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根”之累——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精神关系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中国论文,试论论文,精神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学的20世纪是新文学的世纪。自从中国新文学以全新的姿态崛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就迅速击败了传统文学，取代了传统文学在文坛的主导地位。然而，新文学此后的成长道路却远不是一帆风顺的。应该说，新文学发展的艰难与多变的时代息息相关。但从更根本也更内在的角度看，新文学自创始伊始即形成、并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加剧的与传统文学精神的巨大断裂，造成了新文学事实上始终匮乏民族传统文学“根源”的滋养，是新文学几度徘徊并日显惨淡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新文学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始终艰难地承受着无源之苦，无根之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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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诞生在中国历史的巨大忧患和传统文化的剧烈转型中。19世纪末，中国社会受到西方的深重压迫和严峻挑战，衰微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早被封建化的传统文化在挑战面前显得颟顸无力，屡屡失败。这些失败，不但严重损伤了国力，更激起知识分子对传统制度和传统文化的积极反思，他们急切地希望从西方文明中借取火种来疗救中华文明。通过改革中国社会以挽救民族，“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1〕，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共同感受。在经历科技、 政治救国的失败后，他们选择了更为根本性的文化救国，他们盼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彻底转换来振兴民族。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从张之洞“中体西用”、梁启超“中西合一”，到胡适之“全盘西化”，我们可以看出近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日益决绝和向西方文化学习的日益迫切。五四新文学运动把近代知识分子的这一文化心态发展到极端，知识分子们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弃和对西方文化的无条件迎取是其突出表现。
时代决定了作为新文化运动之一部分的五四新文学的价值取向。五四新文学的建设者们大多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现实的危难和亟切改革中国的愿望使他们首先很自然地把文学当作文化革命的工具来看待。五四的“文学革命”与梁启超“小说革命”一脉相承，都赋予文学建设以非文学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工具性。而他们迫切地弃旧迎新的文化心态又促使他们一切以西方文学为是，以“十九、二十世纪的西洋文学眼光”〔2〕来评判审视中国传统文学， 这一文学评判的基本主体是另一种文化下的“他者”。这样，政治功利和异己文化的双重限定，使新文学建设者们忽略了文学与一般文化相比所具有的独特性，忽略了文学建构的民族特征前提。于是，中国传统文学不但被主要是人为地抹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被作为封建文化的典型成为完全否定的对象，而且也被自然地看作远远落后于西方文学的时代的落伍者，被认为“都该退居到历史的地位”〔3〕。
当然，任何判断都难免有绝对化的局限。尽管五四作家极力倡导废除传统，但实际上，在五四新文学身上都还留着传统文学的深深印迹。因为一方面有深厚民族之根的传统断裂并不可能遽尔即成，而且，五四一代作家尽管身沐欧风美雨，倾慕西方文明，但他们年轻时大多饱读传统诗书，传统文学的潜移默化使他们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并在新文学创作中有所表现。所以，不但五四新文学最根本的现实关怀性（非是脱离于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可以直溯《诗经》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学的现实精神；五四文学的基本艺术风格特征，如主体色彩、抒情风貌等，都对传统文学有所承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五四作家正是赖以其深厚的传统文学根柢，才能在运用新文学的西方新形式新技法时很快地驾轻就熟、于发轫之际即取得较高成就。但是，从总体上，五四新文学是与传统文学形成巨大的断裂的，尤其是它的理论倡导，更决定了它发展的总体西化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学于新文学建设的功绩往往为人所忽略，并掩盖了五四新文学匮乏传统文学根源滋养的严重缺失，给人以五四文学完全拒绝传统、沿用西方模式亦可照样成功的错觉。