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与城市竞争力的双向推动及其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向论文,文化产业论文,竞争力论文,战略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全球范围内文化产业的发展如火如荼，并对全球化进程的诸多方面正在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产业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文化产业与城市发展之间双向推动的发展态势，更为众多有识之士所密切关注，并被普遍认为是全球化时代衡量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实际上，文化产业与城市竞争力之间所隐含着的密切而深刻的内在联系，正反映了全球化发展进程的新动向。
一、文化产业与城市竞争力双向推动的背景分析
自从城市出现以后，人类文明一直是与城市发展相依相随的。雅典作为城市的发祥地之一，反映了公元前500—400年间的文明观，佛罗伦萨、伦敦、维也纳、巴黎和柏林提供了艺术和科学的繁盛；第一个工业城市曼彻斯特是1760—1830年间工业文明的熔炉，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工业文明进程中的许许多多革新发生在诸如哥拉斯哥、伦敦、柏林、底特律、旧金山、伯克利和东京等城市。正是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进步，促使文化产业相伴而生，其中洛杉矶(以电影业闻名)和孟菲斯等城市尤为突出，它们促进了20世纪人文艺术和工业技术的联姻。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Adorno,T.W.)和霍克海默(Horkhéimer.M)对文化产业几乎抱着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文化产业意味着技术型的大众文化转而要取代个体型的文化，大众被倒置的大规模生产所压垮。(注：Adorno,T.W,Horkhéimer.M,Dialektik der Aufkl?rung,1947)但与之同时代的本杰明(Benjamin,W)却看到了艺术和技术的进步为民主和解放提供了机会，艺术品的复制可以把艺术从宗教仪式的古老传统中解放出来。(注：Benjamin,W,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 zzierbarkeit,1936.)两者的严重分歧引发了战后对大众文化的争论。不过，此后文化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像法兰克福学派所预料的那种所谓的“资本主义系统结构性崩溃”，相反，正是在产业化进程中，大众文化及其消费市场应运而生，文化突破了社会阶层的局限，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逐步拉近了距离。实际上，如果说工业化导致了城市化大量的人群集聚，那么，文化产业则为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提供了必要的途径。
文化产业至少在20世纪上半叶已崭露头角。在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发达国家的城市逐步从工业型功能向服务型功能的转变，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文化产业也相应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文化产业更进一步的跃迁却是来自于城市信息化的推动。正如安提·卡斯维(Antti Kasvio)在《传媒和文化产业》一文中所说，现代信息社会的发展过程从科技创新开始，其“重心从信息收集与科技的传送，逐渐转向这些科技所传播的内容。在这一阶段，最大的增长期望是从信息技术产业转向传媒和文化产业。”(注：安提·卡斯维：《传媒和文化产业》，查立友译。转引自林拓、李惠斌主编：《世界文化产业报告(2002-200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之迅猛已无须赘言，就在发展中国家，文化商品贸易的增长已成为其贸易的重要特征，按照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统计，从1980年到1997年，其贸易量增长了10倍。与此同时，文化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两种密切相关的新趋势：一是产业整合的趋势，文化产业在产业内部及其他产业之间的结盟或重组如火如荼。1998年埃克森与移动通讯公司、MCI与斯普林特公司、旅游人集团与Citicorp合并，1999年Vodafone与mannesman合并，2000年美国在线公司与时代华纳公司合并、这五大合并案成为这一趋势的代表性事件，而美国在线公司与时代华纳公司合并成为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大的收购案，其总值高达3500亿美元。二是空间聚合的趋势，文化产业在特定的城市空间形成高度的集聚倾向。例如，一些中心城市的信息化与媒体活动融为一体的，突显了信息时代新媒体的作用和地位。像纽约就拥有4家日报社、2000多家周刊和月刊杂志，80多家新闻有线服务机构、4家国内电视网络和至少25家大型广播公司以及数百家如Time、Newsweek等国家级杂志的总部，正是其城市信息化的结构特征导致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及其产业的空间集聚。相应地，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促使了现代城市经济社会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文化产业以其巨大的文化附加值及其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正在使整个城市增值，并以巨额利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而它所催生的城市新环境，又加快城市人流、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流动速度，从而大大提升了现代城市的集聚和扩散功能。事实上，如果说城市信息化增强了城市的经济流量，提升了城市的现代功能，那么，文化产业在自身实现新的跃迁的同时，既成为城市流量的加速器、城市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在其中构建了意义交换和流动不可或缺的平台。
