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与政治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理念论文,和谐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和谐的文化理念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贵“和”思想，和谐、和合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承，贯彻始终 ；作为一种普遍精神，涵涉儒、道、墨、释，成为各家各派的思想学说的灵魂。这种源 远流长的和谐文化传统，反映了多元共生、综合创新基础上的文化合作与交流，保证了 人类文明的生生不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是中国文化的人文精髓和核心。
中华民族早就有了“和”的概念，甲骨文、金文中多次出现。和谐一词为同义连文， 《广雅·释诂三》的解释是：“和，谐也”；《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和，相应也” ；《辞源》则把“和”解释为和顺、谐和、调和等。概要地说，和谐，就是异质要素的 相互激荡、融合贯通、相异相成。先秦诸子无一例外地阐述过和谐的思想理念。东汉以 降，这一思想又被儒、释、道三家加以吸收和弘扬，以和谐思想为核心构建起各自的思 想体系。《尚书》中，尧帝、周公等人就提出了“协和万邦”、“和恒四方民”的主张 ，《国语》、《左传》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和”的概念。《国语·郑语》指出：“夫和 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 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左传·昭公二十年》指出：“和如羹焉 ，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 否，以成其可。”《左传》还提出了“以德和民”的著名命题，强调以德成和，以和治 民，“和”、“德”、“民”三位一体的思想。两汉则把“和”与“合”结合起来，作 为一个统一范畴使用。《韩诗外传·三》所谓“天施地化，阴阳和合。”表达的正是这 种和谐、有序、协调、人与天地自然的动态调和的思想。
真正认识和谐的价值意义，并从认识论、方法论加以系统完整论述的则首推儒道两家 。孔子所处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变革时期。适应这一社会需要，《周易·乾卦 ·彖辞》提出了“太和”的观念：“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孔子 也大力提倡“和”，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在他看来，中庸精神就是“和”的精神：“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为了实现对上“和”，他要求人们做到忠、孝、尊、崇、恭、敬；为了实 现对平级、平辈的“和”，他要求人们做到忠、恕、信、义、敦、睦；为了实现对下“ 和”，他要求为君、为臣者做到宽、厚、慈、惠。孔子之后，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对 “和”这个治国管理之道，从不同方面不同层面作了发挥。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中庸》一书对“中和”思想作了进一步地发挥：“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指出：“中”是天 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最普遍的准则；二者相连，要求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运用和 体现“用中”之常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以臻于“ 和”。在“中德”、“中和”、“中道”、“中正”的基础上，适度解决矛盾。达到了 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各归正位，万物就生育发展，欣欣向荣。这样就能充分体现和 谐的精神。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宋明理学家的“存理灭欲”说，去掉其 神秘色彩都隐含有要求人们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天人、理欲关系的方面，使之趋于和谐 ，以达到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目标。
汤一介先生把儒学的“太和”观念理解为“普遍和谐”，并从理论上概括为四个方面 ：首先，“自然”(“天”或“天地”)间的和谐。儒家奉为经典的《周易》认为，阴阳 变化体现了宇宙运行的规律，“自然”的运行是在“元”(自然界万物的起始)、“亨” (万物的生长)、“利”(万物的成熟)、“贞”(万物的完成)中进行。在《周易》中把这 种“自然”最完美的“和谐”叫作“太和”。张载《正蒙·太和》开头说：“太和所谓 道”，“太和”就是万物相接之通理。其次，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 一”中的“天”是指“天道”，即宇宙的规律；“人”是指“人道”，即人和人类社会 的道理。后来的儒家虽然对“天人合一”的思想有所发展，但大体都是沿着孔孟的思想 发展下来的。儒家这种主张“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就是把人看 成是自然和谐整体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再次，人与人的和谐。