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语方言的调值格局及其演变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调值论文,汉语论文,方言论文,试论论文,格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内较早就在语言学领域使用“格局”一词并进行语言学研究实践，声调格局（语音格局之一）概念的提出对汉语方言声调的实验语音学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汉语方言语音格局的研究是以声调格局研究为开端的，所以，相对于语音格局中元音格局、辅音格局等研究来说，声调格局研究要更为深入和充分一些[1]。但是，汉语方言声调格局的研究仍然处于发展当中，对声调格局的进一步划分及其概念表述等仍不甚明确，调值格局的历时演变及其演变的内在机制和外部因素等都还比较模糊。本文拟对汉语方言的声调格局进行再分类和定义，进而探讨调值格局的演变及其演变机制问题。 一、声调格局两分：调类格局和调值格局 目前语言学界对汉语方言声调的研究主要着力于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两个方面。在共时方面，一般是对某一方言的声调系统（包括调类和调值）的描写和分析，还有对不同方言声调系统的共时比较；在历时方面，往往注重的是调类的演变（古今分化），涉及调值的很少（历史条件所限），再就是声调的起源等。从这些研究角度来看，对汉语方言声调的研究其实主要就是对声调的调类和调值的研究，无论共时的还是历时的。所以，声调格局就可相应分为调类格局和调值格局两类，这样分类有两个优点：其一，避免声调研究中到底是调类研究还是调值研究的混乱，以往对声调的研究往往从标题上看不出是调类还是调值的研究，只有看了内容之后才能明确，虽然这并不影响研究的内容，但毕竟给研究者造成了某种混乱，声调格局两分之后，这种混乱将不复存在；其二，便于调值格局演变的分析，以往对声调演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调类演变的研究，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但随着近百年来调值研究的深入，调值也会发生变化（包括其间随着调类的变化而发生的调值变化），而且调值的变化不是某个调值孤立地发生变化，而是一个声调系统中各调值相互作用的结果，这时引入与调类格局相对的调值格局的概念，对两类声调格局的演变尤其是调值格局演变的分析非常方便（后文对调值格局的分析可以体现出来）。 （一）调类格局 调类即声调的分类，就是把调值相同的字归纳在一起所建立的类。汉语方言中的调类往往与中古音的分化有着密切联系，所以现代汉语方言的调类名称以中古时的调类再加阴阳而形成。如北京话有四个调类，分别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其他方言则不尽相同，有的两三个调类，有的五六个调类，多的可达十几个调类。在每一种方言中，所包含的所有调类在其声调系统中依其内在的规律而有序分布，构成各自独特的分布格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调类格局。以现在的北京话[2]和广州话[3]为例，其调类格局如图1所示。
从调类的内部分布来看，调类格局可以划分为两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阴调类和阳调类的两级对立格局，一般各个方言都有，但并不是绝对的；第二个层级是舒声调类和入声调类的两级对立格局，这一层级许多方言都不具备。图1北京话只有阴、阳调类的两级对立格局，广州话则包含阴、阳对立和舒、入对立两个层级的格局。 调类格局的说法古时虽然没有，但实际上对它的认识和研究古已有之，此仅为名实问题。南朝梁代沈约发现四声并名之为平上去入，可以称之为最早的调类格局。后来这一调类格局逐渐发展为现在各汉语方言可以概括为若干类型的调类格局。当然，调类格局还要包括近现代语音学家构拟的上古调类格局。这样，从上古到中古再到现在，就构成了调类格局演变的一线（现代每一种方言的调类格局从古代发展到现在都表现为一线，但从古调类格局发展到现在所有汉语方言的调类格局就表现为面了）。以往对调类格局的研究既有共时的描写分析，也有对历时演变的探讨，两者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对某一语言或方言的调类格局进行共时描写时，也会将它与中古调类格局进行对比以探讨其历时演变规律。在这方面，现在的调类研究都做得非常好，基本上把中古到现代的调类格局演变情况都作了较详细的归纳，找出了调类格局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以重庆话调类格局的演变（中古到现在）为例，可以图示如下（图2）：
