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的国际化——反思以后的新起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起点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去十五年来，好几位学者呼吁要把媒介研究“去西方化”。“去西方化”以后的下一步呢？我认为应该“国际化”才对。照理说，“国际传播”是媒介传播研究里最“国际化”的领域，为什么还提出“国际化”的命题？答案很简单：国际传播并不太“国际化”，而是美国传播在海外的延伸。国际传播的确愈来愈全球化了，但法国学者托雷恩(A.Touraine)说得对：在苏联阵营崩溃以后，民主要存活的话，必须在限制国家权力的同时，也保护国家的权力，因为只有国家才有力量制衡霸凌全球的大公司(Touraine，1997)。 如果以三本传播学手册为路标，我们立刻发现国际传播一直处在边缘的地位。涵盖面最广的《传播手册》(Pool & Schramm，1973)，编者是两位卓著的先驱学者普尔(I.Pool)和施拉姆(W.Schramm)，篇幅长达一千多页，共31章，其中有6章(约占1/5)都由政治学家撰写，聚焦于冷战时期美国所关注的问题，包括国际宣传、第三世界现代化、原始社会的传播制度以及共产国家的传播制度。14年后，博格和切非编辑的《传播科学手册》(Berger & Chaffee，1987)问世，书名挂上了“传播科学”的招牌，似乎假定这个学科自给自足而不假外求了，因此眼光完全向内看，既未向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伸出欢迎之手，全书也仅勉强留下一章讨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而对国际传播的实质问题了无着墨。《传播科学手册》(Berger et al.，2010)推出第2版，全书29章，最后一章谈论跨文化传播，算是聊备一格。 一、学术霸权与主体性 学界领袖既然认定传播是“科学”，而科学应该放诸全球而皆准，无分国界或文化的畛域，难怪他们编的传播学手册俨然假定跨文化或国家所造成的系统性差异是无关宏旨的。照这个逻辑推演，在宇宙论或知识论上，世界岂不就变成了美国的放大版而已？这是荒谬绝伦却是很普遍的假设，贯穿了美国社会科学曾经甚嚣尘上的“现代化理论”，例如冷纳(Lerner，1958)就公开宣称发展中国家无不渴望跟随美国模式亦步亦趋，走直线进程达到现代化的境地。到了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者企图以“科学”为名提高学科地位，想不到视野却愈走愈窄愈偏。只要匆匆翻阅这三本传播手册的目录，就不难明白学科发展如同格尔兹(Geertz，1963)所形容的“内眷化”(involution，或译为“内卷化”)过程，一路关起门来自我陶醉，不太理会宏大的问题，只鼓励向内部细节发展，而形成“以美国看天下”的局面。尽管政治和经济“国际化”的锣鼓敲得漫天价响，对国际传播的“国际化”却似乎影响甚微；第二代学者在科学主义的武装下，全球视野不如师辈远甚。 倘若我们服膺米尔斯(Mills，1958)所说的“社会学想象”，那么就应该坚拒把国内传播和国外传播分割为两块不同的版图。他说，原则上所有重要的问题都必须放在时空坐标上分析，也就是既有世界的广角镜头，又有深厚的历史透视。但知识体系的分工和学术科层结构的运作向来十分保守，国际传播一直是美国传播概念的延长和经验的印证，甚至沦为美国传播的学术殖民地。早在60年前，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1952-1953)便预见国内传播没有新机会，“国际研究是一块沃土，能够开拓许多新的和振奋的研究题材。”他的心目中当然不是追求具有普遍意义又有比较视野的在地知识，而是以国际传播为美欧理论的试验场。 说来讽刺，极端的实证论者往往把文化特殊性粗暴地吸纳到“抽象的”普遍性，而这个“普遍性”根植于美国“特殊的”土壤或欧洲的文化架构，但他们对其中的矛盾无动于衷，乃至视而不见。他们甚至把西方经验普遍化，扩大成为全球的标准，凡与“西方”不同的都是“例外”，而例外又是无足轻重的，于是抹煞“非西方”经验和跨文化意义便成了顺理成章之事。这样蛮横霸道，既违反比较研究的逻辑，更不利于国际传播领域的健康发展。跨文化的差异正是比较研究的骨髓，不同的文化和制度不但影响到理论概念的意义对等，也影响到经验指标的对等，甚至影响到理论概念与经验指标之间的关系。假如以西方为唯一准绳，尤其无法探讨文化跨界的问题。 许多非西方学者经过长期熏陶、耳濡目染，完全接受美国主义格局下的国际传播定义。他们热心提倡、拥抱、复制西方模式，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问题，更想不出有别的选择，形成一个文化霸权的过程。以“创新扩散”的模式为例，最初种植在爱荷华、俄亥俄和纽约的文化土壤，一旦经过成群的海外学者在全球各地复制，就俨然成为跨文化研究的杰作。现在情形是不是已有改善？最近我应邀点评亚洲博士生的论文，我问在座听众是不是看到一幅美国研究在亚洲着色的殖民版？我说：“在设定学术议题的时候，韩国或新加坡的学者躲到哪里去了？一味以美国马首是瞻，还能有自主性、有文化互动和交流的空间吗？”他们听了我的评论，颇生诧异：从美国的研究目录撕下一页，依样画葫芦，问相同的技术性问题，援用相同的理论框架，模仿西方权威教的研究方法，到底错在哪里？ 