等人开辟的首先是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待红军力量强大之后再进攻城市的路线（这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具体化）进行着反复的激烈斗争。第三阶段是遵义会议以后的历史时期。由于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经过抗日战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革命道路思想，终于在全党获得共识。这就是说，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问题也应当作具体分析，同样不能简单化。
开创新的革命道路的实践，是开辟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历史起点。它预示着中国革命经过艰难困苦之后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三，这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正在形成的时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同时，也在理论上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阶段、任务、目标、依靠力量等许多重大问题。当时，党内盛行的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非常严重。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党内最早鲜明地举起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他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轻视中国革命实践，轻视群众斗争经验，开口“拿本本来”，动辄照抄照搬六大决议、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的错误倾向，指出，这种作风“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他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绝不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指示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因而，“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尽管这段话是后来正式出版时加上的，但这个思想却已明白无误地蕴含在这篇文章中了。在这里，毛泽东还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揭露了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计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并且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从而得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结论。这样，毛泽东不但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提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而且为中国共产党人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从对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的盲目迷信中解放出来，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指明了方向。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实际上区别了什么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什么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我们党最早指出党内存在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重要文献。从这个意义说，它是江泽民“七一”重要讲话的前驱。
毛泽东的这个正确思想虽然是在30年代初正式概括的，但其思想趋向则在他上井冈山时就已经有了。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集中全党的智慧，使后来被视为“毛泽东思想”基石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初步形成。
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之后，特别是在长期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生活条件极端艰苦，另一方面又由于不断地与反革命军队作战，暂时还没有大片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在党内和红军里就产生了“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疑虑。革命斗争需要对这样的问题作出回答。毛泽东先是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回答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他深刻地阐述了在白色政权包围中若干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历史根源、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提出了红色政权能够以“工农武装割据”形式长期存在和发展的著名论断。接着，他在1930年1月写给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着重阐述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意义，指出正确的政策应是“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他总结红色政权理论的基本内容，就是以根据地为依托、以政权为杠杆、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这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它既把小块红色政权与夺取全国政权联系起来，又在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关系的认识上，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从而基本形成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轮廓，以及根据这个总的理论框架而派生的若干具体理论认识。这应当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开始；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实践的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而获得的新的理论认识的开端。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这里的理论轮廓，标志着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历史长过程已经起步。
第四，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并为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中开创新的途径和形成党的优良作风的时期。
大革命的最后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期间遭受的严重挫折表明：党虽然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气和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但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在群众运动中虽然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但不能娴熟地运用革命领导艺术；在革命斗争中虽然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活动家，但未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随着对敌斗争的发展和党内斗争的展开，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代表着党的正确路线的力量，在艰苦探索中国自己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开始凝聚起来。遵义会议之前，代表正确和比较正确发展趋向的力量在党内不是主流，不少时候还屡遭“左”倾错误领导的排挤和打击。但是，土地革命战争的艰辛历程证明，什么时候能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革命根据地就发展壮大，革命形势就朝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而什么时候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革命就遭到挫折，战争形势就发生逆转。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使全党、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逐渐认识了毛泽东、积极拥护毛泽东，从而为在遵义会议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作了重要准备。在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逐步形成并稳定下来。
