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创新的动力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论文,动力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明确提出：“人类正在步入一个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以来，一股研究“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热潮在我国广泛兴起。几乎所有论及知识经济的人都十分重视知识创新，以致把知识创新看作是知识经济的发动机。江泽民主席指出，“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全党和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注：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年5月5日。）他还特别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没有科技创新，总是步人后尘，经济就只能永远受制于人，更不可能缩短差距。”（注：江泽民与全国政协科技界委员的谈话，《人民日报》1998年3月5日。）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普及之后，人们已对知识经济有了初步了解。怎样把这一研究深入下去，推动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目前有两方面的问题特别需要研讨：一是站在时代高度从理论上分析知识创新的特征和规律；二是结合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寻找适合我国知识创新的具体途径。而这两个方面问题都与知识创新的动力机制有着密切关系。本文拟就此问题略作论述。
一、产业意义上的知识创新
知识创新作为一个具有社会经济意义的概念，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知识；二是创新。对于知识应该从广义上进行理解，即不仅包含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知识，也包含社会科学，乃至一切人类活动领域的知识；不仅包括记录在书本上、论文中、光盘上的知识，也包括以经验、直觉等形式存在于人们头脑中和实践过程中的知识；不仅是指高新科技领域的知识，也指一切产业生产、流通、消费领域中的知识。
对于创新，无论哪个时代，称得上“创新”的都必须满足以下三个“必要条件”：
一是“前沿性”。发现、发明、创造出的东西至少应在相当的范围内是处在前沿地位，即是以前所没有的新东西。这个范围可以是世界级，也可以是国家级、地区级、行业级等；
二是“有效性”。并非一切新东西都是有用的东西，但人们有目的、有意识创造出来的东西必须具有某种新的功能和用途，能解决某个老问题，满足某种新需求；
三是“系统性”。知识创新不是某个偶然的、一时的新想法、新假设，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和系统研究后产生的东西。
应该说，“知识”和“创新”自古有之，而体现人类特征的智能活动的本性就是创新，知识正是创新的成果，这历来如此，没有什么新奇的意义。然而，不难看出，一旦把“知识经济”作为新时代的特征写在当今社会的“旗帜上”，它就被赋予一种全新的含义。从知识经济公认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它是一种“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为新的重要因素的经济”。因此，和以往的知识、经济、创新相比，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创新是产业意义上的知识创新。这主要体现在创新内容的社会化和创新活动的产业化两个方面：
（一）创新活动的社会化
社会化的活动是相对于局部的、个别的、偶然的活动而言的。简单地说社会化就是要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达到一定的社会规模，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知识创新社会化则具体表现为：
1、创新活动具有明确的社会、经济目标。
知识创新是通过大量研究才得以产生的，这些研究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以往这三方面的研究是相对分开的，因而每一种研究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追求目标，如基础研究追求的是对自然或社会的新认识，以发现新的规律和原理为目标；应用研究追求的是对某些规律性的运用，以提出某种新的技术、技巧、方法为目标；而开发研究追求的是某个具体功能、功效的实现，以创造出某种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为目标。研究目标的不同不仅造成了各类研究人员在工作方式与思维方式上的很大差别，而且必然使从发现、发明到产生社会效益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几十甚至上百年。例如从爱因斯坦提出“质能原理E=MC[2]”，到制造出原子弹和和平利用原子能就经历了几十年时间；从提出量子力学中的能带理论到制造出第一个晶体管也经过了几十年。在知识经济时代，尽管三方面的研究仍然需要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来完成，但无论是哪种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而统一的社会经济目标，因而现在从基础研究到实际应用的周期大大缩短，通常只需要几年以至几个月。原来需要两代以至几代人完成的过程，现在一个人就可以完成。这说明在知识经济时代，发现、发明、创造已被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2、创新主要针对产品、产业和市场。
