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中国想象——解读《中国长城建造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卡夫卡论文,中国长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09)02-0015-06
1917年三四月间，卡夫卡在他的第六本对开本笔记簿上写下了《中国长城建造时》（以下简称《长城》），讲述了一个他从未涉足过的、遥远的帝国的故事：从一个无法想象的久远时代起，在苍穹覆盖不了的帝国土地上，早在破土前50年就把建筑艺术宣布为重要科学的中国人开始修建万里长城。修建长城的目的据说是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修建长城的方法是“分段而筑”。小说的前半部分主要讲述了长城的建筑方式和意义，后半部分介绍了帝国的组织机构，给读者展现了一个遥远的、传奇般的专制帝国，漫长的、恒久不变的历史，九重宫阙深处的皇帝与生息在无数田廓村落间温顺的百姓。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卡夫卡为何要想象中国、书写中国？他是如何想象中国、描述中国的？透过长城故事，他想传递什么样的文化信息？异域想象在他的创作中发挥了什么样的叙事功能？
一、帝国与长城
让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出发，卡夫卡为何要以长城作为他的中国想象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何不采用其他的中国元素，比如瓷器、丝绸、茶叶、长辫子男人或小脚女人等？要知道，这些可都是当时西方人心目中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物品和形象啊。答案似乎只有一个，这些东西都吸引不了卡夫卡。能够吸引他并促使他展开中国想象的，只有那象征了广阔的空间、停滞的时间、古老的帝国、专制的皇帝和温顺的百姓的长城，在它倾圮的外表下，似乎隐藏了某种根本性的东西。那么，这又是什么东西呢？
无疑，可以将卡夫卡书写的长城故事归入“东方主义”话语范畴，将其与一些西方汉学家对长城的描述作对比分析，用后殖民批评方法对之展开分析。[1]但其实这是一种貌似前沿，实则隔靴搔痒的做法。因为它会把文学批评转化为考据资料的堆积，回避了对文本本身作绵密的分析，对作家的创作动机作存在论意义上的深刻反思。要知道，作为一个从未去过东方的布拉格犹太人，卡夫卡应有起码的自知之明，不会以汉学家自居，去重复利玛窦、门多萨或平托们讲述过许多次的有关中国长城的故事。作为一个思考人类存在境遇的严肃作家，卡夫卡也应有起码的自尊，决不需要用东方奇观为自己的小说增加调料。
据克劳斯·瓦根巴赫的考证，《中国长城建造时》是“根据布拉格的一处名胜，即劳伦茨的‘饿墙’写成的。它离卡夫卡的住所很近，是由囚犯建造的，墙本身毫无意义，只是为了不让囚犯闲着才造的”。[2]138这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唯一一段与卡夫卡写作《长城》的动机有关的文字。然而，它给我们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几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或许，劳伦茨的“饿墙”偶然引发了作家的灵感，但其深层的创作动机仍不得而知。
倒是小说标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隐秘的线索：《中国长城建造时》，德语原文Beim Bau der chinsischen Mauer（英译名At the Building o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可直译为“当中国长城建造时”。从语法上分析，“在……时”或“当……时”，表示的是一种进行时，一种未完成性，一种“正在做某事”或“某事正在发生”的状态。可见在卡夫卡的心目中，中国长城的意义不在于其幅员的辽阔、气势的宏伟、工程的浩大，而在于其建造过程本身。正是这个迷一般的建造过程抓住了卡夫卡的想象力，使他越过这个古老帝国的标志性建筑，看到了个人和人类存在的一些本质性东西。
