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兼修论文,人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7）11-0012-10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均发生巨大的转变。就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不久、市场经济刚刚崛起的1993年，我参加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召开的“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国际学术研讨会（1993年6月11—15日），提交了《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论文第四节专门讨论人文学者如何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重建学术自信”；2006年秋冬之际，我又以《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为题，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作了专题演讲，第二节名为“重建人文学的自信”。① 演讲时没在意，整理成文后，方才发现，如此“老调重谈”，分明隐藏着某种“茫然”、“自卑”或“不确定”。再加上提交给韩国全南大学主办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文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年6月1—4日）的《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提交给浙江大学主办的“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5月19—22日）的《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以及提交给韩国延世大学主持的“人文学的功用与大学改革”国际学术会议（2006年5月26—28日）的《大学三问》，② 十五年间，我竟然多次搁置自己的文学研究本行，讨论起“人文学”或“人文学者”的困境及出路，难道真的是“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每次论述，出发点及论述框架不太一样，但内在思路仍有一致性。这一回，关注的是大学体制内部的各种缝隙与潜流，探究当代中国“人文学”及其“从业人员”到底该如何因应时局变化，来达到“内外兼修”。谈论当下的中国大学（而不是“理想的大学”），以描述为主，略加评说，目的是“立此存照”。不谈“天命”，不谈“历史”，也不谈“大学精神”或“内在超越”，而是“直面惨淡的人生”。而且，抓住任何一点可能性，纵横捭阖，尽可能拓展人文学的生存空间。
一、日渐“分离”的大学校园
近年，中国学术界多有热衷于讨论“大学”问题者。可专家们在畅谈大学历史、大学精神以及大学理念时，大都喜欢一言以蔽之，将“大学”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这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同样不能忘记的是，今日中国的大学校园，因各自利益不同，已呈现分离的状态——声称正冲击“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与主要服务当地民生的一般大学之间，此消彼长，几成楚河汉界；因大学的行政化趋势而获益的管理层，与一般教授之间，利益也不尽一致；更重要的是，同样是大学教授，因所学专业不同，导致其学术趣味迥异。
当今中国大学校园里的资源、利益及趣味之争，主要不是在传统的文学院与理学院之间进行，而是在过去同属“文科”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展开。“文史哲”与“数理化”之间，基本上互相看不懂，也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而同属于大文科的人文与社科，不说互相知根知底，好歹都知道一点，弄起别扭来，更是纠缠不清。更何况，一是温文尔雅的“破落贵族”，一个是财大气粗的“社会新宠”，趣味互不相投，难免多有虚虚实实的意气之争。2003年的春夏间，北京大学的人事度改革，成了中国学术界激烈争辩的话题。③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有很多因素；其中最突出的是“文科学者”的分离——社科学者的赞赏与人文学者的反对，几乎到了壁垒分明的地步。在《读书》杂志组织的讨论会上，我再三强调“文科”这个概念的失误：“这次北大改革方案，一开始没有人文学科的教授的参与，我觉得是很大的遗憾。同样是文科，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文化情怀与学术理念也有很大差异。”④ 只要读读论战中经济学家的高论与历史系教授的评说，就很容易明白，二者之间的差距远大于文学家与数学家之间的隔阂。
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崛起是有其合理性的。我曾经谈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转型，与其说是“思想”与“学术”之争，不如说是社会科学的迅速崛起与人文学的相对没落。80年代盛极一时的“文化热”，基本上是人文学者在折腾；人文学有悠久的传统，其社会关怀与表达方式，比较容易得到认可。而进入90年代，社会科学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再度得到发展，而且发展的势头很猛。这些学科，直接面对社会现状，长袖善舞，发挥得很好，影响越来越大。“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风气的变化，比如转向具体问题，转向社会实践，转向制度性建设等，跟社会科学的崛起有关。”⑤ 毫无疑问，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问题在于，与此相伴随的，是曾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人文学者，如今显得相当“落魄”与“落寞”。
一百年前，欧文·白璧德（Irvig Babbitt）在谈及“文学与大学”时，可以义愤填膺地批驳斯宾塞以“科学主义”来挤兑文学艺术的“谬论”，强调大学的指导精神不应该是科学式的，而应该是人文的、贵族的。⑥ 如今的人文学者，气势早已矮三分，基本上都处于退却、防守的状态。除了个别“愤青”，社会上极少见到自然科学“不重要”或社会科学“没用”的论述，有的只是“人文学不被重视”的抱怨。这恰好证实，人文学确实已退居边缘；需要尽力争取的，只是如何获得较大的生存空间。
