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革命与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建设面临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新世纪论文,新技术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要正视新技术革命对现代政党运作的影响
新技术革命，亦称“第四次产业革命”或“新产业革命”，其核心是以微电子技术应用与推广为代表的信息技术。1959年集成电路概念的诞生标志着微电子学出现，它像一次强烈的地震，对所有的工业部门和经济部门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冲击，罗马俱乐部主席奥雷里欧·佩切依博士敏感地预言，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美国科学院调查后肯定了这个结论，认为微电子技术的发展是新工业革命的开端，它对未来社会的影响必将超出过去任何一次产业革命。[1]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以因特网为工具体系、以知识要素驱动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成为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最强大动力，工业社会逐步向工业社会转型。对于新技术革命的后果，人们以往较为重视它对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动的影响，忽视了其对社会上层建筑变革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苏共垮台惨剧给了人们这方面的警示：即必须重视新技术革命对现代政党运作的影响。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苏联共产党是一个影响很广、力量甚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在长达90年的历史中，特别是在战后四十年中，面对新技术革命引起的形势和环境的变化，如权力分散趋势、共同参与民主制趋势、生产分散化与小型化趋势、利益集团发展趋势，不仅没有及时调整和改变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反而继续以长期不变的僵化模式应对，具体来说就是，继续加强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扩大中央总书记的权限，把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作为加强党的领导的一个根本性手段确定下来；继续把党和国家行政权力混在一起，对权力带来的腐败缺乏有效的监督和体制制约；苏共领导人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乃至专政手段来进行党内斗争和压制不同意见，把自以为代表人民利益的其实是少数人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和人民，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老是由少数脱离人民的特权阶层来表达。这些政党危机的种子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事实上演变为深刻的政党危机，政党体制的潜力几乎用尽，活力基本丧失，苏共运作的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虽看中了苏共“病症”所在，但开错了药方。这样，在改革变换苏共运作模式中，不仅未能摆脱组织结构和机制的危机，而且进一步处于瘫痪状态，不能负起执政党的责任，人民群众对苏共进一步失望。一项“苏共代表谁”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只占7%；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占85%。[2]这样失去民意、脱离群众的政党最终只得陷入彻底瓦解的境地。
通过分析苏共遭遇政党危机直至亡党的个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党的存亡与政党的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新技术革命对政党之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苏共瓦解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忽视新技术革命对其运作的影响，未能适应形势和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政党的组织结构和机制，通过自身改革，不断消除矛盾，走出危机，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是苏共亡党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二、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建设面临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到在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执政，已经有80年的历史。进入新世纪之后，如同世界其他政党一样，新技术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建设提出的挑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这些挑战具体说来，有以下五个：
其一，如何表达民意？在现代政治体系中，政党是反映民意的重要工具，有着把民众的愿望和要求反映出来，沟通政府与民众信息和联系的功能。现代政党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通过表达民意来表达民众利益，从而制定出体现民众利益的政策、纲领和行政计划，赢得民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成为执政党后，在如何表达民意方面，既有成功的做法，也有失当的举措。从宏观上讲，1978年前长时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极大地扭曲了民意，一次又一次的阶级斗争，导致绝大多数的社会群体利益受损：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路线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中国实现了令世人瞩目的高速经济增长，绝大多数人从中受益。从微观上讲，过去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把政府的功能接过来，各级党组织变成贯彻政府机关意图的工具，政党沟通信息和联系群众的功能大大萎缩，即使沿着这个渠道反馈准确的信息，要么这种反馈遇到各方面阻碍，要么就是信息质量严重失真，1959年的“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假大空报道就是典型的实例。从理论上说，在真正反映下层群众的要求、反映人民大众作为国家主人的利益方面，中国共产党要比任何其他政党或利益集团做得更好，因为它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但在现实中要始终真正做到并非易事。新技术革命的到来，特别是个人电脑和因特网的大发展，人们更容易表达、传播自己的要求和看法；随着人们自我意识尤其是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增强，无组织的民意表达力量和民间舆论压力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何表达民意、如何快速准确反映民意，显得尤为重要。否则，是很难制定更切合目前实际、体现人民群众利益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很难有效地赢得人民的完全信任。在未来，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表达民意与否，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远离群众还是接近、融入群众的重要试金石，它是关系到人心向背变化的大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其二，如何动员和教育群众？任何政党都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并为其根本利益而斗争的政治组织，动员和教育群众的过程就是把群众利益综合的过程，这是现代政党担负的重要功能。按照列宁的说法，党的第一个任务是说服大多数人民，使他们相信这个党的纲领和策略正确。因为党的纲领和策略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方方面面利益。事实上，不说服群众就根本无法动员和教育群众。