这个时期不仅为形成党的正确领导作了重要准备，而且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探索出了极为重要的经验。在革命的重心转向农村以后，我们党面临着自创建以来进行党的建设最复杂、最困难的局面。为了壮大党和革命的力量，不能不将大量贫苦农民出身的、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革命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非无产阶级成分的人多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难免对党和红军产生消极影响。这样，如何在落后的农村和战争环境下，使以农民为主体的党的队伍仍然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就是党的建设面临的首要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强调从思想上建设党，坚决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强调加强组织建设，坚决地同涣散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作斗争；强调政治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从而卓越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为在艰苦的农村和革命战争环境下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并在理论上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学说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以后，党中央虽然多次强调发展产业工人入党，以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但在广大农村要大量发展产业工人党员是相当困难的。不过，在中央苏区党就重视了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个问题，因此，即使产业工人成分少，也没有影响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许多农民出身的党员，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工作中，处处都表现出了先进的觉悟。有的党员在牺牲前写下誓言：“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表现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
这个时期，党为保持自身的先进性所作的努力不是抽象的。它具体体现在党的作风建设上。由于党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党的队伍已发展到12万人之多，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不仅有必要，而且有了现实可能。党的一些基本作风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起来的。
毛泽东率先开展调查研究，在作了寻乌调查和写下《反对本本主义》之后，还作了长冈乡、才溪乡、兴国等一系列调查，为全党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作出榜样。在他的带动下，党的其他领导人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通过掌握第一手情况，既给予基层以具体指导和帮助，也对当时一些“左”的政策的危害有了切实了解。这为后来纠正“左”的错误、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逐渐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做了一定准备。
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党在这个时期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广度和深度是此前未曾有过的。没有全苏区人民群众物质的和精神的支持，没有数十万青壮年的踊跃参军参战，中央革命根据地不可能存在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可能存在一天，前四次反“围剿”不可能取得胜利，第五次反“围剿”也不可能坚持一年之久。在此之前，毛泽东提出了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的著名论断，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像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天天念叨并帮助解决群众的疾苦。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懂得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这个道理之后，就将密切联系群众、努力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与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艰苦与共，患难相依。也由于这是在开创新局面之后出现的一个特别困难的时期，愈是困难，党的团结就愈为重要。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增强党的团结的有力思想武器。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已明确地指出了它的重要意义。1931年11月初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也指出：“实行党内自我批评，是保障党正确路线执行推动党的进步的最有力的方法。这可以防止党内腐化官僚化和其他一切怠工消极等不正确倾向与现象的产生与发展。”（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74页。）各级党组织逐渐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组织生活制度化，尽管这个时期也有过火的党内斗争和错误的批评，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的高级干部都能顾全大局、正确对待这类问题，因而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这是我们党最终能够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保证。
完全可以说，党的七大概括的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三大作风”，也渊源于这个时期的光辉实践。
第五，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建立国家政权形态的时期，几年的实践为后来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自土地革命战争开始，随着各革命根据地的纷纷创建，地方苏维埃政府从1927年11月在广东海陆丰地区率先成立以后，至30年代初相继已有十多个。为了统一领导全国各个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发挥中枢指挥作用，也为了建立一个与南京反动政府相对抗的人民革命政权，并在与南京政府和其他地方势力的政治关系上取得对等地位，在经过一年半的筹备之后，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而国民党政府的第四次“围剿”尚未发动之前这一相对稳定的时候，在第一个地方苏维埃政权建立4年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样的国家政权宣告诞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使长期被压迫的广大工农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翻身成了社会的主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建立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大革命的失败，使一度以为能够实现的这个目标破灭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使这个目标在苏区范围初步实现。为此，党整整奋斗了10年。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第一部国家根本大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民众书》也强调：大会成立的临时中央政府，“毫无疑义地将要成为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指导者与组织者”。“她将一定成为中国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和奠定的先声，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注：《六大以来》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5页。）这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存在着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权。革命的苏维埃政权与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形成了鲜明对立。正如毛泽东所言，江西中央苏区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注：《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7页。），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扩大了党的影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作了首次预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先后统辖分散在全国各地的13块根据地，建立了18个省级单位、4个特区以及4个直属县，总共有40余万平方公里，3000余万人口。