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过热问题讨论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延续了过去几年的高速增长，并且出现明显加快的特点。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出现了通货膨胀的趋势，需要降温，有的则认为中国仍处于消费不足状态，通货紧缩挥之不去，还要进一步启动经济。如何判断中国经济形势，各方面人士的看法大相径庭，本文综合各方面意见，做一个综述。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
根据200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情况，马凯认为经济运行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经济增长明显加快，主要指标增幅达到近年来新高。第二，在经济总量扩张的同时，经济结构调整积极推进。第三，在经济增速加快的同时，经济效益同步提高。第四，在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拉动作用继续发挥的同时，企业自主增长能力进一步增强。第五，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各项改革有序推进。第六，城乡居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居民收入和消费继续增长，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各项政策措施正在落实。他同时也指出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和困难，一是非典疫情对即期消费和部分行业带来严重冲击，二是就业矛盾更趋突出，三是农民增收面临因非典疫情返乡减收的新的困难，四是钢铁、建材、有色金属，汽车、纺织等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情况有所加剧，五是信贷投放增长偏快，加大了潜在金融风险。[1]
有关报道认为，我国目前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重复建设。第一次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各地竞相上马以彩电、冰箱为代表的家电制造业；第二次贯穿于上世纪90年代，汽车、钢铁成为投资热点；第三次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以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工程为代表的“高新”项目为代表，导致高科技领域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低层次恶性竞争加剧，轿车生产线和钢铁产业重复建设亦出现回潮现象。[2]
与重复建设大量出现并存的另一现象是贷款超常规增长。2002年上半年，中国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处于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M2和M1增速比上年同期分别高出6.1和7.4个百分点，比GDP增长加消费物价之和涨幅高出12个百分点，显示流动性急剧扩张。除了境外资本大量涌入，外汇储备增长导致占款增加之外，货币供应量增加的主要动力是信贷扩张。2003年前7个月人民币贷款累计增加18872亿元，同比多增加9953亿元，累计增加额已超过2002年全年。从贷款的投向结构看，2003年上半年主要集中在票据贴现、基建和技改贷款、个人住房贷款和汽车贷款、农业贷款、三资企业、私营和个体企业、乡镇企业贷款五个方面，分别占同期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额和多增额的63％和68％。很多新增贷款投向了重复建设严重的行业，并且高度向“大户”集中。这些“大户”由于体制原因，效益普遍不好。2003年上半年，投资需求增长了30％，消费需求仅增长8％，显示大量投资蕴含风险。[3]
邱小华认为，2003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呈现出非均衡性。与2002年相比，一方面，上半年的经济增长过分倚重某个产业或者某种需求，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波动性较大。第一，投资成为主要拉动力。2003年上半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9.6％，同比上升20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5.7个百分点。消费受“非典”影响，贡献率显著下降，达到13.8个百分点。净出口的影响则是负向的，这与2002年“三驾马车”共同拉动经济的格局明显不同。第二，工业的推动力在增大。上半年经济能够保持快速增长，主要是工业发挥了主导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2％，同比上升10.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比回落了11.5个百分点。第三，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增大，一季度高开，增长9.9％，二季度明显回落，增长仅6.7％。第四，国际性因素在增大。2003年我国出口的高速增长除了政策性因素外，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的贬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出口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长占全国增量的60.2％，成为支撑我国出口增长的主导因素。[4]
