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183;身份#183;际遇——小说中的阅读史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际遇论文,心态论文,身份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新文化史的崛起并成为西方史学主流，近年来，阅读史的研究路向在中文学界方兴未艾。简单而言，阅读史①汲取语言学、人类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等手段，较为综合与多元地研究过去人阅读实践的历史：如何阅读文本、文本之于读者的意义、人与阅读之间关系……相比于传统的书籍史、出版史等名目的研究，“阅读史更注重阅读和生活、社会、权力的关系，包括读者在阅读中所扮演的角色，读者的阅读方式、阅读心态、阅读习惯等的变化，读者对书籍(文本)的使用，以及印刷和出版的文化意义，诸阶层之间文化互动的关系等方面”②。
本文切入角度与新文化史中的阅读史研究略有不同，不是直接讨论历史上的阅读实践，而是通过20世纪的中国小说文本来解读文学中的阅读、文学对阅读的呈现。与一般史料文献相比，小说的“文学性”对阅读过程中的认知和情感活动关注更细密；但是本文并不是将文学派作史学研究的素材，文学的意义之一在于描述人对世界的想象，而小说中所呈现的阅读细节正是演绎上述想象的重要渠道，“弄明白人们是怎样阅读的，我们就能懂得他们是怎样理解世界的”，同时也“满足了自己对意义的追求”③。已有学者作了初步尝试，将“阅读史”纳入到“文学史研究”中，“其作用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种更开放、更辩证、更具有历史性的视野”④。此外，尽管依托于小说提供的材料，但本文并不准备封闭在文本内部，“读物—阅读—读者”这些阅读历程中的环节，本就镶嵌在特定时空的脉络中，而小说中所呈现的人与阅读的关系，自然关联着更为广阔的历史条件、社会现实和心理结构。
《虹》、《家》、《伤逝》
茅盾的《虹》中有一个细节，描述了主人公梅女士身上阅读的发生：“有一天从学校回家，梅女士瞥见什么书报流通处的窗橱里陈列了一些惹眼的杂志，都是‘新’字排行的弟兄。封面的要目上有什么‘吃人的礼教’等类的名词。梅女士惊喜地看着……她似乎看见汹涌的壮潮轰轰地卷去了一切古老的腐朽的；她断定外面的世界早已遍布着新奇的东西”……梅女士的阅读经历在五四时期无疑是有代表性的，值得从多方面加以检讨。
第一，通过阅读而促成“文学青年”的长成，这一过程正是启蒙。此处借用“文学青年”的称谓，并不是说梅女士们热爱创作，而是指一种气质，“浪漫、幻想、自由、表现自我、外向或扩张的、反世俗、求道者，等等。这样一种气质或者形式，在中国的现代史上，一直是革命或者抗争性政治的有效的利用资源”⑤。具体的阅读行为之所以对启蒙产生重要意义，是因为在五四时期，青年人的阅读经验和实际人生经验、理解文本和理解生活之间的关系远较今天紧密，阅读极大影响着当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甚至经由阅读而促使生活模仿艺术的案例四处可见(此类事情在文学史上似乎可以追溯到《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更大规模地将新读物演绎成鲜明的启蒙意象的，是巴金的《家》。《新青年》、易卜生《娜拉》、胡适《终身大事》、屠格涅夫《前夜》……在觉慧、觉民、琴等人手中不断传递着。《家》中列举的这些读物如空气一般影响和表达着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青年”们的心态、思维方式：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如何投入感情、想象自我、理解自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⑥……再到后来，《家》本身也成为新文化的阅读符号，引发“维特狂热”，激励年轻的读者冲出封建大家庭投入社会革命洪流。巴金一再宣称“日内瓦公民”卢梭是其第一位启蒙老师，确实他们的作品在技法上也血脉融通，“卢梭不是像伏尔泰那样躲在叙事的幕后牵线操纵笔下的人物，而是挺身跳进自己的书中，并且期望他的读者紧紧追随”，这样形态的小说其实引发了作家、文本、读者之间关系的变化。新文化史研究巨擘达恩顿曾以卢梭为例作过阅读史分析：“读者对于文本的反应方式确实在18世纪发生一些变化……在旧制度濒临尾声时，社会大众阅读的品质有了变化，范围广而且数量多。虽然这个变化是许多作家促成的，我认为卢梭风潮的兴起是主因。卢梭教导他的读者彻底‘消化’书本，务使文学融入人生。”⑦不管巴老有没有意识到，他为新文学史作出了如卢梭引发阅读革命一般巨大的贡献，经过以他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努力，五四新文学才真正占领了文学读物市场，战胜传统的通俗文学，获得了一代包括学生、市民在内的新文学读者群，“范围广而且数量多”，甚至直接造就了他们的社会心态与行动选择……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阅读、启蒙、“文学青年”、社会革命，这几者所建立的关联。
第二，阅读意味着发现一个“外面的世界”，这个世界代表着自由、平等、正义、美好……总之与庸俗、让人失望的当下生活立异，在直观、感性的意义上象征着理想的乌托邦。
第三，越是沉迷于阅读所通向的“外面的世界”，其个人的存在越是容易从他/她所置身的现实世界中、从其与周遭事物的交互关系中“抽离”出来。当梅女士“断定外面的世界早已遍布着新奇的东西”之后，她“向四下里张望，心里鄙夷那些昏沉麻木懒惰的同学”，而她现在终于从这样的国民群体中超脱了出来……当梅女士们通过阅读发现周围依然“昏沉麻木”的群众时，她使用了一种双重作用的“眼光”，这样的“眼光”不仅发现了周围“愚弱的国民”，也重塑了超然其上的“自我”，进而赋予这一“自我”假想的领导权。这样的“自我”往往陶醉于“独自觉醒”的优越感，因独握真理而对周围的“后进者”示以轻蔑……但我们可能记得鲁迅曾通过祥林嫂的追问深刻颠覆了启蒙者精神和道德上假想的领导权；我们更别忘了，在《家》当中，正是觉新带给弟弟妹妹们《新青年》等书刊，他似乎执拗地提醒着人们阅读的限度：在历史的门槛上真的都可以如梅女士、觉慧们一般轻快地转换身份?
