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非利卡人与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与论文,种族论文,制度论文,阿非利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曾经是世界上最极端的种族主义制度之一，一度成为国际社会关 注的焦点问题。对此，许多学者曾预言，南非不可能和平实现种族和解。然而在20世纪 90年代，南非却通过正常的不分种族选举，废除了长期造成南非社会分裂的种族隔离制 度。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特例引起了学者们浓厚的研究兴趣。我国学者对于该问题的研 究往往侧重于剖析黑人斗争、白人右翼势力以及国际社会的作用等方面。那么作为白人 主体的阿非利卡人对改革种族隔离制度持怎样的态度呢?通过考察和研究，笔者发现， 维护现有的经济优势是阿非利卡人支持或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基本出发点。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改革的经济背景
1992年2月19日，在德兰士瓦省波切夫斯特鲁姆举行的白人补缺选举中，保守党候选人 以9746票对2140票击败了国民党候选人。(注：一般认为，南非的保守党代表阿非利卡 人下层力量，而国民党代表白人社会中产阶级的利益。)计票后，保守党党魁特鲁尼赫 特宣称：德克勒克总统不能代表南非500万白人同黑人继续谈判，并且认为，补选结果 证明南非白人已不再相信德克勒克执政以来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改革，白人仍然需要种族 隔离制度，如果举行白人公决投票，保守党必定会战胜国民党。德克勒克接受了这一挑 战，他宣布南非将于3月17日举行18岁以上全体白人公民投票，以验证南非白人对待种 族隔离制度改革的态度。于是280万白人(占85%)参加了3月17日的投票，结果1924186票 支持德克勒克，占总票数的68.61%，而反对票仅有875619票，占31.2%。(注：参见郑家 馨：《南非三位风云人物与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终结》，载《世界历史》1995年第1期 ，第8页。)其中62%的阿非利卡人和79%的英裔白人支持改革，国民党获得了白人公决的 绝对胜利。(注：Annette Strauss,“South Africa's 1992 Referendum”,The Journa 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1993,pp.350-351.)而在投票之前，媒体曾估计支持和 反对德克勒克的票大抵会相等，甚至会出现反对票可能稍多于支持票的局面。(注：路 透社约翰内斯堡1992年3月16日英文电。)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出乎预料”的结局呢?果真是“出乎预料”吗?还是这背后隐藏着 什么?曾一度狂热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阿非利卡人，为什么最终会转而支持种族隔离制 度的改革?这一看似难以理解的历史现象，实际贯串着一条能使我们理解的经济条件变 化的红线。(注：参见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1893年7月14日)，载《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39卷，第94～96页。)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南非经济逐渐呈现衰退迹象。整个70年代南非经济年均增 长率仅为3.3%，其中1975年为2.1%，1976年为1.4%。进入80年代，南非经济每况愈下， 1985年实际增长率竟跌至-3.1%，1989年为-3.3%。到90年代初，南非政治经济状况进一 步恶化，经济年均增长率不断下降，1990年下降0.5%，1991年下降0.6%，1992年下降3% 。(注：包茂宏：《南非种族关系的演变及其发展趋势》，载《西亚非洲》1994年第3期 ，第13页。)在经济衰退的总趋势下，南非经济中的主要部门——制造业的增长势头受 到严重挫伤。1975～1989年，制造业年均增长率是4.1%，而1980～1985年年均增长为-1 .2%，(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南非经济》，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这是南非经济发展过程中从未出现过的现象。造成南非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是种族隔离 制度与南非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具体表现为：首先，种族隔离制度造成南非 市场的狭小。