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马、温县盟书年代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温县论文,侯马论文,盟书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的年代，学术界过去主要有两种意见。关于侯马盟书之内容，或认为反映赵简子时事，当晋定公时期（注：a.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盟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b.长甘：《侯马盟书丛考》，《文物》1974年第5期。c.张颔：《侯马盟书丛考续》，见《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或认为反映赵桓子时事，当晋幽公时期（注：a.唐兰：《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新释》，《文物》1972年第8期。b.高明：《侯马载书盟主考》，见《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两者存数十年之悬隔。而对于温县盟书之内容，学者认为与韩简子有关，时在晋定公十五年（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一号坎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由于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中出现的人物多有相同，盟书遣词也基本一致，且同诏“
公大冢”神号，故两批盟书的时代相近当无可疑。况盟书均有历朔记录，这对判明盟书时代或有帮助。
温县盟书于盟辞之首常书纪年，云：
十五年十二月乙未朔辛酉。
（T1坎1∶2182）
十五年十二月乙未朔。
（T1坎1∶1961）
十五年十二月乙未朔辛酉。
（T1坎1∶3802）
十五年十二月乙未朔辛酉。
（T1坎1∶4499）纪年也有省略而仅记“辛酉”者。学者或指此“十五年”为晋定公纪年。《史记·晋世家》：定公“十五年，赵鞅使邯郸大夫午，不信，欲杀午，午与中行寅、范吉射亲攻赵鞅，鞅走保晋阳。定公围晋阳。荀栎、韩不信、魏侈与范、中行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晋君击之，败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韩、魏为赵鞅谢晋君，乃赦赵鞅，复位。”《春秋经·定公十三年》、《左传》及《史记》赵、魏、韩三《世家》俱详载此事。由此可知，此时韩简子与赵简子为盟友而共攻范、中行二子。但从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中参盟人物及打击对象的身份分析，这两批盟书恰好代表了敌对的双方（注：冯时：《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2期。）。显然， 如果认为侯马盟书乃是赵简子打击赵稷及范、中行氏的盟誓遗物的话，那么将温县盟书视为韩简子的盟誓遗物则有困难。
我们曾经指出，温县盟书在已发表的资料中，所涉及的13位参盟人竟有9位见于侯马盟书，其中5位转而成为侯马盟书的参盟人，而另4 位则作为侯马盟书打击的对象。事实上，即使我们不承认同时作为温县盟书参盟人及侯马盟书打击对象的同名人物实为一人，另一些人物同时作为两次盟誓的参盟人物的现象如果不认为是一种背盟行为的结果，似乎也不好理解。因为这些人物一旦作为赵氏宗族而参加了赵鞅的盟誓，就不能同时再作为韩氏宗族又参加韩简子的盟誓。这些证据都使我们不得不将两批盟书视为彼此敌对的两方的遗物，而这一结果与赵鞅打击范、中行二子而与韩氏联盟的史实又不能符合。
从温县盟书所记历日分析，晋定公十五年当鲁定公十三年，即公元前497年。晋用夏正，查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春秋朔闰表》， 此年寅正正月甲午朔，十二月己未朔，王韬《春秋朔闰表》的步算结果也同，均与盟书历朔不合。学者或以为晋定公十五年当鲁定公十二年，以合历朔（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一号坎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b.平勢隆郎：《新编史记東周年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5年。）。但文献学证据似无法支持这种意见。
《左传·定公九年》：
齐侯执阳虎，将东之。阳虎愿东，乃囚诸西鄙。尽借邑人之车，锲其轴，麻约而归之。载葱灵，寝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于齐，又以葱灵逃，奔宋，遂奔晋，适赵氏。
《春秋经·定公十年》：
夏，公会齐侯于夹谷。
《左传·定公十年》：
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子相。
《史记·鲁周公世家》：
定公九年，鲁伐阳虎，阳虎奔齐，已而奔晋赵氏。十年，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行相事。
《史记·晋世家》：
（晋）定公十一年，鲁阳虎奔晋，赵鞅简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鲁。
《春秋经·定公十三年》：
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冬，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晋赵鞅归于晋。
《左传·定公十三年》：