这一反讽性的错觉，使五四断裂传统的遗患在当时尚显不太突出，但在新文学此后的发展历程中，随着它与传统距离的一步步拉大，作家们传统根柢的一步步变疏浅，这一内在的缺失就逐步毕露无遗，并最终有了总体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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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新文学的断裂传统、力倡西化的缺失，新文学作家们并非完全没有自觉。对于曾深受传统熏染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欲借文化改革以振兴民族、摆脱现实困境的强烈愿望和内心的传统力量势必形成剧烈的冲突。五四之时，郑振铎即在《新文学的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一文中这样论断：“我以为我们所谓新文学运动并不是完全推翻一切中国的故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来……”〔4〕闻一多也针对《女神》创作的过于西化、 滥用洋文倾向提出了强烈批评，并强调了新文学建设中汲取传统文学精华的重要性〔5〕。这些论断在五四时固尚属少数之见，但在五四退潮、知识分子“文化救国”愿望落空之后，就有了更多的同道开始对五四反传统进行反思。与此同时，在三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些优秀作家、批评家，目睹五四的幻灭，在对传统重估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向传统文学精神归依。在他们的创作中也已呈现出浓郁的中国特色的传统美趣向。
五四一代反思的典型代表首数鲁迅。浸润传统文学精神颇深的鲁迅虽曾在五四时激烈抨击过传统文学，但他也曾为“听将令”创作而感到苦恼过，五四退潮之后他虽然对传统文化总体批判态度未变，但对传统文学显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如他在论述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关系时的论断：“我也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6〕，“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7〕即已包含着对传统文学的客观取舍。30年代鲁迅对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问题的科学论述〔8〕， 更包含他对新文学与民族文学传统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思索。在创作的实践上，鲁迅更从外国文学的模式影响下挣脱出来，努力向民族化传统文学精神回归，不管是外在的写作技巧、语言表述，还是内在的发愤精神、抒情风貌，都可看出鲁迅于传统文学精华的融会和继承。所以鲁迅在谈及他后期的小说创作时就曾说，“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9 〕对传统文学的深刻理解和现代转化，是鲁迅小说和散文尤其是后期优秀作品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曾作为五四反传统主将之一的胡适，五四后尽管还坚持反传统文学的立场，但亦感到新文学无“根”的深深寂寞，他撰写《白话文学史》客观上即寓含为新文学寻找根源的企图。另一位主将周作人，更幡然悔悟，完全重返传统文学的怀抱中（姑且不论这一重返的正误）。他不但明示“传统之力不可轻侮”，而且试图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努力实现他“融化”传统的理想。
30年代作家对传统文学精神的回归，京派是突出代表。理论上，周作人、朱光潜、宗白华等对传统美学精神进行了开拓性总结和积极的提倡；在他们的倡导和影响之下，废名、沈从文等小说家，力图在创作上贯彻他们对传统美学精神的理解，废名的浓郁抒情意蕴、沈从文的湘西文化特征以及他们作品的共同的对传统意境美、中和美的自觉追求，都洋溢出独特的传统审美气息。京派之外，老舍、张爱玲、赵树理等人的创作中也传达了传统文学的一些精神气质，并在他们的创作中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特征。张爱玲的外柔内刚，含而不露，饱含传统美“怨而不怒”的底蕴；老舍以北京文化为基点，描绘了深具民族特色的生活风情画，初步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学与现代观念相融合的深在魅力。解放区的赵树理则对传统民间文学情有独钟，对大众化的“地摊文学”表露出执着的感情。他有意识避开“在农村中根本没有培活了”〔10〕的五四新文学影响，试图以通俗的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学形式表现鲜活的现实生活。他的明快自然、乐观主义和故事化，尤其是他完全大众化、带着真正泥土味的语言，都显示出中国传统民间文学在中国新文学中找到了它的代言人。
上述所列理论家、作家都还仅是一些代表，事实上，对传统文学的重新认识和对文学传统的有意识归属，正成为三四十年代新文学自觉不自觉的主导性潮流。贯穿此间始终的“大众化”、“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尽管内容芜杂，但无疑明确表露出人们对新文学断裂传统与全盘西化的时代性反思，并内在地包含人们弥补五四断裂传统的沟壑的心理需求。可以说，五四退潮之后开始出现并在三四十年代达到高峰的这一对五四文学反传统的反思和向民族文学精神回归的潮流，是深受传统浸润的一代对传统的本能性依归，它既体现出传统文学的巨大生命力，也张示出新文学对拥有自身传统、建立自我主体性的迫切要求。如果说，五四时代尽管有着许多过激的缺点但毕竟力促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的话，那么三四十年代对传统的重新审视与回归，则是对五四过激的一个良好的反拨和补正，如果能沿着这股潮流继续向前发展的话，中国文学从此走向现代化的成熟，并因此而重新焕现出独特特色和鲜活生命力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在三四十年代某些优秀作家的创作上已可看出这种趋向。
