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规模与城市化联动发展的国际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规模论文,经验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1)09-0027-0031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和潮流，并被公认是20世纪最显著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1]，是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国际大都市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高等教育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城市化可以概括为一个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村地域转化为城市地域、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的过程[2]。城市化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的指标，其涵义是城市地区人口占全地区总人口的百分比。高等教育规模主要是表征高等教育在数量上的发展状况。其评价指标分为绝对量指标和相对量指标。在进行高等教育规模的国际比较时，由于各国人口差异很大，因此直接使用绝对量指标没有意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把高等教育规模的相对量指标分为三类：1)每10万居民中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各级教育中高等教育学生所占百分比[3]。因此，本文主要采用高等教育入学率和每10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作为衡量高等教育规模的主要指标。
一、世界城市化与高等教育规模的基本状况
（一）国际城市化水平与高等教育规模的现状特征
表1 城市化、经济发展与高教规模的相关性
由表1可见，各国高等教育入学率、10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与城市化率、人均GNP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即城市化水平越高、人均GNP值越高，则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和十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就越高。高等教育入学率与城市化率的相关系数为0.694，略低于与人均GNP的相关系数0.710，城市化率与人均GNP的决定系数（注：决定系数可以看作是回归模型能够说明的部分所占的比例，在数值上等于相关系数的平方。决定系数越接近于1，说明回归模型的适合程度越高。）之和为0.986，即用城市化率与人均GNP就能解释各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差异的98.6%。10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与城市化率的相关系数为0.679，高于与人均GNP的相关系数0.623，城市化率与人均GNP的决定系数之和为0.849，即各国10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差异的84.9%可以用城市化率和人均GNP来解释。由此可见，世界高等教育规模的差异，基本上是由城市化水平和人均GNP这两个变量决定的。而城市化率与高等教育规模的相关系数接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人均GNP对高等教育规模的影响，这说明在肯定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影响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城市化对高等教育的作用。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教育和经济的原因，世界各国的城市化水平与高等教育规模是极不均衡的，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其城市化进程与高等教育规模有其各自的特点。
（二）城市化与高等教育规模的差异
1、分类标准
发达国家：通常是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5000美元以上的西欧、北美以及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已达70%以上，高等教育也进入普及阶段或大众化中晚期。发达国家城市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特点和规律，代表了世界各国的发展方向。分析总结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对于研究和预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与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实现城市化与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转型国家：这些国家包括解体前的苏联及其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各国。本文之所以把转型国家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主要考虑到前社会主义国家是20世纪一个独具特点的社会历史现象，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制度因素，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对城市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指还不发达或正处在发展中的国家。由于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研究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更有针对性。
2、结果分析（见表2）
表2 按国家类别统计的结果汇总表
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平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1.7%，恰好达到高等教育普及阶段，其高等教育入学率与城市化率和人均GNP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88和0.115，显示出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与城市化的联系较弱，与经济发展水平看似无关。发达国家10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的平均值为3614人，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一倍多，其与城市化率的相关性同样较弱，相关系数仅为0.281，而与人均GNP在某种程度上呈反向发展，相关系数为-0.064。
发展中国家。77个发展中国家高教毛入学率的平均值为11.8%，尚处在精英教育阶段，其标准偏差为12.1，小于发达国家的标准偏差，即发展中国家高教入学率的内部不均衡性小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高教入学率与城市化率、人均GNP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19和0.581，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同样发展中国家10万人口在校大学生人数也远低于发达国家，该项指标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有较高的相关性。
转型国家。转型国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城市化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上，表现出不同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独特规律。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方面，平均值为27.8%，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中期，介于发达国家的高教普及阶段和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阶段之间。其极差值和标准偏差仅为33和10.2，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小，这说明转型国家内部高教入学率的水平比较接近。转型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率、10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与城市化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39和0.511，与发展中国家一样，表现出高教与城市化联动发展的一致性。而高教入学率、10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与人均GNP的相关系数却分别是0.245和0.161，表现出与发达国家一样的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无关的特征。10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的分析也符合上述特点。
二、城市化与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现状的合理性
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城市化进程相协调，可谓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一般说来，高等教育规模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各项指标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相互对应。高等教育规模的合理性实际上表示高教规模与其影响因素（特别是与对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否均衡或协调。从社会发展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对高等教育规模的决定关系来看，各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基本上是合理的。这种决定关系充分反映了社会发展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对各国高等教育的深刻制约和各国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依存和适应关系。