二、货币增长过快的原因
认为中国经济过热的人很多把货币增长过快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信贷为什么过快增长呢？
一种观点认为，信贷超常规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根据规定，银行必须按年底贷款余额的1％提取呆账准备金（即拨备），而且目前存贷款毛利差约为2个百分点，如果上半年放贷，下半年可以收息，这样就有1个百分点的利润；如果下半年放贷，不仅不能收息，反而还要按贷款余额的1％拨备，所以商业银行放贷时纷纷“早投放、早见效”。因此，商业银行纷纷下调系统内资金上存利率，加大基层行授信额度，使基层行授信规模迅速扩大。地方政府换届后，为扩大政绩拼命上项目，扩大投资规模，也是信贷资金扩张的一个原因。[3]
另一种观点认为，货币供给增长过快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外汇储备增加过快。中国目前为了维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企业法人持有的外汇资金必须卖给中国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为了收购外汇所投放的资金叫外汇占款，是中国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之一。因此，外汇收购增加，就会导致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增加，外汇收购如果超常增加，自然也会导致中国基础货币投放的超常增长。在2002年以前的10多年中，中国中央银行每收购一个美元，平均要投放8.1元人民币。如果以2003年上半年新增外汇储备乘以2，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03年会增加到4066亿美元，中央银行的外汇占款也会增加到32960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加9737亿元人民币。按同样方法估算，2003年的广义货币M2年底将达到223488亿元，比上年增加38481亿元。看起来外汇占款增量在广义货币增量中还不是大头，但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1990年以来中国的货币乘数约为2.5，即中央银行每投放一元的基础货币，会导致广义货币增加2.5元，所以外汇占款增量乘上2.5的货币乘数后，在2003年M2的增量中所占比重就高达63％，成为货币增长的主体因素。[5]
第三种观点认为，2003年的信贷投放加速，除了与经济增长加速相辅相成这个“常规”的因素外，还受到几个方面新因素的影响。第一，各商业银行的竞争意识增强，抓项目储备，进行项目跟踪，加大营销力度，一旦时机成熟，马上就放贷，可以说是几年项目积累的集中实现。第二，信贷投放的领域扩大，以往高增长时期，主要对生产领域增长贷款，此次信贷投放中，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增加了很大一部分，新增部分较大。第三，贷款增加是在有大量存差的环境下出现的，在银行资金供给仍然较充足的情况下，作为商业银行，有内在加速放贷的要求。[6]
第四种观点认为，一些银行为了通过增加贷款总量的方式降低不良资产率，采取了票据业务的空转对倒。它是指一个企业到银行贷款，然后把其贷款存入银行作保证金，开出银行承兑汇票，银票贴现，再将贴现的资金作为保证金，再开出银行承兑汇票，再将银票贴现——这种缺乏真实贸易背景的循环空转，可以使银行的信贷额呈几何级数地被虚增放大。当这种票据泡沫越吹越大时，银行巨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随之而来。因此，当中央银行为了防止银行贷款的过快增长，仅仅将存款准备金上调一个百分点时，机构间能够流动的资金一下子就紧张起来，银行间拆借、回购市场的利率上升，国债成了机构抛售套现的对象，进而使国内的债券市场全线崩盘。[7]
第五种观点认为，由于我国单一的融资形式和融资渠道，造成社会资本循环周转阻滞，我国借贷资本的效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效率不断下降，导致金融机构贷款和货币供应置大幅度增加。1993年我国贷款相当于GDP的百分比为98.5％，1998年为108.5％，2001年为126.8％；1993年贷款增加额为GDP增加额的百分比为82.8％，1998年为294.1％，2001年为197.8％。1997—2001年，我国消除季节性因素的金融机构贷款增加额为同期名义GDP增加额的224％，四年中平均增加2.24元贷款才能增加1元GDP，大大超过20世纪90年代前期水平，也大大超过1993—2002年的平均值。贷款增加会使衍生存款增加，从而使货币供应量增加。[8]
三、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影响因素