在为新文学寻找源泉、向民族文学精神回归的道路上，三四十年代作家们确实迈出了探索性的却是坚实的一步。遗憾的是，由于众多外在原因的影响，作家们的这一回归受到了严重的阻扼，三四十年代的文学繁荣成为尚未完善的昙花一现，五四时的彻底反传统经过强烈的意识形态包装和倡导后重又成为文学界新的精神指南和时代风尚。此时，尽管西方文学的强烈影响被逐渐削弱，但另一个更强大的“他者”——苏俄文学影响又重新控制了新文学的主体精神地位，从此，新文学中尽管也偶有体现某些传统文学精神的作品出现，但从整体上，新文学距传统文学精神越来越远，作家们的传统文学根基越来越薄弱，直至60年代空前的文革浩劫把新文学与传统文学两者的距离拉至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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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危害绝不仅仅是它的现实破坏，它更大的危害是潜在的、对人的心灵的戕害。就它对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关系的影响而言，它最大的戕害也是在作家们的心灵上。在文革的恐怖下，年老一辈作家固然是被迫疏隔了与传统文学的联系，年轻的在文革前后的文化荒漠中成长起来的数代人对传统文学则更与其说是隔膜，还不如说是长期政治影响下的本能敌视。传统的素养和影响力离他们已很遥远了。所以新时期的作家们已严重匮失他们的五四先辈们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维能力，他们在高层政治斗争胜利后所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早已显不出任何锐气，新时期最初几年的文学创作也始终未脱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子。传统的长期隔绝，文学自主性的长久窒息，使新时期文学的激情显得苍白和虚空，它追求的脚步也显出蹒跚和盲目。而当国门逐渐打开，新文学一旦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学世界，就不由自主地很快陷入了茫茫不知所措的巨大焦虑中。在首先的抵御不可避免的失败之后它开始全面地投降，完全臣服于西方文学的潮流之下，茫然而自得地游迹于对西方文学的模拟之中。新时期之初的介绍外国文学理论和作家作品，是不分良莠、泥沙俱下的；创作上，一些粗浅的模拟作品也往往领一时之风骚。应该说，这是新文学长久被禁锢、与西方文学长期隔绝之后难免的现象，然而，没有自己的文学传统为坚实后盾，没有充分的文学自主性为信心，是新时期文学乍对西方文学时完全失态的根本原因。
“寻根”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应运而生的，感同身受现实的文学创作困境，同时受到拉美文学崛起和当时文化讨论的启迪，以韩少功、阿城等为代表的一批知青作家开始反思新文学的匮乏传统的内在缺陷，他们希望能够从传统文化中为新文学觅得根源，疗救现实的文学困境。所以韩少功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11〕阿城在明确提出弥补五四文化断裂的愿望的同时也强调：“中国的小说，若想与世界文化进行对话，非有体现出自己的文化不可。”〔12〕郑万隆、李杭育等也表示过类似观点。应该说，这些作家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体察到新文学内在的无根之累，是相当深刻而迫切的。但是，由于历史和时代的限制，这一代作家未能承担得了这一重振新文学的历史重任，时代注定他们只能是悲剧的一代。
出生于50年代的这一代知青作家，幼小时多少受过一些传统熏染，长大后在农村插队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文化气息相对浓厚的乡村文化的影响，同时，中国新文学在乡村中影响力的微弱也促进了他们对新文学与民族文化相隔离的反思，这使他们对新文学缺失传统之根感触相当敏锐，对新文学提出的“寻根”要求也切中肯綮。但是，他们毕竟是在文化大批判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文革对传统的彻底批判在他们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痕并成为他们心灵的重负。同时，他们的传统根基也远非深厚，他们对传统文学的自信心也不可能很稳固。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始终感受着西方文学的巨大焦虑，异质而强大的西方文学是他们内心抹不去的阴影和潜在的影响者。对于传统文学，他们的潜在目光是批判而挑剔的，他们的内在目标与其说是“寻根”、向传统回归，还不如说是“审根”、向西方文学靠拢。所以，“寻根”者们的手段和目标之间原就存在着深刻的悖论。另外，“寻根”者们非从文学本身而是从文化角度出发的行径也使他们难以真正吸取到传统文学精神的养料而不免走入歧路。所以，“寻根”的失败是有深刻必然性的。尽管“寻根”者们吸取了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营养，丰富了新文学的历史文化内容，但它最终未能真正续上传统文学精神的深厚源泉，为新文学寻到希望之“根”。现实和历史的误会使它走上了与他们的起始目标相反的路途，“寻根”者们的初衷是想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展示它的魅力与价值，对五四反传统进行反拨。而事实上，他们得到的结果却是审丑，是与五四一代同样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寻根”始，以“审根”终，这一结果显然是“寻根”者们始料不及的，也构成了对他们“寻根”的巨大反讽。并且，这反讽不但嘲弄了“寻根”者，也严重损伤了“寻根”本身。 “寻根”失败之后，向传统文学吸取养料振兴新文学之路被许多人视为畏途，一部分作家转而更疯狂地向西方文学追赶模拟，力求以更形似以达神似。另一些作家则因之对新文学的前途命运丧失了信心，并进而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文学责任感，“玩文学”成为一些原本虔诚于文学的作家们失望之下的无奈遁辞，像阿城这样原本创作力旺盛的作家更最终放弃了文学之路。