白人统治者通过推行种族隔离制度，把南非黑人劳动力的价格长期压减到 最低状态，在保证白人资本家获取高额利润和白人工人获得高工资的同时，人为地造成 了占全国人口3/4的黑人购买力的极端低下，使南非无法形成正常的消费市场，严重制 约着南非制造业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其次，种族隔离制度带来技术劳动力供应的严重 缺乏。种族隔离制度的教育政策，造成黑人普遍缺乏接受相应的教育和技术培训，阻碍 了黑人劳动力资源的开发，结果出现了大量没有接受过培训甚至是文盲的黑人劳动力， 无法进入对技术水平要求甚高的制造业，导致南非出现技术工人供不应求的局面。另外 ，南非当局为维护种族隔离制度推行对内镇压的政策，引起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制 裁，如禁止从南非进口商品，禁止向南非投资和出口石油，以及外国贷款的减少和停止 、外国公司的撤离等，使南非面临前所未有的资金危机，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要想走出这个经济绝境，南非必须改革种族隔离制度。此时摆在阿非利卡人面前的只 有两条道路：要么改革乃至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要么继续坚持种族隔离制度。围绕是否 改革种族隔离制度，阿非利卡人主要社会阶层中出现了两大派别——种族隔离制度改革 的反对派与种族隔离制度改革的支持派。
阿非利卡人右翼势力反对改革种族隔离制度
20世纪60年代末，阿非利卡人社会阶层分化和阶级联盟瓦解导致了右翼势力的出现， 较低社会阶层的阿非利卡人群体成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改革、支持右翼势力的核心力量 ，其中经济因素(如阿非利卡人失业率的增长)是右翼出现和壮大的重要原因。种族隔离 制度的改革，不可避免地会威胁到南非部分中下层阿非利卡人的经济利益，因为在未来 黑人大多数统治下他们最有可能被黑人取而代之，失去现有的经济优势地位。所以这部 分人需要具有超经济强制性质的种族隔离制度来维系其经济优势地位。他们支持右翼政 党，希望右翼政党能恢复种族隔离制度全盛时期政府为阿非利卡人所提供的优势地位。 南非的极右翼政党充分利用了这一部分人的心理，指责政府出卖了阿非利卡人的利益， 声称要重建阿非利卡人的“布尔共和国”。
经营劳动密集型农场的部分农场主一直是右翼势力重要的支持者。他们要求保留种族 隔离制度，把政府放松种族隔离制度的劳动力政策看成是对其农场劳动力供应的严重威 胁，这一点在以产粮为主的农场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南非，以产粮为主的农场主一 向依赖政府在生产价格和劳动力方面所提供的保护政策，他们成为南非最保守的阶层， 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改革的态度尤为激烈。国民党政府取消对白人农业的直接扶持政策， 造成农业生产投入开支增大和农产品市场价格下降，引起部分利益受损的农场主的不满 ，他们纷纷转而支持右翼党派，于是出现了保守党在议会中所拥有的议席绝大多数来自 农村的局面。
与阿非利卡农场主一样，阿非利卡蓝领工人的选票曾经是国民党上台的主要支持力量 。通过支持政府推行具有超经济强制性质的种族隔离制度，阿非利卡蓝领工人确立了自 己的工人贵族特权地位，并由此分享到南非白人资本家最大限度剥削黑人工人的部分超 额利润，一定程度上成为种族隔离制度的寄生阶级。
进入20世纪70年代，种族隔离制度对于阿非利卡蓝领工人经济地位的保持仍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许多阿非利卡蓝领工人把政府改革种族隔离制度看做是对其经济安全的直 接威胁和传统优势地位的直接挑战。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对于自身并不具备教育优势 和技术优势的蓝领工人来说，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随时被更廉价的黑人工人取代的 危险，因而，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意味着他们失去经济优势地位。研究 表明，蓝领工人对改革种族隔离制度普遍持强烈抵触情绪，他们抱怨各项社会设施的非 隔离制化，反对在黑人手下工作。1979年南非首次改革种族隔离制度的劳动力政策，阿 非利卡工人的收入随之减少。多年来对政府的依赖使许多阿非利卡工人对此没有任何心 理准备，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这一点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特别是矿业和建筑业中 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行业的阿非利卡蓝领工人的高工资收入是建立在工种保留制度之 上的，如果失去保护，阿非利卡矿工担心会被黑人取代，高工资收入也会随之失去。于 是，这些阿非利卡蓝领工人强烈反对国民党改革种族隔离制度，从而成为右翼势力的主 要支持力量。
阿非利卡人主要社会阶层支持改革种族隔离制度