我们不能无限上纲，以至于把文化根源当原罪，碰到美欧的概念或理论就一律排斥。这样不分青红皂白，不特学术资源必将枯竭殆尽，更不啻是“学术义和团”的借尸还魂。事实上，如果没有美欧的文献做参考，正常的基本研究根本做不下去，所以我不相信现在还有这么封闭愚蠢的人。但的确有不少人过分迷信西方理论，对其背后所蕴藏的假设或限制毫无反思，照单全收，背驰了学术文化自主的精神而不自知。要是学者经过慎思明辨，而有意识地批判性选择某些西方模式为分析架构，那是必要而正常的事。只怕全盘接受一种特殊的世界观、问题意识，乃至于核心的理论议题，这样做出来的“国际传播”研究，毫无文化自觉，甚至是文化真空，会好到哪里？说到底，最关键的考虑就是学术人与文化人如何发挥他们的主体性？我们究竟站在什么地位，问什么问题？引申言之，我们应该珍惜机会，试图解答孕育于本文化中最重要的原创性问题，然后赋予更普遍的跨文化意义，而不是成天挖空心思，拱手上交在地的材料或证据，为“西方就是全球”的理论火上浇油。学术霸权最鲜活的例证，莫过于承袭西方的意识形态，刻意模仿它们的某种实践，完全被“自然化”，以为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甚至“本来就应该这样”，而不以为异。葛兰西(A.Gramsci)所说的“称霸”(hegemony)过程向来就不是平等的，不是单方强加的，而是取决于学术师徒所达成的共识和合作意愿，这种共识蒙蔽了意识形态，使之习焉不察，以致封闭了另类甚至逆向思考。倘若我们不揭露并批判这些“习惯成自然”的预设，学术霸权必将永续不止。 我们必须提倡明智、开明而富有世界精神的学术。学术自主的基础在于各种文化思潮和各种传统之间能够主动、开放而互相尊重的交流。《国际传播的国际化》(Lee，2015)①以多元文化世界主义为新起点，建立复杂、多元而整合的架构。作者群都是具有深厚的跨文化经验的著名学者，俨然是“熟悉的陌生人”，既熟知两种文化，又不专属于哪一个文化。他们来自不同的世代，涵盖不同的文化背景，包括阿根廷、意大利、荷兰、美国、英国、瑞典、比利时、以色列、印度和华裔。他们曾负笈西方著名学府，在学术生涯中也与西方大学建立密切联系。这种知识财富使他们悠游于不同的文化疆域，辩证地综合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视野，进而从深刻的反省中，对这个学术领域的去来产生崭新的见解。 二、国际传播的缘起 国际传播研究发源于美国，从头开始就和权力与国家(特别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利益和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拉斯韦尔(Lasswell，1927)最早定调，他的专著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术。15年后，各行当的社会科学家纷纷应召进入美国政府“战争资讯局”，研究二战期间反纳粹的宣传。二战为美国的世界霸业铺路，接着冷战登场，长达半个世纪。在这个意识形态白热化的世界，萨伊德(Said，1993：5)形容美国自以为“在全世界各地纠正错误、追击暴政、守卫自由，不惜代价”。宣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美国新兴帝国的背景下，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发源自不同的学术重镇，为不同的目的服务，形成了两条平行而不交叉的道路。回溯1930-1940年间，芝加哥大学都市社会学家以派克(R.Park)和布鲁默(H.Blumer)为代表，受到杜威(J.Dewey)实践主义哲学以及米德(G.H.Mead)“象征互动学派”的影响，开启了美国传播研究的先河。美国社会历经工业化、都市化和移民潮的洗礼，触发大规模的动荡，社会学家以芝加哥为活生生的社会实验室，其视角所及，包括社区重建过程中媒介扮演什么整合的角色。但50年代以后，芝加哥大学引领风骚的地位，逐渐转移到哥伦比亚大学。默顿(R.K.Merton)和拉扎斯菲尔德领导一群社会心理学家，从结构功能论出发，研究媒介如何改变选民意向和消费者行为。他们一再发现媒介的效力有限，难以改变公众的态度与行为，只能强化其固有的预存立场。为此，哥伦比亚学派的贝勒森(Berelson，1959)几乎提早为传播研究宣布葬礼。传播研究从芝加哥转到哥伦比亚，其个性、旨趣和方向截然异趣，更与国际传播的发展形成一种张力。 二战以后的国际传播研究，其政治关怀和学术兴趣都与冷战息息相关，大致围绕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社会学家普尔、冷纳和白鲁恂(L.W.Pye)等人身边，他们都是冷战的鼓吹手。60年代，正当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在国内发现媒介只能发挥有限的影响力，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者却在海外宣称媒介能够促进国际宣传，并带动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两派截然相反的解释，为知识社会学添增耐人寻味的一章。这种差异是因为宣传生态国内国外有别所致，还是因为彼此对媒介力量有不同的界定？