知识创新虽然覆盖着从知识发现、技术发明，到产品、产业和整个市场的开发全过程，但主要着眼于后者。按照熊彼德的观点，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经济发展就是不断地实现新组合。他认为创新包括五种情况：(1)采用一种新产品，即消费者也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即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检定的方法，这种方法不需要建立在科学新的发现的基础上，并且，也可以是存在于商业上的一种产品的新的方式之中；(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即有关国家的某一个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4)掠夺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制造一种垄断地位（如通过“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注：约瑟夫·熊彼德：《经济发展理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3、创新的内容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许多学者都指出，知识经济在生产中以高科技为支柱，主要有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环境技术和软科学技术。然而，产业意义上的创新却并不局限于上述高科技产业，也不再单纯指那些自然科学上的新发现和技术上的新发明，而是包括社会各个领域的创新活动，即一切能满足社会物质与精神上新需求的创新活动。如新的管理模式、艺术作品、学说以至新的思维方式等等。只要它们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知识创新虽然大量出现在上述高新技术产业，但并非是这些产业的专利。实际上在一些所谓的传统产业，如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中都广泛存在这种创新的可能，并且特别需要用“创新”来对它们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新的产业形态”。例如原属农业范畴的种植养殖就可以由引入新的生物工程技术而成为新的产业，原来的制造业可以通过引入计算机网络和管理而成为新的生成点。
（二）智能劳动产业化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创新活动已不再是以往那种游离于社会经济之外，少数知识分子或有闲阶层孤立的发现、发明和技术创造，而是一种直接的经济活动，是社会经济主流中的有机部分和核心部分。其具体标志是：
1、智能劳动者成了社会劳动的主体。
正如托夫勒所说的“白领工人数超过蓝领工人数”（他认为1956年美国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因而可把1956年作为美国进入信息社会的标志），这意味着知识创新活动已成为社会大部分人的终生事业，而不象以前那样只是少数有闲阶层或知识分子的专利。当智能活动从书斋或实验室、研究所中解放出来，成为推动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后，其社会地位就将发生根本改变，它不再象以前那样只是附着在体力劳动之上，作为一种次要的、附带的活动。从事智能劳动的知识分子（当然是全新意义上知识分子）也不再是任何阶级“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是具有独立意义上的社会劳动者主体。正因为如此，他也将按照自己的工作、生活和思维方式来改造整个世界。
2、知识创新成为产品价值的主要部分。
人们的任何活动中都同时包含了体能和智能的成分，只是所占比例不同。在农业社会，人们的劳动主要靠体能；在工业社会一部分体能活动由机器所代替，人们付出的主要是介于体能与智能之间的“程序性”劳动。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大量的操作工和流水线上的劳动，它的特点是生产周而复始，产品具有相对固定的形式，人们以继承传统为荣，所以产品中包含的“创新量”较少。一项发明创造可以使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而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求新、求变已经成了市场经济的一大特征，产品没有新意，就找不到市场，也就无法存在。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智能劳动的比例逐渐增加，直到超过体能劳动和程序性劳动，从而使智能劳动实现了产业化。因此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创新无论是在产品价值中所含比例，还是在国民经济产值中所占比例，以及各项社会经济指标中所占比例都超过非知识创新的比例。可见创新直接关系着产业发展的命运。
3、知识创新内容与智能劳动的范围和方式极大地扩展。
知识创新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而不是某些特定领域，例如某些高科技产业。实际上，在一切有智能活动的地方都会有知识创新，其中也包括农业、制造业等所谓的“传统产业”。随着智能劳动的产业化，它的活动的范围和方式也将大为扩展。创新不是单纯通过逻辑推理和理性思维来获得，而需要将多种方式紧密结合。特别是非逻辑、非理性的灵感和直觉在知识创新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
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来看，智能劳动的产业化是一场具有极其深刻意义的大变革，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真正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因为，和其他生物相比，人类在体能上没有特殊的优势，和自然的伟力相比甚至是微不足道的，而产生于人类头脑的智能才是人类所独有且取之不竭的动力来源，人类社会只有建筑在这种资源之上才有可能得到高速、持久的发展。可见，知识创新是一种新时代的创新，是一种作为社会的第一生产力和知识经济的发动机的知识创新。
二、创新的阶段与机制
（一）创新的阶段性