与信息化密切相关的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再度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及其重要性的突显。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赢得了巨大发展空间和利润。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及文化产业已成为一个基本的维度。(注：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第一章，郭英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不仅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对文化和文化产业竞争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已形成深刻的认识，提出国际贸易的“文化例外”，而且也生发了众多拥有丰厚文化资源的发展中国家的危机感。加勒比地区以仅有150万人口的特里尼达和多巴哥以及圣路西亚就孕育了三位荣获诺贝尔文学桂冠的诗人，但伊丽莎白·所罗门在《加勒比文化产业：全球化的命运和负担》一文中感慨道：“加勒比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为文化产业提供了大量的机会。然而，并不像北美，在那里娱乐业一直是三种税收最高的产业之一。对于如何将这些机会转化成提高人们生活的可持续能力以及使艺术家们真正获得文化表达的潜能这一问题上，加勒比地区是如此的惨败。”(注：伊丽莎白·所罗门：《加勒比文化产业：全球化的命运和负担》，张文镝编译。转引自同上。)
全球化进程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打造城市竞争力的客观要求，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文化产业与城市竞争力正在形成深刻的内在关联：一方面，文化产业以其强大的创造性激发了城市的活力，并直接构成城市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对此，汤姆·奥里根教授曾论述道，“比起其他问题，国家、地区和城市的竞争力是政府在全球化环境中面临的首要问题。作为公开追求‘位置’竞争力的后果，各级政府越来越把其通讯、文化和创造性资源当作竞争(因而成为比较)优势的来源。”(注：汤姆·奥里根：《文化资源与社区发展：最优化与可持续能力》，郑惠群译。转引自同上。)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竞争在城市层面展开的走向更趋突出。Dr.Justin O'Connor在论述欧洲的文化产业和文化政策时十分中肯地指出，“文化产业的繁荣在城市”，“在围绕文化产业的讨论中，地方层面是十分重要的。大多数欧洲的讨论集中在成员国层面上。但是就文化产业的内部动力而言，我们应当观察地方城市或者地方城区。”“全球经济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赋予了地方城市层面的重要性，这反映了文化产业具有强烈而又自觉的地方特征的真实状况。”(注：Dr.Justin O'Connor:《欧洲的文化产业和文化政策》，陈家刚译。转引自《世界文化产业报告(2002-2003)》。)实际上，如果说全球化进程强化了城市之间的相互依存与竞争，那么，文化产业既从中获得坚实的支撑，也成为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及城市竞争力的主要来源。
显然，在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城市发展促进了文化产业能级的逐层提升形成与发展，相继成为满足城市生活需求的必要途径、城市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乃至城市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而当今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所呈现出与城市竞争力双向推动的发展态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
二、文化产业与城市竞争力双向推动的具体表现
文化产业与城市竞争力的双向推动具体表现在诸多层面。目前，对城市竞争力的具体界定众说纷纭。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着手：一是作为城市竞争力核心的城市创新能力，二是作为城市竞争力基础的城市环境引力，三是作为城市竞争力本质的城市功能活力。
1.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与城市创新能力
作为城市竞争力核心的城市创新能力主要涵盖文化与科技创新能力、企业创新能力、政府创新能力等三个方面，而一个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正是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反映和基本标志。
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首先是从文化产品的市场价值体现出来，而文化产品的市场价值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产品本身的意义含量，可以说，文化产品就是包括文化意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等在内的意义综合体，目前国外的相关研究大多将之视为考察文化产品市场价值的基本前提。尽管文化产品作为意义综合体的表现形态千差万别，但是，它意义含量的高低与否就是产品生产者们所拥有的创造力水平的充分体现，也是城市文化创新能力的折射。应该指出的是，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在长期的历史形成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但文化资源的丰富为文化产品开发提供了潜在的可能，却不是直接的现实，这也是前文所讲的当前不少发展中国家所面临文化资源丰富、文化产业薄弱的重要原因。
