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巫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底层，不但以其原生或次生形态存在于中国少数民族中，而且以其各种升华、变态形式保留在汉文化中，对中国社会数千年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吸取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对待民族文化传统的正确态度和方法。
关键词：巫文化 中国社会 影响
一
研究中国文化，一般比较重视文化表层，对诸子百家、儒道释三家及文学、艺术、科技、政治较感兴趣，但是往往忽略了中国文化底层的巫文化。其实，巫文化不但以其原生或次生形态大量存在于许多少数民族中，而且以其各种升华、变态形式保留在汉文化中，广泛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及文化活动，涉及的领域很广。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就起源于巫术，被视为经典的《周易》就是一部卜筮之书，古代神话传说的总汇《山海经》取材于巫文化，作为“中国文化根底”的道教与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历代的封禅坛祀是巫文化在封建社会的延伸，星、历、史、卜、医都是由巫文化中分离出来，民间习俗、禁忌乃至命相、卜封、看风水也莫不与巫文化有关。由此看来，中国文化的源头，当从巫文化始。
巫文化乃是原始、蒙昧的思想文化，它产生于人类的童年时期，是人类最初认识自然和社会所形成的各种思想观念和技能的复合体，它以混沌的形式把宗教、哲学、天象、物候、医药、文学、艺术杂揉在一起，成为当时唯一可靠的社会控制手段。因为这种文化的传承和传播主要靠巫师，而巫师使用的手段是巫术，所以把它称为“巫文化”。巫有男有女，《国语·楚语》说：“在女为巫，在男曰觋。”女巫在前，说明女巫先于男巫，这是因为在母系时代就有巫了。巫文化的功用，无非是预卜吉凶、驱逐邪恶，治病施药，消灾弭祸，祈祷祝福。由于人们不带偏见地看待世界，自然萌发许多朴素的真理，但因受当时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又有许多观念是歪曲、虚幻和谎诞的。在这里，正确与错误并存，科学与迷信共生。实验经验的积累后来便成为科学的契机，心灵的各种感受诱发出文学艺术的灵感，而那些不可理解又无可奈何的现象，使假定有鬼神作祟，这个巨大的空位便只好靠幻想来填充，于是产生了与鬼神沟通的巫师和用以驾驭恶魔的巫术，并对万事万物的“精灵”顶礼膜拜，因此而有原始的宗教。
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在其“初民社会”都产生大致相同的巫文化，然而，在往后的发展过程中，有的充分发展，有的日渐衰退，有的则以蜕变的形式寄生在较高层次的社会里。巫文化盛行于社会发展缓慢的民族中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发展程度较高的汉文化中长期保存却有些费解。事情正是这样，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巫文化并没有淡化、消蚀，而是经过移花接木，被消化、吸收，转化为封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原因很复杂，但最根本的是作为封建社会基础的小农经济长期延续，与之相适应的宗法组织根深蒂固，而耸立其上的封建专制制度日益加强，统治者加以利用，而民间又深信不疑，因而在新的土壤上蔓延滋生，出现许多变态。
巫文化浸透了中国古代政治，这在殷商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天命玄乌，降而生商”的说法就是一大标记。那是一个巫术统治的世界，风云变幻、年景丰歉、战争胜负、治乱兴衰，乃至修筑城垣、任免官吏，都要以占卜的结果而定，非卜不动，非卜不言，国家大事概凭卜噬决断。在人们的观念中，主宰一切的“上帝”是“天”的化身，而王是遵照“天意”来统治人间，任何人不能违反“天意”。巫在当时是一种重要政治势力，以巫、祝、宗、卜、史分管各项政务，构成一个庞大的“巫政合一”的官僚机构。
西周仍承袭“天命”思想，认为周取代商是天的旨意，《尚书·多士》说：“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周王自称“天子”，从此把王统与“天”联系起来。但鉴于殷商灭亡的教训，人们开始感到“天意靡常”，认为既要“顺乎天”又要“应乎人”，于是产生“敬天保民”思想，以“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把“天意”与“民心”视为一体。到了春秋战国，群雄并起，诸侯争霸，遂形成“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观念。墨子虽然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政治主张，但却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宣扬“天志”和“明鬼”，把“兼相爱，交相利”熔入“天意”之中，把“尚贤”说成是“天鬼百姓之利”。孟子的“仁政”同样没有跳出“天命”的圈子，终究是“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这一套。