第四，上述“抽离”还意味着，发现“外面的世界”的同时，日常生活的焦虑也随之发生了。在《伤逝》中，听着涓生“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时(听故事也是一种“阅读”)，子君是如此可爱，“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而当“管了家务”、忙于“喂阿随，饲油鸡”的子君，在涓生眼中却变得“无聊”、“浅薄”……五四的典型话语尤其是青年人的话语表达中，日常世界以及与此相关的具体性事务往往遭到贬斥，比如1919年青年毛泽东在《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一文中就义正词严地宣告：“烧菜、煮饭等奴隶工作，是资本主义的结果。”⑧这更是以阶级分析的方式设置了压抑形态。在涓生视野中，正是“吃饭”、“家务”与“读书”、“散步”的对立，在他看来，子君的悲剧就起于将生命消耗在“烧菜、煮饭”之中，“子君竟胖了起来……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
由此可见，在巨大的唤醒、动员功能之外，阅读启蒙还可能暗藏着巨大危险，所以周作人感慨：“读书人捧牢书本，只知道说那一套正宗的空话，对于眼前的人情物理全不了解，误了多少大事……”⑨我们在五四小说中处处可见浪漫的“文学青年”个体，先觉而勇敢，又很快坠入疲劳、颓废，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一方面，他们在这个世界内部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涓生四处碰壁，“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越是沉迷于“外面的世界”，越是与生活现实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他们对现实的批判往往会沦为“抽象的姿态”而“逃遁到空空荡荡的世界里去”⑩，其实践无法进入历史，甚至可谓无效，涓生自叹“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而凌驾于历史之上，无法与周围世界展开有效、平等对话的浪漫个体，对其自身主体的形成也缺乏反思力度。总之，实践与主体位置没有扎根在具体现实和历史中，危机四伏。
鲁迅素来注重文学对日常生活的呈现(11)，更透彻理解日常生活的意义。垂危之际写下的《“这也是生活”……》中，分明抗议道：“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12)从“独自觉醒”的骄傲、优越感中脱离出来，回到日常生活，回到这个世界的内部，通过完成切身的具体事业——哪怕它们是平庸、烦琐的(往往如此)——来担负起变革现实世界的责任(13)。——“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
《平凡的世界》
通过《家》、《虹》这样的小说，我们可以了解到阅读与特殊时期文化政治的关系，以及读者趣味与心态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不仅关涉心态，还关涉身份。
当孙少平接触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
他一下子就被这书迷住了。记得第二天是星期天，本来往常他都要出山给家里砍一捆柴；可是这天他哪里也没去，一个人躲在村子打麦场的麦秸垛后面，贪婪地赶天黑前看完了这书。……天黑严以后，他还没有回家。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禾场边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听着小河水朗朗的流水声，陷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思绪之中。这思绪是散乱而飘浮的，又是幽深而莫测的。他突然感觉到，在他们这群山包围的双水村外面，有一个辽阔的大世界。
这也是一种“风景的发现”吧。只有阅读后的人才能看到“星星”和“流水”，与之相伴随的，是以无以名状的孤独体验——“这思绪是散乱而飘浮的，又是幽深而莫测的”——而表现出来的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内在“主体性”的获得。“只有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14)也就是说，当“内在的人”发现“风景”的同时，他往往对“眼前的他者”、“周围外部的东西”冷淡而无所关心(这也是上文提到的由阅读而“抽离”的一种表现)。我把它引申为一种对周围人、事的隔膜、格格不入感：“孙少平热爱自己家里的每一个亲人。但是，他现在开始对这个家庭充满了烦恼的情绪。一家人整天为一口吃食和基本生存条件而战，可是连如此可悲而渺小的愿望，也从来没有满足过!在这里谈不到诗情画意(‘风景’——引者注)，也不允许有想象的翅膀……毫无疑问，他将再没有读书的时间——白天劳动一天，晚上一倒下就会呼呼入睡。……他将不可避免地又一次和外面广大的世界隔绝。如果他当初不知道这世界如此之大也罢了，反正双水村和石圪节就是他的世界。但现在他通过书本，已经‘走’了那么多地方，他的思想怎么再会仅仅局限于原来的那个小天地呢?”诚如上一节所论及的，对“辽阔的大世界”的发现，与当下生活的焦虑感必然同时发生。当下生活的不如意，在《家》中表现为封建大家庭的腐坏；在孙少平这里，则是先前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对个人发展空间的压抑。