小说以一位自称参与过长城建造、具有一定的建筑学和比较民族学知识的中国学者的口吻展开叙述，将严肃、冷静和客观的学术报告风格，与热烈、欢快的个性化回忆，以及不可靠的传说、流言杂糅在一起，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戏仿中显现真理、理性中夹杂荒诞、写实中隐含反讽的故事。
在叙述人笔下，帝国与长城有着内在的同构性，两者已经完全融为一体。帝国的扩展过程就是长城的建造过程，反之亦然。谁也弄不明白，帝国为何要建立长城。“那些天真的北方民族，他们还以为这是为了他们而造的呢，那位值得尊敬的、无辜的皇帝也以为那是他下令造的。……我们所知并非如此，并且保护缄默。”[3](3381-3382)于是，长城的建造过程被神秘化了。它仿佛亘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就一直在建造着，并将随着人类的繁衍和生长，一代接一代地建造下去。百姓们只是年复一年地建造着长城，日复一日地膜拜着皇帝。村民们以一条“自古以来就正对着京城方向喷火”的圣龙向遥不可及的天子表示着效忠。显然，这是一个被抽空了实质性内容的帝国，被抽空了实质性意义的长城。我们从中看到的，只是巨大的空间的扩展和永恒的时间的延伸。
在描述长城建造过程时，叙述者特别将“分段而筑”作为“整个长城建筑的一个核心问题”来探讨。
……方法是：每二十个民工为一小队，每队负责修建约五百米长的一段，邻队则修建同样长度的一段与他们相接。但等到两段城墙联接以后，并不是接着这一千米的城墙的末端继续施工，而是把这两队民工派到别的地段去修筑城墙。使用这种方法当然就留下了许多缺口，它们是渐渐才填补起来的，有的甚至在长城已宣告竣工之后才补全。据说有一些缺口从来就没有堵上，这当然只是一种说法，由于工程范围之大，后人是无法凭自己的眼睛用尺度来验证这种说法的，至少对于个人来说是这样。[3](375)
在长城故事中，引起我们注意的有两点，一是长城规划者和建造者采用的“分段而筑”方法，已经相当具体和精确，简直达到了现代“数字化管理”的水准。二是叙述者对长城的局部性与整体性的关系的认识，达到了相当高的层次，可以称得上是“高屋建瓴”。无疑，这两点都明显违反了历史真实，只能看作现代作家卡夫卡的向壁虚构。小说允许虚构，问题是，虚构这些细节的用意何在？
“向时间的范畴或空间的范畴的种种变换和合理化的解释，终究不外乎是某种绝望的表现。”[4]然而，绝望之余，人类还是要做努力。建造长城既是帝国绝望的表现，又是反抗绝望的表现，这是一个悖论。解决这个悖论的唯一办法则是“分段而筑”。卡夫卡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发挥其跨文化想象力，通过对“分段而筑”这个形而下的、纯技术性的办法的描述，带出了一系列具有形而上意义的问题，揭示了规划与施工、过程与结果、整体与局部、帝国中心与乡村边缘、领导者与执行者、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巨大差异、矛盾和悖论。
通过卡夫卡的叙述，我们看到，正是在分段建造过程中，长城自己解构了自己，自己架空了自己，自己“延异”了自己。“分段而筑”形成的一段段孤零零地矗立于荒无人烟地带的城堞，造成了时间上的无限推延和空间上的无限扩展，使长城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工程，永远处在过程中的工程。
然而，悖论的是，分段而筑虽然是一种“并没有实际意义”的“权宜之计”，却是领导者的“有意为之”。因为恰恰是在这个延异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的官员、领导阶层、领班或工头被复制出来了，他们与工匠、泥水匠及普通民工，形成一个庞大的科层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个人微不足道，不知道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不知道帝国存在与否，不管在位的皇帝是谁，是活着还是死了。他们只是按照上头的命令，机械般地劳作着，建造着，复制着长城，复制着帝国。帝国的管理，帝国的官僚体制在局部上是理性的、严密的、严格的，但在总体上又是非理性的、荒诞的、可笑的。在这个小说中，帝国、长城与办公室互相指涉、互为表征，形成一种语义的播散和衍生。“在上司的办公室里——它在何处，谁在那里，我问过的人中，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人知道——在这个办公室里，人类的一切思想和愿望都在转动，而一切人类的目标和成功都以相反的方向转动。但透过窗子，神的世界的光辉正降落在上司的手所描画的那些计划之上。”[3](379)