（赵鞅）遂杀午。赵稷、涉宾以邯郸叛。夏六月，上军司马籍秦围邯郸。邯郸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与睦，故不与围邯郸，将作乱。……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范皋夷无宠于范吉射，而欲为乱于范氏。梁婴父嬖于知文子，文子欲以为卿。韩简子与中行文子相恶，魏襄子亦与范昭子相恶。……冬十一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将伐公。……国人助公，二子败，从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史记·晋世家》：
定公十五年，……午与中行寅、范吉射亲攻赵鞅，鞅走保晋阳。……范、中行反，晋君击之，败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
据鲁公纪年与晋公纪年的对照，鲁定公十三年当晋定公十五年，纪年明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记亦然。晋定公十五年十二月时值年终，于鲁历已入鲁定公十四年，故晋定公十五年无论如何不可能早至鲁定公十二年。如此，则温县盟书的纪年与晋定公十五年历朔不合。
温县盟书既不能归于晋定公时期，我们则应考虑另一种意见，即认为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所反映的事实乃是赵桓子嘉逐献侯赵浣之事（注：a.唐兰：《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新释》，《文物》1972年第8期。b.高明：《侯马载书盟主考》，见《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显然，两批盟书所表现的彼此对立的人物如果视为分别代表了赵嘉与赵浣两种势力应该可以成立。但是，如果将侯马盟书的年代定在公元前424年（注：a.唐兰：《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新释》，《文物》1972年第8期。b.高明：《侯马载书盟主考》，见《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或者如我们曾经讨论的将侯马、温县两批盟书的年代定在公元前425年（注：冯时：《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2期。），则与晋世系及其时历朔也不能合。这个矛盾似由晋、赵两世系的错误所致。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晋、赵两世系的误载早已尽人皆知，《史记》三家注及梁玉绳《史记志疑》已指出数点。有关赵桓子逐献侯一事，《史记·赵世家》云：“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传位与伯鲁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为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为献侯。献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一年卒。国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关于赵襄子纪年，《赵世家》、《六国年表》皆以为33年，但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史记》关于简子与襄子两代的在位时间是有问题的（注：a.李学勤：《侯马、温县盟书历朔的再考察》，见《华学》第3辑，1998年。b.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赵世家》以晋出公十七年简子卒，即周贞定王十一年（公元前458年），《六国年表》以简子在位60年， 而《晋世家》又以晋出公十七年奔齐道死，《赵世家》则以襄子立四年出公奔齐道死，诸说彼此矛盾，其误自明。
《史记·赵世家》：“赵襄子元年，越围吴。襄子降丧食，使楚降问吴王。”张守节《正义》：“《左传》云哀公二十年，简子死，襄子嗣立，以越围吴故，降父之祭馔，而使楚隆慰问王，为哀公十三年，简子在黄池之役，与吴王质言曰：‘好恶同之。’故减祭馔问吴王也。而《赵世家》及《六国年表》云此年晋定公卒，简子除三年之丧，服期而已。按：简子死及使吴年月皆误，与《左传》文不同。”《左传·哀公二十年》：“十一月，越围吴，赵孟降于丧食。”杜预《集解》：“赵孟，襄子无恤，时有父简子之丧。”时当晋定公三十七年（公元前475年），而非出公十七年。是年襄子继卿位，如此则简子在位时间较《六国年表》所记少18年。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九以此18年增益襄子，故认为襄子在位总年为以《赵世家》之33年增此18年，共51年。这个结论同样不甚可靠。学者指出，从侯马盟书看，襄子、桓子在当时都不会太年轻，于简子死后很难再活50余年。或者多出的18年，至少大部分应划归献侯，故桓子逐献侯一事要提前十几年（注：a.李学勤：《侯马、温县盟书历朔的再考察》，见《华学》第3辑，1998年。b.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这一意见相当中肯。据《世本》，桓子为襄子之子，但即使如此，司马迁与梁玉绳之说所造成的简子、襄子年寿的矛盾仍无法调和。
晋出公纪年于文献也多有分歧。《史记·晋世家》以出公十七年奔齐道死。《六国年表》记出公立十八年。裴骃《集解》引徐广曰：“或云二十年。”《赵世家》：“晋出公十七年，简子卒，太子毋卹代立，是为襄子。……襄子立四年，……出公奔齐，道死。”合此说。古本《竹书纪年》则云出公二十三年奔楚。《赵世家》所录简子卒年及晋纪年均与《左传》不合，故出公在位20年之说可不考虑。18年说或可能源于17年说而增定公卒年所致。而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十三调合《晋世家》与古本《竹书纪年》，以出公在位23年，奔齐之后6年而卒，非死于十七年奔齐之时，可备一说。故23年说当有所本。《纪年》为晋人笔墨，似可信从。