孙少平希望通过阅读重建自我的身份，他一次次去“县文化馆图书馆里千方百计搜寻书籍”，阅读量惊人，那些《马丁·伊登》、《热爱生命》等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次次进入他的梦乡，“所有这些人都给孙少平精神上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满足。他现在可以用比较广阔一些的目光来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因为对生活增加了一些自信和审视的能力，并且开始用各角度从不同的侧面来观察某种情况和某些现象了。当然，从表面上看，他目前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但他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原来的他了。他本质上仍然是农民的儿子，但他竭力想挣脱和超越他出身的阶层”。这种“超越”还以旁观者田晓霞的观感表达出来：“我发现你这个人气质不错!农村来的许多学生气质太差劲……”问题是，这只是内在“气质”的重组，而不是实际身份的转变。诚如杨庆祥的洞见所示：当小二黑开始读书的时候，“当小二黑变成了高加林”，他将必然意识到，“他的环境、他的阶级身份不是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愉悦和信心，而是苦闷和焦虑”(15)。
孙少平必然要投向“外面广大的世界”，不仅是借助阅读中“想象的翅膀”，更得是现实中行动的脚步。然而当19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汹涌启动之后，孙少平们注定只能成为进城的农民工。哪怕孙少平是一个如此独异的个体，一个会在超强度的劳动后、在烛光下忘我夜读的打工仔：恋人田晓霞和哥哥孙少安来找在黄原市打工的孙少平——
少安和晓霞绊绊磕磕从一堆一摞的建筑材料中穿过，进了那座楼的门洞。
整个楼内象炸弹炸过一般零乱。到处是固定和拆卸下的木模和钢模。楼道的水泥还没有干，勉强能下脚。里面没有电灯，两个人只能借助外面投进来的模糊灯光，摸索着爬上了二楼。
二楼的楼道也和下面一样乱。所有的房间只有四堵墙的框架，没门没窗，没水没电。
两个人在楼道里愣住了：这地方怎么可能住人呢?……
正在纳闷之时，两个人几乎同时发现楼道尽头的一间“房子”里，似乎透出一线光亮。
他们很快摸索着走了过去。
他们来到门口，不由自主地呆住了。
孙少平正背对着他们，趴在麦秸秆上的一堆破烂被褥里，在一粒豆大的烛光下聚精会神地看书。那件肮脏的红线衣一直卷到肩头，暴露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脊背——青紫黑淀，伤痕累累!
《平凡的世界》的读者肯定会对上面这个场景过目难忘。孙少平“在一粒豆大的烛光下聚精会神地”阅读，想必依然憧憬着“远方的世界”、“生活在他处”；让人动容之处在于，路遥以孙少平脊背上的“伤痕累累”，呈露出“现实”对“阅读”的强行楔入。像孙少平这样的青年农民在迈向城市的进程中要付出多少惨重的身心代价?这是一个接通“娜拉走后怎样”和潘晓讨论的追问。
“现实”对“阅读”的楔入，也正是“现实”对“文学”的打断。客观情势即将封闭向“地之子”孙少平们提供选择的可能性。是阅读唤醒了孙少平并且指示给他一个“辽阔的大世界”，路遥只得仍然通过阅读将所有的问题消解：“书把他从沉重生活中拉出来，使他的精神不致被劳动压得麻木不仁。通过不断地读书，少平认识到，只有一个人对世界了解得更广大，对人生看得更深刻，那么，他才有可能对自己所处的艰难和困苦有更高意义的理解；甚至也会心平气静地对待欢乐和幸福。”孙少平惯于将忍耐、韧性、吃苦耐劳、自我牺牲等“内化”为个人品质，将其自身遭受的“艰难和困苦”、不平等、脊背上的“伤痕累累”看做个体奋斗与自我完善所必须经历的严酷考验(恰似“天将降大任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与此同时，转移开对“艰难和困苦”的历史性、制度性与结构性障碍的追究。由此，阅读赋予了孙少平一种关于忍辱负重的哲学(路遥所谓“更高意义的理解”)，将苦难自我归因(16)。《平凡的世界》末尾，这个“对世界了解得更广大，对人生看得更深刻”的阅读者重回煤矿：
他在矿部前下了车，抬头望了望高耸的选煤楼、雄伟的矸石山和黑油油的煤堆，眼里忍不住涌满了泪水。温暖的季风吹过了黄绿相间的山野：蓝天上，是太阳永恒的微笑。
他依稀听见一支用口哨吹出的充满活力的歌在耳边回响。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
这个画面看起来光明、美妙，其实脆弱、经不起追问。就像画面中的“山野”、“蓝天”、“太阳”，还是和孙少平最初憧憬的“外面广大的世界”一样朦胧、虚无缥缈，路遥/文学最终赋予了孙少平们“永恒的抽象”，而不再有“现实的具体”……
《塔铺》
当孙少平重回煤矿，他已经丧失了投入另一个世界的契机；他没有办法获得像高考这样的对很多农家子弟而言唯一的转换社会身份的机遇。刘震云的《塔铺》描写的正是1978年一群农村复读生集中在公社中学准备参加高考的故事。离高考还剩两个月，这时传来一个消息说还要考世界地理。塔铺中学一片慌乱，“同学们都变得自私起来，找到资料的，对没找到的保密，唯恐在高考中多一个竞争对手”。当“我”因无书参考而陷入惊慌时，“我”爹站了出来，他自告奋勇要到“一百八十里”外的汲县师范教书的亲戚家为儿子借《世界地理》。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爹终于赶了回来，“老头也很兴奋，一屁股坐在地上。……小心解开腰中蓝布，又解开夹袄扣，又解开布衫扣，从心口，掏出一本薄薄的卷毛脏书。我抢过书，书还发热，一看，上边写着‘世界地理’。……爹看着我们兴奋的样子，只‘嘿嘿’地笑。这时我发现，爹的鞋帮已开了裂，裂口处，洇出一片殷红殷红的东西。我忙把爹的鞋扒下来，发现那满是脏土和皱皮的脚上，密密麻麻排满了血泡，有的已经破了，那是一只血脚!”爹并不在乎，却郑重地说：“这本书不好找，是强从人家那里拿来的，最多只能看十天，还得给人家送回去。”程光炜先生在近期的文章中注意到上面这个情节：“1978年初夏，一头大汗地奔走在一百八十里乡间路上的‘我’爹，心里装着的只有让儿子赶快拿到《世界地理》这件事。……心里只有这么一本‘农村政治经济学’的账：一、通过《世界地理》这本书，儿子可能离‘高考成功’更近了一步；二、唯有儿子高考成功，他才能脱下农民的衣服，以‘城里人’的‘身份’享受城市各种制度资源；三、儿子的工资将成为全家人的‘经济来源’，用于父母‘养老’、兄弟姊妹家境变化和后代人的社会升迁。”程先生还评论道：“高考”在“城里人”的意义上被输入了“当代青年追求理想”的价值内涵，然而“乡下人”与“城里人”的“高考”，“实际本来就被编制在截然不同的‘社会等级秩序’里的”(17)。
