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丰富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922（2007）05-0072-04
哲学方法论是研究一切科学的最普遍的方法，它为人们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供认识工具和行动指南。江泽民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创新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分析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一个命题、四种方法，即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命题，创新方法、共赢共存方法、与时俱进解决问题的方法、调查研究作为决策前提的方法，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
一、提出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命题
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是对思想观念的概括和升华，是连接理论原则与具体实践的桥梁和中介。江泽民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中首次提出了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现代化命题，并指出坚持科学精神是解决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现代化的路径。
（一）首次提出了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现代化的命题
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思想方法与思维方式的与时俱进，强调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要不断增进对于现代化的认识，要深刻认识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变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早在1991年，江泽民同志就指出，要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正确的思想方法，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全面、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处理问题。许多传统并未过时，今天还是有用的。比如说，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在方式方法上要适应新形势新情况。”[1] 在2001年《要鼓励原始性创新》讲话中，江泽民明确提出了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现代化问题，他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也必须符合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本身也应现代化”[2]。在江泽民同志看来，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现代化，就是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要符合现代化要求，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求；就是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2]。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现代化命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论述中首次提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新贡献。
江泽民同志在提出了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现代化命题的同时，运用现代化的思维方式成功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新问题。例如，他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深入思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问题，通过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江泽民还从“发展是硬道理”的文化范式出发，深入思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并促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可见，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现代化问题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丰富，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二）提出科学精神是解决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现代化的路径问题
江泽民不仅提出了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现代化的命题，而且提出了科学精神是解答这一命题的路径。江泽民同志指出：“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也就是要按照科学精神来观察、思考和解决各种问题。”[2] 在科学和理性日益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主旋律的时代，科学精神才是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现代化的最根本特征。他还从科学精神重要性的角度指出“科学精神是人们科学文化素质的灵魂。它不仅可以激励人们学习、掌握和应用科学，鼓舞人们不断在科学的道路上登攀前进，而且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科学的工作方式方法，做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领导工作和管理工作，也具有重要意义”[2]，并多次强调“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必须坚持用科学精神来指导工作，不断增强贯彻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自觉性和坚定性”[2]。江泽民认为，只有坚持科学精神，才能依据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进行决策，按照科学规律办事，才能使我们的政策措施、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适应这种变化而不断发展和勇于创新。科学精神作为解决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现代化的路径问题的提出，充分说明了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是一个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的思维进步过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二、提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创新，他多次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 在这一思维站位上，他首次把“创新”作为哲学范畴来使用，提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一）首次把创新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内容
江泽民在《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一文中指出，世界总是处在矛盾运动和变化中的，我们的事业也在不断前进。“我们的政策措施和思想观念、工作方法，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而不断发展和勇于创新。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及时提出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方针政策，及时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环节。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2]这段话中心思想可以简要概括为，用创新的方法进行改革，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显然，在这里江泽民把创新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的内容。紧接着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最讲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察觉和研究前进中的新情况、新问题。”[2] 在这里，江泽民同志把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科学精神放在同等高度，在整段文字中都在说创新，并明确提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很显然，江泽民同志是从哲学方法论角度来看创新的，把它作为“解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的方法[2]，作为一种哲学范畴使用，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这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体系，而且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
（二）首次提出创新是社会不断发展的直接动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明地把“改造世界”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核心，突出了实践的创造性和创造性的实践，阐释了实践的创造性本质。江泽民同志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矛盾动力论原理和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上，把握住创新这一实践的基本形式和时代特点，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创新是社会不断发展的动力问题。他向全党深刻指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过程。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就没有人类的未来”[3] 等等。这也就是说，创新是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直接动力。只有不断创新，才有人类的不断进步、不断发展，才有社会各项事业的不断进步、不断发展。把创新作为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直接动力，从新的层面深刻揭示了社会的新陈代谢运动发生的机制，把对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科学水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动力论，赋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三、提出“共赢共存”的解决矛盾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解决矛盾的方法应该多种多样的。江泽民同志在解决复杂国际事务和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各种矛盾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提出“共赢共存”解决矛盾的方法，并成功地运用于解决国际事务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谓“共赢共存”方法，其本质是通过协调的方法，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控制或削弱矛盾双方的对抗性，培植或扩大双方的共生点、共赢点，使矛盾双方得到共同发展，实现共赢。江泽民“共赢共存”方法的运用，创新了哲学思维视野与哲学范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增添了全新的概念与深邃的内涵。