再有，文化产业是以众多相关企业为主体，把艺术家、经纪人、生产商、销售商等等不同参与者联接起来的产业链条，从产业组织上讲，它是一条企业协作链；从产品增值上讲，它又是一条文化价值链，因而企业的竞争力及其协作程度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至关重要。正如加拿大学者亚当·芬恩、司徒亚特·麦克法蒂因和科林·霍斯金斯指出，由于文化产业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企业不可能只是关注艺术性和创造性，他们还不得不把资源投向有市场需求的项目上去，并且必须以竞争的姿态来处理所有的商业事务，否则就会亏损而败倒途中。因此，文化企业必须顾及如何在文化产业竞争中稳操胜券的方方面面，包括市场运作和分配、账务制度和信息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生产管理和运营管理以及在全球化环境中的法律和竞争策略等等。(注：加拿大通讯杂志社：《开放型经济中的文化发展问题》，郑惠群译。转引自《世界文化产业报告(2002-2003)》。)就此而言，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正是城市企业创新能力的体现。
不仅如此，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更是城市乃至国家政策与体制创新能力的反映。苏格兰学者詹姆斯·赫姆斯利在比较欧盟新兴的文化技术产业中指出，作为世界文明城市之一的巴黎，起初，一些有创新能力的小公司与大的博物馆合作，开发多媒体系统及网站，并受到了法国文化部的扶植与大力支持。现在参与的公司范围从小到大(如法国电信，法国电气等大集团)，并已达到相当高的发展水平。相反地，德国的博物馆资源与信息技术实力与法国相比肩，但不尽成功的文化政策却使两者大相径庭。德国第一个主要的艺术博物馆CD-ROM直到90年代早期才出现，其滞后的严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另外，德国比欧洲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拥有更多的博物馆(约5000个)，但即使柏林和慕尼黑的主要博物馆，也比不上卢浮宫、乌菲兹美术馆、普拉多博物馆、冬宫、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这样规模的博物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德国这种支离破碎的文化遗产市场导致其不能像法国和意大利那样的快速发展。(注：詹姆斯·赫姆斯利：《欧盟新兴的文化技术产业以及俄罗斯的机遇》，陈家刚译。转引自《世界文化产业报告(2002-2003)》。)实际上，对于政府来说，政策与体制创新已被普遍认为是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途径。
文化产业对城市经济的巨大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以纽约为例，文化产业在2000年的经济贡献超过120亿美元之多，其中非赢利性艺术事业占纽约整个艺术产业经济贡献率的30%。20世纪90年代文化产业成为纽约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游客和赞助人，连同金融业、商业服务业等一起，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就业部门和城市经济的出口部门。(注：[美]罗斯玛丽·斯坎伦：《纽约市对于艺术事业的扶持》，曹荣湘译。转引自《世界文化产业报告(2002-2003)》。)更重要的是，文化产业已正展露出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强力催化。这不仅在于文化企业运作效率、融资效率和运营效率的提高，既增加企业产出，又为人们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生活，还在于文化产业为构造城市创新能力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新方式。欧洲理事会委托维也纳的文化研究组织——“媒体帝国”(Mediacult)——展开一场大规模调查，考察欧洲人文艺术和新技术创新中心的情况。自1998年2月到1999年10月，该组织所开展的调查范围几乎遍及东欧与西欧所有城市的人文艺术与新技术创新中心，它还关注了那些独立的、多学科的、私营的文化组织。该组织研究发现，新兴的数字文化实践“通过人文艺术、产业、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伙伴关系，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这些实践增强了社会凝聚力。这些文化产业内的创新中心的共同特点是，打破了人文艺术与产业之间的传统障碍，并且具有“数字文化运作上的极端多样性”；他们的共同使命则是，既为获取新技术提供各种机会，又为创造发明提供各种手段。因此，研究认为，与新兴媒体相关的文化既为多媒体产业创生新的内容，又把握原有的文化遗产，更为社会的沟通与创新提供崭新的方式。(注：New Media Culture in Europe,Amsterdam,1999,De Balie and Virtual Platform..http://www.dds.nl/～virtplat)21世纪的世界正在经历一次典型的变化，对于城市来说，尤其是对于在21世纪蓬勃发展的全球性城市来说，这种变化需要有创造力的文化，需要有远大抱负的工商企业家群体和机会，需要拥有对构成物质和社会环境的高质量的都市设计的品位和敏锐，故而当前许多发达国家的城市和地区相继制定了种种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行动计划。文化产业对于推进经济发展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Dr.Justin O'Connor曾一语中的地指出，“这里的关键是文化与经济之间的新关系。这并不是单纯的赞美—经济最终要评估人类的创造性以及个体的潜能。”(注：汤姆·奥里根：《文化资源与社区发展：最优化与可持续能力》，郑惠群译。转引自同上。)
2.文化产业空间集聚与城市环境引力
长期以来，文化的地域格局是行政空间体系和经济空间结构相互作用的派生产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逐步形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分野，文化的地域格局也相应发生变化，文化事业一般与行政空间体系较为密切，而文化产业则是另一种地域形态。(注：林拓：《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第六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近年来，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日益引起关注，是国际文化产业研究的新趋向。在像洛杉矶、纽约、巴黎、米兰或者东京这样的国际化城市，或是如拉斯维加斯、法国的科特达祖瓦、意大利西北部和中部的新工艺产业地区等都已成为现代文化产业的集中地。(注：Hall,P.,Cities in Civilization.New York:Pantheon,1998.)