《世界地理》边上插入了“一只血脚”，让我们注意到不同世界里不同的阅读情形。岂独高考如此?史家罗志田曾据清代山西太原县举人刘大鹏(1857—1942)的《退想斋日记》提示：清季从改科考到废科举，取士的标准有一个变化过程，废科举前的十余年间，“新学”已大量进入科考试题与取士标准。像刘大鹏这样从中国腹地出来的读书人，就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无法和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相竞争。刘氏于1895年到京应试后，大概才了解应读何种书，次年请人代买回书籍一箱，内中多是“经世”的新派文章。刘大鹏在赴京考试之前，“其日记中就全无洋务、新学、西学这样的词语，只是在读了买回的‘经世’文章后始出现关注这类事物的言论。可以想见，那些举人以下未曾出省应试的读书人，大概就只有等到考试内容正式改变的通告发出后才能认识及此，他们也就更加无法与口岸地区的时代发展同步”(18)。边缘内地与中心口岸的读书人不在一条起跑线上，刘大鹏的时代如此、《塔铺》中的时代如此，80年代迄今的改变也依然缓慢(19)。除此之外，就今人在研究与回忆中经常提到的“文革”时期的“黄皮书”、“灰皮书”(它们与地下读书沙龙、民间思想群落等一起被视作新思潮的发动机)而言，也须注意到“中心”与“边缘”不同的阅读情形。史学家高华回忆自己的“文革”岁月：“我那时也是工人，也在读书和思考，但我是‘外省青年’，北京和外省在精神和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所以南京的知青，除了思念家乡，似乎没有留下什么高远的、让人内心为之跳动的文字记录。人们都在为最基本的生存而奋斗，没有书，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诗，极少思想可交流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那种环境下，甚至每天都得严格规范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而北岛他们有一个多么宝贵的朋友圈……”(20)诗人翟永明也说：“四川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盆地，启蒙的星星之火，烧到成都来时，已经慢了半拍。成都也没有那么多的高干子弟，能够通过特殊的渠道，搞到那些内部出版的白皮书和政论书籍……”身居北京的李零则说：“‘反动’的东西，只供领导看，这是特权。我们是占老干部的光。北京老干部多，换外地，不可能。这种故事，没有普遍性，外地同龄人，听了就生气。”(21)这是多么歧异的阅读情形：“中心”地区那些地下读书圈子里的年轻人兴奋地传阅着《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待戈多》，而几年后塔铺镇上的复读生为了短期借阅一册看似寻常不过的《世界地理》却得付出那么巨大的代价。
同样，我在上文提及《新青年》所象征的新文化运动如何被“阅读”，但有鉴于现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其所呈现的“多歧性”，就应该更仔细地考虑到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个体对《新青年》的阅读，对于身处“边缘”的人而言，其阅读图景与“中心”所展现的情形(梅、觉慧们的陶醉阅读已是“中心”的情形)，肯定大有不同。比如生于1930年的余英时先生，在安徽潜山官庄乡这个“穷乡僻壤”度过八年岁月，自谓在其16岁以前，根本不知五四为何物(22)。以上数则由阅读所表现出的中心/边缘的个例，恰好说明：现代中国各地社会变化速度及思想和心态发展的不同步所造成的从价值观念到生存竞争方式的差异。而在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对“多个世界”及“多种群体”的呈现，想来应是题中之意吧。
《青春万岁》、《班主任》、《平凡的世界》
王蒙的长篇《青春万岁》(23)写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女七中高二班一群学生的故事。这天，杨蔷云来到同学苏宁家中，苏的父亲是资本家，“五反”时候被抓：
蔷云握住苏宁的手，坐在苏宁的床头。……看看屋子，东北角上放着一个荒芜的书架。许多书报零乱地堆在上面，书架旁有个小藤桌，桌上有竹笔筒和瓷花瓶，但是既没有笔，也没有花。书架的对面是漱洗用具。……墙上挂着郑板桥画的竹子和一张比月份牌高明不了多少的粗俗的画——画一个女人荡秋千。还有一张彩色照片，照的是西湖的三潭映月。苏宁床边摆着一张小桌，搁些药瓶子，暖壶和水碗。蔷云以她特有的灵敏嗅出一种奇怪的、不协调的气味。有药味，有香皂味，也有旧纸旧画和苏宁的被褥的味。蔷云嗅了嗅，说：“开开上边的窗子吧。空气不好。”……当蔷云登上窗台，去开上面的小窗户时，看见窗台上的一本书，是徐訏写的《鬼恋》。蔷云下来，拿起这本书，怀疑地翻着看，苏宁像做了错事似地低下头。“老天，你这是看什么书呀?”“我，病了，看别的书太累。”苏宁理亏地解释着。蔷云气愤地说：“‘鬼恋’，瞧这个名儿就是一本浑书。又鬼又恋，你瞧别的书累得慌，瞧这本书难道不气得慌么?”苏宁没有话回答，用手揉着被角，样儿很可怜。
于是第二天，蔷云动员了几位同学再一起来到苏宁家：
挽起袖子干起来。清扫了所有角落的尘垢，摆上了毛主席的石膏胸像。贴上一张《列宁和孩子在一起》的铅笔画和一张卓娅的画像。她们送给苏宁几本书：《把一切献给党》、《刘胡兰小传》、《青年团基本知识讲话》，苏宁把它们放在书架上最显著的地方。