随着南非政治经济中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阿非利卡人逐步进入现代经济产业部门， 出现了一批新型的阿非利卡城市资本家。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种族隔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矛盾日渐显露。阿非利卡 企业家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曾经确立起阿非利卡人经济优势的种族隔离制度，现已成 为南非经济继续发展的桎梏和障碍。进入70年代，阿非利卡企业家越来越不满于种族隔 离制度造成的沉重经济代价，公开怀疑黑人家园政策的可行性，意识到经济上统合黑人 已是不可避免和无法阻挡的趋势了。这时的阿非利卡企业家不仅日渐关注黑人的贫困和 不满，而且认识到黑人中产阶级的重要性，认为黑人中产阶级可以成为贫困的黑人和富 裕的白人之间的缓冲剂。阿非利卡企业家希望通过改革种族隔离制度，获取黑人中产阶 级的支持，以此来保持南非社会的稳定。70年代，随着阿非利卡企业家在南非私有经济 中地位的加强，他们越来越不满于政府大量干预经济的行为。企业家普遍认为无需政府 干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可以自行解决南非的经济困境。他们还认为国有公 司的过于膨胀，甚至影响到阿非利卡人私有资本的发展，譬如在衰退时期，国有企业在 资本、技术、劳动力和市场等方面已经成为阿非利卡人私有经济的竞争对手。
随着阿非利卡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阶层的转型，曾经顽固地支持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 农场主和工人阶层出现分化，从中分离出了一股支持种族隔离制度改革的力量。
20世纪50～60年代，南非农业缓慢走向现代化，部分阿非利卡人的农场开始从劳动密 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政府推行一整套资助农场主的保护性政策，鼓励和加速了资本 密集型农业资本家的成长，使劳动力开支在整个农业生产开支中的比例显著下降。1948 年农场中劳动力成本构成占总成本的68%，而到70年代初期，劳动力成本所占比例已降 为29%。(注：John Shaun,South Africa:No Turning Back,Hampshire:Macmillan Pres s Ltd,1988,p.149.)需要说明的是，南非资本密集型农场在减少对非技术劳动力需求的 同时，农场机械化的发展使农场主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发生了变化，对农业劳动力的技 术需求越来越高，需要雇佣更多受过良好培训的稳定的技术劳动力。然而，几十年种族 隔离制度的教育政策造成黑人普遍缺乏教育，与其他行业一样，农业也出现了严重缺少 技术劳动力的问题。1971年杜普拉斯委员会的调查表明，18万个南非拖拉机手中只有1 万人接受过正式培训。(注：Merle Lipton,Capitalism and Apartheid,England:Wildw ood house ,1986,p.88.)种族隔离制度损害了这部分资本密集型农场主的经济利益，他 们开始接受种族隔离制度的改革。
另外，南非政府推行倾斜性农业政策，重点扶持以生产出口粮食和畜牧产品为主的开 普和纳塔尔的大农场主，使农业成为仅次于矿产品的南非第二大出口部门，1992年出口 值近60亿兰特，进出口相抵净收入约35亿兰特，主要出口商品有羊毛、蔗糖、水果、蔬 菜以及罐头制品。(注：曾尊固：《南非资源特征及其政治经济效益》，载《西亚非洲 》1994年第3期，第16页。)国际市场特别是非洲市场对于南非农业尤为重要，仅1981年 南非出口到非洲的农产品价值就达10亿兰特。种族隔离制度引起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 严重影响到农产品的出口市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开普、纳塔尔和奥兰治南部 以生产出口农产品为主的农场主希望通过改革种族隔离制度，重返国际市场。这部分农 场主成为国民党改革种族隔离制度政策的有力支持者。
与此同时，阿非利卡工人阶层中也出现了支持改革种族隔离制度的力量——白领工人 。20世纪20～30年代，阿非利卡蓝领工人在技能上基本与黑人处于同一水平，在劳动力 市场上共同竞争非技术和半技术的工种岗位，直到二次大战爆发，失业一直是阿非利卡 蓝领工人支持和捍卫工种保留制度的主要原因，而工种保留制度的实施从整体上改变了 阿非利卡工人的经济状况。进入60年代以后，阿非利卡人的高失业率现象基本消失，实 现了充分就业。到70年代，55%的阿非利卡人成为工人阶级，占整个南非白人工人人数 的75%，(注：Godfrey Hugh Lancelot,The Afrikaners,Oxford:Blackwell,1995,p.239 .)其中65%的阿非利卡人从事白领工种。(注：Duncan Innes(ed.),Power and Profit,O 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30.)