“国之大事，祀与戎”，这是巫文化渗透政活的又一表现，把祭祀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自殷周以来，把王室先祖与“上帝”和“天”联系起来，祭天和祭宗庙便至关重要，为了“社稷”安稳，得上天保祐，托祖宗之福，祭祀自然是“国之大事”。所谓“社稷”，就是指土地神和谷神，祭社稷无非是指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巩固封建国家的基础。秦始皇统一中国，“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意在祭天。按“五德始终”的观点，周为“火德”，秦为“水德”，故“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称民为“黔首”，以示“水德”胜过“火德”。又“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登泰山，“立石封祠祀”。更信方土之言，遣徐市等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不死之药”。自此以后，历朝历代封禅祭祀，祭天地、祭社稷、祭宗庙、祭先农、祭龙王以祈雨都是“国家大典”。明清两代大兴坛祀，在北京设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并著令天下府州县祭祀风、云、雷、雨、山川、社稷、城隍，有司必须每年按时祭其坛庙，于是全国各地皆建社稷坛、风雨坛、山川坛、先农坛、厉坛和城隍庙，作法事成了官方行为。清朝建立后，把萨满祭祀搬进宫廷，在坤宁宫中建祭神殿，每年春秋二季“跳神”，作为国家重要典庆。
统治者历来重视“灾异”，以为天象出现异常，便会影响国家治乱与人事吉凶，以至引起的改朝换代。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在孟子和邹衍的学说中已有表现，而董仲舒更大加发挥，在肯定天为“百神之君”、“王者所尊”的前题下，大肆宣扬“天意”和“天志”，认为天也有喜怒哀乐，人若违反天意就必然引起天怒，于是以“灾异”警告人们，他说：“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如果“国之有失”，天便以灾害加以谴责；若仍不改，则以“怪异惊骇之”；惊骇尚不知畏恐，就会大祸临头，以致家破国亡。正因为人们相信“天人感应”，两千年来，朝廷都十分重视“灾异”，所以，《二十四史》中，不厌其繁地记载下来，成为国中一桩大事。
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使巫文化的负面在为扩张，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并通过政权自上而下加以贯彻，形成制度，广为传播，致使巫文化以弘扬之势长期在封建社会中延续。
二
巫文化对中国古代意识形态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它经过《易经》的归纳而升华为哲理，又经过“谶纬”而更富神秘色彩，再通过道教在民间广为传播。扩散到社会思想的各方面。
《易经》集上古卜筮之大成，它有一套完整的卜筮方法、卦画系统和封象系统，并从卜筮中推出“讲学之道”，阐发哲理。全书集卦辞、爻辞450条，有的专记吉凶，有的叙事而不示吉凶，有的先叙事而示吉凶或先言吉凶而后叙事，也有的把叙事与吉凶相间杂。求卦之法，是用49根蓍草，经过“分二、挂一、揲四、归奇”的程序推算即得一爻，此即所谓“三变成一爻”，然后再以“十八变而成卦”，每卦有六爻。《易经》的外在形式，是以“64卦”为特征的卦画系统，它的最小单位是爻（一和一一），然后由爻画交叠而成八卦
，再由八卦交相叠加而成64卦。八卦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物质形态，八卦的推演变化实际上是反映事物之间复杂的变化关系，并以阴阳、刚柔的对立统一作基础建议其卦象系统。数、画、象三者结合，综合而成卦序，《说卦》中有4种序列，通常采用的卦序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或乾、艮、坎、震、坤、兑、离、巽，依阴阳划分，前4卦为阳卦，后四卦为阴卦。《易经》中有组合排列与四则运算问题，又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思想与法则，道理十分深奥，是我国古籍中颇为难懂的一种。《易经》占有重要地位，儒学把它列入《五经》之一，千百年来，许多人对它苦心钻研而不能穷其理，佛道的玄谈和儒家的义理各有铨释阐发，形成了庞杂的易学体系。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了精辟论述。它首先肯定这是一部“术卜遗法”的书，进而说明儒、道研究《易经》的“两派六宗”，最后指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自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影响甚大。