这些地方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它们对文化经济活动的参与，都是以强烈依赖当地复杂的劳动力市场的生产者的密集网络为基础的。(注：Scott,A.J.,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it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97,21:323-39.)文化产业及其集聚地之间是具有一定共生关系的。作为电影业的好莱坞与作为地点的好莱坞之间的联系便是典型的一例。好莱坞的电影业以街道布置、自然风光、生活方式等等形式拥有大量的地方文化资产。这些资产在给电影产品加上独特外观、精神风采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这些产品也塑造着好莱坞或者南加州的新形象(或者是现实的，或者是虚构的)，或者赋予以往的形象以全新的意义。因而电影业又受到该地区文化资助的青睐，当新一轮生产开始的时候，这些资助就成了新的生产投入。在南加州，上述形象的不停变动也经常受到其他文化产品的产业推动，例如音乐唱片业、电视制作业、服装业，等等(注：Scott,A.J.,The Craft,Fashion,and Cultural-Products Industries of Los Angeles:Competitive Dynamics and Policy Dilemmas in a Multisectoral Image-Producing Complex',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96,86:306-23.)。
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除了遵循产业空间集聚的一般逻辑以外，还有文化产业自身规律的作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阿伦·斯科特指出，文化经济中的企业间交往和地方劳动力市场过程鼓励了生产制度与地理环境的聚合，经常出现的高回报效应更大大抬高了这种势头。这种聚合倾向和相关的高回报效应，不仅提高了生产制度的效率，而且提高了其创造性；这在其他任何生产场合都没有文化生产场合那么明显。正是在这种空间联系的制度下，创造性领域才会以一种特定的形式显现出来。(注：阿伦·斯科特：《文化经济：地理分布与创造性领域》，曹荣湘译。转引自《世界文化产业报告(2002-2003)》。)同时，产地也为产品提供重要的声誉保证，从而提高了产品价值。
正是基于此，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对城市环境引力的作用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强化城市外在影响提升的吸引力，从而“重塑城市形象”；二是催生城市内在布局优化的牵引力，从而“重绘城市地图”。
对于前者来说，文化产业在塑造城市整体形象、增加城市文化含量以及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中具有显著的强化作用，从而使整个城市增值，促进城市流量经济扩展，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已无须赘言。对于后者来说，在工业化条件下，城市中心区承担生产或制造的职能，城市边缘区则提供原材料；经济发展到今天，城市中心区承担着研发、设计、管理和控制等职能，城市边缘区则为世界范围的消费提供廉价劳动力，并生产低成本的产品。(注：[英]保罗·贝尔琴、戴维·艾萨克、吉恩·陈：《全球视角中的城市经济》第一章，刘书翰、孙钰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进一步的变迁趋向是，文化产业的集聚对城市空间布局的调整产生巨大的牵引力，不断促进城市“中心—边缘”空间结构布局不断趋于优化，一方面，城市中心区文化地位更趋突显，大博物馆、著名歌剧院、芭蕾剧院、大小电影院、图书馆、音乐厅等向城市中心区不断集中。尽管购物中心或网络、电视等可以使城市中心区和边缘区共享大量的文化资源，但是，宏大的文化设施所提供的体验，购物中心或网络、电视却是不可能复制的，城市中心区具有郊区不可取代的功能，并成为文化和艺术创造力的焦点和中心；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文化产业又在不同城市区位中的集聚，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氛围。在伦敦，“伦敦文化的首要问题是房产价格，它推动了地点的选择，也带来了伦敦各地区特有的气氛。在价格不断攀升的西区(West End)作为大本营仍然是举足轻重的。在这一中心，是价格不断攀升的服务——金融、商业服务和广告或房地产中介等的活动，以及形象鲜明的文化机构或文化产业组织的总部。围绕这一中心的是近郊地区，它为中心提供代理服务——从事印刷工人、信差、承办娱乐服务等工作。它还是少数提供创新和热闹氛围的创意产业的家园，而它的氛围可以造就设计公司、年轻的多媒体企业家、甚至艺术家。正是他们愿意从事新产品和服务的试验，使伦敦市郊区成为从事这种试验的典型地区。这里目前正在向南伦敦扩展——格林威治和绍斯沃克正在形成所谓的南伦敦现象(South London phenomenon)。‘文化的类型’反过来往往会为那些市中心的固定人群所想望的饭店提供顾客。”(注：查尔斯·兰德利：《作为一座创意城市的伦敦》，曹荣湘译。转引自《世界文化产业报告(2002-2003)》。)在纽约，布鲁克林音乐协会(BAM)附近街区是一个有很高创新性的文化中心，但它处在布鲁克林区的偏僻地方，比较孤立。最近形成的改造计划，将在这个伟大而古老的协会周围，修建一系列的舞蹈室、艺术家工作室，给艺术家团体提供场地，并给艺术家们提供住所和表演场所。”(注：[美]罗斯玛丽·斯坎伦：《纽约市对于艺术事业的扶持》，曹荣湘译。转引自《世界文化产业报告(2002-2003)》。)可以说，尽管城市空间布局中“中心—边缘”的区位差别，在地价杠杆的作用下产生具有高低之别的空间层级性差异，但是，文化产业巨大的附加值却在为不同区位的土地增值，并不断调整地价杠杆的作用，使整个城市社会空间形成类型之异，而非层级之别。文化产业正是以其独特的集聚形态引发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流量和流向的一系列变化，从而改善城市内部结构，提高城市竞争力。
3.文化产业结构优化与城市功能活力
作为城市竞争力本质的城市功能活力，在不同学科视野中各有侧重。城市经济学认为，城市经济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经济资源及其配置活动的集聚和扩散效应，而集聚和扩散能力又主要取决于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因而综合服务功能是城市竞争力的本质所在。根据城市产业经济学的传统观点，既然作为城市竞争力本质的综合服务功能活力，是以服务业为主要的产业载体，而文化产业又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份，那么，文化产业的发展绩效必然会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活力。