哥大学派在微观层面寻找媒介的短期效果，也就是媒介能否改变个人或团体的态度与行为。而麻工学派却以无比的信心揣测媒介宏观的长期效果，认为经过日积月累的灌输，媒介足以改变人们的心理结构乃至世界观，最后在第三世界触动全面的社会变迁。哥大学派在美国国内做精确而狭义的经验研究，麻省理工却在海外做预言式的鼓吹，这两种南辕北辙的取向如何调和或理解？ 国际传播研究以麻省理工学院为基地，奉现代化理论为圭臬，而现代化理论又是美国社会科学家在政府积极鼓励下孕育的产物。战后美国在全球扩张政治、军事、商业的霸业，现代化理论因而随之流行。冷纳的《一个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Lerner，1958)，肇始于哥大，完成于麻省理工，公认是“国际发展传播”理论的奠基之作。他坚持世界的发展轨迹是直线而单一的，西方国家不过走在前面，高举一面镜子，照亮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今天的西方，就是第三世界想争取的明天，因此西方经验不仅适用于西方，而是放诸全球而皆准。白鲁恂也编辑了一本重要的《传播与政治发展》(Pye，1963)，普尔带领学生投入大量精力研究共产中国与共产苏联的传播制度。由于国际传播缺乏优质的经验研究，施拉姆只能从冷纳的论点出发，再抽绎哥大若干狭隘的经验结论，小脚放大，写出《大众媒介与国家发展》(Schramm，1964)，由当时亲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资助，被第三世界精英奉为一部国家发展的“圣经”。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施拉姆以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为堡垒，与麻省理工的冷纳、普尔和白鲁恂结盟，不遗余力地推动“发展传播”，连成一道东西两岸学府的风景线。下一辈学者中，以罗杰斯(Rogers，1962)的《创新扩散》最受瞩目。创新扩散汇聚了两个原来互不相属的学术传统，一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扩散，二是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农业传播扩散，两条支流汇合以后，在社会科学各领域激出五花八门的经验研究。罗杰斯综合整理文献，纵横条贯，提出若干简单易懂而貌似客观的理论通则，年方三十出头即暴得大名。若论国际传播在海外最活跃的课题，当非创新扩散莫属，但多半复制美国的主流观点，很少当地特色或跨文化的“创新”。在冷战高潮期间，冷纳—施拉姆—罗杰斯一脉相承的理论大为风行，可能是因为他们给第三世界贫穷国家的精英一种错觉，以为简单的方案可以解决困难的问题。舍瓦思(J.Serveas)批评这一套理论以西方本位为中心，概念粗略、经验证据薄弱、背离历史经验、充满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偏见，又漠视社会语境。这些后见之明清楚了然，但在当时顶多只有零星的异议。 三、范式转移 20世纪70年代东西冷战方兴未艾，美国继续向第三世界推销现代化的福音，以作为遏制共产主义扩展的策略。在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另一场燎原的南北冲突，和东西冷战交错并存。在东西冷战中，美国无疑是“自由世界”的领袖；而在南北冲突中，美国却转身变成了众多穷国共同控诉的罪魁祸首，它们群起围攻美国垄断世界经济，控制资讯的分配。第三世界借着国多势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搭起反美的舞台，联合高唱“世界传播与资讯新秩序”的口号。美国总统里根无心听取这些抱怨，愤而于1984年退出该组织，连带中止美国的财务资助(等于削减该组织1/4的经费)，第三世界被逼和聋子对话，有去无回，“世界传播与资讯新秩序”的辩论无疾而终。直到2003年美国重回教科文组织时，苏联集团已纷纷解体，剩下美国是独大的超级强权，第三世界抗议的“喧嚣声”渺不复闻。 几乎同在70年代，拉丁美洲学者提出“依赖理论”，向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宣战。依赖理论主要有两个版本：一是激进的“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理论，由政治经济学家法兰克(Frank，1969)所提出。他认为拉丁美洲国家(乃至第三世界)迟迟未能发展，是因为被吸纳到国际资本主义的体系内，长期受到帝国主义无止境的强取豪夺，而世界中心又自外部制约边陲经济内部的条件，使它无法拔出牢固的依赖牢笼。有趣的是法兰克凭借实证主义立论，正是他所想打倒的“现代化理论”水中倒影。第二个版本是历史社会学家(后来当选巴西总统)卡多索(Cardoso & Faletto，1979)提出的“依赖发展”。他认为有些半边陲的国家(例如巴西)一方面发展经济，一方面继续依赖国际资本主义结构。法兰克把拉美低度发展都归咎于外因的剥削与控制，但卡多索主张深入分析内因的动态变化，诸如半边陲国家内部的政治联盟、意识形态以及各种结构，这样才能了解这些力量如何把外在的因素内在化。