我把上面这一段落理解为“空间的改造”。首先，“空间”在物理意义上指苏宁家中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发现了如《青春之歌》等小说中经常运用的策略：一个以青年人面貌出现的价值客体，有待去获得自我的本质属性，在此过程中，代表不同世界观、价值观与思想路线的两种力量介入其中，争夺对价值客体的领导权。苏宁病态初现，是一度沦落的价值客体，需要来自正义、主流社会的蔷云加以挽救，而反方是苏宁的哥哥苏君，蔷云以其“特有的灵敏”发现了苏家“气味不好”，于是打开窗户，清扫尘垢，并告诫苏宁：“你哥哥肺里有细菌，话里也有，千万可别传染上你!……还有这本《鬼恋》……”其次，如果把“空间”理解为各种意义竞逐的领域，那么“阅读空间”也可视为各方力量相互斗争、改造的产物；而争夺阅读空间比政治、军事的争夺更隐蔽，却对人的日常生活产生深刻影响。蔷云替苏宁清理了《鬼恋》，换上《把一切献给党》、《刘胡兰小传》、《青年团基本知识讲话》，这些细节告诉我们在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思想等脉络中，有哪些文本在流通，哪些被禁读。书籍的“置换”在蔷云看来是治病救人。由此，杨蔷云在《青春万岁》中就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味，她以“家访”的形式扮演了老师的角色；“书籍怎样到达读者手里……诸如政治领袖、教育家、牧师、批评家这样的文化宰制者，在何种程度上控制了民众获得书籍的途径——不直接地(如通过表扬与责罚)或直接地(如通过强制赞助)?”(24)据此，蔷云也可被视为阅读的范导者。清理生活环境、重新布置阅读空间，以上两种“空间的改造”(身体/精神)自然是相辅相成的。尤耐人寻味的是，这一由阅读的范导者所施展的书籍置换，针对的是学校之外的课余阅读，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特殊时期，国家克服公共时空和私人空间的界限而在公私之间建立起意义连续性，同时社会主义文化也藉此介入、收编个人日常生活，将塑造理想新人的政治追求编制进类似课余阅读的生活细节中。
吊诡的是，如果借用“掀开新时期文学第一页”的《班主任》的视野，那么先前《青春万岁》中以“治病救人”面貌出现的杨蔷云，也可能染有“暗疾”。也就是说，《青春万岁》中的杨蔷云与《班主任》中的谢惠敏发生了角色的合一：从人物特征来说，她们都是班干部，具备“特有的灵敏”，学习成绩并不出众，“主要是由于社会工作占去的精力和时间太多”(《青春万岁》借助杨蔷云与李春的冲突，以显示杨在“红”与“专”的人物图谱中代表着“红”)；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杨蔷云将《鬼恋》看成“又鬼又恋”的“浑书”、当谢惠敏将《牛虻》当作黄书之时，她们已没有太大区别，都是丧失了阅读理解力、急待挽救的“病人”。由这两部小说我们还发现，“文革”前和“文革”后初期分享着相同的逻辑：阅读都不被看作读者与文本直接沟通的私人行为，而需要理性化、规范化，恰如班主任张俊石老师的设想，必须“开展有指导的阅读活动”。
在《班主任》中，阅读的范导者/疗救者被设定为张老师，然而从今天研究者的眼光回望，张所安排的疗救行为似乎也非完美。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作家刘心武选择的《牛虻》这一文本有着丰富的意味——几年后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翻版了《班主任》的中心情节，孙少平偷偷把书藏在课桌下面看，被同学揭发，而这本被揭发者指为“反动”的书籍是《红岩》，与《牛虻》相比，在一个历史的过渡口，前者的意味就稍显单薄了——《牛虻》既是一本“欧美”小说，也是“被‘俄苏’因素充分渗透了的‘欧美’小说”；既是一个革命故事，也是爱情/伦理故事(25)。这多重因素的缠绕充分显示了过渡时期暧昧的丰富性。这一丰富性向着读者敞开，在这个时刻，张老师本应拿出自己精彩的“读法”而非语焉不详，或以“分析过于复杂的生活现象和精华糟粕并存的文艺作品，需要充裕的时间和适宜的场合”为理由而延宕。当然我们无法超历史地要求前人，只是可惜的是，这个饱含丰富意味的瞬间在历史罅隙里一闪而过，此后不久，“两种故事”日益分裂再也无法交融。
同样让人遗憾的是，上面这些阅读细节还表明：我们所置身的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长期处于支绌失衡状态。《青春万岁》中“空间的改造”，代表着国家意识形态毫不犹豫地介入日常生活，然而苏宁内心世界的空白，以及迅速地“被治愈”，反倒显出这一介入、收编的粗暴、草率，完全无视生活世界确有其相对独立的维度。而完稿于80年代末的《平凡的世界》，却预示了此后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的分裂：孙少平是在开班会或者政治学习——那天班上正在学习《人民日报》社论——的时候“偷偷把书藏在桌子下面看”，他忘我投入私人阅读而无视去获取政治的能量，这一姿态与上文提及的孙少平(路遥)总是将苦难自我归因而“不假外求”的哲学是因果贯通的，自此丧失了阿伦特意义上我们在此相遇并共同担负责任的“世界”。资本主义文化“在公与私之间、诗学与政治之间、性欲和潜意识领域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的公共世界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裂”(26)，故而社会主义文化以克服上述分裂为己任。我想，克服分裂的意义在于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政治渗透着人的生活世界，完全摒弃他者的“绝对自足”是一种幻觉，人们需要在多样性和公开性中持续交流、互动；与此同时，生活世界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人的趣味、欲望理应得到尊重，一个富有活力的政治社会应该鼓励人们的自由选择。当然，实践层面的操作远比论说复杂，正因为以上几者的关联没有得到稳妥处置，正因为一个从个人切身经验而“懂得与其切身有关系的大者、远者”(27)的社会形态无法构建，所以，丧失阅读能力的“病人”才会一再出场。