《大 学》从修身出发，提出了修齐治平的人格修养模式，并由此设想了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 ——“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 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 女有归……”最后，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儒家认为，生死和富贵不是人力可以追求 到的，也不应是人追求的目标，“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但是人的道德和学问则是要 靠人的努力来取得，如果一个人能做到“民胞物与”，他就可以达到一种身心内外和谐 的境界。如颜回的“陋巷乐处”精神体现出，即使身处贫困，亦能保持身心内外的和谐 。这也就是孟子所谓的“安身立命”。
上述四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是起点，也是重点。儒 家强调通过道德学养达到自身的和谐，进而推广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自 然与自然的和谐。亦即《中庸》所谓：“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 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 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可见，儒家构建“和谐”的路径就是：由自身之“安身立命”，而至“推己及人”， 再至“民胞物与”，最后臻于“保合太和”而“与天地参”的境地。
道家的“和合”思想最初见于《老子》一书，《老子》书中有“和”、“合”范畴直 接出现，其和合的辩证思想，成为中国古代辩证思想的两大源头之一。《老子》对春秋 以前的原始五行、阴阳学说中的矛盾、依存、转化思想，史伯、晏婴、史墨等所发挥的 和同、一两、倍贰思想，以及孔子的执两用中的辩证法思想，作了历史性的总结，提出 了“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相反相成”的命题，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辩证 发展观，为中国古代哲学、医学、科学、艺术等奠定了基本的思维方式，启迪人们正确 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心灵的关系，使其趋于平衡、和谐的境界。道家强 调生命的本然状态是“自然”，认为“复归于朴”就是要生活在同宇宙法则的和谐中， 这就是生命的真实存在。强调万物各适其性，各顺其情，互相平等，无分贵贱，由对生 命状态、生命价值的理性把握，导出了“平易”、“恬淡”的人生状态，在生命存在的 更高层次上遨游精神的天地，“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总之，道家 始祖老子的玄同论，实质上包括了三个方面的超越和寻求三个方面的和谐：超越现实社 会制度，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超越世俗价值观，寻求人自身的和谐；超越世俗的有 为，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认识为人们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心灵关 系提供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此外，传统文化中的其他各家思想学说，也都渗透着和谐思想。佛家标举的“因缘和 合”、禅宗提出的“凡夫即佛”、“顿悟成佛”；墨家提倡的“兼爱”、“非攻”；法 家主张建立的法制体系，都从不同方面的各个层面阐述了修身处世治国的和谐理念。可 见，和谐的基本理念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总体特征和基本内核。
二、和谐的政治实践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家庭本位基础上的，家和，国家、社会就能和谐发展，治 家是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全体和基础。“父子和而家不退，兄弟和而家不分，乡党和而争 讼息，夫妇和而家道兴。”所以，儒家理性适时地提出了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人格修养 目标与程序和“家——国”一体的治理模式。正由于“和”是天下普遍的准则，所以历 代政治家、思想家都极为重视用“和”来管理家庭、管理国家、管理社会。宋代范仲淹 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明代仁孝文皇后倡言：“内和而外和，一家和而一国和 ，一国和而天下和”。并且把和谐理念作为处理民族关系和外交关系的准则，力图通过 “和亲”、“和戎”、“和解”、“和议”政策，来构建民族和睦相处，和平发展的稳 定环境。
由此可见，“和谐”思想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历史上有名的“ 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亦可由此获得根本的解读。