不难看出，这个庞大的帝国，这个永无休止地，盲目地扩展、建造和延伸着的长城，正是现代官僚体制的表征。这个自我复制的官僚体系，在空间上超越了东方与西方，在时间上跨越了古代与现代，概括了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现实中存在着的所有帝国（罗马帝国、莫卧儿帝国、中华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的特征，成为人类的雄心与野心、欲望与绝望、此在的有限性和存在的无限性的象征。透过长城的建造，我们看到的是打上了深深的“卡夫卡斯克”(the Kafkaesque)印记的逻辑悖论，理性中的荒诞、智慧中的愚昧、局部的合理性和整体的荒诞性。
二、圣旨与律法
小说中与长城建造故事相辅相成的，是一个关于传递谕令的使者试图走出京城而不得的传说。为什么要在长城故事中插入这个传说呢？从小说整体构思看，似乎是为了结构上的平衡。如果说建造长城是设围，那么传递谕令则是突围，两者之间形成一种悖论式的纠结。从空间叙事角度看，如果说建造长城的过程是离散的社会力量从乡村边缘到帝国中心的聚集，那么传递谕令则是权力话语从帝国中心向乡村边缘的播散。在卡夫卡看来，这两者都是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于帝国疆域的辽阔和工程量的浩大，建造长城不但不能起防御作用，反而轻易地一再遭到游牧民族的摧毁。与此相似，使者为了传递谕令，突出重围，一直奋力地穿越内宫的殿堂，但他永远也通不过去。因为，“我们的国家是如此之大，任何童话也想象不出她的广大，苍穹几乎遮盖不了她——而京城不过是一个点，皇宫则仅是点中之点。”[3](383)浩大的空间距离转化为具体的物质间隔，无数内殿、台阶、庭院、宫阙、宫殿，“如此重重复重重，几千年也走不完，就是最后冲出最外边的大门——但这是决计不会发生的事情——，面临的首先是帝都，这世界的中心，其中的垃圾已堆积如山。没有人在这里拼命挤了，即使有，则他所携带的也是一个死人的谕旨。”[3](384)
对于这个传说的寓意，美国学者斯坦索兹试图用西方哲学史上著名的“芝诺悖论”进行解释。[5]芝诺是古希腊伊利亚的哲学家，他否认运动的存在，认为通常我们所谓的运动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个静止的点。芝诺以著名的希腊寓言龟兔赛跑为例，将兔子置换为阿基琉斯。在他看来，伊索寓言中乌龟的爬行与荷马史诗中那位健步如飞的神将的奔跑速度是一样的。因为整个赛程可以被分割成无数段，而每一段又可以分割为更小的点，如此等等，以至无穷。阿基琉斯与乌龟从同一起点开始比赛，当阿基琉斯越过他面前的某个点的时候，乌龟也越过了它面前的那个点，而当阿基琉斯再越过一个点时，乌龟也越过了它自己的那个点，由此推断，阿基琉斯永远也无法追上乌龟。
斯坦索兹以“芝诺悖论”解读卡夫卡的观点无疑是颇富新意的，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尽管卡夫卡像任何作家一样，对文学以外的其他各门学科都采取了兼收并蓄的包容态度，从他的著作中可以读出有关医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等科学知识，他也特别提到了芝诺、阿基米德和相对论等。但毕竟卡夫卡不是几何学家，他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空间意识和距离感的问题不能仅仅归结为几何学问题，还是应联系他的民族文化身份，即作为流亡的犹太人才能准确把握之。
根据瓦根巴赫的分析，19世纪的布拉格犹太人，生时只能居住在犹太隔离区（格托）之中，死后只能葬身在窄小的犹太公墓。到了卡夫卡时代，“格托”已经拆除，然而正如卡夫卡同胞的回忆：“心理上的格托依然存在。”[2](8)如果我们将《长城》中的帝国京城看作是布拉格，那么，卡夫卡本人就是那个试图突出重围的使者，重重复重重的包围就是“心理上的格托”。而使者的失败也就是其文化身份焦虑的一种表征。为了进一步阐释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采用互文性方法，引入《在法的门前》，将其与《长城》中的使者传说进行一番对比分析。