省以下的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府，同样实行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比较完整的政权结构。在中央苏区进行过三次从乡级开始的逐级选举运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初步体现。苏维埃共和国还颁布过许多法律、法规和条例，在提倡廉洁勤政、民主新政、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临时中央政府先后设置近十多个部、委、局、厅等部门，负责政权的有效运转。苏区政府首先实行土地革命，使占人口80%的广大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以“一要打仗，二要建设”的思想作为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进行一切可能和必要的经济建设，既供给战争需要，同时努力改善群众生活。几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十几万红军的给养和几百万人口的吃穿大体有基本的保障。这是苏区能够存在、战争能够进行的经济基础。苏区政府也很注重文化教育建设，兴办各种形式的学校，开展扫盲识字运动，普及小学教育，加强干部的文化理论教育；创办不拘形式的多种报纸杂志，编译出版急需的各种图书，组织开展群众喜爱的文艺体育活动等。苏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设的初步开展，给党提供了一次在一定范围领导和管理国家的机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为党和人民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治国安邦的领导干部。据有的材料统计，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鼎盛时期，苏维埃政府系统约有干部1．3万人，党团系统干部约2万人。他们开创了苏维埃政权，不少幸存者还成为后来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和各部门的领导骨干力量。党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不少重要成员，都曾是临时中央政府的重要负责干部；130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职务，以及首批驻外大使等。因此，领导和管理苏维埃共和国的实践，为新中国的诞生作了重要的组织准备和干部准备。
第六，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经受最为艰苦卓绝的锻炼，并为建设人民军队、开展人民战争积累丰富经验和造就治军领导人才的重要时期。
各地红军的建立，标志着我们党有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工农红军既是开展土地革命的先锋队，也是苏维埃政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柱石。古田会议决议使工农红军的建设有了明确的政治纲领。此后，人民军队的建设逐渐展开。1931年秋，第一所正规的红军学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创办，先后6期，培养了大批红军干部。1932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将“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作为红军建设的中心任务。1933年冬，红军政治工作的第一个正式条例《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拟定，进一步明确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目的和内容等。1934年2月召开的红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的重要思想。为了打破国民党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从1933年5月起开展扩大红军运动。仅这一年，全国红军正规部队就发展到约30万，非正规武装达到60万以上。一次又一次的反“围剿”战争，红军虽然付出惨重的牺牲，但练就了敢打硬仗、久拖不垮的优秀素质和作战本领，开始形成一套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原则，积累了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的丰富经验，为党的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理论的创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同时，战争造就了治军人才。新中国成立后的10位元帅中有9位、10位大将中有7位都曾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军事领导人。“文化大革命”前被授予军衔的从少将到上将的将军中有588位都曾是中央苏区红军的指战员，其中上将和中将数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少将占全国的l／3。毛泽东总结这段历史时深情地说：“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我们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这是无数先烈的鲜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1、548页。）。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中华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作用不可磨灭。不仅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栋梁之材是无数先烈的鲜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就是新中国的诞生和共产党的执政也是无数先烈的鲜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没有党的艰苦卓绝斗争历史的昨天，就没有党的辉煌成就历史的今天。
三、对研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的几点看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在党的80年历史中虽然是一个短暂的时期，但对它的历史作用却长期存在不同看法。见仁见智，大体有三类观点。一是完全肯定，把它的创建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二是在根本上持否定态度，把它视为“左”倾路线的产物。三是基本肯定它的历史作用，但认为它的成立及其一些重要政策有浓厚的“左”的色彩。在每类观点中，认识的视角、把握的分寸也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按其基本倾向性看，大体上是这么三类。
怎样认识这样的不同观点呢？一方面，作为学术问题，完全可以保持自己的看法．不必强求统一。事实上，学者们的人生阅历、知识结构、研究方法，以及情感倾向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使其学术观点有所不同是很自然的，想统一也是统一不起来的。在历史已经进入到今天，也不应当再做那种强求一律的傻事。另一方面，既然是学术问题，也可以在学术权利平等、相互尊重的前提下，进行切磋、探讨和争鸣，以求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和评价更为客观、更加全面、更接近真理性，因而也能为更多的研究者和读者所认同。基于此点，谈点个人看法。
（一）研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的复杂因素
从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论来说，研究复杂的历史问题一定要考虑多种复杂因素。前已指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的历史相当复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又是这段复杂历史中最为复杂的一个历史问题。对这个复杂历史问题的研究至少要考虑这样几个因素：
一是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破裂后的对抗冲突关系。1927年大革命后期，国民党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背叛革命，对一直共同战斗的友善同盟者和坚决支持北伐革命的广大劳动者顿时反目为仇，进行血腥屠杀和疯狂镇压。共产党人被迫进行武装反抗，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在革命力量得到一定发展，革命形势有了一定好转的情况下，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造成两个政权的对峙局面，用统一的革命的苏维埃政权反抗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更好地领导起全国的革命运动，这不能不说是大革命以后国共两党你死我活残酷斗争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二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变化关系。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悍然占领中国东北，中日民族矛盾开始向主要矛盾地位转化。“九一八”事变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发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其中之一是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迅速发生变化，曾经脱离过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又转变立场，靠拢中国共产党。