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长征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292(2006)05-0109-04
目前，关于红军长征许多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进展，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本文拟对以下的两个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红军长征前和长征中是否知道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问题
过去许多党史论著在谈到红军长征落脚点问题时，都持“中共中央在长征前和长征中就知道陕北有根据地和红军”这样一种说法。实际上，这是把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混为一谈，没有完全搞清楚二者之间的关系。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各自独立的根据地。陕甘边苏区创建较早而陕北苏区形成则较晚。中共中央在长征前和长征中知道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但对陕北苏区和红二十七军却并不知晓。
国民革命失败以后，陕西的共产党组织于1927年10月发动了清涧起义，在西北地区打响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28年春，又发动了渭华起义，开创了在西北地区创建苏维埃政权的历史。同年7月～8月间，中共陕西省委任命刘志丹为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谢广良为军委委员到陕北创建革命武装和苏维埃根据地，经过艰难曲折，1931年7月，组建了第一支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提出创造北方苏区的任务后，中共陕西省委即着手组建陕甘游击队。1932年1月上旬，南梁游击队和到达南梁的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同年2月，这支部队又扩大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要求陕西省委首先应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力的队伍，编成为经常的正式红军。党中央还命名红军的番号为第二十六军，责成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选派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政委。6月下旬，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讨论建立北方苏区的问题。陕西省委派省委书记杜衡参加了这次会议。在研究陕西工作时，会议重申了1932年4月20日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决定立即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委任杜衡为军政委，派曾长清来陕接任杜衡所担任的省委的工作。
1932年8月下旬，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会议，贯彻北方会议精神。12月，陕西省委决定正式组成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二团，王世泰任团长，杜衡任政委，并建立了以陕西耀县西北部的照金为中心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1933年11月，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成立，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下辖3个团和1个骑兵团，并开始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根据地。 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任主席，贾生秀、边金山任副主席，标志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根据地初步建成。
从当时中共中央发给陕西省委的若干指示、决定和陕西省委的报告中，我们可知，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是知道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情况的。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内，陕甘边苏区党组织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但是，是年底，陕西省委曾派省委秘书长贾拓夫去江西瑞金出席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1934年1月21日召开）。贾拓夫到瑞金以后，向党中央详细汇报了陕西省委破坏以前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及陕西革命斗争的情况。会后，贾拓夫留在中央苏区，后随同红军长征。
陕北为西北建立党组织最早的地区之一，但就其苏区的形成和正规军的建立来说，则是最晚的。1932年3月，刘善忠、高朗亭领导组织了中国王农红军延川游击队，陕北苏区游击战争从此开始。在这之后，红军，游击队相继组建，农村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县、区、乡苏维埃政府普遍成立。1935年1月，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成立，杨斑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朱子休任参谋长，下辖3个团。同月，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马明方任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任副主席，标志着陕北省苏维埃根据地初步建成。这期间，中共中央一直在长征路上，与西北党组织毫无联系。贾拓夫曾对张秀山讲过：“长征途中，中央并不知道陕北的情况，毛主席问他时，他只告诉了1933年陕西省委被破坏的情况。”[1]
1935年2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建议，陕北和陕甘边两特委在赤源县（今子长县境内）联合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特委和两个根据地党、红军和游击队。但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领导关系的不同（陕甘边区受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陕北省委受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以及地域上的隔绝，此时，两块根据地仍未连成一片。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刘志丹命令红二十七军主动出击，牵制敌人。4月24日，首先在横山寺歼敌一个精锐连。5月1日，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在赤源县白庙岔会合。接着，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两军协同攻克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等6座县城，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陕甘边区、陕北两块根据地遂连成一片，统一的西北苏区基本形成。
中共中央在川西北形成的两个文件，证明此时中共中央知道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苏区仍在坚持斗争。1935年 8月5日，党中央在沙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就曾提到：由于红二十五、红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三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2]527。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尔盖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中也指出：为了实现两河口会议提出的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要求我们的主力应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的；甘陕地区对于我们不论目前与将来的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在政治上的理由是我们能够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地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区与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这给我们可能在短时期中迅速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这就能够迅速的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2]543-544