人文学者的这种“愤愤不平”，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有以往的“辉煌业绩”作为对照。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曾撰文，称1983年他当班主任时，全班50个学生中，有9个是高考的省市“状元”，那时中文系可以吸引到最优秀的生源；而如今则是“风光不再”，近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以第一志愿录取的比例只有50％左右。⑦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如今风华正茂的北京大学法学院，1977级所录取的新生（那时叫法律系），大都“怀才不遇”——有人原先报的是哲学，有人志在美学，有人想学的是考古，还有人希望转中文系而未果。⑧ 风水轮流转，今日中国，考生若被法学院录取，一般不会转投哲学系或考古系。其实，民国初年也是如此。那时的北京大学，“从法科转文科是一定可以准的。从文科转法科，那就非常的困难了”——可这不妨碍冯友兰最后还是选择了北大哲学门⑨。换句话说，人各有志，还会有对于人文学痴心未改者，所谓某个学科“后继无人”，大概是危言耸听。但人文学的空间在缩小，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北京大学尚且如此，其他大学可想而知。在一般情况下，为便于招生，各大学都是“家丑不外扬”。听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包伟民教授畅谈“历史学的困境”，让人感叹：综合实力肯定在全国前十名的浙江大学，其历史系教授只有合并前杭州大学的三分之一，学生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每年只招30名学生，中途有一半转系，能熬到毕业的只有寥寥十几位。难怪当事人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的“文史热”，感觉恍若隔世。⑩
这当然不是北大或浙大单独面临的问题。大学校园里，“无用”的人文学不如“有用”的社会科学吃香，普天之下，莫不如此。要说此举有什么“中国特色”，那就是古代中国文人曾经有过的“帝王师”梦想，如今正由社会科学家来实现。考虑到转型期中国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每回政府推出重大决策前，确实都曾征求专家们的意见（或请专家参与起草相关文件）。问题在于，被纳入“思想库”或“智囊团”的，大体上都是社会科学家。至于人文学者，除非你已成功转型，否则很少有机会参与重大决策。
既远离商业资本，又淡出政府决策，人文学者即便能说会道，时常在媒体上“呼风唤雨”，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学院体制中依然处边缘地位。表面上，没有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会说“人文学”不重要，但在实际操作中，全都心照不宣：“人文建设属于长线投资，而且有风险。这就难怪大学校长纷纷表态‘大力支持’，但往往难以真正落到实处。”（11） 面对这一现实，人文学者到底该怎么办（12）？平静下来看，目前有三条路：或继续关注社会改革，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或进入大众传媒，以传播知识为己任；或固守书斋，一心追求学理与精神。（13）
必须说明的是，作为学科的“人文学”，与作为个体的“人文学者”，二者之间既有联系，更有区别。所谓的“危机”以及“崛起”，主要指向整体环境，而不是个人选择。单就个人而言，像章太炎之“幼慕独行”，或者像鲁迅那样“荷戟独彷徨”，（14） 乃是其壁立千仞、特立独行的表征；身处边缘，遭遇困境，对其思考的深入以及著述的专精，不但不构成威胁，有时还是一种助力。因此，学科的冷热，与具体从业人员的高低雅俗，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谈论今日中国大学校园里的“分离”局面，只是希望更清晰地凸显人文学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并描述其可能的发展路径。（15）
二、大学扩招与“国学热”
对于近十年中国学术“功过得失”的评论，无论如何不该忽略一个重要的关节点，那就是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它已搅动一池春水，并将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这里提供几个简单的数据，以便读者对此有个大致的了解。1998年，中国招收大学新生108万；2007年，这一数字改写为567万。也就是说，十年之间增加四倍。1998年，印度在校大学生规模为中国的两倍，而今天则是反过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是印度的两倍。至于高校毛入学率，从十年前的不到10％，一下子跳到了今天的23％，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最为直观的数字，莫过于每一年度在校生的人数。据《2005：中国教育发展报告——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与对策》，1998—2004年间，中国高校在校生人数（含研究生、本科生及专科生）直线上升：1998年，643万人；1999年，742.2万人；2000年，939.9万人；2001年，1214.4万人；2002年，1512.6万人；2003年，1900万人；2004年，2000万人。（16） 而据教育部发布的“2006年度教育统计报告”显示，2006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已经达到了2500万人。
如何看待迅猛的“大学扩招”，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众说纷纭。但攻守双方都有个共识，那就是“大学扩招”的最初动因，是政府在亚洲金融风暴过后，急需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因而采取的“应急措施”。而最近，前教育部学生司司长、现任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出面澄清：“扩招其实不是部门行为，不是教育部决策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体讨论决策的。”据瞿称，“党中央、教育部都不把大学扩招简单理解为解决经济驱动力”，关键问题在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太低，“这样一种规模跟社会和经济发展速度是不相适应的”。（17） 从社会需求、国家发展等角度来论述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一般来说，各方不会有争议；争议最大的，除了扩招后大学生就业难（不扩招照样也有这个问题，这是中国人口结构造成的），整体教学质量下降（既然要求高等教育大众化，就不该以“精英大学”作为评价标准），还有就是如何看待遍地开花的“大学城”，以及大学校园之“日新月异”。
毫无疑问，“大学扩招”作为一个巨大推力，带动了大学校园里的基本建设，随着国家下拨或高校自筹的大笔资金的投入，很多先前一直悬而未决的难题，如学生宿舍、运动场馆、图书资料以及科研设备等，均得到明显改善。但由于不少高校勇猛贷款，形成一些大的“黑洞”，有些甚至资不抵债，这又成为制约这些大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限于论题，这里希望讨论的是，此举到底给“人文学”及“人文学者”带来了什么？我以为，此举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文学的尴尬处境，为其带来了“转机”。最为明显的是，经过十年扩招，大批受过人文学基本训练的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给相关书籍、讲座、影视（如中央电视台第十套“科学·教育”频道）等，培养了与日俱增的受众。而这，与所谓的“国学热”形成了某种奇妙的呼应。