上古时期的汉语调类还没有相对统一的描写，不在图2中列出；图2上部为中古时期的重庆话调类格局（可以认为中古时期重庆方言的调类格局是与《中原音韵》相同的），包含平上去入四个调类；下部为现在的重庆话调类格局，包括从中古清平声发展而来的阴平调，中古浊平声和入声发展来的阳平调，中古清、次浊上声发展来的上声调，中古去声及全浊上声发展而来的去声调，共四个调类。从调类数目来看，重庆话从中古到现在都是四个，但无论是调类名称、调类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还是基于此的调类格局整体，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二）调值格局 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是，在调类格局之外，还应该有一个与调类格局相对应的调值格局。调值指的是音节高低升降曲直长短的变化形式，它是对各调类实际读法的数字或线性表示，一般使用的是赵元任先生创制的五度制标调法。通常，我们所见到的普通话四声调值五度制标记图就表现了四声的分布，如果把单列的四声标记图放在一个图中，那就是一个标准的普通话四声的调值格局图了。石锋先生提出声调格局（实为调值格局）这一概念，其后基于声调实验数据把声调（调值）格局直观地表现在格局图上的做法渐渐多了起来，成为声调实验研究总结声调（调值）格局的基本范式之一。至此，可以把石锋先生的声调格局概念[1]稍作改动，为调值格局下一个定义：所谓调值格局，就是由一种语言或方言中全部单字调的调值构成的格局。广义的调值格局还应包括两字组及多字组连读的声调的调值格局。 与调类格局的两个层级不同，调值格局包含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高度维度，所有调值都有高低的区别；第二个维度是拱形维度，如果高度维度在区别调值上无效，则一定会在拱形维度上予以区分；第三个维度是长度维度，如果前两个维度都无效，则在声调的长度这一维度上进行区分，这一维度在调值的区别上较少用到（舒声调和促声调可以在调类的第二层级上作区别，可以不必在此维度上来区分，至于非短促的入声调则尽可与舒声调在同一维度上进行区别）。当然，这三个维度在区别调值时并不一定会都用，或用其一或用其二，三者皆用的并不多见。 传统上，对于调值格局的描写多是通过口说耳辨，再表示以五度制调值，往往并不是用图示的方法表达出来，但所描写的调值格局已经表现出来了，尽管还不是非常直观。在描写声调的五度制创制以来，基本上都是以这种非直观的形式来刻画调值格局的。这样得到的调值格局基于听感，最接近语言的自然状态，但对研究者的要求较高，否则会造成较大的差失。此为传统调值格局研究之不足。现在对调值格局的研究依托于计算机和语音软件而变得简便易行，但多限于对某个方言一两人的数据或多人平均的数据而得到调值格局图。这样得到的调值格局相对于传统研究方法的确是更为直观和客观了，但在其他方面仍免不了会有不足之处：其一，基于一两个人的调值格局代表性不够强，尽管已对基频数据进行了标准化，但个人差异不可能尽行除去，这样的声调格局自然也不具有最好的代表性。其二，基于多人平均数据的调值格局相对于前者，其代表性看似要强一些，其实也不然，因为不同的人相同的调类也可能存在不同的拱形变体，对这些拱形的不同数据进行平均而得到的调值格局，甚至比用一两个人而得到的调值格局代表性还差。其三，完全依赖数据而脱离了人的听感，这对用于听说的声调来说，无异于是又一个大的失误。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研究一种方言的调值格局，首先是要基于多个发音人，得到的调值格局是所有个人的而非平均的，在所有人的调值格局中找到共性。其次，结合听感找到共性与听感的最佳结合点，再确定某些调类的最佳调值。再次，最终的调值格局可能与其中一个或数个发音人的调值格局相同或相似，或都不相同，但无论相同还是不同，都不是最终所取的调值格局，毕竟这样的调值格局形式带有个人特色，而我们所要的却是超脱于个人之上而带有普遍性的调值格局。这就需要用一个格局模型来表示。以重庆方言声调的调值格局为例，我们在进行重庆方言声调的实验分析时选择了10个发音人，每个人的调值格局都不尽相同。表1是重庆方言10个发音人的实验调值及最终确定用于调值格局模型的调值。