不过，文化产业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绝不仅仅局限于此，它以特有的产业结构整合方式强有力地激活了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文化产业结构整合的最显著特征是，以具有意义含量的文化创造性活动为中心，由此层层扩散形成文化产业生产体系(CIPS)。以城市流行音乐唱片的生产为例。流行乐队为了生产唱片，首先需要录音室，这里一开始就涉及相关的专业人员和高科技的设备；唱片投入生产，又与制造业相联系，这需要通过科技手段和工业生产形式相结合，大量复制文化产品，同时，唱片所需要的包装，又与设计、印刷等相联系；唱片的发行过程，不仅牵涉到销售业，还涉及到广告业以及电影、电视和电台等的服务活动，乃至多媒体业的介入。不仅如此，当前文化产业的扩展所形成的“亚文化产业”，或者说是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以后产生的混合型产业，既包括传统制造业、种植业、养殖业和服务业的基本形态，同时又包括具有很高文化含量的会展业、咨询业、旅游业、职业培训业等。目前文化产业国际通用的标准产业分类的依据，正是将文化产业视作一个包含四部分的生产链：内容的创意、生产输入、再生产和交易。(注：Andy C Pratt：《文化产业：英国与日本就业的跨国比较(2000)》，曹荣湘译。转引自《世界文化产业报告(2002-2003)》。)也正是文化产业的这一特性，使城市不同经济形式的传统边界变得模糊。据此，我们不难看出，文化产业通过强力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而文化产业自身生机勃勃的创造性，又成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活力的重要源泉。实际上，信息技术的变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而文化产业又以精神产品商品化、社会化、系列化、规模化的方式直接进入到产业经济的循环中。从生产特点、生产内容和作用的方式与范围上看，文化产业远远超越了信息产业的物质领域，它以其特有的广泛性和渗透性提升着物质生产领域的文明程度，带动着科教、休闲、传媒、体育等继信息产业之后庞大的产业新群体蓬勃兴盛，推动着人类知识经济时代高级阶段的来临以及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革。(注：张曾芳、张龙平：《论文化产业及其运作规律》，《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它不仅对原有的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城市第三产业结构有着巨大的提升和催化作用，还促使传统的城市第三产业迅速裂变出新的产业群，由此将城市第三产业结构提升一个档次，推动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攀升到更高的境界，从而大大增强城市竞争力。
城市社会学则认为，城市社会的首要特征是大量的人口集聚及不同社会阶层并存，城市社会能否健康发展、实现社会进步的关键在于城市社会的整合程度，故而社会整合功能也是城市竞争力的本质特征。倘若就社会整合功能而言，在文化产业化之前的城市文化停留于精英文化形态，即由少数文化人创造、供少数上流社会享受，是与阶层分化、阶层特权密切相关的；在产业机制的作用下，大众文化及其消费市场应运而兴，大大拉近了精英文化与大众之间的距离，社会文化资源为社会大众所共享。网络文艺、电脑艺术、工艺美术、娱乐电影、卡拉OK、MTV、交际舞、时装表演等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现象相继出现。文化产业以其大众化和共通性，既促使城市社会在文化维度上形成新的整合，又催生涵盖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城市文化主流的形成，而城市文化主流的形成反过来又将提高了城市社会的凝聚力及整合功能。在这一城市社会文化重构的过程中，社会底层乃至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时常相应获得特有的发展空间。不仅如此，近年来，欧洲文化政策一个极为重要的趋向是，促使文化产业以社会就业和培训等为主要功能改善社会结构。1996年，在斯波莱托举行的CIRCLE年度会议，就集中探讨了文化与就业问题。(注：C.Bodo and R.Fisher (eds.),New Frontiers for Employment in Europe:The Heritage,the Arts and Communication as a Laboratory for New Ideas,Proceedings of the Round Table organised by CIRCLE,Rome:Associazione Economia per la Cultura,1997.)1997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学术会议——“通向欧洲媒体文化之路：从实践到政策”，对文化产业与就业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文化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的作用成为同年11月“欧洲特别理事会”的核心论题之一，并纳入到了欧盟的“全面就业战略”之中。1998年，颁布的“有关信息社会文化工作的建议草案”指出，如果要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新媒体领域的资格培训，对在充满竞争的全球市场造就欧洲文化产业和体制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注：Council of Europe,Council for Cultural Co-operation(CC-Cult 98-21),17 September 1998.)同年，奥地利担任欧盟轮职主席国期间于林茨举办的一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文化力：新技术、文化与就业”。该会议的背景文件指出，“我们的政治目标是把文化(因素)融入到欧盟的就业指导方针中去”。该会议的一个重要论题是：“作为非常规知识的文化：就业框架下文化的重新配置”，着重考察了作为其他行业发展先驱的文化产业的就业新形式，以及艺术家、科学家、或所谓“创作者”的社会地位的变迁。