前面提到浙江大学历史系的困境，那是指专业训练，即培育历史学研究者；至于提供一般的文史知识或人文修养，则完全是另外一番风景。先有电影电视中“历史剧”的格外走俏，如何看待《戏说乾隆》为代表的“戏说热”，历史学家与影视编剧各执一词，“历史叙事与文学想像的纠葛”于是成了学界必须直面的严肃话题；（18） 后是通俗史学形成热潮，众多出自非专家之手的“历史写作”成为读者及市场的宠儿，媒体上因而展开“历史票友”能否挑战“史学大家”的争辩。（19） 也就是说，学院内外，“史学”冷热两重天。所谓“大学扩招”，绝非各科系齐头并进；受馆舍、师资以及考生趣味的限制，某些专业得到大发展，另一些专业则停滞乃至倒退，不能一概而论。凡大规模扩招的专业，或课程偏于实用，学生容易就业；或校方投入很少，见效又快。像外语系以及中文系，师资不难找，也不需要添置特殊的仪器设备，加上学生出路不错，很容易成为扩招的目标。外语教学技术性强，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大受欢迎，完全可以理解；至于中文系毕业生的优势，则是适应性广，几乎任何行业都用得上，一若职场上的“万金油”。（20） 因为“容易”，所以“多上”，这么说，有点自嘲的意味；可这切合“扩招”的本意——降低门槛，拉开档次，让那些并非研究型的大学，更多地突出素质教育或技能培训。这一点，联系下面将涉及的“通识课程”，可以看得更清楚。
大学扩招，专家们大都主张“专业对口”。这一点，我不无疑虑。社会需求瞬息万变，大学根本无法有效控制；专业设置过于追随市场，很容易变成明日黄花。最具嘲讽意味的是，金融、管理等“热门专业”的毕业生，反而可能找不到工作；道理很简单，就因为太“热门”了，大家抢着上，于是“生产过剩”。对于那些不想继续深造，大学毕业就开始工作的人来说，四年时间，能获得人文、社会或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加上很好的思维训练，这就够了。大部分的工作岗位，只要稍加培训，就能应付自如。因此，我一直呼吁扩大人文学科的招生。假如有一天，大学所读专业和自己日后从事的职业没有直接对应联系（现在已经有这种趋势，尽管不是自愿），我相信，很多人会同意我的看法：了解社会，了解人生，学点文学，学点历史，陶冶情操，培养人格，远比过早地进入职业培训要有趣、也有用得多。（21）
无论学的是生物、化学，还是金融、管理，走上社会后，不管出于工作目的还是个人兴趣，都可能急需补充人文学方面的知识。虽说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口号目前还没能真正落实，但周末听讲座（绝大部分免费，也偶有收费者）已成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一道亮丽的风景。有图书馆组织的（以北京为例，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等每周都有讲座），有书店组织的（以北京为例，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涵芬楼书店、第三极书局、三味书屋、单向街图书馆等经常举行超越“促销活动”的讲座），有政府组织的（如上海的“东方讲坛”），也有各省市宣传部为政府官员举行的（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创建学习型社会”的号召，带有职业培训性质（22））。若是公开讲座，在现场听众中，有一般市民，有退休教师，还有受过大学教育、出于个人兴趣前来“充电”的年轻人——后者越来越多，正呈直线上升趋势。在这些讲座中，有生活型的，有科技型的，但主体是传授人文知识。举个例子，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即位于文津街的“老北图”）从2001年起每年举办近百场名人讲座，并选择其中的菁华，出版“演讲录”。五册《文津演讲录》，共收文59篇，其中人文学51篇，社会科学7篇，自然科学1篇——硕果仅存的这篇《可爱的地球》，仍属于科普读物，而非专业论述。这与编者的主旨——“所选讲稿，主讲人多为年近古稀的学界名流、文坛泰斗”——有关（23），但更重要的，还是受制于听众/读者的趣味。因为，业余时间听讲座，除了健康、美食，最容易吸引听众的，当然是文史之学。
随着国民中大学生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作为职业的“人文学”相对萎缩，而作为修养的“人文学”将有可能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与先由政府主导、后有媒体接棒的“国学热”，形成某种奇异的“良性互动”。尽管有些文化活动资本介入太深，作秀成分太重（最典型的是“红楼选秀”（24））；有些电视讲座的娱乐化及商业化倾向过于明显，因而受到学界的猛烈批评，（25） 但总的来说，近年中国社会上及媒体中的“书香气”还是略有回升。
与气势如虹、有国家战略做支撑、同时又成为一种文化产业的“国学热”不同（26），以“讲座”为中心的文史知识传播，其受众更多立足于个人趣味。而且，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主要由大学教授推动不同，这回的主要动力来自大众传媒。十年前，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制作了150集系列电视片《中华文明之光》，内容涉及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历史、考古、民俗、天文、地理、科技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27），播出后，叫好而不叫座。与这种学院派趣味很浓的“文化普及”不同，如今的电视讲座以“百家讲坛”为代表），都是以媒体为主，邀请大学教授以个人的名义加盟，接受其“专业培训”，且按照导演的意图“演出”，讲究商业运作，因此类讲座更多地迎合公众趣味，叫座但不叫好。
所谓的“国学热”，应该区分大众的欣赏趣味以及主事者的主观意图——政府有政府的设想，民间有民间的愿望，主办单位则很可能还有实际利益的盘算，不宜一概而论。总的趋势是，“启蒙”或“爱国主义”等宏大叙事，日渐让位于个人利益的讲求。也正是因为讲求个人趣味以及实际利益，使此风得以突破“运动式”的提倡，有可能长久地延续下去（最有趣的，莫过于冷门的“考古学”，借助于日渐升温的“收藏热”，居然也都成了热门话题）。我曾提及，在“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的背后，还有一个不该被一笔抹杀的“附庸风雅”（28）；小民百姓半真半假对于“国学”（中国文化）的热爱或炫耀性消费，也应该获得尊重。另外，我既赞赏那些坚持自家立场，对各种社会现实采取批判性思考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不鄙薄那些走到聚光灯下、放低姿态的“明星学者”。理由是，正是由于后者不懈努力（不管是“学术说书”，还是“心灵鸡汤”），使得原本专深的文史知识或社科理论，开始走出学院围墙，为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所接纳。对于已经“出走”校园的学者来说，为求合时、有用，不能不媚俗，也不能不“语不惊人死不休”——在“发行量”或“收视率”这根大棒的催逼下（29），其“表演”必定越来越商业化，这是无可奈何的宿命。
在我看来，来势凶猛的“大学扩招”虽然留下了一些后遗症，比如，学界变得急功近利，论文造假作伪增多，师道尊严受到全面冲击等；但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倍增，民众对人文学的兴趣转浓。因此，单以教育及文化立论，20世纪80年代引人注目的是思想解放与文化热，90年代众说纷纭的是商业大潮与学术调整；至于新世纪，大学扩招与国学热之互为犄角，或许能给人文学者创造一个“绝地反攻”的机会。
三、素质教育与通识课程