在从听感和实验两个方面互相观照的角度找到了二者最佳的结合点：实验中阴平调既有高升调又有高平调，但以高升调为主，而且听感上也是升调，故最终将阴平调定为高升调；实验中和听感上阳平调都是降调且相对高度居中，最后定为中降调；去声调在实验中和听感上的曲折性非常明显，且尽显低性，故定为低降升调；最难处理的要算上声调了，在听感上它是一个降调，在实验中却都表现为高弯降或高凸降，到底应该服从听感还是遵从实验呢？实在两难。不过有一个突破点是在与阳平调的对比上。如果把上声也定为降调，它不是在最高的五度，只能定为41，看似两者区别开来了，但并没有照顾到实验结果。两相权衡，从实验及与阳平调对比中宜定上声调为一个凸降调：它是一个降调，这服从了听感，但有一个上升的弯头，又与实验相类。其实这是考虑到了听感、实验和与阳平调的对比等三个方面以及高度和拱形等两个维度之后而得到的结果。 图3是根据听感和语音实验进行音系学归纳的调值所做的重庆方言调值格局模型图。这个模型是不带有个人特色的，但是也可以说它带有所有发音人甚至是讲这种方言的所有人的特色。这就是代表性。
归根结底，调值格局的确定不能仅仅依靠听感，更不能只依赖语音实验，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并从调值格局内部的差异性等方面来归纳调值格局，才是最好的处理方案。 二、重庆方言：调值格局演变实例 对调类格局及其演变的简单论述已见前文，下面只讨论调值格局演变的问题。调值格局的研究与调类格局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那就是调值格局的研究还停留在共时描写上，而关于调值格局历时演变的研究还没有真正起步。对于调值演变研究的困难，许多研究者都有所认识，正如梅祖麟所说：“探讨调值系统的演变规律，我们还在学着爬的阶段，稍微难一点的问题就束手无策。”[4]调值演变的研究尽管困难重重，但仍有不少专家和学者致力于此，如周祖谟[5]、梅祖麟[6]、丁邦新[7]、邵荣芬[8]、桥本万太郎[9]、忌浮[10]、尉迟治平[11]和潘悟云[12]等，就曾对古代汉语的调值进行过构拟，他们所构拟的古代汉语调值，大多数是对调值趋向的大体描述，一部分有具体的调值。还有一种就是对一个声调系统中某一调类的调值进行历时演变的研究，如王临惠[13]等。前者的调值来自互相之间差别较大的构拟，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依据相同的材料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后者脱离方言的整个调值系统来考察某个调值的演变情况，所以不宜作为调值格局演变研究的材料，但可以作为我们进行调值格局演变研究的参考。现在，运用五度制标调法对汉语方言调值进行描写和分析的成果已经相当丰富，包括五度制标调法创制前的一小段用乐谱记录调值的时期，有将近百年的时间，把这些对汉语方言声调的描写和分析进行综合比较，无论在共时角度还是历时角度都是极有意义的，对于认识汉语方言调值格局的演变情况更是极其宝贵的材料。下面我们以重庆方言声调近百年来的调值描写为例来探讨调值格局演变的问题，进而从历时和共时相结合的角度探讨调值格局的演变动因和演变规律等内在机制。 重庆是西南重镇，也是西南官话的重要代表点，对重庆方言的描写与研究是比较早的。最早对重庆方言声调进行研究的是赵元任先生，他于1922年用模拟的方法对重庆方言声调系统进行了研究，把重庆方言四个声调的音值记录在五线谱上[14]，其后丁声树[15]、董同酥[15]、四川大学方言调查工作组[16]、范继淹[17]、翟时雨[18][19]、曾晓渝[15][20]、戴伟克[21]、钟维克[22]、傅嘉[23]、吴春玲[24]、梁磊[25]、黄雅婷[26]等人也续有研究，时间跨度近百年。表2是对重庆方言声调调值历次描写的汇总。