（一）发展中国家
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主要从20世纪中叶后才获得飞速发展。二战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挣脱了长达几十甚至上百年的殖民化统治，走上工业化道路，推动了这些地区的城市化步伐。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大多在20%-30%之间，由于城市化阶段性规律的作用，其城市化进程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正是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拉动作用，促使世界城市化水平由1950年的28.4%，上升到1980年的41.3%，到2000年又接近50%。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自觉地把教育作为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从1980-1996年，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由32%上升到40%，提高了8个百分点，同期高等教育入学率由8%上升到11%，净增3个百分点。1996年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规模指标与城市化率的相关性达到了0.672-0.719，与人均GNP的相关系数也达到了0.453-0.581，这充分说明了发展中国家高教规模与城市化进程联动发展的普遍规律。
（二）转型国家
转型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曾经取得了相当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产出增加，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向全体人民提供基本教育，高等教育入学率明显提高[4]。然而，自1989年政治突变后，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经济新格局。在城市化进程方面，1984年东欧和苏联城市化率的平均值为64%，1990年经济转轨后，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总体上继续提高，但增势趋缓，一些国家出现了城市化水平下降的现象。在经济发展方面，转型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有些指标甚至与高收入国家不相上下。转型后与城市化水平提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水平总体恶化，1985-1994年人均GNP停滞甚至降低，年均增长率为5.8%。在高等教育规模方面，转型国家呈现出有升有降的现象。在22个转型国家中，1995年高等教育入学率与1989年相比，保加利亚等三国有显著提高，增幅在10个百分点以上；俄罗斯等9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也就是说这几个国家高等教育规模倒退了15年；波兰等10个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有小幅度攀升。因此。前面计算得出的“转型国家高教入学率与城市化率有中等强度的相关性，与人均GNP有较弱联系”的结论，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着与世界各国总体趋势迥然不同的特征，即高等教育规模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看似无关。发达国家为什么没有出现人们所想象的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情况呢？
1、从城市化进程分析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1980年发达国家平均城市化率为75%，1996年为78%[5]，根据钱纳里的世界城市化发展模型，当国家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进入城市化的高级阶段时，其发展特征表现为城市化发展速度趋缓，甚至是零增长，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在城市化的高级阶段，城市中心区吸引力下降，郊区成为人们主要的聚居区，人口由城市迁往郊区的现象称为“逆城市化”[6]。与城市化进程趋缓形成对照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和高等教育却得到快速增长。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发展指标》显示，从1980-1996年，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由75%提高到78%，净增3个百分点；而同期高等教育入学率由35%上升到57%，净增22个百分点，由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入普及化；人均GNP更是以年均2.2%的比例递增，16年累计提高35.2%[7]。因此，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规模与城市化水平呈现无关，也就不足为怪了。
2、从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
当人类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在西方发达国家知识经济对人才的需求已发生变化，高等教育的发展由对量的增长转变为对质的追求。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高等教育规模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关，表现为高教需求与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同步性。当经济快速增长，就业收入大幅度增加时，许多年轻人就工作，受教育的人数和人们受教育的时间就会减少，高教规模随之下降；相反，当经济萧条，失业率上升，人们的教育需求就会增加，高教规模随之扩大，发展速度就会加快。所以，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规模与城市化和人均GNP水平就由相关转为离散。
三、城市化与高等教育规模作用关系的动态分析
表3 美日苏英四国高教规模与城市化及人均GNP的相关分析
在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10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与其相应的城市化率和人均GNP值进行相关性分析中，我们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较弱。也就是说，国与国之间高教规模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横向可比性不太强，这可能是因为各国的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经济结构、汇率水平、人口数量等有很大差异，而这些因素对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有很大影响，从而使得这些差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高教规模与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性规律。下面对美国、日本、苏联、英国在不同时期的高教规模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相关性考察。
通过对表3美、日、苏、美四国1940年至90年代10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1960年至90年代高教入学率与城市化率、人均GNP值的相关性分析可见，战后50年来，高等教育规模与城市化进程和人均GNP保持高度的一致性，相关系数极高，呈现出同步同向发展的态势。这说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高等教育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高等教育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这可以从人力资本理论得到解释。美国经济学家T.W.舒尔茨认为，在经济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体现在物质形式上的资本是物质资本，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是人力资本。这两种资本都对经济的发展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尤其是对教育的投资，比对物质资本的投资会产生更大的收益[8]。舒尔茨提出的主要论据之一是：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是一种资本形式，是对教育、保健等领域进行投资的结果。因此对教育进行投资将能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促进经济的增长。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规模与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增长联动发展的客观事实再次证明了舒尔茨理论的正确性。人力资本理论揭开了经济发展中“未知要素”的面纱，不但为发达国家找到了经济增长的原因，而且为诊治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开出了一剂良方。
四、结论
世界各国城市化率与高等教育规模呈现高度的一致性，这种相关关系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一样，是影响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规模的重要因素。
相同发达程度的国家有着相似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背景，在城市化与高等教育规模的关系上，表现出相同类型国家之间的差异趋同，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差异趋异。
城市化与高等教育规模的相关性充分说明，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又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