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和通俗文艺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俗论文,文艺论文,武侠小说论文,近期论文,言情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下半年，《光明日报》、《文汇报》陆续刊登出著名作家何满子批评武侠和言情文艺的文章，到11月1日， 《中国青年报》发表著名作家王朔《我看金庸》，引起了金庸的回应，从而将这场讨论扩大到更广的范围，一批文学评论家也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通俗文学问题。目前，正在形成一个文学热点。
90年代中期，由于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文学教授一事，当时的《南方周末》杂文作家鄢烈山曾著文表示不同意见，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各电视台滚动播出香港电视连续剧《天龙八部》、《鹿鼎记》，而根据琼瑶小说《还珠格格》改编的电视剧使赵薇获得电视金鹰奖，湖南电视台紧跟着拍出《还珠格格》续集，一时间，金庸和琼瑶形成电视里占支配地位的节目，造成又一度红火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国内舆论开始对金庸和琼瑶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批评。
一、从五四新文化立场反对武侠言情文艺
1999年7月28日， 著名作家何满子在《文汇报》发表《为武侠小说亮底》的文章，8月12 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何满子《为旧文化续命的言情小说与武侠小说》，命意与前一篇相同。何先生认为，对武侠和言情小说的讨论，并不仅仅是个趣味的问题，“里面包括着一个有关人文精神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连不少学者教授也没有弄清楚”。
何满子先生从五四新文艺的立场来看待武侠和言情，“五四新人文精神之一翼的中国新文学，是以宣扬和促进人的觉醒，发现和开掘人生问题，高扬人的精神为指归的；从而，不得不冲击和克服陈腐、顽固的传统人文意识孵育下的种种文学现象，在五四时期，即使不称之为逆流也是和新文学的‘为人生’的目标对垒，而且拥有很大群众影响的，首推以消闲为宗旨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武侠小说、社会黑幕小说。这些代表着旧的人文意识，适应传统阅读习惯的东西，用新瓶装新酒的手法，从语言和形式上改造其应世面貌，诱使数量颇大的读者沉迷其中，也受到某些批评家的膜拜，其中不乏新文学理论权威自命的学者、教授，还有某些文化教育官员……‘五四’过去了80年，今天竟有人对这种旧文化鼓掌欢迎，评功摆好。”
何满子在指出《还珠格格》在官制、礼俗和清代体制上出的不少笑话外，也指出其故事的基本戏剧纠葛，是根据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乞丐与王子》的骨架敷衍而成。说到武侠小说，他认为：“只要想想30年代与进步电影争夺市场的《江湖奇侠传》、《荒江女侠》，还有鬼打架的许多武侠片之行情涨得停板，就可知他和新文化争斗中所起到的凶狠作用了。”
“五四新人文精神所呼唤的目标之一是民主，在旧社会，可怜的庶民们，第一只盼望有个好皇帝，少施虐政，让老百姓透一口气；第二盼望有个清官，少刮地皮，断事公平，在明君和清官之外，还希望几个路见不平，拔刀仗义的侠客……武侠小说不论花样如何多端，变化万状，实质上就是体现、迎合和鼓吹这样一种旧社会无助的群众的求助幻想。同要求‘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新人文精神背驰，只能拖思想解放和群众觉醒的后腿。”
10月28日，何满子在《光明日报》上再次发表《就言情武侠小说再向社会进言》一文，首先提出“新旧文化及其根底的鉴别问题，哪些是过了时的、生发于旧制度、旧秩序旧意识？他们与新的时代精神相背，因而会产生负面的作用；哪些又是和新的时代精神合拍，呼唤并推动社会的前进？这是关系到文化整合的大问题。”“文化要多样，读者层次也不同，有人写，有人看无法阻止，但文化组合必须当量，舆论必须保持清醒，辩得清这些玩意的作为玩具的本来面目，少推波助澜，庶几对阻挡社会文化滑落有助。”