（一）在解决复杂国际事务中提出“共赢共存”新方法
“共赢共存”方法是江泽民在处理复杂国际事务过程中实践经验总结与理性思考的结晶。在平等、互惠、共赢、共存已经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与不同经济组织所共同认可的普世观念与道义准则时代背景下，江泽民在继承邓小平“求同存异”指导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2]。基于上述科学认识，江泽民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共赢共存”方法解决国际事务。他指出：“各国应加强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2] 在199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明确指出：“既有多样性，又相互依存，是亚太地区的现实，把它转化为我们的优势，亚太经济合作就会生机勃勃，就有日益广阔的前景。”[1] 在这些论述中都体现了“共赢共存”思维方式，并在理论上它创造性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原理，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同时，在实践中成功运用于指导处理国际事务的实践，在推动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进一步树立主持正义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在解决国内事务中成功地运用“共赢共存”方法
江泽民同志在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统一性与多样性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特点，成功地把“共赢共存”方法运用到领导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建设上。在政治上，江泽民同志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纳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促进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发展与精诚合作。在经济上，江泽民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1995年9月28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指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实践证明，这一经济上的“共赢共存”政策有力地调动了各种经济成分的活动力，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在文化上，江泽民同志把社会主义文化视为综合国力的标志和因素，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指出“要努力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打好主动仗，积极发展文化事业”[4]，同时强调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的“共赢共存”方法指导下的实践运作，成功地推动我国各项事业的改革、建设和发展。
四、提出与时俱进的辩证思维方法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这是江泽民首次提出的；与时俱进作为哲学范畴来使用、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内容，更是江泽民的首创。
（一）提出与时俱进的辩证思维方法
“与时俱进”既是思想路线，也是思维方式，在《江泽民文选》中随处可见把“与时俱进”作为与“本本”、“教条”、“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等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相对立的概念出现。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发展前列，不断把事业推向前进。闭目塞听，坐井观天，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无视世界发展潮流，必然会落伍。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运用当代最新知识丰富自己，不唯本本，不守教条，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4] 在这里，与时俱进是作为辩证法的范畴来运用的。江泽民在《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善于回答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丰富和发展理论。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坚持。”[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再次提到“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4]。江泽民在《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等多篇文章中都重复强调了这些观点，在这些论述中，“与时俱进”都是作为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相对立的概念来使用——也就是作为辩证法的范畴来使用的，把“与时俱进”作为与形而上学对立的辩证的思维方法。
（二）提出与时俱进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最根本的思维方式
江泽民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巨大变革时期，面临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国际风云变幻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严峻挑战，面临对党的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如何解决这众多的难题，江泽民的思路非常清晰，提出用与时俱进的辩证思维方式，来提出新思路、解决新问题。
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在《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认识、管理制度、领导方法等方面都必须相应地来一个很大的转变。过去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已经不适用了，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重新学习，不断创新，与时俱进”[1]。他强调用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去提高思想认识，创新管理制度，改进领导方法，以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21世纪初，面对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建党79周年前夕，江泽民同志在《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等“四个如何认识”。这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科学认识并作出正确回答的大问题，江泽民同志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为指导，努力回答实践不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作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符合实际的解释和说明，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同样，在回答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些根本问题上，江泽民反复强调，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静止不变，就会变成没有生命力的教条，只有与时俱进，坚持在继承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2]。要坚持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勇于创新，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江泽民强调指出：“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2]
五、提出调查研究作为决策前提的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把通过调查研究的方法作为获得正确认识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多次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江泽民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江泽民文选》有50多处谈到调查研究。特别是在《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一文中，江泽民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思想，提出调查研究作为决策前提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江泽民指出“各种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正确的决策，而正确的决策来源于对客观实际的周密调查研究”。他告诫全党同志“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更没有决策权”，“对任何问题的探索和解决，须臾也离不开调查研究”。江泽民不仅把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事物的前提、决策的前提，而且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的工作方法，进而把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提升到制度建设、事业成败的高度上来。他强调：“坚持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是党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渠道，也是我们党的一个基本工作方法和领导制度。”[1] 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这“不仅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党和人民的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坚持做好调查研究这篇文章，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思维方法是工作方法的前提，没有这种思维方法就不可能有这种工作方法。江泽民“没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较之毛泽东“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无论是对调查研究的重视程度，还是对调查研究的意义认识，以及作为工作方法、思维方法运用的广泛性都提高了一大步。因为“发言”仅表达个人意志，而“决策”作为社会管理层面。“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把调查研究上升为决策的前提和方法，这是对毛泽东“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重要论断的丰富与发展，也表明我们党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体现了科学思维方式对党的执政能力提高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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