《棋王》、《哦，香雪》
西方阅读史研究非常关注普通民众的阅读，而不再将目光聚焦于精英分子。阿城的《棋王》就暗示着我们从知识精英的“我”，转向普罗大众一员的王一生的“创造性阅读”。当然，王一生的“阅读”采取了特殊形式，“阅读不应只局限于眼睛，戏曲、大书、图画就是文盲的书籍，听读书、听戏等以耳朵为主的活动一样也是阅读的形式”(28)。在去插队的车厢里，王一生听“我”复述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当《伤逝》中子君听涓生“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时只是默默不语、“微笑点头”，而王一生却随即发表“读后感”：“把一个特别清楚饥饿是怎么回事儿的人写成发了神经，我不喜欢。”于是作为讲述者的“我”有些不高兴：“那根本不是个吃的故事，那是一个讲生命的故事”……“读”同样的书、站在倾听者的位置(这个位置容易被理解为接受启蒙的一方)，但是王一生并没有被动接受“我”对文本内容的讲述；甚至相反，在“我”所代表的自五四以来强调知识启蒙、精神性成长的“阅读”旁边，出现了王一生执拗的、抗辩的声音，由此充分可见阅读的能动性：阅读是一种读者主体性充分发挥的创造性过程；与作者一样，读者实际上也是作品的创造者。王一生“设身处地”地把自身作为“真实”而“理想”的读者，通过移情作用，来神会作品的主旨。
王一生对“吃”的高度重视，暗示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暗示精神超越的基点必须扎根于人类生活的血肉真实之中。王一生将“棋”与“吃”这两大嗜好并举，通向的是精神与物质的健全；他自我介绍时说：“一二三的一，生活的生”，这个名字不就在喻示一种整全合一的生活?有论者曾精彩分析过铁凝《哦，香雪》中“铅笔盒”的叙事功能：“毫无疑问，在1980年代‘启蒙主义’主导的语境下，‘铅笔盒’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但是它的存在，却“压抑”了“和铅笔盒同样是‘物’的‘发卡’、‘纱巾’的合理性。后者完全被视为‘物欲’的代表，而毫无‘铅笔盒’的‘光环’”。香雪(以及铁凝)在评估物品时依据的显然不是实用性或市场价格，而是由高雅/平庸、重要/一般等对立两分构成的价值观，类似于波德里亚所谓的“物体系”或布尔迪厄的“惯习”，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受到特定的存在条件、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塑造而产生，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80年代的“结构性存在”。“本来在面对火车时，台儿沟的姑娘们对铅笔盒的渴望和对金圈圈的艳羡是同时存在的，但为了‘铅笔盒’‘现代光环’的完满，却必须‘压抑’凤娇们对发卡、纱巾和金圈圈的欲望。”(29)。当《棋王》中的“我”纠正王一生对《热爱生命》的理解——“那根本不是个吃的故事，那是一个讲生命的故事”——之时，想必充满了优越感(我们不要忘记，当《伤逝》中涓生发现子君的庸俗时，也指责“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部忘掉了”)，“生命”对“吃”的轻视(并将此种轻视视作理所当然)，正同于前引知识精英以一种合理性“压抑”另一种合理性的逻辑。然而文本必须经过读者阅读才能产生意义，通过对《热爱生命》意义的挪用/创造(关于饥饿、吃的故事)，王一生及作家阿城，对上述偏至化的“压抑”逻辑表示了不满。
当然，阅读的能动性并非无限制的，王一生与“我”所彰显的不同“读后感”，显示了各自所受制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分野，同社会地位、教育背景、文化继承等多种因素紧密相关。而《棋王》最终显示的“我”向王一生及其所依凭的民间传统的尊重、归趋，敞亮了“文化寻根”、民间在当代文学中还原的意义：“由于传统文化的原初精神多已散失在民间，所以对民族文化之根的探询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民间的发现过程。寻根作家们在追求新的文学价值时，其实多半是把目光投向了未被意识形态内容遮蔽的民间文化，只有在这种非正统文化存在中才最大程度保留着民族自身的蓬勃生命力。”(30)由此再来理解小说中“棋”与“吃”的平衡，仿佛就像一个预言在昭示：知识者个人的精神探索只有紧紧地扎根于民间大地和人类生活的血肉真实与具体性之中，才能元气充沛而不至于陷入心力交瘁的“高处不胜寒”。
曾经有一种倾向认为，文化低级或朴质的中下阶层接受上层阶级传递下来的文化，如复杂精致的精英文化的故事情节经过通俗化演绎(通过通俗小说、戏剧、唱本等媒介)之后成为普通大众的读物，而下层阶级在接受这些读物的同时，也接受了上层阶级赋予这些文化内容的意识形态。然而，《棋王》却告诉我们，“阅读一方面是一种控制，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发明与创造”(31)，通过王一生与“我”的阅读实践，展示了特定时期中权力、社会阶层与文化内容之间的分异与整合。“现在看来，我们不能再把文化方面的变化看成是线性的、自上而下的或‘余波所及’式的。流变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可以向周边扩散，也可以向中心凝聚。”(32)
《啼笑因缘》、《哦，香雪》、《记忆刘湾》
上一节引到《哦，香雪》中的铅笔盒、发卡、纱巾，让我想起《啼笑因缘》中的一个类似关于“物”的情节：沈凤喜接受樊家树的改造，拿起书本去女子职业学校上补习班。凤喜问家树要几样东西：自来水笔、玳瑁边眼镜、手表、高跟皮鞋、白纺绸围巾。张恨水对笔下人物复杂而微妙的态度于此凸显：他自然认同家树对底层唱大鼓的女孩子的启蒙，自来水笔担负了与书籍同样的表意功能，象征着被启蒙者接受新知；但当凤喜要模仿当时一般女学生的装扮时，作家又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厌恶，似乎对于唱大鼓的出身阶层来说，玳瑁边眼镜、手表、高跟皮鞋、白纺绸围巾都是无意义的奢侈品，可以趋新，但不能逾矩失度。多么相似呵，半个世纪过去，到了铁凝笔下，世俗的物质性依然俯首于超越的精神性，她特意将香雪这一只爱铅笔盒的独特个体，从一大群热爱发卡、纱巾的女孩子——后者不正是1980年代的凤喜们么——中区隔、凸显出来……