吴敬琏认为，近期影响中国经济走势的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由企业外部的因素导致的需求增加，例如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投资需求增加，由东亚与其他西方国家经济的短时期缓解拉动的出口需求扩大；另一方面是由于国企改革的进展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导致的供给方面（企业方面）活力的提高，供给方面的改善又反过来拉动了需求，需求又拉动增长，这样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9]
对于目前出现的主要价格指数小幅上扬、通货膨胀抬头倾向，宋国青从存货的变化进行解释。在利率缺乏弹性的情况下，高通胀导致负的真实利率，这时存钱不如存货。在高通胀过后会有过多存货的释放，引起价格的相对下降；如果这时发生通货紧缩，大商品的价格就会暴跌。从这个角度说，过去几年的大商品价格本来就不正常。[10]按照他的思路推下去，现在出现的物价上涨应是存货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之后的价格水平自然回升，是回到正常状态。
江小涓认为，从中国近几年经济运行的现实情况来看，物价持续走低，表明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生产能力较多闲置，产品库存增加，资金得不到充分利用，表明很多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增长提速所需的要素供应充分。过去我们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短缺，虽然有些生产要素如劳动力供应充裕，但经济增长速度只能由最短缺的要素来限定，即所谓的“短边”定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由普遍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转变为供应充裕、相当一部分产品有剩余的经济。同时，我们处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国际环境中，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国内短缺的要素可以从外部获得。因此，从供给层面看，经济增长加速已经不存在明显的制约因素。同时，由于2002年以来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改善，消费结构升级启动，约束供给能力改善的因素减少，能够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源的经济主体的地位加强，以及全球化过程中结构升级的技术约束条件改善，使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加速。[6]
四、中国经济是否出现过热
对于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樊纲认为经济出现过热苗头，扩张性货币政策应放缓。他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是由于投资的高增长，中国的投资增长幅度也达到了创纪录的高度，超过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经济过热时的增长。同时，由于外资对人民币升值有较高的期望，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中国，中国外汇储备也不断增加，因此需要不断发行货币来抵消其影响，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就更大。[11]
刘国光认为目前存在局部过热。我国经济似已开始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但在此过程中，经济增长趋强的动力尚不太稳定。在投资、出口、工业生产高速增长的同时，消费和就业却比较疲弱，内需尚未全面启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由负转正，但上升乏力，物价指数仍在合理区间摆动。他认为，现在我国现实经济增长率在向潜在经济增长率提升，但还低于潜在增长率。即使一时达到，也有可能回摆，经济生活中虽然出现局部过热现象，但离真正全面过热还有相当距离。[12]
吴敬琏不同意局部过热的说法，他说宏观经济是总量经济，答案只能是总量是过热还是不过热，没有局部过热一说。他认为从总量来看，2003年的中国经济过热了。货币供应量增长在2003年平均水平达到20％，大大超过GDP和物价增长之和。低效率增长依靠的是大量的信贷支持，这是借来的增长，中长期风险很大。由于我们现在供给能力太强了，所以现在出现资产价格上涨加低通胀这种没有温度的高烧。克鲁格曼分析投资效益时用了一个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RO），分母是GDP增长，分子是新增投资，克鲁格曼说东南亚要出事的时候（1994年）大约是5左右，西方国家一般在1至2这个水平上，中国1991年到1996年在2左右，现在是5到8这个水平上。2002年我国新增的国民收入42％都用来投资了，2003年可能还会提高，而西方国家是10％左右，大部分都用来消费。所以中国就出现了消费增长得很慢，投资却增长得非常快的情况，而且要用更多的资金去维持。[13]