创新就是要构造出具有一定价值和前所未有的东西。它是人们对未知世界不断研究、探索的结果。产业意义上的知识创新不仅是新想法、新观点、新思路的偶然闪现，而是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虽然这一过程从本质上讲不可能有完全确定的规律和固定的模式，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表明，一些典型意义的创新也并非纯粹偶然，它具有一些“统计”意义上的条件、环境、原则、方法和技巧。形成产业意义上的知识创新需要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首先，是个人头脑中新想法、新观点、新思路、新假设的产生，这时虽然它们已经具有了某种“新意”，但仍然只是一些局部、分散、无序、细微的创新。这是创新的开始。
其次，是要对上述新想法、新观点等进行筛选、整合、放大，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然后经过实践或实验的检验、修正、完善，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理论或方法体系。
再次，是把上述经过检验并相对完整的创新成果投入市场，使其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而要实现这一点则需要进行不同规模和次数的“中间实验”，形成产品，逐步推广和被社会所接受。
在知识创新过程中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找到一个转换的方式与实现的途径，这就是知识创新的动力机制问题。
（二）什么是机制
在研究知识创新的动力机制之前，有必要先搞清机制的含义。
通常人们习惯把动力与机制合起来谈，以为是一回事，其实不然。什么是动力？动力可以理解为推动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从动力学的观点来看，具体事物的变化发展不会凭空而来，其中必有推动它的动力或动因。这类问题早就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古代，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过著名的“四因说”，把事物变化发展的原因归结为“质料因，动力因，形成因和目的因”。到伽利略、牛顿时代他们认为除动力因之外，其他的原因都难以捉摸，主张不去追求最终的原因，而应该客观地描述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所以牛顿力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关于运动原因与结果关系的理论。由于主要涉及机械运动，两者关系比较简单，无需另外研究“机制”问题。但是，经典力学碰到了“三体”、“多体”问题就无能为力了，原因之一是“动力”与“运动”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对于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原因往往不只一个或少数几个，而是大量因素的联合作用，情况就更加复杂。这就产生了动力机制的问题。
其实，机制问题在热力学和统计物理中已经十分明确，十分重要了。热力学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涉及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机制指的就是这两个层次的关系。为形象起见，让我们来看看汽车和飞机的运动。大家知道，汽车和飞机的动力来源于汽油的燃烧，但是，汽油燃烧并不能直接推动汽车和飞机的运动，这里需要一个“发动机”，将汽油燃烧所产生的热能（微观层次上就是分子运动的平均动能）转化为宏观层次上的定向运动。发动机是通过把分散的“分子运动”聚集起来，约束到某些固定的方向、路线和时机上来实现这一点的。它对微观层次的运动起着聚集、约束、定向、导向的作用。而在宏观上它是由一些管道、通道和控制器所组成（在喷气式飞机、火箭上这种情况更加明显）。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动力机制，实质上就是“发动机”的结构问题，更一般地说就是“导致事物运动发展的内部联系”。
三、知识创新的三个层次
让我们运用以上观点，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来分析知识创新的动力机制。
（一）知识创新的微观层次
知识创新的微观层次对应个体或局部创新的激励和心理驱动，其结果表现为一些新想法、新观点、新假设、新思路的提出。尽管这些微观层次的创新开始时还十分微小，但却是形成宏观层次上知识创新（新发现、新发明、新创造）的种子，和汽油燃烧产生的高速分子运动一样，是推动知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新想法、新观点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创造性思维的产物。其中涉及到知识的表达、解释、采掘、发现(KDD)等等。因此微观层次创新活动的主要问题是要搞清它的特点，寻找启发和激励个体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具体途径。
1、微观层次创新的特点。
(1)随机性。新想法、新观点、新思路的产生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是随机发生的，即我们很难事先预计会在什么时间、地点，在什么问题上出现创新。但我们可以在统计意义上把握大致的范围和时机。比如人们常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可以通过“有准备的等待”来捕捉。根据突变理论，突变往往发生在“临界点”附近，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把思想推向“极端”和“临界态”来获得新的想法。
(2)突发性。创新往往突然出现，而不是连续工作与思维的结果。创新总是和“灵感”联系在一起。许多研究者指出，“灵感”也许与某些下意识、潜意识的活动有关。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能够产生“灵感”的人脑看成是具有“并行运算”功能的“信息处理器”，下意识和潜意识就是“后台”运算。人脑在同一时间内会在不同层次的“后台”对各种问题进行思考，一旦产生新的想法和思路，就会从“后台”转到“前台”，这就出现了突发性创新。
(3)价值的不确定性。根据前面对创新的界定，完整意义上的知识创新必需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即它必须能产生某种有用的效果。但是，产生个人头脑中的新想法、新思路在开始出现时往往不能确切地预见其最终的价值，是“祸”是“福”也难以确定。这种情况有些类似生命体的遗传变异，它是“中性”的“突变”，满足中性树法则。