北京大学教授袁良骏在11月10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的文章，文章首先承认：“金庸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一大才人。他的15部、数十巨册武侠小说，表现了他超卓不凡的才气，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荣耀。”但是，“文学本身的价值，常常和作家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成正比。”“五四”新文学扫荡旧武侠，是因为武侠小说“脱离现实生活，不食人间烟火，伪造矛盾冲突；甘做朝廷走卒；千部一腔、千人一面，成为公式化、概念化、模式化的渊薮。小说语言陈词滥调、粗俗鄙陋到难以忍受的地步。”解放后，武侠小说在国内不存在了，但是在台港澳地区，“金庸武侠小说的出现，既是旧武侠小说的脱胎换骨，也开辟了武侠小说的新时代”。金庸是武侠小说里的“洋才子”，“从整体构思到人物塑造到语言运用，都努力吸收了‘五四’新文学乃至世界优秀文学的营养”。“金庸大大提高了武侠小说的品位和档次。有学者认为金庸悄悄地发动了一场文学革命，虽然言过其实，但是就武侠小说而言，也并非毫无道理。”
然而，在描述金庸武侠小说的这些优长之后，袁良骏写道：“金庸本领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他的小说仍然无法摆脱旧武侠小说的痼疾，仍然留下粗俗、低劣的败笔。”“不应该要求文学作品成为生活的教科书，但有理由要求文学作品注意社会效果、社会影响。不客气地说，像武侠小说这样陈腐落后的文艺形式，是早该退出新的文学历史舞台了。”“近年来，一些学者对金庸武侠小说说了过多溢美之词，其社会效果同样是不好的。武侠小说为金庸带来了财富和荣誉；但武侠小说的低档次、低品位毕竟是金庸先生的致命伤。”
喻扬在《中华读书报》上针对袁良骏的批评作了分析，认为“金庸着意高扬的是‘仁者无敌’的大旗，召唤的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理想，阐释的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优秀传统”。“金庸以广大读者喜爱的形式，做成了许多小说家一板一眼也未做成的事情，自然当的盛誉。”“总之，金庸写武侠不值得惋惜，武侠小说也并不必然低档次低品位。小说种类并无必然的高下之分。”
二、从国内文化现状反对武侠言情的批评
11月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作家王朔的《我看金庸》一文， 《编者按》具有煽动力地说：“王朔对金庸作品颇有异议，不吐不快，这无疑在文坛内外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果然，其他报刊也紧跟其后，开始了加热这场论战。这使得早先的批评意见被掩盖，金庸、王朔之争夺了头牌。
王朔在文章中说：“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80年代新思潮风起云涌……谁读金庸、琼瑶谁就没品位，一概看不起。”“初读金庸是一次糟糕的体验……只留下一个印象，情节重复，行文啰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就《天龙八部》说，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小说的俗套。老金大约也是无奈，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用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实际上等同于文言文。”“我不相信金庸笔下的人物在人类中真实存在过。什么小说，通俗的、纯的都是人类的写照，荒诞的也是因为人的荒诞在先，总要源自人体的一部分真实。只有一种小说跟这都不挨边，那就是坏小说，面子上看着别提多实了，骨子里完全是牵线术，跟着作者的主观意图跑，什么不合理的事只要情节需要就硬干，说起来有名有姓，可一点人味都没有。”
“我认为金庸很不高明地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这群人通过他的电影电视剧的广泛播映，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中国人的真实形象，给了世界一个很大的误会。”
“中国小说的通俗部确实太不发达，除了老金的武侠，其他悬疑、科幻、恐怖、言情都不值一提。金庸可算是‘金馒头’了，一蒸一屉，十四屉，饭量再大也能混个饱。”
“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并不是我不俗，我们有过我们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创作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我不知道。也许在中国旧的、天真的、自我神话的东西就是比别的什么都有生命力。”“中国资产阶级所能产生的艺术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们可以学习最新的，但精神世界永远浸泡、沉醉在过去的繁华旧梦中。上述四大天王天天都在证明这一点。我们自己那些艺术家呢？莫非他们也在证明他们都是短命的？”