表2中列出的近百年间重庆方言声调的调值，以时间为基准分成三个不同阶段，可以看到不同调值的差异。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阶段Ⅰ），阴平调都记成高平调或高微升调，阳平调则是中降调或低降调或低平调，上声调都是高降调，去声调则同为低升调。60-90年代（阶段Ⅱ），阴平调高度统一，都是高平调55，阳平调以低降调为主，中降或低平也有，上声调都是高降，个别调尾高度低至一度，去声调以低降升调为主，也有一个记成低升调。进入21世纪（阶段Ⅲ），阴平调又回归到20世纪50年代的高平和高升同在的状况，阳平调统一为低降调，上声调仍为高降调，去声调都是低降升调。那么重庆方言的声调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呢？可能有的人会认为是调值记录者的问题，但是在所有记录者中有几位都是治方言的大家，要说他们记录的调值不准确，并不能令人信服。所以我们认为重庆方言的声调在近百年间发生了变化，现在的调值格局是历时演变的结果。声调系统调节理论也认为，声调系统的构成有一套调节系统，主要是曲拱调节和音高调节。从这个角度来看，重庆方言调值格局的演变正是在曲拱和音高等方面发生了变化。 在重庆方言调值格局演变的过程中，有两对存在密切互动演变关系的声调。第一对是阴平调和去声调。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赵元任、丁声树、董同稣三位先生对阴平调调值的描写是44、445、45或55，与本世纪的描写（55、34、44、45）颇有相似之处，大体都是高的平形或升形，而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描写则高度统一为高平55。如果把这三个阶段的描写作共时或历时的比较来看，阶段Ⅰ应该是总体上平直，但调尾处有一个轻微的升势，记成445也许最为合适；到了阶段Ⅱ，阴平调后部的升势被弱化或忽视，统一记成了高平调55；而到了阶段Ⅲ，阴平调后部的升势重新被强化，逐渐变成了高升调，同时高平调也作为变体存在。阴平调为什么会有这种演变轨迹呢？这应该与其调值格局内部的整合有密切关系。在一个调值格局内部，要区别不同声调，就要保持尽可能大的区别对立。而阴平调与哪一个声调的区别最小呢，这应该就是促使其演变的内在因素。答案只有一个：去声调（阳平调和上声调作为降调与阴平调区别明显）。当时这个读为低升调的去声调，在阶段Ⅰ的描写非常统一，都记为24或25。这个调值与阴平调的高平升调是非常接近的，终点都在高点（5度或4度），只是阴平调起点高，去声调起点低。这个区别特征是够小的了，弄不好就会发生混淆。解决之道就是加大它们的区别特征。最终阴平调逐渐从阶段Ⅰ的高平升调过渡到了阶段Ⅱ的高平调（其调尾的升势应该仍然保留着）。一个是高平调（阴平调），一个是低升调（去声调），这就大大降低甚至消除了两个声调的混淆可能。在这一调值格局的调整中，发生演变的不止阴平调，去声调自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失去了一个与之可能发生混淆的阴平调之后，其终点最高点与阴平调的高点变得相同了，这对去声调自身来说调尾发得那么高（高了反而与阴平调有交叉）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从语言的经济原则角度出发，就会发得更低一些，3度是一个最为省力的发音状态，同时它的起点也跟着降低到了1度（这个调值13其实就是阶段Ⅱ范继淹先生的描写了[17]）。一直到后来，去声调都保持这种低调性，在我们的实验结果中不是也有两个发音人把去声调发得像低升调吗？现在有人提出，去声调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升调[27]。至于去声调前部的降势，则可能是低升调的一种自然发音状态，在发音的过程中为了发出后面的较高的音，很自然地就会先低一下再升高，一个低降升调就出来了。在去声调趋向低降升调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能现在仍然正在进行着）中，在与去声调保持足够区别特征的前提下，阴平调作为高平调强化了其后部原有的升势，放弃了其不易维持也不必维持的平势，逐渐变成了一个高升调。 第二对就是阳平调和上声调。在阶段Ⅰ的早期，阳平调和上声调存在显著区别。阳平调是最低的11或21，只有轻微的降势，与高降的442不会相混。而到这个阶段的后期，阳平调和上声调在其声调格局中已经发生变化，一个变成了中降31，一个变成了高降42，仅相差一度，变得极易混淆了（其原因可能是阴平调与去声调格局发生变化时的扰动所致，这不是正向的声调格局演变，而是副产品），这个格局就会极不稳定。在阶段Ⅱ的前期，就最好地反映了这种不稳定，在保持了上声调值42不变的情况下，要变的只能是阳平调了，就又有了11或21的记录，重点还是强调它的低，以与上声调的高相对。