及至西汉哀、平年间，适应着封建政治的需要，巫文化中的神学部分浮升起来，而且大为恢拓，决生了谶纬之说。“谶纬”实际上是封建神学与庸俗经学的混合物，包括“谶”与“纬”两个部分。“谶”是一种宗教式的预言，即所谓“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因为它力图证明所说的预言，若干年后必有“徵信”，故又称为“符”，意即符合。又因“符”出自“天命”，而有“符命”之称。为了显示“符”书的神秘怪异，有意将书染作绿色，于是又称为“籙”。此外，因书中有图解而称“图书”，因“望侯星气与灾祥”而称“侯”。从这些名称中，我们可以看出，它所宣扬的是“怪异”、“星气”、“灾祥”、“吉凶”、“天命”，说教与巫师无异，而理论的欺骗性比巫更大。“纬”是以解纬的形式出现，它用神秘的观点来解释儒家经典，假托神的意指把经学神秘化，又通过儒学的说教而使神学经典化，旨在宣扬国家治乱兴衰、帝王将相出世等都是天命的安排，“王权神授的观点，宿命论的观点在此得到进一步发挥，成为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因为它是对“经”而言，故称为“纬”。这一学说受到东汉帝的重视，亲自召集御前会议，以讨论经学为名扩大“纬”学的影响，并将会议纪录整理成书，题为《白虎通》。从此，“纬”学自价百倍，不但合法化，而且法典化。
鲁迅说：“中国的根柢在道教”，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包含了中国的民俗信仰、宗教哲学、传统文化的许多内容，不了解道教，就不可能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道教的诞生，以五斗米道、太平道的出现为标志，产生于东汉末年。考其渊源，它虽然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家哲学为核心，但来源却相当庞杂，包括古代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鬼魂崇拜、神话传说、巫术、神仙、方术、谶纬以及黄老之学等等，集合了巫文化的种种历史沉淀。道教的神祗大都与民俗信仰有关，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神话传立及古代神仙，实际上是将那些虚幻、谎诞的观念加以偶像化，使之更为具体，上至天神地祗，风云雷电，下至龙王、牛王、马王都成了谟拜的对象。道教的斋醮仪式，主要是设坛祭祷、供斋醮神，目的是“以交神鬼”，它实在是上古祀神、祈福的巫觋仪式的延伸，只不过更趋于程式化吧了。道教的法术，如画符念咒、扶乩降神、卜筮抽签、占星解梦等，事实上都渊源于上古的巫术，同时吸收了谶纬之说。道教大体有两大派别，符籙派较多继承了汉代的谶纬，炼丹派主要是发展了古代的方术。然而，道教毕竟不同于原始的巫，它有了教义和经典，有庞大的神祗系统与宗教组织，有教规、教律、道士和宫观，并成为与儒、佛鼎足而三的一大宗教势力，并在民间拥有大量信徒。原初形态的巫文化，经过系统加工改造，再渗入道家哲理，面貌大不同前，而且宗教化以后，传播更为广远，对中国文化的各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这在天文历法、炼丹、气功、武术、文学、艺术各方面都可找到证据，限于篇幅就不逐一展开了。
三
如前所说，巫文化中包含着若干实践的真知，当社会前进以后，知识不断积累、扩展、加深，逐渐从混沌状态中分解出来，萌发出许多独立的学科，散发出人类智慧的光彩。孕育于巫文化而后来在中国突出发展的有文字、天文、历算、医学、史学、文学和艺术，展现了巫文化积极的正面效应。
直接导源于巫文化的是甲骨文，它不仅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字，而且确定了汉字的基本模式和发展方向，开创了中国的文明史，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甲骨文是商代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有10余万片，记录了5000多个单字，其内容主要是卜筮，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活动，而这些类似档案资料的原始记录，都出自巫师之手，是地地道道的巫文化。甲骨文大部分是象形字，它由早先的刻划符号演变而来，以象形为基础逐渐形成了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六书”，汉字的造字方法基本上沿着这条道路发展。甲骨文开创了方块汉字，逐渐形成形、声、意三位一体的文字，与西方的拼音文字截然不同。自清末以来，甲骨文的研究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加刘鹗编印的《铁云藏龟》、孙冶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董作宾的《殷墟文字甲乙编》、郭沫若的《甲骨文合集》等，对这一历史遗产不断进行发掘。