11月3日， 《文汇报》专电报道金庸将在《文汇报》发表文章表明对王朔文章的看法。11月5日，《文汇报》发表金庸的信， 编者加上《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的标题。金庸首先说：王朔的文章“是对我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佛家的教导：必须‘八风不动’，佛家的所谓‘八风’，是指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四顺四逆一共八件事……佛家教导说，应当修养到遇八风中任何一风时情绪都不为所动，这是很高的修养，我当然做不到。我写小说之后，有过不虞之誉，例如北师大王一川教授他们编《20世纪小说选》，把我名列第四，那是我万万不敢当的。又如严家炎教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讲《金庸小说研究》，以及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行《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会议，都令我感到汗颜。王朔先生的批评，或许要求得太多了，是我能力做不到的。”
谈到王朔所说的“四大俗”，金庸说：“香港歌星四大天王，成龙先生，琼瑶女士，我都认识，不意居然与之并列。不称之为‘四大寇’或‘四大毒’，王朔先生已经笔下留情。”
金庸对王朔小说的评价是：“我觉得他的小说中的对话风趣幽默，反映了一部分大都市中青年的心理和苦闷。”而“王朔先生说他买了一部7册本的《天龙八部》，只看了一册就看不下去了。香港版、 台湾版和内地三联版都只有5册本一种，不知他买的7册本是什么地方出版的。”
金庸的回应，立刻使这场争论成为媒体的热点，各家都把目光集中在两人的态度上。在金庸文章发表的右侧，即发表金庸研究专家陈墨的专访，他认为：王朔等人把金庸小说与一般的武侠小说混为一谈，将文学史的负面判断强加给金庸，这不公平。金庸小说是不断地从武侠幻想走向人生现实，不断地从古典价值走向现实人生，特别是对个人成长的价值作巧妙吻合，而不是像王朔所说的脱离生活。韦小宝是20世纪文学现象中最丰富、最深刻、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金庸小说数十年长盛不衰，自有其文学价值，文学界和学术界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民族虚无主义，包括五四中的一部分人，包括文革，包括王朔，认为传统东西都不可取，另一种是民粹主义，这两种倾向都不足取。金庸对传统文化做了创造性转换和选择性继承，这与金庸的文化底蕴有关，也与他的生活环境有关。香港是中西方文化的汇聚地。
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是最早因为金庸引起争议的人物，11月12日，《中国青年报》采访严教授，严教授介绍了金庸作品的研究情况后，他认为金庸在作品中超越了俗文字，吸收了俗文学的各种长处，称得上是全能冠军。他引用评论家李陀的话，金庸使中断了传统的白话语言起死回生。不少海外华人为吸引子女学汉语，教材就是金庸的小说。金庸关心社会，关心民族和人类命运，有社会责任感，他不是狭隘的。鲁迅的《铸剑》是现代武侠小说。如果他活到现在看到金庸的小说，不至于骂“精神鸦片”。《鹿鼎记》是现实主义的，金庸把在香港观察到的社会经验化用在韦小宝身上，形成一个大可以分析的人物。
11月17日的《中华读书报》发表李骏虎的文章《不能误解王朔》，认为王朔是当代北京新文化的中坚，但这些文化在港台文化的攻击下遭到冷落，对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极为不利。王朔并不是和金庸过不去，而是想扭转读者的文化倾向，改变流行文化的不正常存在。王朔的态度是一种可贵的抗争，是文化更新的姿态，是为新文化争取一个存活和发展的空间。可惜读者不解其用心，纠缠于作品本身的价值论断里出不来。
《南方周末》11月26日以《“顽主”“大侠”开打》为总标题，邀集一批普通读者写下对金庸、王朔争论的看法。有人认为，应当宽容王朔、金庸的弱点，因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有人则以为这次批评主要有两派：动机论和资格论。认为不应把批评搞成奢侈品。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关公战秦琼”的战斗，认为王朔不惜当出头鸟，向四大俗讨说法：“就凭你们那点破玩意，凭什么就霸占了我们的文化市场？”也有人引用台湾作家李敖的说法，认为金庸“伪善”，从金庸的答词中看出貌似宽厚实则鄙俗的实质。认为金庸文章襟怀实在小气。把批评当作生意。也有人认为王朔狡猾地用骂街的方式评论金庸，认为他无聊得要命。王朔把握大众品位并不是很高。