他反对把“依赖”形式化成为一种抽象理论，而宁愿采取韦伯方法论的路径，在历史结构中探讨巴西未能发展到底牵涉到哪些具体和变动的形势。卡多索(Cardoso，1977)批评美国学者目光短浅，只会透过法兰克的实证眼光，以形式化的方式片面“消费”依赖理论。 由于国际传播研究跟着美国主流思想走，出自拉丁美洲的依赖观点对这个领域影响不大。但在这个号称全球化的世纪里，我觉得有必要重新探讨依赖理论的意涵。许勒(Schiller，1976)是文化帝国主义最有力的批判者，他引述了法兰克的理论以及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但只是蜻蜓点水而不深入。照理说，欧美与第三世界的激进学者(尤其是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学家)志同道合，应该有紧密的理论联盟和知识交流，其实不然，以“依赖发展”的视角分析文化和媒介的英文著作就更少了。在批判学派的马克思主义阵营里面，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学者追求的旨趣、关怀和取向截然不同，显然有物质基础的差异：当英国激进学者集中火力攻击“撒切尔主义”扭曲公共领域(包括公共电视)的时候，拉丁美洲学者更担心的是他们的国家如何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下争取经济生存和摆脱依赖结构。两群人好像互不存在，很少引用对方的观点。英国学者威廉姆斯(Williams，1977)是马克思文化理论的巨擘，但他关注的是英国文化形成的历史和地理脉络，并没有明白联系英国整个帝国主义的历史和国际架构，必须等待萨伊德(Said，1993)填补这个空缺，并为后殖民理论铺路。后殖民理论应该构成许多第三世界分析的起点。英国文化研究另一位领袖霍尔(S.Hall)，从牙买加移民的黑人，到了学术生涯晚期才开始处理肤色和族群认同的问题。 张赞国针对以往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相关文章的题目，统计其关键字眼的组合与变化，恰好为国际传播的范式和范式转移提供一张粗略的指标。他指出，20世纪70年代期间，学者纷纷显著使用“现代化”、“帝国主义”和“依赖”这三个字眼。80年代出现两群词组，“帝国主义”和“依赖”连为一组，“现代化”和“依赖”连成另一组。明眼人应该从这个线索看出端倪：激进派视“帝国主义”和“依赖”为一体的两面，互为表里，然多元派则认为“现代化”和“依赖”是对立而不相容的。直到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抬头，美国鼓吹以它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使得“全球化”的字眼像通货一样迅速普及流行，而“依赖”理论则退居到无足轻重的地位。“现代化”和“全球化”这两个字眼紧密裹挟在一起，象征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的势不可挡。我要指出：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里，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一直争辩不休(Held & McGrew，2007)，唯独传播领域可能震慑于科技眩目，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几乎销声匿迹。事实上，从社会科学发展出来全球化理论，从人文学科发展出来后殖民主义，本来应该血脉相连的，却互相不打照面，以致在国际传播的领域里全球化理论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的马前卒。上面这些关键字眼的排列组合，说明了学术潮流犹如时装，跟着政治气候和环境而换装，以不同面貌巡回演出。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企图重建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正如萨伊德(Said，1993：xvii)说的，充满了“浓烈的自得，毫不掩饰的胜利意识以及宣告庄严的使命”。世界被描绘成一片升平的景象，奈伊(Nye，1990，2004)把文化、政治价值和外交政策巧饰为“软实力”，仿佛以后不再依赖经济和军事的硬实力(如今“软实力”已是中国官方和学界的口头禅，这是跨文化在异地生根的一例，相信是奈伊始料所不及的)。福山(Fukuyama，1992)宣称自由主义已经战胜其他制度和意识形态，进入了“历史的终结”。美国必须运用软实力，赢得公共外交的战争，并在“文明冲突”中制胜(Nye，2008)。亨廷顿(Huntington，1993)提出冷战后的文明冲突，与他曾经大力鼓吹破产的现代化理论，口径似乎有别，立场一贯并无二致——先不说他的“文明冲突”是不是站得住脚，他呼吁赢取文明的冲突，着眼点不在于如何消弭这些冲突，而是忧虑文明冲突会如何冲击美国的利益。冷战刚刚结束，美国兴冲冲准备收割和平红利，冷不防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打了两场战争，消耗大量国力，使原已呈病态的经济雪上加霜，与当年一厢情愿的“和平红利”背道而驰。