中共中央对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苏区的了解很可能得之于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于1933年初进军川北，解放通江、南江、巴中以后，与陕西地下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通过陕西地下党组织与当时驻在陕南地区的国民党部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停战协议。从1933年起至1935年陕南战役以后，红四方面军还建立了从汉中到通南巴苏区的红色交通线。因此，中央就可借助陕南红军通过红四方面军了解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苏区的情况。中共中央到达川西北时，陕南党组织的负责人张德生就在红四军中。
然而，上述两个文件却只字未提红二十七军和陕北苏区，而且在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进入哈达铺之前，目前尚无任何资料证明中共中央知道陕北有根据地和正规军。即使是9月18日党中央和红军进入哈达铺，从当地的报纸上获悉陕北有苏区根据地，仍对红二十七军的情况不知底细。9月22日，张闻天曾写了一篇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读报笔记，9月28日刊登在中央前敌委员会与陕甘支队政治部出版的《前进报》上。笔记摘有红二十六军的消息，也摘有红二十五军活动于甘东南的消息，却偏偏没有红二十七军的消息。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后编写的《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陕北创立根据地讨论大纲》也未提到红二十七军，这是中共中央不知道有红二十七军的又一例证。
总之，由于陕北苏区形成的时间较晚，中共中央在长征前和长征途中是不知道陕北苏区和红军的情况的。
二、关于红军长征战略方针转变的问题
在长征途中，为了摆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党和红军根据敌我情况的变化，多次改变原定计划，最后才作出把陕北作为中国革命大本营的战略决策。对于红军战略方针的转变，有人认为是“湘西—川黔边—川黔滇边—川西—川陕甘—陕北”，笔者认为红军战略方针经历了“湘西—川黔边—四川—川陕甘—陕北”的转变，除此之外常常被研究者认为的“战略方针”，实际上只是一些策略方针。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在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中，红一方而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1934年9月29日，《红色中华》社论指出：由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得不暂时放弃一切苏区和城市，红军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基于此，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最初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封锁线，然后沿赣、粤、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一直向西行动，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但蒋介石随即窥破了红军的动向，于11月17日发布了《湘水以西区域湫匪计划、大纲》，为防止红军实现“与贺萧合股之目的”，急调几十万大军在通往湘西的途中构筑了四道封锁线。11月底，红军突破了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付出了极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红军渡过湘江以后，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又立刻调集重兵在城步、绥宁、靖县一带构筑堡垒堵击。如果北上就敌，必将与5倍于中央红军之敌决战，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但博古、李德无视敌情，更不顾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大量减员、极度疲劳的实际情况，仍坚持照原定计划前进。在紧急关头，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提出放弃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建议。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省通道县城。次日，中共中央在通道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的方向问题。参加会议的中央多数领导同志同意了毛泽东等提出的建议。中革军委于当日发出“万万火急”电令，命令中央红军向贵州前进。但手握实权的李德、博古没有采纳转向方针。会后，李德、博古仍坚持到湘西去。
12月15日，红军占领贵州黎平县城。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北上会合二、六军团，向贵州前进的主张，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域，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移至遵义西北地区。[2]441-442这是中央初次变更长征中的战略方针。
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否定博古、李德不过乌江、去湘西的错误主张，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中心的任务。[2]445-446随后，红军分三路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在这里，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丁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新的领导。根据会议精神，张闻天会后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进一步明确了红军长征的基本任务是及时转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3]689、695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一改过去的被动局面，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这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和东出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调集40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的中央红军进逼。红军此时仅有16个团共3万多人，武器弹药不足，粮食被服缺乏，并且失去了根据地，无后方依托。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已不现实，遂决定移师北上，渡过长江，以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1935年1月16日深夜，中央军委命令红军各部于1月17日开始行动，向北转移。1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离开遵义北上。1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渡江作战计划，指出：我野战军目前的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间活动，来牵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2]476-477这是红军第二次变更战略方针。