但是从阶段Ⅱ和阶段Ⅲ的调值记录来看，阳平调除了记成21之外，还有记成中降31的，而且我们的实验调值也基本上都是31，这与上声调42（或41）的区别还是不太明显。原来，一直以来以为是阳平调在变化以适应上声调，实际情况却是上声调为了适应阳平调而在悄悄发生着改变（这种改变可能就发生在阶段Ⅱ的中后期，但传统调值记录却没有发现它），变成了现在的弯降形（与赵元任的弯降又颇有相同之处，这难道又是某种回归？）。一个中降（阳平调）是直降形的，一个高降（上声调）是弯降形的，终于最大限度地区别开来了。 上面讲了阴平调与去声调、阳平调与上声调的互动演变关系，是不是其他声调之间没有互动演变关系呢，回答是否定的，只是它们之间的互动性质有异。前者是变动，非常显著，后者是维持，暗中进行。比如阴平调和上声调之间的互动则是上声调不能强化前部的升势或弱化后部的降势，否则易与阴平调相混；而阳平调和去声调之间则是去声调不能强化前部降势或弱化后部升势，否则也会造成相混；而阴平调与阳平调、上声调与去声调则都保持着最大的区别对立特征，最是不易混淆。重庆方言阴平调和去声调之间及阳平调和上声调之间的互动演变模式可以用下面这个声调互动演变模拟图（图4）来表示。
至此，百年来重庆方言调值格局的演变达到了一个基本平衡的状态，保持着它最基本的区别特征和稳定性。这两对欢喜冤家（阴平调和去声调、阳平调和上声调）也归于暂时的相安无事。当然这种调值格局的演变是不会停止的，它们会在各声调之间的继续互动中去寻求新的平衡。以往对声调演变的研究往往着眼于调类的演变，关于调值的演变则少之又少（当然，这也是条件所限，从认识声调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一直都没有准确描写调值的方法，有的只是对声调的感性认识，一直到赵元任创制五度制标调制[28]才算解决了声调调值描写的问题），如平山久雄的某些文章（如《从声调调值演变史的观点论山东方言的轻声前变调》[29]和《声调调值系统在官话方言中演变的不同类型及其分布》[30]等）涉及调值演变的一些问题，但是其作为演变前提的调值是构拟的，而我们对重庆方言调值格局近百年来演变的研究则基于准确的调值描写（先是五度制雏形，其后则是标准的五度制描写），描写者多为知名学者。可以说，本次对重庆方言调值格局演变的研究应该是基于准确的调值描写而对调值格局演变进行研究的初步尝试吧。 三、调值区别特征的差异化：调值格局演变的理论探讨 在汉语各方言发展演变的整个历程中，其声调系统中的调类格局和调值格局也都在其语音系统中进行着各自的发展和演变，而调类格局和调值格局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调类格局发生变化（调类分化或合并），调值格局必然发生变化；调类格局不发生变化，调值格局也可能发生变化；调值格局发生变化，调类格局却不一定会发生变化。如重庆方言声调近百年来的变化就是调类格局没有发生变化，但调值格局发生了变化。 调类格局的演变有其内在机制（本文暂不论及），调值格局的演变也不例外。如前所述，研究调值格局的演变离不开描写调值格局的三个维度：高度、拱形和长度。高度是指调值的高低，包括基本的高、中、低；拱形指的是调值的走向，也就是调值平、升、降、曲的趋势；长度指的是调值持续的时间。同时，基于此三维度，调值格局的演变还应坚持调值之间的区别特征差异化原则：其一是高度区别；其二是拱形区别；其三是长度区别。在我们对近百年来重庆方言调值格局演变的分析中，不难看到一直伴随着的这种调值格局演变的内在机制——调值区别特征的差异化（原则）—促进了重庆方言调值格局内部各调值的优化组合。这一机制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量保持调值格局内部各调值之间最基本的区别对立，避免发生混淆（如果不可避免，那就合并，不过合并的调值其实又是为了与其他调值保持最基本的区别对立）。 当然，仅以重庆方言调值格局近百年来的演变为例来说明调值格局的演变，似稍嫌单薄，再以其他汉语方言中调值格局演变的情况作进一步的分析，以支持本文的观点。在汉语方言中，可以说存在着较多调值格局演变的实例，但基本上都没有从调值格局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下面以某些汉语方言为例，对其调值格局的演变及其演变机制进行再分析和探讨。 在属于兰银官话的银川话中，其单字调系统中共有三个调类，平声调、上声调和去声调，调值分别为33、53和13，而在连读变调中上声调则区分为两类，其中来自古上声调的字读如35调，与读53调的其他调值不同[31]。