更想不到冷战才结束二十多年，福山(Fukuyama，2014)开始宣说“政治衰退”或“民主退潮”，比起当年“历史的终结”的论调，是一个鲜明的转弯。 四、寻找新起点 我一直在思索如何联系“地方经验”到“全球理论”。我主张，从反省在地经验的内在理路开始，逐渐提高抽象层次，在某一个适当点必须和更大的文献接触、交涉、辩难，最后联系到全球脉络，使在地经验获得普遍意义。我心目中的“全球理论”，不是僵死固化或一成不变的，更不必然是西方的特权，而是必须不断接受各种文化视野和证据的挑战，经过反复修正、综合、创造，在切磋论辩的过程中提升理论的包容力和解释力。只要不以西方理论为无上真理的最后裁判，我们当然可以(而且必须)一方面借用、一方面思考西方理论；凡能帮助烛照地方经验，凡能联系地方经验到宽广的世界脉络，凡能开拓视野和参照系，这样的西方理论毋宁是多多益善的。万一最后发现没有适当的理论足以充分解释经验现象，那么我们有责任创造那个适当的新理论。国际传播学者必须具备这种文化自信和知识自主，为世界性理论留下印记(详参李金铨，2013)。 沿着相同的思路，朱迪(J.Polumbaum)综合检视近年来中国传媒研究的文献。她借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起点，以了解人类行动者和社会结构的互动；又提出波迪尔的“制作场域”，以探讨外力如何扩大或限制各种可能性，行动者如何强固既有利益，或促进新兴社会力量的形成，以至于产生各种新的创造。对她来说，研究的目的在获得洞见以了解对世界的运作，而不像实证主义在于求取因果关系。 卫斯伯(S.Waisbord)猛烈攻击区域研究的偏狭，认为它既无法回应国际传播和全球性的共同问题，无助于建立统一的理论，也不是争取媒介研究“去西方化”的正确途径。他提倡开明的世界性学术，着眼于各种比较性和全球性的问题和方法，并参与全球化的辩论。为此，他建议三个策略：一是分析一直被忽视的领域，以便重新思考一些论据，扩大分析的水平；第二，多做各种比较研究，提供坚实而细致的理论；第三，分析文化跨界的交流。每一个策略他都提出值得思索的研究议题。 达尔格林(P.Dahlgren)提出规范性理论，旨在扩大“民间世界主义”，以促进全球民主政治，并希望贯注这种精神于国际传播的分析。他指出，世界性(cosmopolitanism)是当代全球社会民间行动的要件，而媒介是重要的前提，否则民主的理想不可能扩散得如此深广。他呼吁，世界主义必须走出道德范畴，化为具体的政治实践。凡是世界公民都有责任和其他人来往，全球化民主政治应该有普世性的核心，但因各地情况殊异，民主实践允许有不同的方式。他说：“民主的公民主体必须包含世界性视野，重视其道德性，以便理解政治行动者如何表达主体性。世界主义必须重视媒介分析，但不以道德项目为满足，而要变成一种政治实践。”如何化规范性理论为经验研究，当然是莫大的挑战。 班森(R.Benson)讨论欧洲三个理论家对非西方脉络的启示：一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二是波迪尔的场域论，第三是卡斯特尔的网络理论。我只能简要介绍其中三点。第一，如同班森所说的，假如从哈贝马斯/彼得斯逐渐向波迪尔和卡斯特尔、拉图移动，本体论愈趋流动而灵活，知识论愈趋相对化，但政治比较没有确定的目标。第二点，每个理论各有利弊：公共领域对分析网络民主最有用，然尚待批判性的探讨，而且碰到专制政治时毫无用武之地；场域理论有助于研究认同形成的过程、资源分配失衡，以及象征及经济权力；卡斯特尔关怀权力和民主政治，但理论弹性太大，且缺乏历史观；而拉图的微观经验方法又见树不见林。第三，我们必须回应这些理论，取精用宏，以帮助国际传播的经验研究。 文学批评学者张隆溪强调，“翻译”相同语言文化的内部或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意义，就是一种跨界的沟通行为。他呼吁，不管怎么困难，开明的学者都负有道德责任，贡献世界性理论，坚信“即使住在遥远地方、文化历史不同的人也可以互相了解，凝聚在一起形成共同的人文性”。他分析十七八世纪欧洲对中国的再现，耶稣会把中国浪漫化为欧洲人心目中的乐土，孔子则是启蒙的圣者，而天主教则因为中国人崇拜祖宗而妖魔化中国。他举这个案例说明，纵然东西了解有障碍，但不能因此就把理论本质化，一口咬定东西方是二元对立而无法沟通，这是不合史实的。 数十年来，媒介制度比较研究以《报刊四大理论》(Siebert，et al.，1958)为基准，尽管此书带有冷战偏见，却历久不衰。五十年后，哈林和曼西尼(Hallin & Mancini，2004)推出更细致的研究，比较西欧、北美18个先进民主国家的媒介制度，涉及媒介市场结构、专业主义、媒介与政治的勾连，以及国家角色四个层面。他们归纳出三个媒介模式：一是以英美为主的北大西洋自由模式；二是包括德国和北欧的“民主统合模式”；第三个是地中海的两极化多元模式，包括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之后，他们邀请若干非西方国家学者(包括中国、巴西、俄罗斯、波兰和南非)提出个案研究，检验他们的分析架构是不是经得起考验(Hallin & Mancini，2012)。在研究设计上，这是“最相似”的西方制度与“最不相似”的非西方制度之间的对话，也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实践。曼西尼说，两极化多元主义(特别是混合模式)比较适合解释非西方国家，因为它们平日缺乏民众参与的政党，媒介往往是国家干预和精英操纵的工具。 