(注：Cultural Competence:New Technologies,Culture and Employment,conference(Linz,1-3October 1998).http://www.competence.netbase.org)欧盟的轮职主席国英国确立了作为会议中心议题的“运作中的文化：文化、创新与就业”。而这次“运作文化”会议所涵盖的诸多子议题都围绕文化与就业的发展而展开，它不仅涉及到文化部门在创造就业机会上的经济潜力，而且涉及到20世纪末的工作的新特性，尤其是其中新技术所发挥的作用。(注：Eleanor Street,Creative Industries Unit,Department for Culture,Media and Sport,2-4 Cockspur Street,London SW1 5DH,E-mail:eleanor.street@culture.gov.uk.)同年，欧洲委员会的重要文献之一——《文化产业与就业》，就是按照文化对就业的影响，把就业划分为三类：直接就业、间接就业(如旅游)与“衍生就业”。该报告还分析了私有部门，以及小型公司与大型公司是如何从各文化部门所创造的“欧洲附加值”(European added value)中受益的。(注：The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Employment,Commission Staff W orking Paper,14 May 1998。)1999年，文化与就业的关系已成为整个欧盟的文化主题。(注：Kulturwirtschaft in Nordrhein-Westfalen:Kultureller Arbeitsmarkt und Verflechtungen.Ministerium fur Wirtschaft und Mittelstand,Technologie und Verkehr des Landes Nordrhein-Westfalen,Düsseldorf,1998,ed.Dr Friedrich Gnad & Ralf Ebert.http://www.mwmtv.nrw.de)2000年，欧洲文化产业发展的框架性合作计划——“文化：2000-2004”启动。卡西·布里克伍德对相关规划的研究表明，“新的文化领域被赋予了新的使命，那就是：改善欧洲的社会结构。”隶属于欧洲议会的“区域电信理事会”更提出了拓展文化定义的必要性：“文化不再被视为一种辅助性行为，而是社会的一种驱动力”。(注：卡西·布里克伍德：《信息社会中的文化政策与就业——有关文化产业、文化政策、就业与新媒体的最新研究动态刍议》，曹荣湘译。转引自《世界文化产业报告(2002-2003)》。)
三、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与策略安排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试图从打造城市竞争力的角度，对我国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战略选择与策略安排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1.时序性推进与跨越式发展
纵观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尽管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求城市经济社会达到相应的水平为基础，但是，文化发展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有所不同，前者一般需要较长时间的磨合与积累，而后者因其特有的产业属性，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完全可能的，世纪之交日韩文化产业异军突起，哈日、哈韩潮流盛行，便是其中典型的例证。当然，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不是一哄而起，而是与城市的竞争优势息息相关的，其发展往往遵循着一定的逻辑次序，并呈现出相应的时序模式。
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文化产业虽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已脱颖而出，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先导作用。(注：王文英、花建、叶中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比较研究》，《广州艺术》2000年第5期。)最近的相关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城市的竞争力强弱排序，处于第一序列的4个城市，依次正是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注：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编委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1～2002)》第十三章，西苑出版社，2003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以政府为“第一推动力”，其发展之初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一是产业资源明显不足，二是文化体制相对滞后。前者是显性的，后者是隐性的，两者相互牵制。正是对这两个问题的突破构成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逻辑起点，而不同城市依据自身不同的竞争力优势，其时序性推进模式各有不同。1980年代以来，上海在产业资源的调配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80年代至90年代初)，以扩大政府投入为主，兼及开拓多元投资渠道，标志性事件如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上海少儿基金会及上海文学基金会等的建立；第二阶段(90年代中前期)，以市场运作为主，辅之以人才资源开发，从上海本地人才资源开发向国际人才资源拓展；第三阶段(90年代后期至今)，优化产业结构，发挥综合效益，标志性事件如1996—1997年上海广播电视局与上海电影局合并以实现“影视合流”，1998年文汇新民报业集团成立，1999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等。可以说，上海将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中性优势和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相结合，以规模化、集约化的推进，不断造就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产业资源新优势。