2、微观层次创新的途径。
尽管微观层次的创新总是难以“预约”，但也并非毫无规律可循。下面就是一些典型的创新类型。
(1)组合创新。现代系统理论告诉我们，“旧的”元件，可以构造出新的整体。就象同样的砖块可能建成无数新式建筑，同样的原子分子可以构成世界上千奇百怪的事物一样，能够提供新功能的新的整体并不需要由新的部件来构成，这里的关键是新的“组合”和“搭配”。
事物间的组合、搭配就是系统内部的“关联”和结构，其可能形式多种多样，能够产生有用的功能结构也是多种多样的。关键是要我们去实验、探索和发现。根据非线性系统理论，“周期三必然导致混沌”，只要存在非线性相干，或系统中包含三个，或三个以上成员（元素或因素）就可能出现混沌运动，这是一种包含了无限多个周期与非周期轨道，对初始条件高度敏感的运动，只要控制适当，总是能在其中找到新的结构和功能的。
(2)进化和生长创新。知识创新可能产生于一个偶然得到的新想法，但从新想法到创新之间需要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即创新的进化与生长过程。在计算机MIS设计中人们提出了一种原型化方法，它适用于那些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问题，即用户需求不太明确的问题。其步骤是先设计构造一个小范围内的“原形”，以作为种子，在此基础上通过不断的交互作用，不断扩充发展，使之成为完整的系统。许多创新也是循着类似的道路形成的。
创新进化的道路与途径有各式各样。自组织理论和分形生长理论为此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模型，如DLA模型、沙堆模型等都对我们的创新活动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3)嫁接创新。人们常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嫁接可以生产新的品种。就是说让一些原来得到了成功应用的方法，通过合理外推嫁接到新的地方，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嫁接原则上也是一种新的组合形式，只不过这里强调与新环境的组合。其实，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在新的环境中，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会产生一系列“适应”性行为，去探索与新环境的最佳组合，去有效利用新的资源。即使一些老的东西，碰到新的环境，为了保持生命也会积极探索，散发出新的生命力。这是知识创新的一种重要形式。
(4)间断与逆向式创新。创新往往不是在原有的思路上简单延伸扩展的结果，也不是从既定的公式中演绎出来的，创新往往产生于原有思路的“中断”或“逆转”，因此具有相当大的突现性，是某种突变的结果。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最后的胜利，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从哲学上讲就是由量变引起质变。从这个思想出发，可以认为，知识创新往往产生于对原有状态和思路的中断和背叛，达到转折点的结果，转折点后面将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新现象和新规律。
3、微观层次的动力。
什么力量驱使人们去从事创新活动？这是知识创新的微观层次动力问题，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况创新的具体动机当然会各有不同。但是，总的来看个人创新的动力不外来自以下方面：
首先，求新、求异本来就是生命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一特征在高等动物，特别是人身上往往表现为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本能”。关于这一点俄国著名学者巴甫洛夫曾经指出，高等动物除了具有“觅食”、繁衍、趋利避害等基本本能之外，还有一个“探究”的本能，他把这称为“探究”反射，并认为人类对新知识的追求，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就是这种本能的延伸和发展。可见，知识创新是人类的本能。
其次，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每个有理性的个人都在追求自己“效用的最大化”。市场经济环境下，对产品创新是求得“最大效用”的有效途径之一。到了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创新”更成了最主要的途径。
最后，创新往往与激烈的竞争联系在一起，这种竞争可以是市场上的竞争，也可以是战场上的竞争或其他领域的竞争。这种情况早已为历史多次证实，我们只要想一下战争在带来巨大破坏的同时，又是怎样地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性就行了。
（二）知识创新的中观层次
如果说微观层次的创新只是为知识创新提供类似“汽油燃烧”那样的原动力的话，那么中观层次就对应“发动机”的结构，这种结构是通过对微观创新活动的控制、约束、管理和引导来实现的。其作用是将微观层次上那些分散、局部、中性、微小的创新经过筛选、整合使之系统化，成为一个具有特定整体属性的“创新”。中观层次的创新机制是通过一系列政策、制度、观念、法规和机构来体现和实施的，它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评价选择机制。
由于微观层次的创新具有“中性”的特征，所以要对它们进行筛选，筛选总是从某个具体的创新目标出发，这个目标可大可小，如对整个社会，对某个国家、地区，对某个企业，以至某个项目。选择与评价，一是要有一个定量的尺度；二是要有一个完整的评价体系；三是要有一个实施和管理选择评价的机构。