随着南非产业结构的转型，20世纪50年代以后制造业跃居为首要的经济部门，对技术 劳动力的需求随之增加。到60年代中期，有限的白人技术工人已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要 求，原来由白人一手垄断的技术工种岗位出现了人员严重短缺的现象。此时让黑人进入 技术工种岗位，只是补充白人技术工人的不足，白领工人凭借其现有的受教育优势和技 术优势已经可以立足于社会，而无需人为的种族保护措施。与此同时，已毋须与黑人劳 工直接竞争就业岗位的白领工人，其经济优势地位的继续更依赖于南非经济的繁荣和发 展。但是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制造业的高成本结构、技术劳动力的严重短缺以及南非经 济的通货膨胀，对阿非利卡白领工人的富裕和安全所依赖的南非经济基础构成严重威胁 。这时工种保留制的瓦解可以缓解技术劳动力的缺乏，降低劳动力成本，给南非社会带 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到1972～1973年，58%的阿非利卡工人开始相信，允许黑人从事更 多的技术工作对南非经济发展具有良性作用。(注：Bernard Makhosezwe Maguban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ace and Class in South Africa,Monthly Review Press,19 79,p.134.)尽管阿非利卡人白领工人仍然带有种族歧视的观念，但当他们意识到改革种 族隔离制度将给自身带来长久而稳定的经济利益时，两相比较，他们准备接受这种改革 。
另外，南非的公安和政府管理部门一直是阿非利卡人的重要就业渠道。那么警察和公 务员这两大群体对待种族隔离制度改革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1912年南非联邦通过《防务法》和《警察法》，建立了南非的军警力量。国民党上台 后，南非军队实行阿非利卡人化。到70年代初，阿非利卡人占到陆军的85%、空军的75% 和海军的50%。(注：转引自杨立华等著：《南非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4年版，第52页。)为镇压方兴未艾的反种族隔离制度的群众运动，南非政府重视 扶持和培植警察力量。到1985年，南非国防军中的现役军人已达16万，加上近5万现役 警察等力量，南非的常备武装力量达25万人，约占适龄白人男子的1/3。(注：转引自杨 立华等著：《南非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3页。)实际 上，1948年以后，南非警察主要由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阿非利卡人充当，警察这一职业成 为部分下层阿非利卡人的一个就业出路。由于阿非利卡人中的军警人员从事其他职业的 技能有限，他们担心，如果种族隔离体制瓦解，实现黑人绝大多数的统治，这些政府部 门将会安置黑人就业，阿非利卡军警人员会首当其冲地与这一制度同归于尽。所以这部 分人一度成为右翼的重要支持力量，他们极力反对改革种族隔离制度，且扬言如果南非 实行黑人大多数统治，他们可能会发动一场“游击战争”。
同样，阿非利卡下层公务员也曾经是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改革的右翼势力的支持者。南 非政府部门的职位一直由白人把持，到20世纪70年代，许多下层阿非利卡人进入政府部 门，26%的白人(主要是阿非利卡人)受雇于政府部门。(注：Merle Lipton,op.cit.,p.2 12.)下层公务员认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会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计，因为新政府会让黑 人取代他们的职位，因而这些下层公务员对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持强烈抵制态度，进而成 为右翼势力的顽固支持者。
然而，1993年12月22日南非议会正式通过了《南非共和国宪法法案》，这是一部黑白 人利益妥协以后达成的宪法，其中第224条规定，未来的南非军队将由原南非国防军、 南非警察部队、黑人家园的军队和警察以及其他政治组织的武装力量组成。于是，南非 的军队和警察得以稳定而有序地改组，排除了发生军事政变或兵变的危险，使右翼白人 武装分子受到制约。由此，这部分曾经狂热的右翼阿非利卡人的支持力量得以安抚。与 军警人员一样，根据南非新宪法，前政府时期的公务员(包括黑人家园政府的雇员)，都 不能被解雇。(注：参见杨立华：《大选之年看南非经济》，载《西亚非洲》1999年第3 期，第20页。)这一妥协举措同样稳定了阿非利卡人公务员队伍，削弱了右翼力量，对 于南非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十分有利。
改革种族隔离制度成为大势所趋