克尔廷(M.Curtin)指出，影视研究以殷尼斯为起点，从头就是国际化了。我相信这是例外的情况，因为我熟知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学系以西方(尤其是美国)观点马首是瞻，书单上很少指定殷尼斯或其他全球主义者。克尔廷提出“媒介首都”的概念，它们多半集中在闹哄哄的港口，嘈杂无序，但面向国际，文化多元往来混杂，吸引了有创造力的移民，而又资源充分，有利于制作和分配影视节目。他指出，政治首都往往受到检查制度和侍从关系的掣肘，反而很少变成“媒介首都”。这么说来，政治的中心可能是媒介和文化的边缘。当然，帝国主义在去殖民后留下一些印记，也是媒介首都形成的要素之一。这些媒介首都(例如香港和孟买)自是无法挑战好莱坞的优势，顶多影响临近的国家而已。 芮加波普(A.Rajagopal)浓笔诠释印度的后殖民影视文化，以它作为“沟通现代性”场域的象征。他的结论是：“公众的视觉程度愈高，理性未必愈高；信息流通愈密，暴力未必减少，民主未必提高”。新媒介只是重新启动旧媒介的若干形式，但不能取代之；媒介的扩张并未促进社会和谐，反而使社会分裂更显豁。他说，非西方的视觉方式印证了现有的“社会空间”，而不是否定它；后殖民的视觉文化延伸了宗教与政治的“分裂公众”，而没有增加彼此的透明度。西方商品逻辑制造影视文化的媒介奇观，在后殖民的南亚扩展市场，未必保证民主理性。 五、重新探讨“文化帝国主义” 最后，我想探讨“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永恒的主题，因为它在理论、意识形态和方法上引发一连串有趣的辩论。斯巴克(C.Sparks)不喜欢“文化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这些名词，宁愿了解国际传播为帝国主义所产生的“文化后果”。他直截了当批评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力量的来源，当代世界制度的特征，就是先进国家直接间接利用媒介把国际传播“殖民化”。斯巴克的观点直指一个核心问题：如何保证我们的分析既能关照全面(holistic)，又不陷入全称命题(totalistic)的泥淖？关照全局，是不把有机整体碎片化，成为无机的组成部分；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但这不意味着毋须细致地分析组成的部分，因为分析组成部分以后还得还原到整体面貌。换言之，不能只见林不见树，反之亦然；从美学或道德的角度，宏观之林结合微观之树，才会构成一幅完整的图像。 当年，许勒(Schiller，1976)攻击美国各种文化形式，举凡旅游、广告、公共关系、娱乐、新闻媒介和教育，不一样的范畴都一一放进“文化帝国主义”的篮子内。他反对分拆“文化帝国主义”为零碎的部分，但他提出的却是抽象化、本质化的全称命题。他不关注个别媒介间的微妙差异以及各文化种类的互动，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甚至离题的。他不啻在寻找一次解决的乌托邦方案，因此看不上局部的文化抗争运动或文化游击战。法兰克(Frank，1969)警告拉丁美洲只有两条路可走：“低度发展”或“革命”，换言之，如果不革命，就不得翻身，只能永远处在“低度开发”的可怜境遇。许勒异曲同工，呼吁第三世界国家赶紧撤离国际资本主义制度，这是摆脱文化帝国主义控制的先决条件。许勒的全称命题显出极不耐烦的态度，仿佛一刻都不能等，第三世界再不撤退就没有后路了。但平心而论，集体撤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以预卜口头说说而无后继行动。再说，第三世界到底往哪里撤退？撤退并不等于文化独立，而文化独立不等于文化解放。眼前清楚看到的，从帝国主义挣脱出来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其统治者是民族主义者、沙文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垄断国家机器的独裁权力，为所欲为，践踏人权，危害文化自主发展。我提起这些往例，为的是放眼当前。在我看来，更重要的问题应该是如何理解、梳理帝国主义的文化后果？“文化后果”涉及面很广，涵盖了各种媒介内容、制度与科技的转移、意识形态的效果，以及最广义的“生活方式”，不能简单“一言以蔽之”。文化后果具有多重结构，涵盖各种关系及其互动，充满了复杂性和矛盾性，必须不断接受斗争和挑战，这些要素如何有机安排和分析，是必须详细探讨的。当今的文化是开放的、混合的、互动的，没有一个文化能够自给自足，不能完全自主，更不能不跟别的文化打交道。 斯巴克宣称，随着经济力量转移接踵而至的，必是军事力量以及文化力量的转移。他暗示，资本主义的力量走在前面，必能创造帝国主义的某些文化后果。我且提出三点做初步的商榷。第一，克尔廷说“媒介首都”通常集中在一些粗俗的港口，远离政治中心，被全国精英所鄙视；果真如此，经济和政治力量有分有合，因果关系未必像斯巴克说的那么紧密。第二，经济是文化力量的火车头吗？回顾20世纪80年代，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它的文化影响力却和经济力量迥然不侔。目前中国、印度、俄罗斯经济迅速成长，能否转换成文化力量，似乎也不是必然的。