如同“娜拉走后如何”的追问一般，我们应该关注这些女孩子日后的际遇。在张恨水看来，凤喜对“物”的“非分占有”中所流露出的贪慕虚荣的市民品性，已然注定了她日后的悲剧；而在1980年代铁凝为香雪设计的结尾中，陪伴着人物的是“不知名的小虫在草丛里鸣叫，松散、柔软的荒草抚弄着她的裤脚”、小溪欢腾着“歌唱”、“严峻而又温厚的大山”，恰似路遥最后给予孙少平的“山野”、“蓝天”、“太阳”，这些“永恒”的意象喻示着希望和乐观。真的如此美妙吗?铁凝在80年代无法给出香雪们后来“具体”的际遇，今天的评论家却终于发现：“个人意识的觉醒使得香雪在农村通向城市、现代文明的大门松动的那一历史时刻，表达出一种‘时代精神的美’，淳朴的同时也是坚毅的对现代化的渴望。然而，就像我们只能‘想象’香雪的未来一样，她的那种尚未‘实体化’的‘个人意识’必须在变动的‘现实’中经受考验。”进城后的香雪们很快有了共同的称呼：打工妹，等待她们的也许不是缤纷的城市生活，“而是直达她们的身体和内心的经济和超经济的剥削”，“我们看到了被唤起的‘个人意识’如何‘实体化’，又在‘实体化’的过程中走向了它的反面”(33)。
时光流转到了新世纪，青年作家薛舒的《记忆刘湾》，叙述起点比香雪的故事稍早几年，然后一直演绎到改革开放。书生气的张光明借几本书给玲宝看，这一刻，似乎家树与凤喜、涓生与子君的故事又将上演，香雪似的打开书页通向现代化的那种热望与想象又将强烈地向玲宝发出诗意召唤，然而意外发生了，“但是她连半本也没看完就还给他了，还说有这工夫不如打打毛衣，纳纳鞋底”……张光明搞错了，玲宝不是香雪，倒有几分像凤喜，“张光明认为，玲宝这种远郊小镇居民人家出生的女人总脱不了那种俗，浑身上下透着农民意识”。可薛舒写玲宝，已不像张恨水面对凤喜讨要手表、高跟皮鞋、白纺绸围巾时那么倨傲，也不像铁凝刻意塑造香雪“时代精神的美”，薛舒把玲宝的“俗气”写得神气活现：“倒水时，玲宝在厨房里忍不住咯咯笑出声儿来，她的眼睛早瞄到了那块印满了腊梅的花布了。”看来，女性和阅读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玲宝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张光明的书，而且日子依然过得有滋有味……玲宝的这份理直气壮，来自民间这一“共同体”以及深植其中的生活理想、观念和选择。我们现在才明白，这一共同体和按照其自身逻辑发展、演绎的理想、观念和选择，可以为玲宝们提供温暖的庇护，避免个体孤零零地暴露在今天的城市、市场面前。
本文挂一漏万地选择几部小说，讨论其中呈现的人与阅读的关系。在人类对外界的各种沟通方式中，阅读是牵涉心智活动程度较高、甚至处理信息最复杂的一种。阅读的形式与媒介日新月异，关于阅读的文学讲述也定将绵延不绝……
2011年4月13—22日写
注释：
①本文对阅读史的理解，主要参考夏尔提埃(Roger Chartier)：《文本、印刷术、解读》，见林·亨特编：《新文化史》，江政宽译，麦田出版2002年版；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书籍史话》、《阅读史初探》，见《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载《史林》2007年第5期；李仁渊：《阅读史的课题与观点：实践、过程、效应》，见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②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载《史林》2007年第5期。
③罗伯特·达恩顿：《阅读史初探》，见《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16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④罗岗：《“读什么”与“怎么读”》，载《文艺争鸣》2009年第8期。
⑤蔡翔：《1960年代的文化政治或者政治的文化冲突》，见《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96)》，3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⑥阅读史与心态史相结合，是目前文化史研究中的常见路数。参见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⑦罗伯特·达恩顿：《读者对卢梭的反应》，见《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244、271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⑧毛泽东：《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见《毛泽东早期文稿》，436页，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
⑨周作人：《关于测字》，见《立春以前》，1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⑩卢卡契：《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见《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148—1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1)鲁迅的文章中大量渗透着日常生活的体悟，陈述“较为切己的私事”(《记“发薪”》)的杂文自不待言，摄入水乡光影声色点点滴滴的《社戏》、《女吊》也不必说，即便是制式谨严的《破恶声论》(尤其批判“破迷信”一节)亦是同然。