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并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把动员和教育群众的功能履行得非常成功。但在后来，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各级干部不懂得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不能正确地运用手中的权力，过多地强调不做群众运动的尾巴，借口考虑人民的长远利益而忽视当前利益，甚至采用行政乃至斗争的手段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冲突，使说服越来越多变成了强迫服从，表面上看群众被说服了，实质上群众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离心倾向。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做法有了很大改变，但在不少干部中仍然存在，近几年各地不断发生的群众突发事件就与这一做法有很大的关系。在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生产日益趋向分散化、个体化、小型化，人们的工作内容、工作场地、工作方式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从业人员越来越多，如果我们不做好联系群众的工作，群众与党的联系的紧密程度将被削弱，群众对党的离心倾向甚至会进一步发展。实践证明，传统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很难把新经济企业中的受雇者和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者吸引到自己身边来，而且还会把现有的群众基础削弱。在新形势下，党动员和教育群众的组织工作、活动内容无疑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变革，为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经常去听取群众的意见，体察群众的情绪，关心群众的疾苦，接受群众的监督，使每个举措、每个政策都要符合、综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得到群众的支持。
其三，如何扩大党内民主？从政治学的视角看，政党的组织结构是指政党的内部组织制度，具体包括党籍管理、组织原则、组织架构、党的领袖的产生及其地位作用等内容。一个政党要保持活力，发挥组织的战斗力和社会影响力，始终离不开党内民主这样的粘合剂。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必然要求人们在工作中释放的不仅仅是体能，更重要的是智力的发挥，智力的发挥离不开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人们越来越希望自己有权直接决定与自己的工作和生话有重大关系的事情。这个趋势就是共同参与民主制的发展，把这一作法引入到政党内部运作过程，要求必须大力扩大党内民主。在这个问题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行党内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党内民主极度缺乏，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发展到极端，并因此导致了一系列更加严重的错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有了很大的改变，集体领导逐步形成制度，但党内民主不足的现象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克服，同新技术革命提出的注重民主程序、民主规范、共同参与民主、扩大基层自主权的要求有较大差距，以至于不少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兴趣下降，党内事务透明度不高，党员享有的民主权利落实不到实处，党员直接参与机会较少，不少地方的党员活动和党内组织生活缺乏吸引力。有鉴于此，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如何进行自身的民主性改革，扩大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体制化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议题，也许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中最难的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居于执政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和蓬勃的生机活力是很难展现出来的。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政党兴亡规律的经验总结，当代世界许多有很长执政历史的大党遭到竞选失败或自行垮台的实例，就是前车之鉴。
其四，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有政党就有政党的意识形态之争。政党最初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出现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在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政党也往往强调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动员和教育群众，以获得群众支持与拥护。如前所述，新技术革命的核心就是信息技术，在由信息技术引发而来的“信息社会”中，个人电脑和因特网及无线网络得到极大的普及，这为各种各样的思想传播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使得任何一种有市场的思想都有可能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实行简单的思想控制和信息封锁，在高度信息化社会几乎成为根本不可能的事。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种不同的政党意识形态只好和平共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其结果是，政党的意识形态愈来愈中间化，中间阶层成为各政党意识形态最大的群体支持者。这是新技术革命给世界政党带来的重大变化之一，这一变化事实上也开始在中国出现。20多年来，经过长期的“左”、“右”思潮争论，人们对传统的、极端的意识形态愈来愈冷漠、淡化，对过去的“大政治”愈来愈不关注，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不争论”、“三个有利于”，人们的思想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多的群众关注的是国强民安、共同富裕等实惠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意识形态斗争过程中，既要旗帜鲜明地突出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划清同其他意识形态的根本界限，又要不因强调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而疏远群众，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尤其是忽视学习和利用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有益成果。在高科技新形势下，如何克服、化解潜伏的或即将出现居于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危机是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条件，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不可回避的挑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顺应历史潮流，坚持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增强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吸引力、说服力，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党员和群众，在意识形态之争中永远立足于不败之地。当然，意识形态工作要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局。