汉唐两代之所以出现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物产丰富、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的兴 盛局面，乃至有历代少有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从表象上看是统治者实行了 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而本质上则可以归结为一种文化上的民本和谐思 想。这主要表现为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以民本和谐理念为指导，努力创设安定的社会环境。文景时期，统治思想渗透 儒家和谐中庸和黄老无为原则：对外，与匈奴保持和亲关系，避免了衰弱的国势因战争 而导致亡国的危险；对内，极力缓和矛盾，优容诸侯王，与民休息，以安定社会。贞观 时期，唐太宗十分重视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在民族关系上，强调安定边疆，对少数民族 “爱之如一”；在统治阶级内部，强调君臣和谐一体，认为君如元首，臣如股肱，只有 元首与股肱协调一致，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在与百姓关系上，突显君民相依、风 雨同舟，唐太宗将君主比作舟，百姓比作水，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从而建立起了 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
其次，以民本和谐理念为指导，着力恢复壮大民生民力。文景时期，皇帝率先躬耕于 农，轻徭薄赋，奖励农桑。先后在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 、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三次下诏：“赐民田租之半”、“赐民租税之半”，直至 免除田租。贞观时期，唐太宗一方面注意爱惜民力，轻徭薄赋，赈灾济民；一方面兴修 水利，鼓励垦荒，恢复壮大民生民力。“仓廪实而知礼节”，汉唐两代的统治者都注意 通过发展生产，增进社会财富，来建设长治久安的和谐社会。
第三，以民本和谐理念为指导，设法构建清明吏治。宽民严吏，是文景之治和贞观之 治的一个共同特点。一方面“禁网疏阔”(文帝时)、“用法宽简”(太宗时)，一方面重 治官吏、严惩贪黩。汉景帝一再强调清明公正的吏治，力求构建“强毋攘弱，众毋暴寡 ，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的理想社会。唐太宗把吏治看得尤为重要，他“深恶官吏 贪浊”，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要求“任官惟贤才”，特别强调官员的“景行 ”。希望通过廉洁清明的吏治，来保障百姓的福祉和社会的安宁。
第四，以民本和谐理念为指导，营造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汉代尽管先是儒道并用， 后来独尊儒术，但思想文化领域还是比较自由宽松的。唐代则是儒佛道三教并立，呈现 出思想文化领域少有的兴盛繁荣气象。其中渗透的无一不是和谐的指导思想。
第五，以民本和谐理念为指导，创建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汉唐两代盛行的“和亲” 、“和藩”外交政策，由于贯彻了和谐的理念，因而为各民族人民所称颂。
三、历史的启示
以史为镜，可以知得失。和谐民本理念渗透的是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表征的是激励 机制和平衡机制，凸现的是一元与多元的对立统一，这是理想追求和现实努力的必然结 果。
第一，既是忧患意识，又是责任意识，是忧患与责任的统一。《易传》中说：“君子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孟子认为圣贤都是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里所讲的君子、圣贤都是指那些不以一己得失为怀，而关 心民生为己任的杰出人物，尤其强调统治阶级要具备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具有历史洞 察力、现实分辨力和未来预见力，做到居安思危。忧患意识并非对前途的悲观失望，而 是从历史责任感出发对潜在危机的深刻洞察和预防，是合理谋划，科学运筹，从而趋利 避害。秦王朝、隋王朝的暴政不仅把百姓推到水深火热的境地，而且也直接推翻了他们 自身的统治，导致“短命而亡”。正是基于前朝的倾覆教训，汉唐两代统治者生发了一 种前所未有的忧患意识，并进而滋生了治国育民的责任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 ，表现在指导思想上，就是坚持民本和谐理念；表现在政策措施上，就是轻徭薄赋，与 民休息。结果，汉唐两代不仅成为中国历史上相对安定、稳定、繁荣、持久、和谐的朝 代，而且也是当时世界历史上的大国强国。可见，凝聚忧患和责任的和谐意识是人民富 裕，国家强盛，社会安定的必然要求和前提条件。
第二，既是激励机制，又是平衡机制，是激励与平衡的统一。作为激励机制，和谐的 功用旨在释放人的热情，激发人的潜能，为社会机体的健康运作、和谐发展提供持续的 能量；作为平衡机制，则旨在维护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及各种力量之间的相对平衡，尤 其是财富和机会、法律上的公平，只有做到相对平衡，整个社会才可能凝聚人心，形成 向心力，才可能协调、稳定、和谐、发展。中国历史上发展得快、发展得稳、社会安定 的时期，都是适度激励和相对平衡的和谐时期。
第三，既有统一的意志，又有生动活泼的内容，是一元与多元的统一。“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和谐本身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强调和谐协调发展，反对单一化、片面化的 发展。但并非没有统一的意志，而是一元与多元的统一。历史上的汉唐盛世时代，既有 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和多元的学术交流，又有主流统治思想(汉唐都坚持儒家思想的指 导地位)，从而稳定有序地推进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和谐发展与兴盛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