(12)鲁迅：《“这也是生活”……》，见《鲁迅全集》(6)，624—6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伊藤虎丸：《〈狂人日记〉》，收入《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孙猛、徐江、李冬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新颖：《主体的确立、主体位置的降落和主体内部的分裂——鲁迅现代思想意识的心灵线索》，收入《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三联书店2001年版；金理：《在伪士与名教的围困中突围》，载《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4期。
(14)柄谷行人：《风景之发现》，见《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15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
(15)杨庆祥：《妥协的结局和解放的难度——重读〈人生〉》，载《南方文坛》2011年第2期。
(16)笔者另文《在时代冲突和困顿深处：回望孙少平》将讨论这个问题，未刊。
(17)程光炜：《〈塔铺〉的高考：1970年代末农村考生的政治经济学》，载《上海文化》2011年第2期。
(18)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171、17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9)据说今天的中国首富李彦宏在高中时参加一次计算机竞赛惨败，“当时，在阳泉读书的李彦宏到省会太原比赛，一直成绩优秀的他最后很多题都没做出来，大受打击。在太原的书店，他发现了很多阳泉买不到的计算机书，这让他深深感到，信息的传播对一个人有多么重要。”参见《漩涡中的中国首富》，载《南方周末》2011年4月14日。
(20)高华：《革命年代·后记》，见《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1)翟永明：《青春无奈》、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见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507、249页，三联书店2009年版。
(22)余英时：《我所承受的“五四”遗产》，见《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71—74页，三联书店2005年版。关于中心与边缘的异彩纷呈，参详章清：《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载《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23)《青春万岁》初稿于1953年，出版于1979年。见《王蒙文集》(一)“第一卷说明”，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
(24)戴维森(Cathy N.Davidson)：《从书籍史走向书籍与读者关系史》，见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载《史林》2007年第5期。
(25)详见罗岗先生的精彩分析，罗岗：《“读什么”与“怎么读”》，载《文艺争鸣》2009年第8期。 ，
(26)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见《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523页，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27)蔡翔：《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努力》，见《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96)》，372—3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8)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载《史林》2007年第5期。
(29)罗岗、刘丽：《历史开裂处的个人叙述》，载《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30)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28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1)李仁渊：《阅读史的课题与观点：实践、过程、效应》，见《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2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32)罗伯特·达恩顿：《书籍史话》，见《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11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3)罗岗、刘丽：《历史开裂处的个人叙述》，载《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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