但由于敌军的重重阻击，渡江未成，中革军委当机立断，决定在川、黔、滇三省交界地区实行机动作战，命令部队向云南扎西集中。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过去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配合，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所以当时决计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向长江边继续前进。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建立根据地。《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最后号召全体红色指战员为消灭万恶的敌人，创造新的云贵川新苏区而斗争。[2]490-491
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采取了大规模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纵横驰骋于云贵川三省边境地区，机动灵活地消灭了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并调出了滇军，从而造成云南境内敌军空虚，使红军从金沙江上游渡江成为可能。4月29日，中革军委在云南寻甸县鲁口哨村发出指示：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进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在我侧后，但敌人已集中70个团以上的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们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2]499-501
透过以上电文，我们不难看出，遵义会议以来中共中央虽曾一度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选择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建立根据地，但这只是一种策略。红军在云贵川所进行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正是为了渡江北上四川。中共中央始终没有放弃向北发展“赤化四川”的战略意图。
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后，又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于6月16日在四川的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此后，中央红军改称红一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四方面军党代表张国焘认为革命形势低落，因此，在战略方针上与党中央发生根本分歧。6月16日，中央红军致电四方面军，指出今后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4]458。这是红军第三次变更战略方针。
张国焘不同意川陕甘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方针，17日复电中央主张红军首先占领青海、新疆，“暂时向南进攻”。 18日，中央军委再电四方面军指出，我军不利于西移和南下。为了统一红军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新根据地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地域宽大，好机动。川西地域虽大，但多是狭路，不易反攻。二是群众条件较好，人口较多。川西松潘、理番、抚边等8个地区人口只有20万，而且多是少数民族，在少数民族中扩大红军是比较困难的。三是经济条件比较优裕。川西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不容易居住。党中央认为川、陕、甘三省地区则具有上述优良条件，应继续北上去川、陕、甘开创革命根据地。6月28日，政治局正式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2]516。6月29日，中央军委为贯彻两河口会议决定，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决定集中红军主力消灭松潘地区胡宗南军队，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红军北向作战和发展。但是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和阻挠，松潘计划未能实现。
8月3日，中央军委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为执行这个计划，军委将红军主力部队混合编组，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和四方面军的四、三十军组成，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五、三十二军和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8月5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两河口确定的北上方针，并在决议中不点名地批评张国焘的右倾错误，迫使张国焘不得不表示同意继续北上。沙窝会议以后，张国焘又提出西出阿坝，北占夏河，向青海、甘肃、新疆方向前进的危险方针，与中央的决定相左。为了克服张国焘的阻挠，实现北上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8月20日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报告》：在目前的具体的敌我情况之下，为实现6月28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山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2]543-546。毛儿盖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坚持了党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但根据形势的变化，把战略目标确定为以岷山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以东地区，战略方向是北出甘陕。
8月下旬，毛泽东率领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然而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多，个人野心膨胀，擅自决定南下四川、西康。他甚至于9月9日密电陈昌浩命令右路军中的三十军、四军部队南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获悉电文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连夜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10日，党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说明：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2]533。但是，张国焘仍顽固坚持其反党、分裂红军的行为。为了克服张国焘的阻挠，实现北上的战略方针，9月12日中共中央到达俄界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俄界会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并改变了川陕甘计划，提出：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4]473。 1935年9月13日，张闻天同毛泽东等一起，率领红一、三军团和中央机关离开俄界，继续北上。9月17日，先头部队红四军一举攻占天险腊子口，打开了北进通道，随即占领哈达铺，并从当地收集到的报纸上得知陕北刘志丹领导苏区的存在。9月27日，政治局在通渭县的榜罗镇召开常委会议，根据最近了解到的情况，党中央改变了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正式决定将陕北作为落脚点，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收稿日期：2006-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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