与甲骨文密切相关的是古天文学，它实际上是从巫师的占星术开始的，殷商时期主要是由巫、卜掌管，以此确立了中国天文学一直为官方职掌的管理体制。观察天象是巫师的重要职责之一，因为在邈远的古代，日月交替、月亮圆缺、星移斗转、四时更迭等自然现象，都使古人感到神奇莫测，一旦出现异常，人们就会大为惊恐，所以巫师必须随时观察天象以吉凶。在甲骨文中保存了中国最古老的天象记录，包括日食、月食、岁星、大火星、慧星的出现，致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有天象记录最早的国家。以“二十八宿”为天体座标、以观测日、月为重点的中国古天文学，是占星术的进一步发展，大量观察记录使它成为一门独树一帜的天文科学，但由于它脱胎于巫术，长期以披着神秘的外衣，局限了它的发展。在天象观察的基础上，结合物候，创造了中国古老的历法《夏小正》和《月令》，以天象和物候制定的历法，为“农历”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由于中国特别注重观察日月的运行，而导致阴阳合历的出现。中国历法与西历不同，它的年界是以日影的长度来确定的，月界划月是根据月亮圆缺的周期，昼夜、旦夕、日中皆以太阳为转移，而干支记日则是巫师们发明的。为了推演天象和历法，算学得到优先发展，在甲骨文中，开始用刻划符号记数，
以后又出现了用竹木棍或兽骨作工具的“筹算”，中国古代的数学便由此发端，建立起以“筹算”为基础的数学。
早先的医和药都是杂揉在巫术中的。在当时人们的幼稚观念中，人有病是鬼神作祟，所以，巫师在为人治病时，首先必须逐魔，而看病施药也是一种手段，在解除了人们恐惧心理之后，精神状态恢复，用药自然有效，此即所谓“巫医并治，神药两解”。中医的理论基础，不外乎“阴阳大化”、“五行生克”，追根溯源，皆出自《易经》，故有“医《易》同源”之说，它们都出自古老的巫文化。中药以植物药为主，辅以动物药，这是原始人从饮食中得来的经验，经过不断尝试，知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哪些可以治病，此即所谓“神农氏尝百草”，而最先掌握并记录这些知识的就是巫医，以后便形成了《神农本草经》。中医的诊断方法是“望、闻、问、切”，是一种直观的体验，这也是巫师的专长，《黄帝内经》把风、寒、暑、燥、火、饮食不节、劳倦过度、心情不畅等病因都归结为“邪气”，在某种意义上还带有巫医的痕迹。尽管中医在后来有了很大发展，独立成为一门科学，但它发轫于巫文化是不容置疑的。
史学也出于巫文化，最早见诸文字的历史是从甲骨文开始的，或者说最先用甲骨文把历史事实记录下来的是巫师，故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巫史并称是有原因的，他们的任务都在于掌握古今之变、天人之际，不过，史更近乎祝、卜，占而后记，并兼掌“历象日月阴阳度数”，直到汉代，太史之职仍包括历算、占卜、望气等事。再从甲骨文来看，历史在殷商时仍然是“神学的婢女”，当时所记的事，总是不离巫卜，或记怪异，或示吉凶，或以天象应人事，巫史杂驳，形如簿记，然而，中国历史有案可查的即从甲骨文开始，“以年系月，又月系日”的编年体也由此发端，其史学开创之功不可磨灭。
至于文学艺术萌发于巫文化，可以找到许多证据，这里只能举其大要而说。《山海经》是一部五光十色、宏伟瑰丽的奇书，它是远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同时又是古代神话传说的总汇，书中展示的巫师所从事的宗教活动不胜枚举，而神话传说构成了书的主流，这里充满了神奇和想象，颇有浪漫色彩，其中有不少故事，如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大禹治水及黄帝、蚩尤、烛龙、西王母等，都成为后来文学的重要题材，在文学史上有一占地位。屈原的《九歌》，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巫风的具体表现”、“人神恋爱的巫歌”、“娱神的祭歌”或者“祭祀诗”、“祀神曲”，但吸取了原始文化的精华、灵感却是勿庸置疑的，诗人以“最大胆、最丰富的想象，驱使各种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山川、风云雷电、鸾凤虬龙、构成五彩斑斓、奇特非凡的艺术形象”，表现了诗人行廉志洁的高贵品质和追求理想的真挚感情，“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创造出不朽的诗篇。歌舞、戏剧与巫文化的关系，可以傩舞、傩戏来作说明。傩是一种古老的巫术活动，甲骨文中已有记录，《礼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腊祭、雩祭和傩祭就是当时祀鬼神的活动。周代傩祭大盛，有全国性的“大傩”及各诸侯的“国傩”，祭时以歌舞娱神，宫中还专管傩祭的“方相氏”，《周礼·夏官》说：“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殴疫。”在这种傩舞的基础上，以后又发展为傩戏，它以祭祀为目的，有故事情节，演员戴假面具，在《东京梦华录》中有生动描写，“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扮演将军、门神、判官、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自禁中驱祟出南薰门外转龙湾”。