相对而言，北京拥有更为充沛的人才资源，而首都文化机构多、文化部门多、文化层次多的客观现实形成了多元并存的体制现象，因而北京文化产业的推进特征是国民营共存、多元优势互补。而深圳是以其作为改革开放“试验场”的优势，促使文化资源与企业资本相结合，以制度创新为支撑，逐步发挥企业家的推动作用。至于广州则依托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背景，注重市场导向与产业属性，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目前，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文化产业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正快速提高，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已初露端倪。大致地讲，尽管上述城市的时序性推进模式各有不同，但其基本取向是，从文化事业型向文化产业型转变、从行政化资源调配向社会化资源配置转变、从政府推动向市场推动转变。上述城市的时序性推进模式是值得借鉴的。文化产业进一步的制度创新所面临的新任务将是如何促进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共同繁荣，相互推动，协调发展。
2.保护性策略与开拓性战略
对于特定城市或地区文化竞争力的培育来说，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关系，不应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有机结合。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文化的发展中，两者的良性互动需要以保护性策略与开拓性战略的功能互补作为重要的支撑。对于我国不少大中城市正在相继制定的种种富有开拓性的文化产业规划来说，这是尤为值得关注的。
我们知道，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产业的竞争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正在引起世界性的关注。正如加拿大的通讯部长所指出的，正是在文化产业中才使得金融方面的预测更加扑朔迷离。电影、书籍杂志出版、广播电视和音像业等产业，面临着多媒体时代所特有的、本质上的不同的发展环境。加拿大国内的制造商们在遭遇高成本风险的同时，还要面对低价进口的文化产品充斥市场的挑战。经济全球化逐步要求文化产品均匀分布，这加剧了他们在竞争中的劣势。(注：伊丽莎白·所罗门：《加勒比文化产业：全球化的命运和负担》，张文镝编译。转引自同上。)实际上，文化产业的竞争这不仅直接体现为文化产品自身的竞争力，更间接地反映出文化力的强弱状况，而文化力的强弱状况，从根本上讲，是需要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共同推进的，需要保护性策略与开拓性战略的灵活运用。前文提及的处于文化产业竞争劣势的加勒比地区，人们发现，公益性文化事业某种程度的削弱是造成竞争劣势的重要原因，如发展战略普遍没有善待艺术家们，也没有专项资金培育文化产业。针对这种空白，出现了大量尝试设置保护地区的、国家的及国际的艺术家和文化产品的倡议。(注：伊丽莎白·所罗门：《加勒比文化产业：全球化的命运和负担》，张文镝编译。转引自同上。)其实，即使是文化产业高度发达的纽约，也有同样的呼吁：“纽约非赢利性艺术机构，不论大小，都需要在预算周期中有可靠的资金来源。”(注：[美]罗斯玛丽·斯坎伦：《纽约市对于艺术事业的扶持》，曹荣湘译。转引自《世界文化产业报告(2002-2003)》。)他们认为，政府的保护性策略不仅有助于守护美国的文化传统，为美国公众获得文化机遇增加了途径，并激发了艺术家和学术工作者的创造性，而且给整个文化部门提供了用其他收入负担不起的重要领域。不仅如此，依托其领导作用，政府保护性的扶持还激发了私人部门对美国艺术和文化事业的鼎力支持。来自于联邦和州立机关的馈赠，等于给它们盖上了“红头图章”，这鼓励了公共和私人的额外捐献。此外，政府严格的申请程序、公开的价值评判、专业审定会的使用，也给艺术和文化获奖者的作品赋予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这些政府机关的评判和审定，既对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也促进各个基金会和公司等的资助。(注：迈克尔·加利：《美联邦及各州对纽约市文化组织的资助概述》，曹荣湘译。转引自《世界文化产业报告(2002-2003)》。)
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公益性文化事业着眼于文化资源，因而需要保护性策略；而经营性文化产业着眼于文化市场，因而需要开拓性战略。文化资源可以依托产业化的途径而得到保护，并作出新的开拓。就在加勒比地区，夏洛特·爱丽亚斯创立了著名的CCA7——加勒比当代艺术中心，CCA7提供了一个促进艺术教育、艺术交流、艺术研究的空间，并力图将众多岛屿国家和塑造加勒比地区的拉丁美洲目标联结在一起。作为一个国际艺术组织，该组织接纳了许多来自加勒比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加勒比当代艺术家、作家、艺术教育工作者，他们云集于此，开展出版、展览等活动，把艺术作为一种企业投资，发展艺术产业。最近，CCA7还探索举办加勒比的影视节，实施一些能产生更多收入的计划，包括发展观众以拓宽市场，开展艺术鉴赏以及咨询服务等。目前至少有150名来自加勒比地区的艺术家从中获益。(注：伊丽莎白·所罗门：《加勒比文化产业：全球化的命运和负担》，张文镝编译。转引自同上。)经营性文化产业的保护同样需要文化事业新一步的开拓与扶持。例如，关于芬兰音乐文化产业的一项研究就表明，着眼于培训摇滚乐管理者的项目开始于1997年Sibelius研究院继续教育中心，而这一适应市场需求培训项目，有希望成为发展深层教育项目的手段。生产商的缺乏常被认为芬兰音乐产业发展的绊脚石，目前生产商的培训也正为芬兰教育部所关注。(注：《芬兰音乐文化产业》，陈家刚译。转引自《世界文化产业报告(2002-2003)》。)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说，文化产品竞争力是城市文化竞争力的重要反映，而其竞争力的强弱又是来自于城市文化资源在价值链中层层提升的程度，那么，文化事业的发展正是对隐性文化资源公益性的培育，文化产业是对显性文化资源市场化的整合，两者犹如中国太极图的黑白鱼，谁也代替不了谁，但谁也离不开了谁；而保护性策略与开拓性战略的实施将更有助于两者的相互协调与促进。
3.集团型扩张与基地型集聚