所以90年代初文坛上文学责任感普遍性的丧失和文学向商品社会的全面投降，固然某种程度上缘于时代商业精神的影响，但更是80年代末“寻根”失败之后作家们不满新文学的无根状况又找不到出路的失望与疲惫心灵的延续，是作家们缺乏深厚传统文学素养的必然结果。“新写实”可以视为“寻根”一代对文学的最后坚守，它的“新”反映出作家们的创新尝试，而仍然的“现实主义”则显示了它的滞重和无力。“新写实”之后，《废都》成为他们正式的降书，《废都》中充斥的深刻矛盾正反映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冲突，作品的最终商业化张示出这一坚守的最后失败。比“寻根”一代更年轻、传统文学影响也更浅薄的王朔们对传统新文学的反讽和调侃，实质与阿城们“玩文学”一样，根源于对新文学失望下的愤激，只不过王朔们比阿城们因为更少了传统的滋育而少了探索的沉重，却多了局外人的轻松。这一代人传统文化的先后天培植都是不足的。历史所造成的这一代传统素养的匮乏，给他们的文学创作和精神修养都带来了很大局限。表现在创作上，是他们普遍缺乏汉语言的丰富表现力，也缺乏浸润丰厚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刻思想，并因而很容易感受西方文学的强大影响，陷入对西方文学的模仿中去。我们只要看一看90年代的每一文学潮流都可在西方文学中找到相应的祖先就不难理解这一点。表现在作家精神上，是他们普遍对文学缺乏庄严感和责任感，易于浮躁和自卑，这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伴同前几代同样传统根基不牢的部分作家，在90年代的时代社会转型、价值观念大变动中，在巨大的失落中很快认同于时代的世俗化潮流，将文学或作为远离现实的个人表现工具或作为纯粹的商品操作，从而构成了与世俗价值强烈合流又深受西方文化巨大影响的90年代文学景观。种种情形，标示着生存发展了近80年的中国新文学在与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学精神疏隔多年之后正受到这疏离的报复，步入自己生存的深在危机。
所以90年代文学陷入当前的危困局面，从根本意义上说是新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它自创始之初的与民族传统文学精神的断裂原已留下了深刻的内伤、包含着自毁的契机，它沿着此路途的后期发展更加深了这一创口，90年代商品意识的刺激只不过给予它最后的推动力而已。无“根”，是新文学难以自言的内在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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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拥有灿烂的文明，也创造了自己成就辉煌的优秀传统文学，这些传统文学不但形成了自己的独到特色，也孕育了自己悠久的文学精神。这些文学精神博大深广，简单的概括显然是勉为其难的，但其最突出之处仍历历可见：一、强烈的现实精神和深刻的忧患意识。中国文学历来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和现实意义，从现实生活出发，为现实生活服务，是从《诗经》和《离骚》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学的最根本特点，《诗经》之被尊为“经”，杜甫之被奉为“诗圣”，都与其强烈的现实参与精神密不可分。同时，对现实、对人民生活的关注，使中国传统文学（包括传统民间文学）始终受到社会和大众的喜爱和认可，拥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二、注重文学的教育作用和对作家的自身素养的强调。徐复观先生在概括中国艺术精神时特别强调了中国艺术家的艺术素养与人格素养的一致性特征。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学精神亦然。“文如其人”、“以意逆志”等传统文学批评固然是特别注重对作家自身修养的强调，历代的文学家们在进行文学锤炼时也十分注意加强自己的道德人格修养。与之相应的是，中国文学对文学的教育作用十分注重，“兴观群怨”、“文以载道”批评理论影响深远，造就了中国文学严谨厚重的品格。三、独特的审美风格。中华民族传统文学的审美风格与东方文化息息相关，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如中国文学中色彩浓郁的意境美、含蓄美、中和美等，都是中华文化的独特结晶，具有与西方文学各领风骚的独特审美风貌，并创造出了堪称人类菁华的优秀文学作品。受此影响，中国文学还形成了在情感的表述上重深沉蕴藉，在故事的叙述上重情节重人物动作性强以及注重乐观精神等文学特征。限于篇幅，上述的概括远非全面。我们也并不是说中国文学的每一个作品都体现出了上述文学精神，但这些精神无疑是优秀中国文学创作的集中概括和体现。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不但寄寓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生活习俗和民族特点，更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文学历史中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中华民族丰富多采的生活、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同时，它所体现出来的独特审美和文化特色，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占有自己卓越而独到的位置。