与周边方言的调类进行对比可知，较早前银川话可能是四个调类，调值分别为阴平调33、阳平调53、上声调35和去声调13，其后发展成现在的三个调类。在这里可以看到银川话的调类格局和调值格局演变的情况，平声调和去声调保持不变，只有原来的上声调并入了阳平调而统称为上声调（称为阳平调可能更为合适），这是调类上的合并。这里暂不论调类格局，只看调值格局的变化。上声调调值35并入阳平调调值53，从调值格局内部看，合并的内因是什么呢？这可以用前文曾提出的调值格局内部调值区别特征的差异化原则这一演变机制进行解释。这四个调值在高度维度上，阴平调33为中调，阳平调53和上声调35为高调，而去声调13为低调，阳平调和上声调在高度上相近而与阴平和去声较远；在拱形维度上，阴平调33为平拱，阳平调53为降拱，上声调35和去声调13为升拱，上声调和去声调的拱形相同而与其他两调的拱形有异。在高度上与阳平调相同而在拱形上与去声调相异的上声调，根据调值区别特征的差异化原则，只能选择抛弃与去声调相同的拱形而与在高度上相近的阳平调合并。最终，其调值格局也在高度和拱形两个维度上保持了最显著的区别特征。 又如同属官话的新疆焉耆话，也在单字调和连读调中区别了不同调类，体现了调类格局和调值格局演变的规律。焉耆话共有三个声调，平声调24、上声调51和去声调44，在连读调中来自古清平的变读为21。比较焉耆话源自的关中话和同源的乌鲁木齐回民话的声调系统可知，其原本也是四个单字调，在单字调中消失的阴平调在连读层面还存在着[32]。焉耆话从原来的四个调类演变成了现在的三个调类。四个调类时的调值格局其实也与银川话相类，阴平调调值21在高度上与阳平调24相近，在拱形上必须区别于同拱形的上声调，它们也是在调值区别特征的差异化原则作用下演变成现在的调值格局的。 与银川话和焉耆话有相似情形的例子还有很多，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的官话和晋语当中，这里不再列举。再看一个包含较多调类的吴语苏州话调值格局的例子。苏州话共有七个单字调，舒声有五个（两个入声调不论），分别为阴平调55、阳平调13、阴上调51、阳上去调31、阴去调513。但在阴入调加阳上去调的连读调中，来自古去声调的都读为区别于阴去调513的313调，有人认为这就是原来阳去调的本调，原来的阳上去调31应该是阳上调的调值[33]。这说明苏州话由原来八个调类的格局演变成现在七个调类的格局，其调值格局相应发生了变化。我们仍然从调值上来看其调值格局演变的情况。先看高度，这在苏州话中的阴调类和阳调类中区别明显，阴调类高而阳调类低，阳去调和阳上调同属低调；在拱形上，作为降升调的阳去调要区别于同拱形的阴去调。这样，阳去调在调值区别特征的差异化原则作用下区别于相同拱形的阴去调，而向同为低调且发音更为省力的中降阳上调靠拢也就势所必然。 对于调值合并的条件，刘俐李曾指出是调值接近的调值实现合并[34]，曹志耘也说过“调类合并的唯一依据就是调值的相近度”[35]。但我们并不完全认同，他们都只看到了表面现象，并没有从调值格局的整体层面上来深入分析。不可否认，声调调值的相近确实是调类或调值合并的一个因素，但绝对不能忽视调值格局内部调整的作用，除了合并一途之外，还有就是加大两个相近调值的区别特征。一个明显的反例是为什么有些方言中与被合并的调值更为接近的调值（如银川话中读为升调的原上声调35与同为升调的原去声调13或原阴平调33应该更为相近吧）却没有实现合并呢？归根结底还应该是调值格局中调值区别特征的差异化原则在起作用，而调值相近只是为调值或调类合并提供了一种可能。 还有一个只从单字调层面就能表现出调值格局演变的山东招远方言的例子。招远方言的老派有四个调类，分别是阴平调323、阳平调52、上声调33和去声调212；而新派则是三个调类，分别是平声调52、上声调33和去声调212，阴平调并入到上声调当中去了[36]。从调值来看，老派的阴平调323和去声调212在拱形和高度上非常接近，极易造成混淆。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两条途径：其一是加大它们的区别特征；其二是混同。很显然，从新派的调值格局来看，它们选择了第一条途径，阴平调323变读成了中平调33（而且合并到另一个调类上声调中了），而中平调33与323的高度如此接近，在音理的发展上非常自然。这样，招远方言的调值格局无论在高度维度还是拱形维度上都有了最大的区别特征。可以说，招远方言调值格局的演变对调值格局中调值区别特征的差异化原则的合理性，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以上所举实例，除重庆方言外，都是伴随调类格局的演变而发生的调值格局的演变。再来看只是调值格局变化而不涉及调类格局演变的例子。现在这样的实例并不多，仅举三例。 平山久雄在调值演变的研究中颇有建树，他在研究山东德州方言的轻声前变调时构拟了古调值，并模拟了从古调值演变到现代调值的过程，见从原文表二中录下的表3[29]：