我认为经济是文化力量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第三，无论是否赞成斯巴克的论断，都必须问：在分析资本主义如何形塑帝国主义的文化后果时，我们应该从何着手？ 关于第三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文化研究学者内部的辩论是颇具启发的。马克思说，上层建筑“说到最后”是受到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如果不相信这种经济基础的“决定论”，当然就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如何解释“决定”却是政治经济学家和文化研究学者的分歧所在。大致而言，政治经济学家取其“强”意，而文化研究取其“弱”意。默多克和苟丁(Murdock & Golding，1977；Golding & Murdock，1991)从传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出发，多次批评几位文化大家(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以及英国文化研究的威廉姆斯和霍尔)过分强调文化形式的自主性，说他们没有牢牢联系经济基础如何“决定”文化上层建筑，以致显得头重脚轻、重心不稳。政治经济学家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出发，分析媒介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逐渐上升推论到媒介组织的运作逻辑以至于媒介内容的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文化上层建筑的方向、轨道和内容都是紧贴经济基础的。 然而威廉姆斯(Williams，1977)是怎么理解“决定”的呢？他对马克思文化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把“决定”解释为“中介”，而不是一对一的“反映”。如何“中介”呢？威廉姆斯认为，经济基础一方面对上层建筑被动“设限制”，一方面对它主动“加压力”。这个新解，不管是“设限制”或“加压力”，其关系和过程都极其复杂，迂回转折，需要做细致的经验与历史分析，不能想当然耳，或一径假设文化的上层建筑就是“反映”下层的经济基础。文化研究学者和政治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理解不但截然异趣，简直充满紧张与矛盾。传统马克思主义坚持上层建筑“说到最后”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英国文化研究另一巨擘霍尔(Hall，1996)把“说到最后”改为“说到最前”，仅仅改动一字，意义迥然不同。霍尔认为物质基础“一开始”就影响文化的上层建筑，所以文化研究“一开始”就得关照物质基础，但以后文化领域的发展有其自主的生命，未必跟着经济基础亦步亦趋，有时候甚至偏离经济基础的轨道。他回应政治经济学的对手，讽刺他们做一场幻梦，自以为抓到了理论的确切性。 霍尔自喻他的立场是“没有最后保证的马克思主义”。物质基础只是一个起点，以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水平线；物质基础界定文化发展的方向，规范它的边界，如此而已。至于文化形成的过程，和各种势力的角逐，以及最终获致的结果，都是相对开放自主的，也得不断接受各种挑战，不像政治经济学家说的那么确定。斯巴克从政治经济学批评乃师，说霍尔的文化研究没有建立在撒切尔主义的物质基础上面(Sparks，1996)。若套用以上的言语表述，斯巴克显然相信经过资本主义逻辑的“决定”，会产生“有最后保证的帝国主义”，因此文化帝国主义为势所必然的发展。然而，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系，它们所产生的文化后果，中间有许多复杂的因果链，如何具体分析才好？ “文化帝国主义”还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政治经济与读者解码之间的张力。媒介“全球化”几乎就是媒介“美国化”，尽管出现区域性制作中心，美国是唯一在媒介各领域向全球行销的国家，又是媒介集团的大本营。美国大公司(包括迪士尼、时代华纳、维尔康)所向无敌，而名义上的外国公司(索尼、新闻公司)也是以盯住美国市场为主。它们捆绑各类媒介种类，汇流成为横向和纵向整合的巨无霸，垄断全球文化生产的资源和分配的管道。它们彼此既竞争又合作，共同设立跨媒介所有权、分享财务收入、共同投资制片、交换地方的电台。论者批评它们带动的娱乐挂帅，使新闻逐渐“麦当劳化”，无聊琐碎，追逐闲言闲语和丑闻，以迎合消费大众及时行乐的心理。 如前所述，政治经济学家通常从媒介资本的所有权入手，先推断内容生产的资本逻辑，接着推断这些内容的意识形态效果，最后归结到“文化帝国主义”的结论。例如，基内肯(J.van Ginneken)在本书分析全球传媒集团拍摄的第一部3D电影《阿凡达》，呈现了屡试不爽的好莱坞公式，科技形式尽管不同，内容还是围绕五大主题：一是未开发的处女地；二是原始部落；三是本土的自然世界观；四是帝国的干预；五是漂亮的当地女郎。