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团体的爱国人士纷纷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对国民党政府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压力，极有利于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发展。蒋介石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抗日、打内战的反共政策不得人心。在这个事变之后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如果能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急剧变化，及时改变政策，缓和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紧张关系，调整政权的性质，那么在政治上会更加主动。在蒋介石没有放弃反共政策之前，要求共产党取消在这个事变前早已作出的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决定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这不是共产党单方面的问题，而是由国共两党双方关系的发展趋向来决定的。但是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将其性质和某些政策进行调整，这应当是可能的。但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却没有能适应国内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需要总结的历史教训。
三是党内的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关系。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以李立三、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对立和冲突是异常激烈的。“左”倾错误路线长期在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占主导地位，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不仅没有被采纳，而且多次遭受错误路线的排挤和打击。这是毛泽东一生处于逆境的主要时期。毛泽东虽然也赞同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权，但对“左”倾领导的军事路线和土地革命的某些政策却一直是不赞成的。就是在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权之前一个星期的赣南会议上，他还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严厉批评。他提倡的反对本本主义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他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被指责为“富农路线”；他的军事主张被指责为“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传统”。正是在此后立即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并由他来正式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此时此刻，毛泽东是怎样的心境是可想而知的。尽管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两主席，但这并不意味着“左”倾领导对他委以重任，实际上这是在逐步地将他从更为重要的红军领导岗位上排挤出去。因此，这与他18年后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对这个问题，不考虑党内路线斗争的大背景和毛泽东那个时期的特殊境遇来作分析和评价，恐怕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当时的情况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不能忽视这个历史的区别。
四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特殊关系。党从成立伊始，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接受它的领导。这种组织关系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毋须厚非。这就是历史，非议它无助于研究历史。关键在于对共产国际的指示要作具体分析。正确的指示推动中国革命，不正确的指示，给中国革命造成程度不同的影响，及至严重危害。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党和中国革命既有正确的指示，也有不正确的指示，是干预最多的时期。但那时的“左”倾领导不能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加以分析，而是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盲目地贯彻执行。尽管兴起全国范围的苏维埃运动和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是中共中央提出的，但要求尽快建立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从1929年冬开始，共产国际就一再电令中共中央“建立临时中央苏维埃政府”。甚至连成立中央苏维埃政权需要制定的许多法津法规，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等重要文件，最初都是由共产国际远东局直接指导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草拟的，虽然后来根据中国的情况作了修改，调整了不少条款，但包括《宪法大纲》在内，以苏联经验为范本，照抄照搬的烙印是明显的。由于共产国际的一再催促，无论是立三路线时期还是王明路线时期，都把尽早建立中央苏维埃政权作为“最迫切的任务”、“第一等工作”。
当时具不具备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客观基础呢？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虽然对中国革命有利，但即使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从总体上看，革命高潮也并未到来，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没有根本改变。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造成两个政权的对抗，尽管有革命斗争需要的一面，但毕竟是对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了不切实际的过高估计。共产国际以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即在不远的时日，故多次催促尽快成立苏维埃政权。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同样犯了革命的急性病和幼稚病，盲目乐观，不仅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反复性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就是对第五次反“围剿”可能遭到失败，在最初也从未想过，似乎革命就只有胜利，不可能有失败。这就是当时急于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认识基础。因此，就当时“左”倾领导的这种指导思想而言，尽管做了一年多的筹备工作，但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条件是不成熟的。
五是中央领导的“左”倾错误与人民群众艰苦卓绝斗争的相悖关系。在党的80年历史上，这种相悖关系多次发生，这是使党的历史具有悲壮色彩的重要因素。这个时期就是党的历史异常悲壮的一幕。中央领导层有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且斗争激烈，但广大人民群众不知道。只要是党的号召，人民群众都积极响应、坚决贯彻，再大的困难也努力克服。粮食是当时战争最大的消耗，也为红军急需。根据地人民励行节约，缩食省用，倾其所有，借粮献粮，支援红军。在“扩红”运动中，到处都有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父子争上前方的可歌可泣的动人情景。有的县、区、乡的16岁至55岁的男子，也就是说凡是身体合格的男人都争先恐后地走了。他们哪能不知道“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呢！但是他们毅然决然地当兵开赴沙场。中央苏区参加红军的数十万人，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到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时只剩下约10万人。兴国县参军参战的8万多人，牺牲的就达5万多。仅在长征路上，兴国籍战士牺牲的就有1．2万多人，平均每前进一公里就有一个兴国籍战士倒下。苏区人民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作出了多么巨大的奉献和牺牲啊！不管领导层的路线如何，人民群众这样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大书特书。
（二）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决策的历史局限
前面已经充分肯定了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上的作用。当然，对这个作用肯定到这种程度够不够？可能会有不同看法。因为有一种意见认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对此，我个人还难以苟同。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言，可以这样说。因为它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继续，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创造性的实践，而且是毛泽东亲自开辟的。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与它不完全是一回事，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为什么不能说它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呢？