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平山久雄注重的是音理以及推链或拉链的作用，这与本文的调值格局中调值区别特征的差异化原则不谋而合，他讲到的推链或拉链作用正是调值格局内部的整合。在这个演变过程中，最先变化的是阳平调，它在音理的作用下从高平调55变成了高降调42，其后去声调、阴平调和上声调在推链或拉链的作用下也发生了变化：42→21，21→213，213→55，最终演变成了现在的调值格局。显然，去声调、阴平调和上声调的变化正是在阳平调变化之后调值格局内部整合的结果。对平山久雄的研究，也有我们不能认同的，那就是他的推链或拉链中的个别调值（如上声调）演变的跨度太大，脱离了他所分析的阳平调变化时的音理作用，尽管他给出了一个中间阶段。我们认为，一种语言或方言的调值格局内部整合应该有它合理的变化过程，那就是还应该符合音理，把相互差别很大的调值都归于推链或拉链的作用而有悖于音理是不可取的。关于音理与调值格局内部整合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音理是调值演变的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但它还应该受到调值格局中调值区别特征的差异化原则的限制，否则不好解释为什么音理是有限的，但是汉语不同方言的调值格局却是千差万别的，有限的音理如何演变出如此多的调值格局类型？当我们考虑到现代汉语方言都是从共同的古代汉语发展而来时，更会进一步强化这一疑问。最好的解释还是声调系统内部调值格局的自我调整，也就是调值格局中调值区别特征的差异化原则在起作用。 能较好地表现调值格局演变的现实例子还有一个，那就是内蒙古集宁方言。王宇枫在对集宁方言新老两派声调格局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两者调值格局的差异，现将原文图1和图2（部分）的调值格局（稍作调整）录于图5[57]：
王宇枫在对集宁方言的声调（调值）格局进行分析时认为，集宁方言老派由两个降调、一个曲折调和一个短促调构成的调值格局是不稳定的，于是上声的调尾升高，去声由曲折调变为升调，平声的调头上升，入声也随平声和上声的升高而逐渐升高，最终形成了新派的调值格局[37]。他的分析已经认识到了调值格局对调值演变的影响，但还不够细致和深入。我们的观点是：第一，舒声调和入声调属于两个层级，且入声调只有一个，已经与舒声调保持了最大的区别对立，它应该不会因为整个调值格局的变化而受到太大的影响，很可能是其自身受音理或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第二，三个舒声调中，上声调后部的降尾应该是音高的自然衰减，不能算是声调段，那么它其实就应该是一个升调（23和24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很可能是调值描写方法不够精密所致）。第三，舒声调中还有两个拱形相同的降调41和52，且高度很接近，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这并不是用升高或降低等简单描述就能说清楚的。这两个拱形相同、高度也差别不大的调值正是造成调值格局不稳定的罪魁祸首。解决之道就是合并或扩大它们的区别特征，从新派的调值格局看是选择了后者。现在就是看何者变化以适应对方，很显然是上声调发生了变化（平声调的41和51两个调值也没有本质的区别，上声调变化之后根本就没有与其对立的调值了）。下面再来看上声调变化的机制，从老派上声调的拱形来看，尤其是右图中另一个老派上声调的拱形，都很像是一个弯降调，也就是声调前部有一个平的趋势，从时长上来看也并不短（约占整个调长的30%），我们认为这正是上声调为了区别于同拱形的平声调而变读成高平调的音理。因为一个高弯降调已经包含了有一定时长的平调的成分，只要把平调部分适当延长并相应缩短后部降尾，一个略带降势的高平调是很容易形成的。最终，集宁方言的调值格局在调值区别特征的差异化原则和音理等共同作用下演变成了新派的包含一个降调51/41、一个平调（调尾略带降势）55/554和一个升调23/24并加一个促声调54的相对稳定的调值格局。 