由是，我们不难宣称《阿凡达》现象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制造特殊的文化产品，影响全球观众的世界观。这样的推论不是不对，而是有时未免太过，基内肯提醒读者，观众并不是无条件接受媒介的信息。立布斯和卡茨(Liebes & Katz，1993)发现，以色列的多元移民族群带着从世界各地回归的文化假设与价值，解读美国进口的电视剧《达拉斯》，所得到的文化意义南辕北辙。由此可见资本家控制文化生产，观众解读文化产品，两者关系密切，却未必全然契合。总之，倘若我们只从政治经济学聚焦于媒介所有权，而无视于观众如何解读文化内容，就很容易夸大资本逻辑文化产品的同质性，并高估资本对于文化效果的支配性；相反的，如果注意力全放在观众如何解读文化内容，而无视于当代政治经济对媒介内容的结构性制约，则会低估资本对文化支配的作用。因此必须抓住两头，做更多经验研究，才能厘清其间的复杂关系。 我一开始就批评美国学术狭隘偏颇，扭曲了国际传播领域的发展。国家仍是当代政治国际秩序的中心，但媒介传播已经彻底全球化了。国际传播研究要国际化，新的起点必须具备世界主义的精神，一方面拒绝“美国放大就是世界”的霸道观点，一方面要反对回到封闭自守的文化民族主义老路，粗暴地拒斥任何美国或是西方的东西。学者有义务培养全球视野，设身处地，耐心倾听跨文化对方的声音，相互理解。交响乐的和谐是由一群嘈杂的声音组成的。我们首先要把国际传播国际化，其次因为国际传播提供动力、平台和契机，带动整个媒介传播学的新活力，传播研究不啻也跟着全面国际化了。 从现象学的观点来说，科学的逻辑就是社会科学的逻辑，逻辑结构并无二致，但认知旨趣不同。现象学认为，社会科学必须解释日常生活的结构以及人类活动的各种意义，这些都必须要靠高度反思和互为主观的方式才能达成。社会科学一味模仿自然科学，“现代化理论”就是失败的著例。现代化理论虽已褪色，却未弃守，例如印格哈特(Inglehart & Welzel，2005；Norris & Inglehart，2009)试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延长现代化理论的生命。极端实证主义者为了建立人类社会整齐划一的“硬”规律，而无视文化的价值和差异，这种做法正在面临各方面的挑战；微观史学的发展、人类学家追求在地知识，以及欧陆思潮(如现象学与诠释学)都带来了知识论的深切反思。现象学强调主客观交融，互相渗透，而且经由不同的诠释社群建构多重现实，透过多元对话获得同情的了解，这为国际传播的文化性提供最有力的知识论基础。当然，没有哪一个文化或理论是适合所有情况的，我们必须响应多元文化和多元种族的复杂主题曲。过去三十年，少数美国具有远见的最高学府，例如斯坦福和常春藤大学，率先引领多元文化的风潮，在学生通识必读书单里加进非西方、非白人的作者，便是这个趋势的先声。 未来，我认为国际传播应该提倡“以区域为基础(基地)”的研究(area-based studies)，以结合区域的在地经验与理论知识。这个取向一方面对区域研究不重视理论，另一方面对以理论压抑在地知识，都有深刻的意义。因为篇幅的限制，我当另写一文申论之，这里不得不从略。最后，我们批评美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容或过厉，这是难以避免的。除非狠狠批判、反思这些根深蒂固的假设，不在不可能有新的起点。但我在反抗西方霸权的同时，也一再反对文化民族主义。我最心仪萨伊德(Said，1993)，他批判帝国主义的文化支配，以及分析第三世界对帝国的抗拒，他的宏大叙述总是以启蒙和解放为依归，从不煽动文化排外主义。我想到有位哲学家对我解释说：“哲学是没有一锤定音的话语，所以对话可以继续下去。”以世界主义的精神不断对话，既追求在地的文化经验，又跨越文化的藩篱，求同存异，互相沟通了解，这正是国际传播研究国际化的不二法门。 本文根据笔者主编的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国际传播的国际化》，密西根大学出版社，该书于2015年1月与本文同步出版)的第一章导论改写而成，因读者背景不同，本文与英文原版详略不一。 ①本书由笔者主编。传播学大师宾夕法尼亚大学卡茨教授(E.Katz)开篇，缕述他在国际传播研究的历史。其他作者包括香港城市大学李金铨、张隆溪、张赞国、舍瓦思(J.Servaes)，香港浸会大学斯巴克(C.Sparks)，乔治·华盛顿大学卫斯伯(S.Waisbord)，爱荷华大学朱迪(J.Polumbaum)，纽约大学班森(R.Benson)和芮加波普(A.Rajagopaol)，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巴布拉分校克尔廷(M.Curtin)，瑞典隆德大学达尔格林(P.Dahlgren)，意大利普鲁及亚大学曼西尼(P.Mancini)，以及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基内肯(J.van Ginneken)。为了节省篇幅，文中只提各章作者，不再附题目。标签：跨文化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媒介策略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全球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