在《诉讼》第四章中Herr K.讲了一个《在法的门前》的故事。[3](171-173)一个乡下人企图进入法的大门，却被站在门口的门卫挡住了。乡下人想，好奇怪呀，门开在那里原本就是让人进的呀。但门卫告诉乡下人，自从法建立起来之后，没有一个人被允准进入法的大门。于是乡下人只好一直朝里望，直到岁月流逝，耳聋眼花，这时，门卫知道这个人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听不清他的声音了，于是附在他的耳朵边大声吼道：“没有人能够进入这头门，你也只能等在门口，既然这门是为你特意开的，现在我要把它关上了。”
在这两个故事或传说中，主角都面临一个巨大的生存困境和逻辑上的悖论。使者考虑的是如何突出重围，将皇帝的圣旨传递到远方。乡下人渴望的是如何进入法的大门，一窥律法的真谛。然而，他们都失败了。原因何在？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他们都承担了以有限的肉身理解或传递无限的精神的责任。
借用话语分析理论，无论是中国皇帝发布的圣旨还是犹太教传承的律法(Torah)都是一种权威话语，它们是历史地形成的，积淀了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习俗礼仪、成规法则等，对于生活在该文化中的成员，具有强制性的力量，一般民众只能敬畏之、服从之、践行之和传承之，而不能质疑之、批评之、违背之或摒弃之。在卡夫卡笔下，无法突出的重围与无法进入的大门，正是圣旨和律法的永恒性和普遍性的表现，它们在空间上无边无际、无处不在，在时间上无休无止、无时不在，这就与作为其肉身载体的使者和乡下人形成了巨大的生存论意义上的矛盾和悖论。
众所周知，卡夫卡对文学创作的态度十分严肃。对于他来说，创作就是一种自我救赎，就是寻求超验真理、回归犹太祖先律法的过程。由于个体的“偶在性”和肉身的有限性，这个过程必定是充满痛苦和焦虑的。但对于一个具有神圣使命感的作家来说，这又是他不得不承受的命运，或许本身就是律法的一种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卡夫卡自己既是小说中那位接受了皇帝授命、传达圣旨的使者，也是那位站在法的门前，企图窥见律法真谛的乡下人。尽管直到生命的尽头，他始终无法接近它，无法理解它，无法进入其内核，但是他还是要努力超越空间和时间的距离，突破层层重围将圣旨或律法传递给一般民众。通过中国长城的建造和使者信息的传递这两个平行展开的故事，卡夫卡表达了无法克服的文化身份焦虑和精神与肉身间巨大鸿沟的本体论焦虑。
三、形象与表述
除了上述两个平行展开的故事外，卡夫卡在《长城》中还以相当的篇幅描述了他心目中的中国人的形象。
对一种文化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生活在该特定文化中的人们的想象。那么，卡夫卡心目中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呢？《长城》中出现的中国人的形象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没有内心生活的模糊的群像，包括长城的建造者、百姓、管理者、领导层等，他们的生活完全受制于皇帝、国家、政府、制度，被来自神秘不可测的一道道圣旨、谕令和训导指挥着，东奔西走，浑浑噩噩地生活着，劳作着，却不知道这种劳作和生命的意义何在。第二类是皇帝，他虽然是一个具体的有肉身的个体，却被包裹在一层又一层的神秘的光环中，臣民能够想象他的存在，却无法见到他的尊容。第三类是有内心生活的、有自我表述能力的个体形象，即叙述者“我”。
吊诡的是，前两类人物是通过第三类人物的叙述才得以进入存在并获得表述的。无疑，这是一种反讽，一种暗示。一个只有群体意志，没有个体意识的民族，只能通过该民族一位具有清醒的自反意识的学者的叙述才能获得自我表述权。而这个学者其实并不是属于这个民族的真实人物，而是一个西方作家建构起来的、带上了该作家本人人格印记的“伪自传性人物”(a quasi-autobiographical figure)。通过“我”的自述，我们得知，首先，这个中国人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他不但有着丰富的建筑学知识，而且还在从事比较民族史的研究，知道巴比塔的故事，并将其与中国的长城对比，分析其倒塌的原因。其次，这个中国学者有着丰富的内心情感，他对自己的家人满怀深情，对自己的同胞充满了友爱。更为重要的是，他有着无比广阔的视野，犹如盘旋在中华帝国上空的一只鹰，能够高瞻远瞩，看到整个长城和帝国的疆土，认识到整体与局部、规划与建造、集体与个人、领袖与大众之间的关系。
细读文本，我们还发现，这位中国叙述人的口气是犹疑不决的，叙事角度是变幻不定的。