既然文化产业的发展必然形成对显性文化资源市场化的整合，那么，文化产业内部的集团型扩张就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尽管我国的文化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关于文化产业的集团化建设，不论在理论或是在实践上均取得相当程度的进展。以传媒产业为例，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哈尔滨、沈阳、成都等城市就先后崛起了16家大型报业集团，而他们大多又与出版业、多媒体业联合，成为我国新型的传媒产业集团，这也是与全球性传媒产业的集中化、世界化发展趋势相适应的。
然而，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当前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另一个普遍趋势——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却被不同程度地忽视了。事实上，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乃至文化产业区的设立正在被广泛地纳入产业发展的战略理念之中。魁北克的文化产业基地已经成为加拿大文化产品生产与经销的中心之一。英国英格兰北部城市舍费尔德及其“文化产业区”正不断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注：Proposal for a Parliament and Council Decision establishing a single financing and programming instrument for cultural cooperation(Culture 2000 Programme).)南伦敦的路易斯翰正着手开辟一个“创意商业企业区”(creative business enterprise zone)，并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把场地卖出，以确保文化活动的正常开展。文化产业这种基地型发展除了前文所分析的原因之外，还与中小企业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有关。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大量小型企业公司的涌现使苏格兰出版业出现了重要的复苏期。(注：《为苏格兰喝彩：一套民族文化策略——来自苏格兰图书馆及资讯协会与苏格兰图书馆联盟的响应》，陈家刚译。转引自《世界文化产业报告(2002-2003)》。)Dr.Justin O'Connor甚至认为，“文化产业主要是由小企业承担的。在英国，文化部门里56%的主要工作人员都受雇用于25人以下的公司。在这样的部门，25人已经是个大企业了。事实上，40%都是自谋职业者。与整体经济增长53%相比，20世纪80年代的自谋职业者增长了81%。团体年龄越小，比例就越高。”(注：汤姆·奥里根：《文化资源与社区发展：最优化与可持续能力》，郑惠群译。转引自同上。)今日的好莱坞也正是依靠着无数小型的适应性强的企业，实现不同项目之间的承接，从而形成特有的产业链。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小企业对于文化产品的丰富也具有重要作用。佩特森(Peterson)和伯格(Berger)关于美国音乐唱片业的类型的研究中发现，当大型唱片公司主导市场的时候，产品的类别就减少；当小型唱片公司掌握了主动，产品类别就增加。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了其中的发展逻辑：当热门唱片的类别由于大型唱片公司控制市场而处于低水平的时候，新气息在当前主流的外围出现；继而有冒险勇气的小型唱片公司大量吸纳了这些新气息，当某些新气息获得大众喜爱的时候，热门歌曲的类别增加；但当这些新气息在商业上有利可图的时候，大型唱片公司又将它们吸纳进去，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主流，产品种类最终趋于减少；对于有冒险勇气的小型唱片公司来说，又出现了新的边缘和不确定因素，并如此循环下去。(注：Peterson,R.A.and D.G.Berger,Cycles in Symbol Production:The Case of Popular Music',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75,40:158-73.)后来，亚历山大(Alexander)、(注：Alexander,P.J.,Entropy and Popular Culture:Product Diversity in the Popular Music Recording Industr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6,61:171-4.)克里斯琴森(Christianen,1995)(注：Christianen,M.,Cycles in Symbol Production?A New Model to Explain Concentration,Divers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Music Industry',Popular Music,1995,14:55-93.)和格罗纳(Gronow,1983)(注：Gronow,P.,The Record Industry:The Growth of a Mass Medium',Popular Music,1983,3:53-75.)等分析家再次证明了佩特森和伯格的上述结论。尽管大型唱片公司越来越倾向于吸纳小型唱片公司，以便扩大市场占有率，但是，这种文化产业内部产品类别增多与减少的交替发展的趋势并未根本改变。(注：Lopes,P.D.,Innovation and Diversity in the Popular Music Industry,1969 to 1990',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2,57:56-71.)在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对于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在推进集团化建设的同时，也应重视文化产业基地的规划；在打造文化产业“航母”的同时，也应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
另外，鉴于当前世界文化产业竞争的激烈程度及其复杂性，建立指标体系，并确立相应机制，对文化产业发展作出必要的绩效性评估与预警性监测，这对于我国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及国家文化安全将产生重要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3-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