——它的成立与当时中央“左”倾领导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行动纲领有密切关系。有如前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其革命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不能简单化地说成是“左”倾路线的产物，但是它的成立又不能说与当时指导思想“左”的倾向没有关系。一方面，它的成立是为了造成两个政权的对抗，显示革命政权的进步性；另一方面，又认为现在已经是积极准备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时候了。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就在目前”（注：《苏区中央局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宣言》，1931年6月1日。《六大以来》上册，第138页。）。显然，这是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的错误指导思想。
——它的成立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左”倾领导对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作的不切实际的估计有密切关系。前已指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条件是不成熟的。但共产国际和中央“左”倾领导却不这样认为。1929年10月，共产国际就说，“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注：《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791页。）。1930年夏，共产国际提出，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准备同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最后决战。受共产国际指示的影响，中央“左”倾领导也提出，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必然的要形成为残酷的国内的阶级决战”。“一定要很快取得全中国革命的胜利”。（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95页；《红色中华》第1期，1931年12月11日。）事实上，当时并没有形成这样的革命形势。上述估计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
——它的若干重要基本政策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别。“左”倾领导的一个基本错误，就是毕其功于一役，把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提前到民主革命阶段就加以打击。他们没能随着九一八事变给国内阶级关系带来的变化而调整政策，仍然把中间势力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把整个资产阶级与地主一起视为革命对象，而不能将资产阶级加以区分。《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要“打破地主资产阶级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要“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去”。在《土地法》、《劳动法》和《经济政策》等文件中，以及在查田运动中，都规定了一些“左”的政策。这些政策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违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要求，不能不对革命形势造成不利影响。
上面论列的几点，说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有“左”的明显倾向的。我也不赞成把这些“左”的错误无限夸大，仅仅根据这些就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完全看成是“左”倾路线的产物。但是，无视这些“左”的明显倾向，甚至将其戴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的桂冠，这绝不是实事求是的。
（三）两个共和国的历史比较
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18年的历史之路。对这两个共和国作历史比较是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10多年来，这方面的比较研究文章不少，有的给人们以很大启迪，有的却有些简单化。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政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始雏形，一般地讲没有错。问题在于怎么理解“雏形”？马克思讲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思想可以作为比较研究的科学方法论。他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页。）这就是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但决不能把猴体等同于人体。我们既要看到两者的联系，更要看到两者的差别；既要比较相同的一面，又要比较相异的一面；有的比较强调两者的“同”，忽视两者的“异”，这就有可能导致将“猴”人化的倾向。
一些文章爱作两个共和国的“国体”比较，比较多地强调“工农民主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之间的“同”，对两者的“异”则讲的较少。在我看来，这个“异”在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历史上的作用可能大于“同”。因为我们党的理论贡献和革命成功的法宝之一主要在于“异”。这个“异”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分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苏联经验的条条，对资产阶级毋须分析，一概是革命对象。党在大革命时期作了分析，因而同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上地革命战争初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阵线，采取不联合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仍然不把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在新建立的国家政权形态的阶级基础之中，则是不正确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会议上，党的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就是改变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只有作了这样的改变，才有可能在后来创立新民主主义的科学理论，也才有可能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对两个共和国的历史比较不能忽视这个“异”，不能将两者简单地等同起来。
（四）北京纪念座谈会名称的改变和对纪念主题的把握
大家知道，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座谈会，原定名称是“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七十周年座谈会”。后来改为“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七十周年座谈会”。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整呢？这涉及对纪念主题如何加以科学的把握。党史上许多重大事件都是活生生的教科书，对革命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要放开纪念，几乎每天都要开纪念会。但是我们不能为纪念而纪念，凡需要举行重大纪念活动的，都要明确纪念的主题。这次纪念的主题应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应当是纪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过长期艰苦奋斗，进行不懈探索，开创的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不朽业绩。既然是这么一个主题，就不能不对原来的名称进行调整。因为中央革命根据地既是毛泽东亲手创建起来的，又是探索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主要实践，能更好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出的伟大贡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有重大历史意义，但由于存在上述局限性，就不可能把这个主题讲得很充分。把握不好，既影响历史的科学性，又可能扩大党史界的纷争。突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丝毫不损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党的历史上应该享有的荣誉。对纪念主题作这样的调整本身，就是当年培育起来的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再次体现。也可以说，是将这次纪念活动当做认真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体现。
标签：赣南论文; 中央革命根据地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武装论文; 根据地论文; 苏维埃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