与大学扩招相呼应，对于人文学来说，还有另外两个“利好消息”：一是教育部对于素质教育的提倡，二是各级政府对于科研项目的支持。二者都是政府主导，但又夹杂很多学术界（民间）的声音，十几年间，不断发展壮大，以至于讨论当代中国学术时，已不能完全绕开这些制度性设计——包括其具体运作与实际效果。
所谓素质教育，最初是个很笼统的提法，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等四个方面。如此无所不包的“素质教育”，实在难以展开并落实；好在主事者真正关注的是“文化素质”，直接针对中国大学重理轻文以及专业过于狭窄之“时弊”（30），用“素质教育”的积极推动者、原华中理工大学（后改名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杨叔子的话来说，就是“过弱的文化陶冶，使学生人文素质不高；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术视野不宽，学术基础不牢；过重的功利主义导向，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与基础训练不够；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学生的个性发展不够”（31）。有鉴于此，历来以工科见长的华中理工大学，1994年春创办了系列“人文讲座”；第二年秋天，又组织全校新生参加“中国语文水平测试”，且规定“过了语文关，方可拿文凭”。（32） 以此为契机，1995年9月，原国家教委在该校召开了“高等学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49所院校的代表，达成了进一步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共识。会后，各大学“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到了1998年，试点结束；总结经验后，在全国所有大学推开。教育部更为此发布专门文件，明确规定：“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修养和科学素质。”此后，很多理工科大学的“人文讲座”，开始向“选修课”过渡；而综合大学则努力提升选修课的数量与质量。（33） 至此，“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之间的异同或者交叉，开始浮出海面，并引起学界的关注。
作为观察者，很可能将内地的“素质教育”与香港的“博雅教育”、台湾的“通识教育”以及美国的Liberal Arts Education直接等同起来，理由是，所有这些，“虽出自不同的教育理念和实际需求，但是各方都一致认为，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高校应该注重通识教育，提供人文训练，培养人文素质”（34）。此说可以找到一些有力的佐证，比如，原清华大学副校长（现任校长）顾秉林在强调“人文素质与科学素养密不可分”时，特别表彰美国各著名大学如何“重视通识教育”，并希望国内大学以此为榜样。（35） 以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为编委会主任、中文系主任温儒敏为执行主编的《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即“十五讲”丛书），同样将“素质教育”与“通识课程”直接挂钩：因“素质教育正在成为当今大学教育和社会公民教育的趋势”，各学校纷纷开设“通识课”，可又苦于缺乏通盘考虑，课程不够正规，课量严重不足等，北京大学出版社方才推出这套“采用学术讲座的风格”、“将学问深入浅出地传达出来”的书系。（36） 至于东南大学将历年“人文大讲座”的讲稿结集成书，总题干脆就叫做“人文通识讲演录”。（37）
也有对此说持异议者，如原国家教委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冀生便主张，“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既有深刻联系又有质的区别”。说联系，那是指二者都强调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造就全面发展的人”；说区别，则是因为，“素质教育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一种教学观，是以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为宗旨的，它必须贯穿于人才培养，即教学活动的全过程，包括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两个部分”。我赞同王冀生对于“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分辨，但不认同其结论“素质教育是西方的通识教育在我国当代的继承和发展”。（38） 相反，正因为“素质教育”的提法过于笼统（包括中小学的教学宗旨、大学的课程设计以及终生教育目标等），不具备可操作性，因此，在具体实践中，才逐渐转变为对于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借鉴。或者说，这十多年来中国大学“素质教育”的摸索，正呈现越来越向“通识教育”靠拢的趋势。
即使在通识教育开展较早的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此项工作也是一波三折：理念大都认同，实践起来却很不容易。原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在《国立清华大学通识教育的展望》中称：“通识教育最重要的是实践，不能只是理论。在台湾，实践通识教育远比讨论通识教育困难。这些实践的困难包括：（1）没有人愿意去管；（2）没有教授愿意去教；（3）没有学生肯花精神去听。”（39） 这里所说的“三无”困境，相信所有听说过或从事过通识教育的人，都会有类似感触。曾主政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认为，改变此类将通识课程作为“开胃食品”、“营养学分”的状态，凸显其“受尊重性”，关键在于，大学里必须请出“享誉崇隆的教授”来主讲。（40） 可各大学里名教授毕竟有限，要求他（她）们什么都做，既带好研究生，又讲好主干基础课，还要拿出重大科研成果，最后，还得尽量多上通识课，实在有点为难。靠名教授的“人气”，撑起“通识课程”一片天，似乎不太现实。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奋起直追的中国大学里，作为通识课程的“通选课”，其范围及数量迅速扩张，这无疑值得庆贺。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一个大的问题，那就是，将通识课程视为大学校园里无伤大雅且又不无小补的“点缀”——课程的涉及面极广，但多泛泛之谈（如“京剧与中国文化”、“民乐欣赏”、“中国画艺术”、“太极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外事礼宾礼仪”等），强调的是趣味性，“颇有日趋娱乐化之倾向”。（41） 如何使素质教育或通识课程从“甜点”转变成值得认真经营的“正餐”，是个难题。台湾通识教育学会名誉理事长黄俊杰主张，通过“讲座课程的推动”以及“原典的研读”来“深化通识教育”（42）；现在香港大学工作、近年热心推介通识教育的甘阳则提醒我们，美国通识教育最值得我们借鉴的是“普遍采取深度经典阅读的方式”，以及“讨论课严格要求小班制”（43）。过多地讲授“概论”与“通史”，缺少经典阅读与小班讨论，导致大学生“不读书而好求甚解”，这是整个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不仅仅属于通识课程。此类弊病，随着教育观念的转变以及大学校园建设的展开（44），正逐步得到改善。