从上面的分析看出，社会阶层成为区分阿非利卡人对待改革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同态度 的重要标准。这种社会阶层标准，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利益标准，低阶层的阿非利卡人需 要种族隔离制度来维护他们的经济优势，而高阶层的阿非利卡人则更需要政治稳定与经 济发展来继续保持他们的经济优势。立足点都是保持各自的经济利益和优势。
美国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认为，财富的增长会改变社会分层结 构的形态，从强大下层阶级基础的高大金字塔型向中产阶级日益强大的菱形的转变，影 响到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强大的中产阶级，通过支持民主的政党以及遏制极端主义团 体，可以缓和冲突。(注：[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 997年版，第38页。)这个观点同样符合南非社会状况。在南非，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 阶层群体力量的消长，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影响力随之发生相应变化。20世纪初期，白 人中的阶级区分同英裔白人和阿非利卡人的群体划分基本一致，与英裔白人相比，当时 的阿非利卡人处于白人社会的较低阶层。1948年以后，种族隔离制度的全面推行，在强 化白人对黑人的整体经济和政治优势的同时，全面提升了阿非利卡人的经济地位，可以 说，阿非利卡人的富裕和经济繁荣同南非经济的发展呈亦步亦趋之势。政府通过一系列 的种族隔离制度政策改变了阿非利卡人初期的困境。到70年代末，阿非利卡人的社会经 济构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88%的阿非利卡人在城市生活。(注：Leonard Thompson,A H istory of South Africa,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p.223.)于是，原先主要由农 场主、工人和低级公务员构成的阿非利卡人转化成为城市中的中产阶级，担任公务员、 管理人员、企业家和技术工人。到80年代末，可以说整个阿非利卡人社会阶层发生转型 ，出现了经济地位与社会阶层的内部分化和政治分野，除了少数阿非利卡人进入社会上 层，另有一小部分仍处于社会中下层以外，50%以上的阿非利卡人成为中产阶级。(注： John Shaun,op.cit.,p.226.)进入中产阶级的大多数阿非利卡人凭借自身的教育、技术 和资本优势，经济上已经处于稳固地位，黑人难以对大多数阿非利卡人的经济利益构成 威胁，而让黑人更多地参与南非经济，实际上成为上中层阿非利卡人继续扩大其自身的 经济优势所推行的新策略。对于部分中下层阿非利卡人来说，改革种族隔离制度意味着 他们将失去人为的种族保护伞，失去其现有的经济优势，于是他们死心塌地地反对改革 也就成为必然。然而随着南非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阿非利卡蓝领工人在不断减少， 所占人口比例从1936年的72%减到1977年的35%，(注：Johann Van Rooyen,Hard Right,London,1994,p.32.)这部分阿非利卡人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有限。同时，南非持续的城 市化进程使阿非利卡农场主的人数迅速减少(从1950年的11.6万减到1986年的6.5万)， 阿非利卡农业人口比例从40年代的30%降到60年代的16%，(注：Robert M.Price,The Ap artheid State in Crisis: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South Africa,1975-1990,N 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38.)这使农场主在南非政坛已经处于较弱 的地位，而其中支持右翼势力的阿非利卡农场主的人数就更为有限。作为右翼势力主要 支持者的阿非利卡蓝领工人和农场主人数的减少，也就使得反对改革种族隔离制度的右 翼势力成为阿非利卡人中的少数派。
从这里我们看出，南非各个阶层与种族隔离制度改革关系的核心乃是能否维持和继续 其自身的经济优势。随着南非经济的现代化，种族隔离制度已对南非大多数阿非利卡人 的经济优势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甚至构成威胁，这一事实在1992年的阿非利卡人公民投 票中已经得到了充分显示。于是改革乃至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实现南非经济现代化就成 为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