其五，如何处理同其他利益集团的关系？现代政党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重要、最活跃、最有能量的政治主体，是连接民众与国家权力的桥梁。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政党作为民众参与政治的桥梁作用，受到了来自利益集团的挑战。所谓利益集团是指有某种共同利益、共同愿望和共同要求的人们形成的集合体。利益集团组织起来主要不是为了取得政权，而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免遭他人、特别是国家的损害，这是利益集团不同于政党的地方。新技术革命与利益集团有密切的关系，这表现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了现代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分层细化和经济利益多元化，新的社会组织和团体不断涌现，这为利益集团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由于人们对因生产力、生产关系变化而产生的新的利益需要进一步认识和表达，这使利益集团政治大大活跃起来，给政党政治带来很大的压力。从现实来看，由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利益集团政治在中国已初现端倪。1979年后，继8个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后中国新成立了许多合法的社会团体和行业组织、协会、学会、基金会，这些团体组织其实就是当代中国的利益集团的雏形，发展速度之快、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执政主体的角度看，目前，中国政党制度属于一党制类型，然而，这种一党制在阶级内容和执政目的方面，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党制有着根本区别，即没有执政主体转换与替代问题，西方的多党制不适合中国。面对社会阶层细化带来的利益多元化，中国共产党既有可能也一定能够同时表达众多利益集团的利益，体现、整合多元化的社会利益诉求，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用高超智慧破解的一个历史性难题，因为“一党制国家如果不依据经济利益多元化这一事实来处理问题，就始终会有面临危机的危险。”[3]在这方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取得的成功经验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综上所述，新技术革命给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建设提出了五大挑战，即如何表达民意，如何动员和教育群众，如何扩大党内民主，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如何处理同其他利益集团的关系。这些挑战具有全局性意义，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共产党建设不可能避开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必须借鉴和认识现代政党运作的规律，进行自身改革，探寻不同于过去的发展新途径。
三、几点看法
在当代，新技术革命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深刻改变了世界面貌，使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先受益于新技术革命成果，既增加了生产力的总量，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繁荣，而且还及时把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压力化为发展机遇，迅速进行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体制改革，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齐全、比较成熟的现代资本主义新体制。相比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对策反应大多局限在生产力层面，对新技术革命给执政党建设带来的挑战，反应迟缓，对策不多。这种状况不能不说是导致苏东剧变的重要因素。吸取世界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特别重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其中“三个代表”的思想可以说是对新技术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建设两者关系的战略思考。从这个理论视角，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看法：
第一、新技术革命对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建设提出的五大挑战构成了“三个代表”思想的时代主题。众所周知，新技术革命的成果在创造中国20多年经济奇迹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对中国实现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冲击。中国的经济基础变化自然引起了上层建筑的变化，对长期传统的中国共产党整体运作程序提出了直接挑战，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根据经济基础的变化及时调整表达利益机制、综合利益机制，而且要在扩大党内民主、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处理同其他利益集团关系等方面进行实质性改革。面对这一形势，“三个代表”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建设指明了方向。正是从这个角度讲，“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对新技术革命与党的建设面临的挑战所作的战略应对。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扩大党内民主，处理好同其他利益集团的关系，从而调动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把动员和教育群众的功能落实在实处；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掌握高科技条件下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高超艺术，建设和造就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构筑一个全新的民意表达机制、群众利益综合机制，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永远不脱离群众。总之，“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建设拓展了广阔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空间，为世界社会主义政党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二、借鉴现代西方政党建设经验，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机和巨大的优势。在最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党较早重视新技术革命对政党活动的影响，并根据新的情况，逐步转移政党的注意力，如特别关注本国的经济发展，对政党的组织结构、功能、运作方式及政党体制进行改革。美国等国政党越来越多地采用共同参与民主制，进行组织改革，竭力扩大本党的社会基础，使政党组织日益民主、开放、群众化；德国等国的政党特别注意吸引中间阶层入党，进一步淡化意识形态的阶级倾向；瑞典社会民主党继续推行阶级合作政策，力图协调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欧洲国家的绿党更以独特的意识形态、独特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对传统政党模式提出挑战，成为世界政党运动的弄潮儿。当然，应该注意到，上述资产阶级政党创新的目的是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主义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照搬他们的做法，只能吸取、总结其中有参照价值的成份和成功有效的经验，建立一个适合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我们有理由预料，新技术革命带给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挑战，一定会成为新的发展机遇，领导中国人民把心存的富强、民主、自由、文明的梦想变为现实。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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