办好通识课程，比教学方式更难解决的是学生的来路与出口。美国的中学教育兼及人文、社会、自然，学生进入大学后，对学习通识课程一般没有什么抵触情绪；而中国的中学教育实行文理分科，过分早熟的“专业化思想”，使得走进校园的大学生，很难对“无关学业”的“通识教育”产生强烈的认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鼓励发展实用性质的法商学院，而没有给倾向于“素质教育”的“文理学院”保留足够的发展空间。
美国的大学之所以重视对学生进行人文学科方面的训练，那是因为其制度设计：“本科大学生是没有资格专修企业管理、法律、医学和建筑等职业倾向和专业性极强的学科的。学生必须先打好全面的知识基础以后才能进入研究生院攻读这类专业。”（45） 正是有感于此，甘阳主张“法商学院应该成为后本科教育”。因为，这是中美两国高等教育设计的巨大差异，也是“通识教育”能否在中国顺利推展的关键所在。（46） 我承认甘阳的建议是“治本”，但此举实现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最近十年扩张得最厉害的，正是商学院与法学院。要求占强势地位的商学院与法学院拱手让出本科教育的权力，在我看来，近乎与虎谋皮。除非政府主管部门深谋远虑，痛下决心，一举扭转晚清以降中国大学过于讲求“实用”的倾向（47），否则，只靠大学内部的自我反省，最多也只能是增加若干“通识课程”，而无法真正达成“素质教育”的目标。
即便如此，“素质教育”的提倡，以及“通识课程”的逐渐落实，还是为人文学预留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此举实际上兼及“社会思潮”、“学院政治”以及“经济利益”，可雅也可俗，不能等闲视之。表面上，在高等教育中“淡化专业”、“突出修养”，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是文科理科“利益均沾”；但在实际操作中，所谓“素质教育”或“通识课程”，都是以加强“人文学”为核心。主持哈佛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文理学院院长罗索夫斯基在《美国校园文化》中，列专章介绍哈佛大学的六类“核心课程”——文学艺术、科学、历史研究、社会分析、外国文化、道德理性。（48） 单看课程名称，就能明白人文学所占据的重要位置。而在谈论通识教育宗旨时，罗索夫斯基强调“阅读经典”的重要性——自然科学变化最快，社会科学次之，最有可能被长久阅读品味的，往往是人文学：“具有永恒价值的经典著作几乎仅仅限于今天我们所说的人文学科了。《圣经》、莎士比亚、柏拉图、孔子以及托尔斯泰还是像当时写作时一样地具有现实意义。人类道德取向的基本问题——如公正、忠诚、个人责任等等——仍然没有变化，而在这些问题上的当代思想的质量还不能轻易地表现出它们比古代更加优越。”（49） 换句话说，所谓“通识教育”，所谓“参加进有教养的人们行列中去”（50），都意味着以“人文学”为知识传授的重心。实际上，近年中国各大学的“素质教育”或“通识课程”，也都主要是围绕人文学来展开；至于相关图书，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已刊50种）、新世界出版社的《在北大听讲座》（已刊16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已刊6卷），以及刚刚推出的由东南大学“人文大讲座”结集而成的《人文通识讲演录》（文化艺术出版社，共8册），更是无一例外地“弱化科学”而“凸显人文”。
四、学术工程与评审文化
对于大学的存在与发展，至关重要的，一是教学水准，二是科研业绩。与此相对应，便是今日中国大学正热火朝天开展的“素质教育”与“学术工程”（建设以及评审）。二者一主广博，一求专精，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却构成了大学发展的“两翼”，或者说“生命线”，值得格外关注。
与“素质教育”之多说少做、潜力丰厚但效果不太理想相反，“学术工程”（建设以及评审）得到校内外有关各方的鼎力支持，几乎所有的“承诺”全都落到了实处。因为，此乃大学排名或职称晋升中“最为过硬”的指标，教授及校方无不奋勇当先，全力以赴。不讨论大学里“教学与科研”何者优先，二者又该如何协调发展；这里希望探究的是，近年来“学术工程”如何影响到整个学术界的风气，以及制约着人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十四年前，我曾撰文，谈及北京大学教师薪水在北京市职工收入平均线以下，大约只有出租车司机的八分之一。（51） 这种“脑体倒挂”现象，现在已彻底改变。基本上不必为生存而烦恼的大学教授，本该一心治学才是，可这时又冒出了新的“歧路”。不是说欲望已被调动，教授们对于金钱的渴求永无止境；而是因近年之“奖励学术”，衍生出无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难题。于是报项目，做课题，发文章，填表格，参与各种各样的“评比”与“打擂”，成了大学教授们的日常功课；熙熙攘攘，热热闹闹，再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安安静静地读书，认认真真地思考问题了。别的学科我不懂，对于人文学者来说，这绝对是个“致命的诱惑”。
大学教授薪水不高，但各种明暗补贴不少（包括岗位津贴、劳务费以及科研经费提成等），甚至可能大大超过其基本工资。而后者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得到的，必须努力“争取表现”。所谓的“表现”，主要不是讲课（讲课效果如何，很难评定），而是发文章。与老一辈学者的沉潜把玩、述而不作截然相反，当今的中国学者大都是“读书少”而“著述多”。之所以如此重数量而轻质量，那是因为，各级行政主管部门急需通过计算成果、奖勤罚懒来提高生产效率。这一做法，虽备受诟病，但因便于管理，一旦启动，便很难自动停止。明知如此处置不太合适，背离了独创性原则，但主事者也自有其苦衷：凭数字定英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谁让你生活在一个权威缺失的时代。
这样一来，出现几个有趣的现象。第一，凡在学校教书的，无不努力撰写并争取发表“学术论文”。我曾提及“学界同样存在生态平衡的问题”，不同类型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考核标准；连幼儿园阿姨都在写论文，绝非好现象。（52） 第二，正因为谁都在写论文，而且“多多益善”，出现了不少令人瞠目结舌的高产户。200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宣布解除地产“名嘴”易宪容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研究室主任一职，理由是“他发表的言论十分不科学不严谨”；想想也是，一年发表600多篇论文，怎么有可能科学严谨呢？（53） 第三，“全民搞学术”的结果，很可能是吃力不讨好。据教育部统计，单是2003年，全国高校教师共发表人文学方面的论文19万篇、著作9000部；但在国际上被引用的次数，却很不成比例。（54） 第四，跟“垃圾论文”相映成趣的，是各种“学术中介”之繁荣。（55） 问题在于，确实存在着不少审查很不严格、只要交费就能发表、专门用来对付职称评审的“学术刊物”，这就难怪有人热心经营此等“学术生意”。第五，因强制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各大学规定不一，有仅限于博士生，也有含硕士生者），否则即便论文答辩通过，也不发给学位证书，导致学生们不得已“托人”或“交钱”发文章。第六，因有关部门规定，所谓“论文”，必须在三千字以上；而刊物又是按页收费，目前中国学术刊一大奇观，便是出现了一批不好不坏的“双面”（two pages）论文。
