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发展论文,原则论文,关系论文,论党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逐步确立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基本路线。贯彻执行这条路线和实施各项改革开放政策，要求创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我党在端正思想路线、调整国内政策的同时，对外工作方针也进行了重大调整：不仅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善了同世界各国的国家关系，而且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期间形成了正确处理各国共产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四项原则，并把它载入党章。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①后来，在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都庄严地重申了这四项原则。
我党提出的关于各国共产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四项原则，是63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至1982年中共十二大）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勿庸置疑，共产国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帮助各国建立共产党、推进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共产国际时期的的种种失误表明，存在一个权力很大的国际领导中心，是不利于贯彻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各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原则的，是不利于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发展和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7年成立的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原本说它只是各党的协商和交流机构，但由于苏共的操纵和支配在实际活动中违背了成立时的宗旨，客观上起着国际领导中心的作用。1956年，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正式解散。尽管苏共的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积习未改，但是，历史已翻过了一页，毕竟时过境迁，时代不同了。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苏共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出来的老子党作风，在许多场合受到抵制。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多样化发展，特别是70至80年代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多种途径的有益探索，逐步打破了“苏共领导中心论”的桎梏，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的原则逐步改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总结国际共运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汲取了坚持独立自主路线政党的思想智慧和政治成果，加以融汇和概括，而提出新型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因此，新型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是所有坚持独立自主路线的党的集体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相互关系的理论的新发展。
当然，我党关于新型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确立，更主要地是以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实事求是地说，建国以来，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党在处理党际关系方面，既有正确的、成功的经验，但也有不当和失策之处，一些教训也是应当记取的。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便指出：“我们在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时，总的来说是清醒的。但回过头看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②他还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③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指出：“总之，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④邓小平同志这段话已阐明了新型党际关系的核心内容，到1982年十二大，便全面、具体地概括为前面所引述的四项原则。
由此可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顺应了战后国际共运的发展潮流，用简洁、明确的语言概括了党际关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体现了新型党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十多年来，它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同时，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四项原则的内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共运形势剧烈变化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及时提出一些应变方针和对策，丰富和发展了四项原则。
1989年以来，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党改名、国改“性”的急剧变化；1991年“八一九”事件以后，苏共被宣布停止活动，年底苏联又悄然解体。国际共运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在严峻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同志及时地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化险为夷，渡过难关。
对国际形势变化采取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方针。旧的世界格局已经瓦解，但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尚未建立；苏联东欧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国家政局、社会状态仍在变动中。旧过程终结尚待理解，新问题又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对新问题仅凭原有历史难以做出正确判断的。所以，对变动中事态，还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不急于下结论。小平同志说：“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⑤在对外关系上，要保持谨慎稳妥的态度。小平同志说：“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我看总的局势是这样，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⑥这里讲的是“唯一”，即除此以外任何超出都属于多余，属于“过头”。
韬光养晦，立足于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大国。中国的社会主义旗帜不倒并且把现代化搞成功，不仅关系到中共的命运和国家兴衰，而且关系到能否在世界上树立一个社会主义成功的范例，让人们看到振兴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大有希望！全党全国人民任重道远，这唯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聚精会神搞建设才能做到。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12月对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还提出“决不当头”是一个根本国策。他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⑦显然，小平同志这些斩钉截铁的话，是饱含着历史教训的。如果当某一个国际性联盟集团的“头”，便意味着结盟，便给自己背上“为首”的包袱，必然使我党的独立自主受到某种限制，这是不符合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当头”总要付出代价的。60的代大论战就是前车之鉴，今人总要聪明些了，且不可重蹈复辙了。当然，小平同志的思想是全面的，决不当头不等于无所作为。他接着谈道：“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⑧事实上，中国是多极国际格局中的一极，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和坚定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苏联东欧国家继续发展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邓小平同志的指导思想是：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采取现实的态度，尊重对方的态度。他在1989年10月底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公时说：“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成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⑨这一指导思想同样适用于剧变后的苏联东欧。小平同志强调指出，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我们仍然坚持同苏联、欧洲国家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的方针。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话中说：“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成的争论。”⑩