邱小华不同意中国经济过热的说法。他认为，判断经济过热一方面是供需关系。中国经济增长8.5％，低于20年来平均增长9.4％的速度，因此不能说供给过快增长。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2003年增长30％，占社会总需求40％，是建立在前几年增长不快基础上的恢复性增长，而且也是发行8000亿元国债的积极财政政策所带动的。消费需求占社会总需求的60％，其指标零售总额的增长2003年是7.2％，农村的增长只有6％，这个增长是偏慢的。在外需中，前10个月出口增长30％，但进口增长40％，到10份贸易顺差为140亿元，低于上年周期50％。因此，内需和外需都没有增长过快。总供需关系刚恢复到基本正常，并不失衡。另一方面，前10个月居民消费价格上涨0.8％，主要由食品价格上涨引发，而食品价格上涨是由自然灾害引起的，价格总体上基本稳定。[14]
海通证券研究报告认为从货币信贷表现来看，中国经济有过热迹象，但中国实体经济并来过热。该报告认为，认为中国经济过热的人主要是看到以下现象：第一，固定资产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增幅远高于上年同期；第二，生产资料与原材料价格上涨；第三，工业生产继续呈现出快速增长势头；第四，货币供应继续加快，增幅创6年以来新高；第四，到2003年8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幅比年初高5.5个百分点，是1996年8月份以来最高的。但在这些快速增长的背后，存在以下支撑因素。第一，社会总供给仍然大于总需求；第二，通货膨胀没有出现明显加剧的迹象；第三，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第四，现实经济增长仍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这些因素表明中国实体经济并没有出现过热。[15]
曹和平认为，如果连续三个季度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可以作为经济过热与否的指标性参数。此外，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第一，从GDP增速看，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下滑，1999年到7.1％，2001年到7.3％，2002年为8.0％，2003年上半年为8.2％。从增长趋势看，只能说是略有回升。第二，从总需求看，2001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了10％，2002年增长了8.8％，2003年上半年增长了9.8％，大于GDP的增长速度。第三，从商品结构看，全世界目前生产着约50万种商品，中国供给的商品不到30万种。近年来一些私有企业、股份制企业投资更多的是中国传统领域不生产的商品，这些原本不存在的技术、产品，带来的投资增长恰好弥补了国民生产结构配置上的“硬伤”。如果中国新增的经济份额主要是这一部分，增长得再快一点也不会过热。第四，从经济深层结构中分析，2002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了12.1％，2003年上半年增长32％。按照资金来源看，其中外资快速增长以及外资配套资金的增长是重要的贡献力量。地方项目增长11.5％，中央项目下降了7.7％，说明中央计划内所管理的固定资产投资基本没有影响经济过热的因子。根据上述分析不能判断中国经济过热，而且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处在良性增长当中。[16]
国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性过热。《经济学家》企业组织副总裁兼中国部主任杜鲁丝女士认为，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不是转向消费而是转向投资，货币很快转化成更高的生产能力。投资带动的经济过热是比较难于判断的，但还是有些参照指标，例如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不良贷款总量增长，企业利润不断下降等等。[17]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热得还不够。刘福垣认为，只有物价出现超过5％的上涨，供给严重不足，就业方面劳动力感到紧缺才是过热。从就业率这个定性指标来看，经济现在不但不热，而且是冷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城市登记失业率，城市失业率不代表整个国家的失业率。在未来20年内，中国经济即使出现过热，也都是结构性的。当然现在还处于冷的阶段，因为产品过剩、劳动力过剩，甚至资金过剩。现在有些地区确实存在虚热，政府大量投入、大量借贷，这只是政府热。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产品卖不掉，还处在一个经济相对萧条的时期，何谈过热呢？如果热了，所有的产品都卖得掉，而且还感到不足、物价猛涨。[18]
钟伟等人认为，宏观经济走势一般属于一年内的短期分析，应分清现实和可能，不能将过热的可能性视做已经发生的现实，而一年内投资、物价和企业盈利均将保持平稳，整体上宏观经济没有所谓“高烧”的问题。目前国际制造业产业迁徙、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和新一轮消费品热潮三大周期的重叠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在未来2～3年内保持相对高速的增长，在此期间有回旋余地解决宏观经济中GDP增长与工业增加值增速之间、投资与消费之间、货币供给和物价之间、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的背离问题。投资高涨的可能解释是，中国正在渡过一个“投资过渡期”，在这个期间投资率将维持高位并伴随经济强劲增长。超额货币投放的可能解释是，中国在城市化和社会保障方面货币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导致货币需求的微观基础显著改观，可预见的2年内严重通货膨胀出现的可能性不大。[19]