体现大学的学术质量与社会名望，进而影响各种“排行榜”的，除了两院院士（5.0，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指标权重，下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4.0）、国家重点学科（4.6）、重点实验室（4.2）、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4.2），再就是科研经费（6.0）和学术成果——理科看重SCI（8.1）和EI（5.5），文科则看重SSCI（6.2）和CSSCI（2.2）（56）。大概是基于理工科的思维及趣味，评估体系中，只有期刊论文而没有学术专著的位置——人文学者大概都会对此“深表遗憾”（57）。其实，比起文章数目来，各大学更关注的是科研项目，因其既是金钱，也是名誉。而且，只要有了“国家课题”，不愁不能在“核心期刊”上发文章。
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影响最大的学术基金，一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是“教育部重大科学研究项目”。此外，由教育部主管的，还有“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留学回国科研启动基金”、“霍英东教育基金”、“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创新团队发展计划”等。至于各省市、各大学，也都有专门支持人文学者从事研究的“基金”或“计划”。若申请到了国家级科研基金，各大学一般都还有配套经费。人文学者获得资助的数目与金额，虽然不能跟理工科或社会科学相比（因工作性质不同，需要花钱的地方也迥异），但已经大幅度提升、今非昔比了。资助的经费远比过去多，申请起来也不是特别困难，只是并非每个学者都有志于此。
传说北京大学重“成果”而不重“项目”，评职称时，若条件相同，优先考虑没有国家课题的（理由是“少花钱而多办事”）。之所以出现如此“美丽的误会”，根源于学者们对许多大学将“报课题”与“评职称”直接挂钩强烈不满，于是拿北大“说事”。做研究可以凭自己的努力，报课题则有很大的偶然性。任何制度都有漏洞，都可能被迂回突破，因而，越来越“成龙配套”的学术评审，催生出不少长袖善舞的“学术掮客”。正是有感于此，曾获菲尔兹奖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邱成桐，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一流大学”，很大原因在于“整个学术评审制度很不健全”。（58）
在教育管理部门的积极引导下，如今大学里的各种评审此起彼伏。作为个体的学者，你可以拒绝参加；可作为学校，则不能不在意各种评审指标。明知学问是冥思苦想“做”出来的，而不是巧舌如簧“评”出来的，可事关学校、院系、学科的未来，再清高的学者也无法完全置身度外。我实在有点担心，管理层对于人文学的重视，固然令人欣慰，可用管理工科或社会科学的方式来指导人文学，很可能彻底改变人文学的性质及人文学者的趣味。
最明显的例子是人文学的“工程化”，即督促人文学者尽量外出承揽各种“工程”——最好是“国家重点工程”。这其中，钱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便于管理。是工程就有立项、设计、经费、人员、工作进度、项目验收等，好检查，好管理，也能体现主管部门的权威性。这对于工科或社会科学来说，或者是天经地义；可对于人文学来说，却不见得很合适。人文学有脚踏实地的，也有天马行空的；有大兵团作战的，但更多的是千里走单骑。强调项目管理、步步为营的“工程化”效果，必定压抑各种“奇思妙想”；而力主“造大船”，追求所谓“标志性成果”，势必大团体、跨学科、国际化。照常理推断，工程越大，受重视程度越高，国家拨款也就越多，但钱多不见得就能保证其成果必然“传世”。
我关心的不是具体工程的得失，而是国家拨巨款，众学校组成攻关队伍，在限定的时间内拿出“创新成果”，然后经过专家评定结项，出版相关著述，这种研究模式是否值得大力推广。现在很多人文学者争相承揽的国家重点课题（或曰“重大项目”），虽没有“夏商周断代工程”那么大的气魄与规模，但操作方式却很相像——从设计立项、批准实施，到汇报施工进度，提交阶段性成果，再到工程如期完成，恭请专家评审验收等，一应行礼如仪。如此盲目追求、互相攀比项目规模与资助金额，在我看来，不是好风气。
我承认，即便在人文研究领域，也有若干“重大课题”需要如此操作；但问题在于，我们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假如你只有一个人，没有“团队合作”与“科际整合”，而且不在东西方南北极之间无数次来回奔跑，是不可能作出“标志性”的重大科研成果的。于是，流行的做法是：为了适应评审指标，大家都往一起靠，截长补短，互相迁就，弄成一种“捆绑式销售”状态。就算你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国家重点课题，在接下来的实际操作中，还必须面临如何协调各方利益以及赶工程进度等难题；到头来，好题目可能也做不出好文章了。所以我以为，人文学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很可能不是其在大学中的地位相对下降，而是被按照工科或社会科学的模样进行的改造。经过这种改造，可能再也没有“不计成本”地“神游冥想”的苦行僧、独行侠或读书人，即便有，也早就被时代抛弃。结果是，大学里的人文学者钱多了，气顺了，路也好走了，而原本强调独立思考、注重个人品位、擅长沉潜把玩的“人文学”，却变得平淡、僵硬、了无趣味了，实在有点可惜。因为在我心目中，所谓“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文”，学问中有“精神”、有“趣味”。（59）
[注：此文乃作者提交给2007年8月15—17日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召开的“放长眼，量宇内：展望思想中国的未来”（Thinking Ahead:Chinese Visions on a Planetary Scale）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发表时略有删节。作者感谢会议主持人黄乐嫣（Gloria Davies）教授以及论文评议人叶晓青教授。]
注释：
①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载《东方》创刊号，1993-10；《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载《现代中国》，第9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②参见陈平原：《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载《学术界》，2000（5）；《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载《社会科学论坛》，2002（5）；《大学三问》，载《书城》，2003（7），韩文本见韩国延世大学刊" The Utility of the Humanistic Studies & Re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 2006) 。