首先，知识创新的“定量尺度”，具体是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定价系统”来体现的。产业意义上的知识创新价值只有在获得了知识产权后才能得到社会的真正认可，并得到法律上的保障。这是实现创新价值的第一步。第二步才是定价，由于知识创新是智能劳动的产物，原则上应该服从“劳动价值论”的规律，即根据所耗费的“社会劳动时间”来定价。但创新又是一种特殊的智能劳动，其成果价值对环境和劳动者个人的依赖性远大于普通的物质产品，而且，创新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出现往往具有很大的随机性，这就为定价带来巨大的困难。这个问题正是知识经济时代中需要研究确定的重要问题。例如对软件的定价就是如此，定价不恰当将直接影响它的价值实现。具有知识产权的创新真正的价值实现还要等待它投入市场后有人来购买，这是第三步，这一步具有更大的随机性。当然，从统计的意义上讲，那些耗费了大量劳动时间，能满足社会实际需求，并能及时为社会所认识的创新通常能“卖到好价钱”。必要的社会宣传和市场引导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发现和开拓新市场中也包括了大量的创新劳动，这一部分也应该计算在定价之内。
其次，知识经济中，创新活动的最小单元是“项目”，所以建立以“项目组”为基础的评价与创新体制是至关重要的。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常把项目分为由社会企业资助的“横向”项目和由国家、省市下达拨款的“纵向”项目。而项目的评价往往分为“事前”立项（意味着拨款）与“事后”鉴定（通过，并有可能获得新的项目）。立项和鉴定都有一系列标准，它们构成了选择评价的指标体系。应该说，在“纵向”课题方面我国对知识创新的选择评价体系的研究是下了不少功夫的，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主要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所做的工作。虽然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总的来讲问题不在评估标准和尺度，而在于支持的面和强度都远远不能满足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于“横向”的项目来说，基本上还没有真正形成一套科学的体系，因而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企业领导个人的知识、经验和兴趣。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2、风险投资机制。
一般讲来微观层次的创新总是比较小的，相对于宏观（产业）层次的创新还只是“微涨落”。只有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微观层次经过选定的创新才能变成产业意义上的知识创新。如何把它变为“巨涨落”，需要一个放大机制，这个机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投资机制”。它的作用是对已经选定的项目进行资助，提供必要的“物质和能量”。
由于微观层次上的创新有上面讲的三个特征，对它的投资存在很大的“风险”，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高风险”。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对科学技术研究投资量的不足固然是一个大的问题，但相比之下，更大的问题是人们对风险投资、高风险与高回报、高效益间的关系还认识不清，因而，往往不是没有经费，而是不敢冒大的风险，使得许多经过论证，很有前途的研究项目不能及时得到足够的资助，以至丧失宝贵的机会。我国在物理、生物等领域错过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在机器翻译、语音识别等方面错失占领市场的良机就是众所周知的沉痛教训。在技术和产品开发方面的情况更是如此。
从理论上讲，对创新的投资所起的作用是“激励放大”，而放大通常是通过“正反馈”来实现的。一个正反馈系统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反馈通道，它将效果与原因连接起来，使之形成一个“闭环”；二是反馈监视器，将系统输出与输入信号进行比较，以产生适当的反馈信号；三是反馈调节器，通过它来实施反馈控制，即对反馈的“相位”、数量、时滞等进行控制调节。对于知识创新的激励放大，其正反馈作用是通过将创新所产生的效益与对创新的投资联系起来来实现的。原则上应该是“谁投资，谁承担风险，谁受益”，即国家投资，全社会、全民受益；集体（企业，单位）投资，集体受益；个人投资，个人受益。现在的问题是实际的“反馈通道”有待建立，即风险投资机构有待建立。
激励放大有多种形式，可以是交互的，也可以是自我的；可以是通过物资金钱来激励，也可以是通过精神鼓励。有时即使表面看没有什么物质与精神的激励，但只要适当满足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也会产生巨大的激励效果。在科学家们交往和讨论中，相互启发就是产生新想法和新思路的有效途径。这正是维纳所说的信息放大与增值机制。
3、控制管理机制。
中观层次上的创新机制目的是将微观层次上那些微小的、分散的、相对无序的新想法、新思路、新观点集中起来，经过休整和组合，形成能产生一定社会经济效果的“产品”、产业和市场。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前面的选择、评价、激励、放大外，控制和管理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中观层次，对创新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研究项目的管理。其中包括科研项目“立项”的原则、项目的过程控制以及对项目人、财（资金）、物（仪器、设备、场所等）、信（信息、资料、数据等）、时（时间）的管理。
二是对研究方向的管理。由于微观层次的创新是相对“无序”的，它可能发生在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但对于一定时期、一定范围来说必然会有所侧重。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每年发出的项目指南，就提出了国家急需的研究方向，将有限的人力、物力集中在这些方向上，以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有没有这样的“研究指南”，对于知识创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三是在研究和发现新时代科技发展新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科技管理规则、原理、思想和模式，如美国学者茨维基提出的“矩阵管理”等。
4、人才培养与选拔机制。