关于晋公世系，文献也不能一定。《史记·晋世家》：“出公奔齐，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孙为晋君，是为哀公。哀公大父雍，晋昭公少子也，号为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死，故知伯欲尽并晋，未敢，乃立忌子骄为君。”《赵世家》：“知伯乃立昭公曾孙骄，是为晋懿公。”知晋哀公即晋懿公，哀、懿自为一人之谥，犹周之贞定王，《左传正义》引《世本》或称贞王，或称定王（注：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三二，修绠堂铅印本。）。《六国年表》分哀公、懿公为二君，张守节《正义》：“《表》云晋出公错十八年，晋哀公忌二年，晋懿公骄立十七年而卒。《世本》云昭公生桓子雍，雍生忌，忌生懿公骄。《世家》云晋出公十七年，晋哀公骄十八年，而无懿公。”是《晋世家》之说略同于《世本》。司马贞《索隐》：“《赵世家》云骄为懿公。又《年表》云出公十八年，次哀公忌二年，次懿公骄十七年。《纪年》又云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孙，是为敬公。”故据古本《竹书纪年》，知敬公实即昭公之孙忌，《史记》于出公与哀懿公之间夺去一代可明。依《纪年》，晋世系当为晋出公二十三年，次为昭公之孙晋敬公忌，次为昭公曾孙晋哀懿公骄。司马贞《史记索隐》引《纪年》：“魏文侯初立在敬公十八年。”雷学淇、方诗铭等学者辨此“十八”当“六”字之讹（注：a.雷学淇：《考订竹书纪年》，见《介庵经说》，亦嚣嚣斋刻本。b.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可从。《晋世家》以昭公之孙忌早亡，故今暂定敬公在位六年。据此可排定诸公年表。
晋出公元年公元前474年
晋敬公元年公元前451年
晋哀懿公元年 公元前445年
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时代相近的一个
字之省（注：a.吴振武：《说梁重釿布》，《中国钱币》1991年第2期。b.吴振武：《释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中的“
公”（摘要）》，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九届学术讨论会论文（南京），1992年。），可谓精辟。我们认为，
据《史记·晋世家》，晋哀公在位18年，故温县盟书纪年“十五年”当为晋哀懿公之十五年。查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战国朔闰表》，晋哀懿公十五年即公元前431年，该年寅正正月庚午朔，十二月乙未朔，与盟书历朔正合。
侯马盟书的年代与温县盟书接近是可以肯定的。侯马盟书16∶3一版记有历朔，文云：“十又（有）一月甲寅朔乙丑。”与晋哀懿公十五年最接近的，同时又与侯马盟书历日相合的年份是晋哀懿公十七年（公元前429年），该年寅正正月戊子朔，十一月甲寅朔，历朔吻合。
然而，由于侯马盟书未录具体纪年，十一月合天历朔是否还存在其他年份的可能性，这种考虑似乎并非多余。我们曾经对比两批盟书，并与文献所载赵桓子逐献侯之史实进行分析，认为侯马与温县两批盟书的次序应是侯马盟书在前，温县盟书在后，这样才符合史实及盟书本身所反映的实际情况。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侯马盟书的年代当在晋哀懿公十二年（公元前434年），该年寅正正月戊午朔，十一月癸丑朔，鲁历甲寅朔， 后天一日。寅正十一月实朔癸丑，合朔时刻21[h]08[m]，次日甲寅不可见月，故后天一日历朔正合。
《史记·魏世家》：“魏文侯元年，秦灵公之元年也。与韩武子、赵桓子、周威王同时。”前论古本《竹书纪年》记魏文侯初立在晋敬公六年，“六年”后讹作“十八年”。如依此讹误之年计，所谓“敬公十八年”适为本文所推之晋哀懿公十二年（公元前434年）， 也即赵桓子逐献侯自立之年，与太史公之说及侯马盟书年代均合。应该承认，《史记》纪年虽误，但其中确留有信史之痕迹。
据《史记》所载，赵桓子逐献侯之事发生在献侯元年，据此则知晋哀懿公十二年当赵献侯元年，哀懿公十一年（公元前435 年）当赵襄子卒年。是襄子于晋定公三十七年继卿位，在位41年。若去掉简子卒年，是为40年。据《赵世家》，赵简子于晋顷公九年在位（公元前517年）。如此则简子在位43年，襄子在位40年，年寿合理。
桓子逐献侯已在年终，其即位一年而卒，时在晋哀懿公十四年（公元前432年）。次年，献侯为国人所拥，共杀桓子之子而复位，其间当属桓子之子的执政时间。文献所录有关史实简略，两批盟书年代的确定，不仅可补正史料之缺误，且恰与《史记·赵世家》所记符合。晋哀懿公十五年以后，赵为献侯纪年，故应以原误为襄子纪年的一部分分属桓子、桓子之子和献侯。兹将相关年事详列如下：
晋
赵
公元前435年哀懿公十一年襄子卒
前434年 十二年献侯立，桓
子逐献侯
自立。
前433年 十三年
前432年 十四年桓子卒，桓
子子立。
前431年 十五年献侯复
位。
据《赵世家》所载，献侯的复位是在桓子已死，桓子之子即位之后，其距桓子逐献侯已有一段时间，这与我们推定的侯马、温县两批盟书时代相隔四年的情况符合。不仅如此，侯马盟书如果可以认为反映了赵桓子逐献侯及其子被献侯所杀之前的多次盟誓活动的话，则前后可有三年时间，显然，这与侯马盟书内容及盟书坑位往往存在相互打破的现象所反映的盟书应为一个不短时间内持续盟誓的遗物的事实也相符合。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认为侯马盟书为赵桓子嘉之盟，时在晋哀懿公十二年（公元前434年），且盟誓时间或有持续； 温县盟书为赵献侯浣之盟，时在晋哀懿公十五年（公元前431年）。温县盟书所出之地，应该就是侯马盟书所称的“赵化（浣）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