③相关论争，参见沈灏主编：《燕园变法——谁能站上北大讲坛》，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博雅主编：《北大激进变革》，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钱理群、高远东编：《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甘阳、李猛编，《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④李强、陈平原等：《大学改革，路在何方》，载《读书》，2003（9）。
⑤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第140—14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⑥欧文·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第61—7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⑦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文学评论》，2007（2）。
⑧赵蕾：《北大法律系：“黄埔一期”那班人》，载《南方周末》,2007-06-07。
⑨冯友兰:《被大怀旧记》，载《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一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48。
⑩叶辉：《历史学的困境》，载《中华读书报》，2007-07—11。文章还提及历史学教授与工科教授的不平等待遇：“包伟民说，就工资而言，历史学教授与工科教授在学校工资单上的收入差距大约是1∶4到1∶5左右。更不要说他们大量的课题经费提成，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收入的都不乏其人.”
（11）陈平原：《大学何为》，第17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2）吴国盛在《科学与人文》（《北大讲座》第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以及万俊人在《人文学及其“现代性”命运》（《东南学术》2003年第5期）中，都曾对“人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困境有精彩的论述，可参阅。吴、万二君更多在“科学与人文”对峙的状态中展开论述，与本文之突出人文与社科的分歧略有差异。
（13）陈平原：《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载《现代中国》，第9辑。
（14）章太炎：《訄书》初刻本有叙曰：“幼慕独行，壮丁患难，吾行却曲，废不中权。逑鞠迫言，庶自完于皇汉。”见《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鲁迅《题〈彷徨〉》：“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见《鲁迅全集》，第7卷，第15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5）针对人文学科日渐边缘化的现状，杜维明主张反过来思考：“如果人文学能毫无冲突地融入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大流之时，也就是人文学失去其独特的功用之日。”参见李若虹：《人文学和高等教育》，载《当代》（台北），第193期，2003-09。作者题记称：“这篇文章是基于杜维明教授这次谈话的内容整理、加工、编辑而成，成稿后杜教授百忙中审阅并予以首肯。”
（16）参见王英杰等主编,《2005：中国教育发展报告——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与对策》，第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7）樊克宁、陈晓鸿：《教育部学生司前司长：高校扩招是中央决策》，载《羊城晚报》，2007-07-07。
（18）陈平原：《历史叙事与文学想像的纠葛》，载《文史知识》，2005（5）。
（19）张弘：《“历史票友”中能产生史学大家吗？》，载《新京报》，2007-07-25。
（20）查询过好多大学中文系，普遍反映其毕业生就业率很高，出乎一般人的想象。最近访问一所师范学院，一万五千学生中，中文系占了将近两千。
（21）参见陈平原：《我看“大学生就业难”》，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4），及《新华文摘》，2005（8）。
（22）2001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上提出，“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此后，各部委、各省市对此号召多有响应。
（23）《〈文津演讲录〉前言》，见任继愈主编：《文津演讲录》，第一至五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2005。
（24）参见刘彦：《以红楼的名义》，载《中国新闻周刊》，2007-06-26;俞亮鑫：《“红楼梦中人”将成一场梦——“胡玫风波”导致选秀无法兑现承诺的危机》，载《新民晚报》，2007-07-09。
（25）张法；《从百家讲学到百家说书——央视〈百家讲坛〉现象的文化思考》，载《社会科学报》，2007-05-31。
（26）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称：“上个世纪初国学的涌现是从我们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需求出发的。……但是我们当前的国学热却有不同。国学热中的某些形式内容恰恰是考虑了功利性的。比如说使中国的管理更具有一些中国的色彩，于是国学便渗透在这样的需求里，因而势必使其带有功利色彩。这时的国学便是作为一项文化事业在运作。”参见李健亚：《楼宇烈：当下的国学只是文化产业》，载《新京报》，2006-05-10。
（27）《〈中华文明之光〉出版说明》，见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之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8）陈平原：《大学校园里的“文学”》第四节“何妨附庸一下‘风雅’”，载《渤海大学学报》，2007（2）。
（29）与工科教授靠发明专利入股、经济学家成为大公司的独立董事不同，人文学者走出校园，最大的可能性是与大众传媒结盟。实际上也正是如此——从高蹈的救国宏论，到中端的形象设计，再到实际的房地产广告，综览全国各地的报刊电视，到处可见大学教授的身影。
（30）参见周远清1995年在第一次全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院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此讲话后改为《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的“代序”，题为《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见《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1卷，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
（31）杨叔子：《永必重求真，今应更务善》，见《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2卷，第15页。