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指示，既是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具体运用，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四项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充实和发展。我党遵循这些原则方针，制订相应对策，在波谲云诡的形势下，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抵御了苏东剧变后的冲击波，使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个方面，党的十四大确立一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同一切政党发展友好关系的方针。这一方针扩大了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更加有利于创造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际和平环境。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重视同各国政党的关系。
……我们将继续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增进相互了解和合作。”(11)这一论述同十二大党章规定相比有两点不同：其一，删去了“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增加了“求同存异”的字样；其二，不再单独提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而是强调“同各国政党”即一切政党“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
首先，建立和发展党际关系，突出以遵循四项原则为唯一标准，不再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更真实地反映了党际关系的本质。党际关系是一种政治关系，处理党际关系必须遵循四项原则，是起码要求，也是足够条件。如果同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上有更多的共同语言，那么党际关系当然会更亲切、紧密一些。“志同道合”可使党际关系“锦上添花”，但不应作为正常党际关系的必备条件。事实上，各国共产党，即使都信仰马克思主义，但由于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发达程度、社会阶级状况以及党在本国和国际共运中所处地位不同，有时也会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理产生不同理解，或者对国际形势和任务有不同看法，更不要说对国内问题的观点了。就思想理论而言，共产党相互间应该寻求相同点和相似点，但不可能达到“完全一致”。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表明，以意识形态划线，宣称两党或几个党在思想理论上“完全一致”，并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制造“完全一致”的假象，尽管某些时候可能有一定的策略意义，但归根到底有损党的根本利益。这是不可取的。求同存异才是唯一现实的、正确的抉择。毫无疑问，我们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以此教育全国党员、干部和群众。在发展同兄弟党的友好关系时，应该“心中有数”，决不降低自己的理论水平。但同时，也应尊重对方的不同观点，决不苛求于人。
其次，我党对四项原则适用范围作出某些调整，是以十年来（从1982年十二大到1992年十四大）中国和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为客观依据的。在这十年中，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前进；但是，国际共运的低潮，世界共产党的衰落和在低谷中奋斗，也是无可否认的现实。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压力与动力共生，挑战与机遇并存。适者才能生存，适者才能发展。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转移，这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国际格局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形势发生巨大变动的情况下，从国家的战略利益出发，对具体策略适时作出某些调整是完全必要的。现在，世界上各种类型的政党很多，但明确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却日益减少，并且处境艰难。我们当然必须继续积极、认真地发展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与此同时，也要积极、认真地发展同社会发主党（社会党、工党）、民族主义政党以及其他政党的友好关系。十四大报告删去“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这一限制条件，扩大了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增加了回旋余地，有利于推动建立和发展我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按照四项原则发展党际关系，使我党的对外工作的路子超走越宽，范围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目前，我党已同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300多个政党，以各种不同形式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和交往。
第三个方面，江泽民主席对俄罗斯的访问和李鹏总理对罗马尼亚的访问，集中体现了我党在新形势下对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运用和发展。
1994年9月2-5日江泽民主席对俄罗斯进行了正式访问。中俄双方就战略核武器互不瞄准对方、边界问题以及贸易问题签署了一系列协议。9月3日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就以下问题达成共识，即：两国关系“以和平共处各项原则为基础”，而“社会制度和观点的不同不妨碍各个领域关系的发展”；联合声明确认“两国已具有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即建立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基础上的完全平等和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既不结盟，也不针对第三国”(12)江泽民访俄和中俄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是中俄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意味着中俄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意识形态对立而开始建立“新型建设性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符合世界潮流，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是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不会受两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可以世代相传，带入21世纪。
1994年7月，李鹏总理对奥地利、德国和罗马尼亚进行的正式友好访问，是我国一次生大外交活动。李鹏总理在访罗期间，重申了中国对东欧国家的基本政策：尊重东欧各国人民“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不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发展传统友谊，和平友好相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一视同仁地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繁荣；支持和平解决争端，促进地区稳定。(13)李鹏总理的讲话说明，我党对东欧国家的基本政策已定，不管这些国家的国内形势如何变化，不管哪个政党上台执政，我们都尊重该国人民根据本国国情对自已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只应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样，我们同东欧各国政党便同样建立和发展了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三点认识四项原则正确、科学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党之间相互关系（以及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关系）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际关系上的体现；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应从国家的战略利益出发，以自己的国家利益国最高准则，以此为创造有利于改革开放事业的国际和平环境服务；在当前形势下，应该强调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按照四项原则，同各国不同类型的政党发展友好关系，增进相互了解和合作。
注释：
①《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6页。
②③④《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9，278，279页。
⑤⑥⑦⑧⑨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321，363，363，330，353页。
(11)《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
(12)《中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94年9月4日。
(13)李鹏在伊利埃斯库总统欢迎宴会上的答词，《人民日报》1994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