还有一个陕南混合方言调值演变的例子。周政先生的《陕南混合方言韵母和声调的演变》一文，多有对陕南混合方言调值演变的论述[38]。从该文的分析来看，周先生对陕南混合方言调值演变的分析，只是从方言接触的角度探讨了各方言调值的变化情况，并没有从由所有调值构成的整个调值格局的角度来看待调值的演变，我们认为这是不够严密的，其结论值得商榷。我们并不反对从方言接触的角度来研究调值格局的演变，反而应该特别重视它，因为一种语言或方言的调值格局是经过长期演化才固定下来的，其调值格局内部已经达到了某种平衡，是相对稳定的，如果发生变化，一个可能是声调本身在音理作用下的自然发展，另一个可能就是接触。倘若一种语言或方言的调值格局在较短时间内发生某种变化，最大的可能就是其他语言或方言的影响，也就是接触造成的。所以语言或方言接触对于调值格局的演变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不过，接触尽管重要，但它毕竟只是初始的诱因，而且最初应该只是影响了其中某一个调值（应该与接触方言的调值最为相近），其后调值向哪个方言演变就不是接触所能完全左右的了。这时，调值格局内部的整合就变成了主角，接触和音理都要在这个格局内部才能发生作用。当然，这个过程也可能是接触、内部整合、音理的不断循环演进的过程。我们先来看一下周先生所描写的陕南方言调值演变的部分情况，其中或可为我们的观点提供某种支持。我们只看原文中图一所示的仅限调值变化的例子[38]，原图照录如图6。
周先生在文中的原意是，汉台等四县方言的四声调值，在川黔方言四声调值的接触影响下，从与宝鸡话的四声调值平行发展演变而来。从表面上看，演变轨迹最明显的是阳平调和去声调，它们的调值与川黔方言调值如此相近。稍显复杂的是阴平调，宝鸡话是低降调21，川黔方言是高平调55，汉台等方言是高降调54。在高度上，川黔方言和汉台等方言相同，都是高调；在拱形上，宝鸡话与汉台等方言也相同，都是降拱。无论是高度的变化还是拱形的变化，在音理上似乎都可以说得通。最不可理解的就是上声调了，从方言接触来说，汉台等方言的上声调应该仍然保持高降调53（与宝鸡相同），因为这与川黔方言的上声调调值也是相同的，但它现在却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一个高升调45。这就说明，仅靠接触，演变不出来汉台等方言的上声高升调45，那么只能归因于该方言内部调值格局的整合。据我们推测，汉台等方言从与宝鸡话相同的调值格局演变到现在的调值格局，应该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发生变化的很可能是阴平调，如前所述，它的变化在接触和音理上显得较为自然，阴平调变成了高降调54（当然其间也可能还有过渡阶段）；第二个发生变化的就是上声调了，本来它原有的调值与宝鸡话和川黔方言同为高降调53，为了保持与变为高降调的阴平调的区别，在阴平调的压迫（推链）作用下，使得它降低调头而抬高调尾，最终变成了高升调，从而造成了与阴平调足够大的区别特征。而阳平调和去声调的变化可前可后，也可在阴平调和上声调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因为阳平调和去声调都是低调，与作为高调的阴平调和上声调并不发生冲突。所以，在汉台等方言调值格局的演变过程中，调值格局内部的调值区别特征的差异化原则仍然起着关键的作用。 有了上面这些汉语方言调值格局演变实例的支持，我们有理由相信，调值区别特征的差异化原则应该是汉语方言调值格局演变的规律性内容。所以，可以认为汉语方言调值格局的演变正是在高度、拱形（和长度）等维度上根据调值格局中调值区别特征的差异化原则不断进行整合，同时也遵循了音理和接触等因素，从而促进了各方言的声调系统内部调值格局的不断优化组合，朝着更为合理的调值格局方向发展。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关于调值格局演变的基本结论： 第一，调值格局演变的内在机制就是调值格局中调值区别特征的差异化原则； 第二，音理是促使调值格局变化的初始诱因（应该也是声调产生的内在因素），同时也伴随在调值格局演变的整个过程当中； 第三，接触也是促使调值格局演变的重要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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