知识创新靠的是人才，人才需要培养和选拔，需要发展各个层次的教育，如普及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终身教育等等。关于教育的意义人们已谈论得不少，但要真正把教育搞上去还有许多实际的问题需要研究。比如人们常常会问，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甚至动员全民来搞“希望工程”，但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有加大的趋势？为什么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相比，个人独立创造能力普遍不如学习成绩那样突出？为什么人们追求成为“学者”的多，而喜欢“标新立异”的少？这里除了有历史的、文化的、观念的因素之外，关键之一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途径来获得经济高速发展所急需的人才。说到底也是一个机制问题，是教育体制、方针、内容和方法的问题。
此外，在人才的选拔方面，我国历来强调干部和“接班人”的选择，对什么样的人适合当干部、当领导有较明确的标准，但对什么样的人在学术上有培养前途，什么样的人可以当学者，当科学家、工程师、项目负责人等并无明确的标准和规定。由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程序”来进行人才的选拔和任命也不甚清楚，往往从政治和人际关系方面考虑得多，而从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的特殊性方面考虑得少。这里的关键同样是机制问题。应该指出的是知识创新人才的选拔有其自身特殊的规律，这需要深入地研究，不能简单沿用选拔领导和干部的方法与途径。
（三）知识创新的宏观环境
知识创新只有在适当的社会环境中才有可能实现，知识创新的宏观环境表现为一定的政治气氛、经济体制以及文化背景。尽管环境并不能直接产生新的知识，但它却是使知识创新真正能成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支柱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知识分子个人的生活与工作条件的保障；二是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而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保障。
1、生活与工作环境。
知识创新主要是智能劳动，即脑力劳动的产物，而脑力劳动需要特殊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如研究问题、进行创作需要足够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和空间，需要方便地获得所需的信息、资料、数据等等。因为从事知识创新的智能劳动者不仅生活在物质世界之中，也生活在精神世界中，而信息则是精神生活的食粮。现在随着全球高速信息网络的建立，这种社会环境正在日益改善。但是，一方面是尚未很好普及，特别是对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是随之出现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如信息安全、资源共享、知识产权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不很好解决，将会对知识创新起很大的制约作用。
2、政治环境与制度、法律。
知识创新需要适当的政治环境，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加以保障，如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知识创新劳动所得的合法占有，对知识分子个人“独立思考”与“隐私权”的保障等。
制度和法律是人们正常社会活动的保证，它是人为制订的，制订它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依据。由于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刚刚开始，对它的研究与实践经验都还十分不够，因此，在制订政策和法律时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较多，而对知识创新有所忽视。
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劳动主体正在发生变化（从以体力劳动为主体到脑力劳动为主体），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面对知识经济，知识分子要充分认识自己的历史的使命，同时也要充分估计到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长期性和过渡阶段的艰巨性、复杂性，甚至残酷性。因为要用脑力劳动的生产方式来改造整个世界，从附庸到主人必然触及许多人既得的利益、权力和习惯。
3、文化环境与道德风尚。
文化和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宏观评价与奖罚体系。适合于知识创新的文化环境，本质上是对创新活动方式的社会认可，提倡与鼓励“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承认和尊重个人的突出贡献。这些都是和以往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文化环境、道德风尚极其不同的。若用体能劳动的标准来衡量脑力劳动，片面强调思想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步调一致”，就将在思想上束缚知识创新。
从意识形态上来说，随着智能劳动者逐步成为劳动者的主体，他必将按照自己的面目来改造整个世界，但要作到这一点首先要改造自己，使之变成知识经济时代全新的劳动者。对于现在的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必须强调市场意识、产业意识、企业意识，要与企业家和工人相结合。而其中与知识分子最接近的就是企业家，他们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其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