（32）1995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文精神与现代科技对话——记华中理工大学的人文教育》，称华中理工大学的人文讲座如何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以至“逐步建构起了讲座、交流、读书三位一体的‘人文工程’”。
（33）参见教育部1998年2号文件《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以及周远清：《在更高水平上推进文化素质教育》，见《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6卷，V页，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
（34）参见李若虹，《人文学和高等教育》，载《当代》（台北），第193期，2003。
（35）顾秉林：《人文教育与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载《清华大学学报》，2001（2）。顾文对于美国各著名大学中通识课学分所占比重之大感到惊讶：哈佛大学38％，麻省理工学院25％，耶鲁大学44％，斯坦福大学33％，普林斯顿大学（理工学院）22％。
（36）温儒敏：《〈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总序》，见《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第66—68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37）陆挺等编：《人文通识讲演录》（八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38）王冀生：《通识为本，专识为末》，载《教育发展研究》，2002（3）。
（39）沈君山：《国立清华大学通识教育的展望》，转引自金耀基：《大学之理念》，第150页。
（40）金耀基：《通识教育与大学教育之定性与定位》，见《大学之理念》，第143—155页。
（41）王英杰等主编：《2005：中国教育发展报告——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与对策》，第56页，黄俊杰：《全球化时代的大学通识教育》，第46页。
（42）黄俊杰：《全球化时代的大学通识教育》，第46、65—68页。
（43）甘阳：《大学之道与文明自觉》，见胡显章等编：《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第249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44）开设小班讨论课，不仅牵涉教育观念，还有教室等实际问题。在《“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现代中国学术”开场白》，载《云梦学刊》，2007（1）中，我曾提及：“在北大，由于实行比较彻底的学分制，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加上好多慕名而来的其他大学的教师及研究生，著名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专题课，往往变成了系列演讲。对此，我深感不安。……想改变这个状态，很难。不说别的，教室就设计成这个样子，椅子是固定的，你只能站在凸起的讲台上演讲，无法坐下来跟学生一起讨论。我不只一次说过，北大要想成为一流大学，先从一件小事做起，那就是彻底改变后勤部门决定教学方式的陈规。呼吁了好些年，最近才得到校方的允诺，在新建的教学楼里，预留众多可以上Seminar的小教室。”
（45）参见李若虹：《人文学和高等教育》。
（46）甘阳：《通识教育在中国大学是否可能》，载《文汇报》，2006-09-17。
（47）中国古代教育强调的是“博雅”，比较接近今天所提倡的“通识教育”。但晚清以降，国势衰微，以救亡图存为要务，急需专业人才；以往的博雅教育，因“不切实用”而备受责难。此后开启的“新教育”，虽有蔡元培、梅贻琦等之提倡“学理”与“通才”，但总的发展趋向是，越来越讲求实用。先有船坚炮利的刺激，后有战争烽火的催逼；扭转了1952年院系调整的后遗症，又迎来了“与市场接轨”的新需求。
（48）参见亨利·罗索夫斯基：《美国校园文化》第七章“基础课程概述”，第98—112页；黄坤锦：《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第一章十节“哈佛核心课程的影响与通识教育的改革”，以及作为全书附录的“罗索夫斯基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第24—27，249—27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9）亨利·罗索夫斯基：《美国校园文化》，第88页。
（50）“在每一次毕业典礼上，哈佛大学校长都要欢迎新毕业生‘参加进有教养的人们行列中去’。”见亨利·罗索夫斯基，《美国校园文化》，第90页。
（51）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载《东方》创刊号，1993-10。
（52）陈平原：《谁来监督中国学界》，载《南方周末》，2002-01-24。
（53）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解释为何撤易宪容的职：“一般的研究员，一年只发表二三十篇论文，而易宪容写600多篇论文，大部分都是涉及房地产的。房地产专业的研究非常复杂，不能随便发表看法去误导大众。”参见梁文汇：《易宪容考评不合格辞职》，载《东方早报》，2007-03-23。
（54）“统计数字显示，从1993年到2003年10年间，按照国际人文科学索引，被引用最多的前20篇文章中，没有一篇是中国学者的，在被引用最多的100篇中，有两篇是中国学者的；前1000篇中，有四篇是中国学者的。”参见杨玉圣：《让学术回归学术》，载《民主与法制》，2006-02-28。
（55）选择两则广告，看此行业的“火爆”程度：“职称论文发表网”的服务承诺是：“与多家国内知名核心和优秀期刊保持紧密联系，确保你的成果在核心、优秀期刊发表，为社会承认，解决您文章刊发难、时间长的后顾之忧。”至于“论文投稿发表网”则告诫你千万别图省钱，因为，价高者刊物必好，“这和买皮鞋的道理是一样的，牛皮制作的皮鞋和皮革制作的皮鞋价格是不一样的”。
（56）此乃“网大”最新修正的“指标体系”，见网大《2007中国大学排行榜》，第14页，深圳，网大教育研究中心，2007。“网大”的中国大学排行榜，被认为是“到目前为止，商业型大学排名中最为全面、也比较科学的大学评估指标体系”，参见王英杰等主编：《2005：中国教育发展报告——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与对策》，第127页。
（57）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王汎森也在《学人寄语》（《中国文化》，第24期，2007-05）中断言，“人文学科不适用SSCI的指针”；“在人文领域，专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方式，切勿因为过度重视论文而忽略了专书的重要性”。
（58）胡迭：《邱成桐：中国为什么没有一流大学》，载《同舟共进》，2007（5）。
（59）陈平原：《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载《现代中国》，第9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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