四
巫文化之于民俗，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诸如生产、建筑、服饰、饮食、居住、婚丧、民间巫术、民俗信仰、岁时节令、人生礼仪都有表现。象看相、算命、测字、抽签、卜课、请符、化水、招魂、求子、看风水、照妖镜之类社会现象，其巫术的性质，不言自明。民间信仰，如：祭妈祖、山神、土地、龙王、牛王、马王、财神、关帝、城隍、五显、文昌、神树等等，也很容易辨别它们是巫文化滥觞。有些习俗，例如：贴门神、放鞭炮、戴长命锁、开秧门、撒抛梁粑、喝雄黄酒、耍龙、舞狮之类，仔细分析起来，也有巫的成份。可是，许多流传久远、习以为常的风俗习惯，人们并不一定能察觉它们与巫文化有何关系，下面，试析几件事情，或可举一反三。
拿春节来说吧，它是农历的岁首，按今人的理解，意在“去旧迎新”。可是，古代过“年”并不在腊月三十或正月初一，而是在腊月初八，从这天起吃“腊八粥”，“击细腰鼓，作金刚力士以逐疫”，谓之“腊祭”，腊月二十三敬“灶王”以求温饱。南北朝以后，始将“腊祭”移至岁末，于是始有“除夕”，在这天，人们“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除夕夜达旦不眠为‘守岁’。”过了此夜，清吉平安，正月初一便相互拜年祝福。春节贴门神也是有来历的，据说唐太宗生病，梦见鬼哭神号，得秦叔宝、尉迟恭守护方得安宁，于是命将二人画像贴在宫门上，以后人们便仿效贴门神以避邪恶。春联写的都是些吉祥的话，其实它是由古代的“桃符”演变来的，《燕京岁时记》说：“春联者，即桃符也”。过年送“压岁钱”，这与古代春日散钱和“洗儿钱”的习俗有关，长者用红线穿着古钱挂在小儿身上作镇邪去魔的护身符。春节放鞭炮，目的是把值“年”的妖怪惊走。玩龙灯也有一段“逐五疫”的传说，或许与“二月龙抬头”有关。由此看来，全部过程都充满巫文化，只是年岁久远，人们不作深究罢了。
十二生肖源远流长，用作纪年则与十二地支相配，其顺序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可以用它推算甲子或记时辰，还可以用来确定人的属相，例如：辛酉年为鸡年，这一年出生的都属鸡。民间过去联姻论“八字”，实际上就是考虑属相和生辰是否“相克”。近年又有人以“科学”的方法，将属相与人的性格、婚姻、事业联系起来，预测人的命运。其实，十二生肖与古代的图腾崇拜有关，并按其特征分阴阳，如鼠、虎、龙、猴、狗、马有奇数蹄、趾属阳，而牛、羊、猪、鸡、兔、蛇有偶数特征则属阴。在这件平常的事情中，同样也有巫文化存在。
“千里姻缘一线牵”，这是一句极普通的话，但“姻缘”二字不免有宿命的观点。在民间的成语和惯用语中，凡带“鬼”字的都不是好话，如：“鬼头鬼脑”、“心怀鬼胎”、“鬼门关”、“鬼八卦”、“遇见大头鬼”等等，说明在人们观念中，“鬼”总是害人的。“天打雷劈”这句话，他细想来，又何尝不是巫文化的体现。诸如此类的话，在中国人的口里随时流露出来，可见巫文化影响之深。
巫文化在中国相当盛行，无论在少数民族和汉族中都是如此，如何对待巫文化是一个重要问题，必须持审慎态度，重在科学分析，既不可一律斥之为“封建迷信”，也不能把它捧上了天，务必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谈何容易，个人的偏见姑且不说，何谓“精华”何谓“糟粕”就很难分得清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但客观的标准是存在的，就是取其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部分，摒除和淘汰其不利的因素，不能让沉渣泛起，污染社会。只有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决定取舍，才能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作者简介：史继忠，汉族，1937年生，196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80年获云南大学硕生学位，研究员。现任贵州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贵州省志副总纂、《贵州通史》副总编。从事历史学、方志学、民族学、民族史、文化学研究。主要著作有《西南民族社会形态与经济文化类型》、《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贵州民族地区开发史专论》、《贵州瑶族》等书，发表多篇论文。邮编55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