香港的《亚洲周刊》11月15日发表江迅的综述《王朔评金庸 文坛大混战》，认为王朔的“叫阵”，实质上反映了对境外文化叫座的酸葡萄心理，或将激起对文化本体的再反思，并指出王朔“这几年韬光养晦，搁笔多年写出的《看上去很美》出版前后，被纷纷炒作，不少评论家却认为它‘看上去不美’”，并指出，中国文坛不少人觉得，金庸绵里藏针，字里行间处处批评王朔。
三、关于通俗文艺、大众文化发展的思考综述
王朔、金庸的争论正酣，关于大众文艺的争论又开始兴起，这可以看作是具体争论的深化，主角仍是著名作家何满子，战场是在网上，争论的焦点是对大众文化的态度。
何满子的观点在《光明日报》发表后不久，就被国内一家著名网站作了文摘，引起了网虫的好奇与关注，其中一名署名“草根阶层”的网友率先对何满子的观点提出反驳：题目是《何先生.至于吗？》他认为：“我也受不了《还珠格格》，不看也就是了，文化界多年以来太缺少宽容心、平常心。看到自己没看过的，看不惯的，不对自己胃口的就要口诛笔伐，自诩站在文化潮头的高处，要指导大众的欣赏水平，……在旧文化中成长起来的香港人、台湾人，也没有丧失基本的理智、才干、现代意识和创造力，反而缔造了经济奇迹的一代人。一部消闲小说，一部肥皂剧而已，不用提高到民族精神存亡的高度。”
何满子在《文汇报》上又发表《大众——畅销书拜物教的王牌》一文，仍然认为这不是雅俗问题，而是宣扬时代意识还是推销陈旧过时的意识问题。真正关心大众的，应该更关心大众的思想、文化、艺术趣味的提高，促使大众能鉴别什么是符合时代精神、与现代和未来生活合拍的艺术。
上海《文学报》为此展开了讨论。何满子说：“启蒙的任务远未完成，新的人文精神也远未建立。这正是我们的悲哀。”“各种媒体对这样的作品大加炒作，有的甚至不遗余力加以吹捧，这就成了问题。而文化管理部门似乎也对此有一种听之任之、不闻不问的倾向，这就麻烦了。我写文章的真正用意，就是要给有关部门的领导提个醒。现在媒体似乎很少再有人写批评文章，既然没人写，那就我来写，这是批评家的责任，也是批评家的良心。”
徐俊西认为，大众文艺除了生动活泼外，也有两个致命弱点，一是粗俗无文，二是容易为统治者利用，成为教化工具。而现在的通俗文艺，都是市场炒作的结果。网络化的传播方式使大众文艺的流传渠道变得前所未有的多样快速，所以批评更为迫切。他认为何满子和草根阶层都有片面性。一方面，大众文化现状确实低劣的东西负面影响很大，令人担心，激愤。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确实基本价值就是娱乐。我们不能按照传统的文艺观念要求他承担许多力不胜任的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的重负，让他失去在大众中得以生存的条件。要首先解决好大众文艺的审美特征和价值取向问题。再就是如何在批评受到冷落的条件下介入现代传媒的运作和产生影响的问题。
王记人认为，何满子和“草根阶层”的分歧不在对一部作品的评价，而在对一种现象的评价。事实上，以现代传媒推出的现代大众文化，由于具有巨大的受众覆盖率、视觉刺激力和娱乐功能，我们不能不注意它狂欢的游戏和乌托邦幻想中所蕴涵的意识形态内容。西方理论家曾经坚决否定文化工业的商业化、模式化、复制化和强迫化的本性。何先生没有法兰克福学派激烈，不应被“草根阶层”讽刺得那样严重。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精英文化不能再孤芳自赏，大众文化也不能自暴自弃，两者之间应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蔡翔则认为，根植于市场的大众文化这种创意工业正在制造新的意识形态，这种制造引来社会多方面的参与，也有很强的欺骗性。大众文化批评不是大众文化宣传，批评应该揭示大众文化本身具有的意识形态虚伪性。大众文化批评也应该有自己的方式。不能用纯文学的语汇和标准衡量。而现在的批评界，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人才。
这场讨论还在继续，从中透露出的消息，也许具有转型期文化发展的某种特点，也因为香港、台湾和内地文化差异而使得这场讨论更具很深的意义，而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文艺发展和情景，需要更多的知识和工具来对待这些新出现的复杂的文化问题。我们仍将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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