小说开头，我们在听一个全知型的叙述人讲故事，他讲到了关于中国长城的起点和终点，它的长度，建造它的办法以及建造长城的目的，等等，其口气犹如科学报告般准确、冷静、客观。接着，这个客观、中立的全知讲述者变成了主观、有限的叙述者“我”，一个参与整个长城建造过程、致力于比较民族史研究的中国学者，他正在写一个学术报告，讲述他所看到或听说的建造场面，并在探讨长城为何“分段而筑”的原因。之后，这个“我”又变成了“我们”（“我在这里以许多人的名义说话”），变成了建造长城的普通民工和基层领班人员。“我”与他们一起跋涉，穿越帝国的疆土，一起砌墙，一起猜测皇帝建造长城的意图。再之后，这个“我”（“我们”）又突然转换为亲切的“你”，促使读者不由自主地把叙述者“我”与这个“你”等同起来。“我”就是“你”，就是那位“孔武有力、不知疲倦的人，一会儿伸出这只胳膊，一会儿又伸出那只胳膊，左右开弓地在人群中开路”的使者。随后，我们忽然发现，这个“你”又悄悄变成了“他”。亲切的“我—你”关系突然崩解，变成了陌生的“我—他”关系。而后，那个冲破层层障碍的使者“他”，突然在我们面前隐匿不见了，读者再次看到了一个“你”，但这个“你”，并非原先的那个接受圣旨的使者“你”，而是一个与此事毫不相干的旁观者——“而当夜幕降临时，你正坐在窗边遐想呢。”转了一大圈之后，小说又回复到第一人称，以学术报告的口吻结束（“关于这个问题的考查我暂时不想继续下去了”）。
叙事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叙述角度和口气的转换，反映了叙述人与其叙述对象距离的远近和关系的亲密程度。在《长城》中，叙述角度从客观到主观，人称从单数到复数，从第一人称到第二人称，又回复到第一人称的复杂的转换，反映了作家与其描述对象的关系有着一个逐渐接近，逐渐认同，直到完全融入的过程；同时，这也是一个从外部世界进入内心世界，从形而下的生存世界进入存在境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卡夫卡将自己变成了一名正在撰写关于长城建造的学术报告的中国学者，一名传送皇帝圣旨的使者，以及无数建造长城的中国民工的化身。在此过程中，他与他笔下的中国人始终处在一种若即若离、时分时合的状态中，正是这种状态使得他处在一个有利的表述地位，成功地解决了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真实与虚构、逼真与仿真、叙事与反讽之间的矛盾和悖论，根据需要选择抽身而出还是融人其中的叙事策略。可见，《长城》中的中国叙事人是一个有着多重主体意识(polysubjective consciousness)的复杂形象，它既是卡夫卡跨文化想象力的起点，又是其抵达的终点。
如此看来，卡夫卡的中国想象不是关于中国的想象，而是关于现代官僚体制如何自我复制、自我衍生的一则寓言，是关于自身文化身份焦虑的一种表征，关于此在与存在的关系的一种想象性反思。古老的中华帝国及其建造的万里长城只不过给他提供了展开这种想象的支点。正如赛义德所指出的：“想象的地域和历史帮助大脑通过与其相近的东西的和与其远隔的东西之间的距离和差异的夸大处理使其对自身的认识得到加强。”[6](69)卡夫卡从自己边缘的生存状态出发想象另一个生存边缘，处在西方中心之外的、正在颓败中的遥远的东方帝国。借助这种想象和表述造成的扑朔迷离的叙事效果，卡夫卡迫使西方读者一次又一次地陷入阅读的困境，将对中国长城的想象转化为对更具形而上的存在问题的思考，从对中国人生存状况的描述转为对自己身处的社会体制、文化境遇和存在状况的逼问。
无疑，在展开中国想象和中国叙事时，卡夫卡无法克服历史的局限，超越“东方主义”话语传统，就像他笔下的使者无法突出皇宫的层层重围一样。在他的小说中，无论是长城的建造过程、传递皇帝圣旨的使者还是其他中国人的形象，基本上是作为表述自己的历史欲望的“他者”，表述自己对此在和存在问题的反思的一面镜子出现的。“关于东方或东方任何一个部分的经验的事实几乎并不重要；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是……那种东方学的想象视野，这一想象视野绝不仅仅限于专业的学者，而是所有曾经思考过东方的西方人的普遍看法。”[6](89)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不能从这面扭曲的镜子上看到自己形象的部分真相，从而反思自己的社会体制、文化境遇和生存状态。
收稿日期：2008-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