当然，我们说中国文学精神具有持久的独立性，并不是说中国文学是自足的，不需要发展和改进的。相反，中国文学的丰富特征正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但它接受这些影响有一个首要前提，那就是不失去自己的主体地位。只有不失主体性地丰富自我才能保持自己的特征，拥有自己的独立位置，这是中国文学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经验。
所以，在中国新文学诞生之际，中国传统文化在封建卫道者们的肢解利用下已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也逐步萎顿了曾旺盛的生命力，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被封建文化严重腐蚀了的封建社会后期文学）也显示了它的脱离时代和贵族倾向等严重不足。传统文学正面临向现代转化否则将难以新生的重要契机，所以五四新文学建设者们对传统文学的严厉批判，对于冲击传统文学身上的保守性和封建性，促使它走向现代和新生，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他们主张向西方文学学习、以异质的西方文化来观照自己也无可非议。但是，五四先驱们的以“他者”为主体的对传统文学的彻底否定和完全的西方化倾向，却显然是忽略了文学发展规律的独特性，忽略了文学和文学精神于历史的独立性，更忽略了民族文学应建构于民族精神之上的基本规律，他们的这种在对西方文学“横移”和对传统文学断裂基础上进行的新文学建构，从根本上说是缺乏成功的前提的。
失去了文化的自我主体，就失去了民族的生存意义，失去了文学的独特民族性；就失去了民族文学的生命。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所揭示的以往许多文明被其他文明所同化的惨状是具有一定警醒意义的〔13〕。中华民族欲拥有自己的独特文化，中国文学欲保持自己的独特民族性，在立足于现实民族生活的基础上，承续汉民族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和传统文学精神，并对之进行现代性转化，从而形成既具现代意义又有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是其至关重要的前提。尤其对于当前正走入深在困境的中国新文学来说，反思自己与传统文学疏隔的历史，加强自己对传统文学的认识了解和联系，并努力实现传统文学精神向现代的转化，使自己融汇进民族传统文学和民族现实生活的广阔海洋中去，是它重新振作走向新生的必由之路。当然，我们说要续上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精神的血脉，并不是主张不加批判地完全复古（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和闭关自守，完全否定新文学和五四文学传统，相反，对传统文学的糟粕之处我们仍然要坚决批判，五四文学的开放之风我们今天仍然要大力继承，我们希望能够承续的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学的精神而非传统文学本身，而开放性正是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
当然，向传统文学精神回归之路是艰难而漫长的，也需要我们不断地研究与探索，但是，对于面临当前文学的深在困境，肩负振兴中国民族文学的历史重任，同时又要抗击西方文化强大压迫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向传统文学精神汲取精神源泉，向民族精神回归，是时代和历史的必然选择。
注释：
〔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1359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2〕陈独秀：《答钱玄同》，1917年8月《新青年》第3卷6号。
〔3〕钱玄同：《答胡适之》，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88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4〕郑振铎：《新文学的建设与国故文学研究》， 《小说月报》第14卷1号。
〔5〕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全集》（三）， 三联书店1982年版。
〔6〕〔7〕〔8〕〔9〕《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上）》、《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均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赵树理文集》第4卷，第1362页，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
〔11〕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12〕阿城：《又是一些话》，《中篇小说选刊》，1985年第2 期。
〔13〕汤因比：《历史研究》（中）第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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