五、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问题
王松奇认为，从2003年的宏观经济形势看，我们在总量扩张的基础上，实际上存在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横向结构失衡。最主要的表现是，从2003年前9个月信贷发放的结构看，增加最快的第一类是贴现贷款，第二类是基建贷款，然后是房地产贷款、汽车贷款、消费贷款。贴现贷款从全国的银行系统看是最安全、资产质量最好、最有保障的，而且收益率也不低，在2.2％左右；而基建贷款主要是在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下造成的，这与地方政府2002年的换届有关。地方政府在2003年的信贷高速增长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失衡的主要原因。地方政府挖坑搞基建，导致各种大陆货的产品如钢材等供不应求。与此相对应的是，对成长性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的贷款增长非常缓慢。其次是纵向结构失衡。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储蓄—投资的循环已经出现了一种障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每个微观经济主体的资本需求来说，本来是资本短缺的国家，但从全局来看我们出现了资本过剩。由储蓄到投资这个渠道不畅，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间接融资比例过高，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大概是2比10的关系：二是外汇储备增长过猛过快。这些过快增加的外汇储备拿来买了美国的短期国债，每年的一年期收益是1.6％左右，而美国投资银行现在年回报率的期望值大概是7％左右。也就是说，在大打价格战的情况下我们把东西卖给外国人，同时还不断地送给美国人5个百分点的好处，这实际上是储蓄外流。[20]
樊纲称，去年以来随着投资增长，中国钢材、水泥、煤炭、化工产品的价格开始攀升，并逐步在部分地区发生电力供应的紧张；如果投资高涨的局面持续下去，问题会进一步恶化，导致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上涨，最终体现到消费品价格中去，导致通货膨胀。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未来中国经济运行中面对的主要风险不是通货膨胀，而是新的生产过剩。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信息中心预测，到2004—2005年，钢铁的价格就会下跌，理由是一般钢铁项目都需要一到两年的建设期，如今新建、扩建的产能届时将释放出来。水泥的产能在2003年登上了“十五”期间新型干法水泥项目投产的高峰期，而玻璃行业2003年新增产能将超过以前历次产能扩张之和。在汽车行业，国家信息中心的报告称，全国汽车产能已达550万辆以上，轿车产能已达250万辆以上，已大大高于市场容量。从目前投资势头看，未来几年生产能力还将大幅上涨，到2005年整个中国的汽车产能可能达到1000万辆。一旦市场需求增长速度减缓，相当多的产能将被闲置，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但当前我国重工业表面上有时显得竞争惨烈，其实是竞争不足。重工业国有企业为主，同一个钢铁项目，相比于同业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可以用相对于国有企业1/3的时间和投资额一模一样地建成投产。民营企业瞄准国有企业的高成本劣势进入重工业，看起来是重复建设，但也是重工业本身的一次重要的结构调整。[21]
有的学者指出，应该警惕市场内的一部分既得利益者以反对重复建设为名拒绝市场新的进入者，以维护其既有的市场地位。应当以市场的方式来化解市场行为导致的重复建设风险，两对于那些准备投资于存在重复建设行业的企业，则需要在进入一个市场的时候更多地考虑市场风险和进入成本。对于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过热最值得反思的应该是，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相应的改革措施没有完全跟上，这才使得经济在无序状态下回到了高增长高通胀的老路上。今天讨论过热，也应该着意审视导致过热的体制性因素，也只有从根本上化解体制风险，在综合利用市场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才能收到好的效果。[22]
常修泽认为，2003年的中国经济有“三高”“三低”，一是投资增幅高，前3季度增长30.％，二是出口增幅高，前10个月外贸出口增长32.8％（进口增长40.4％），三是工业增幅高，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增加值16.5％；与此同时存在的“三低”则是：就业率低、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低、居民消费增长率低。另外，衣、食、用（家庭设备及用品）、通（交通及通讯工具及其服务）近年来存在通缩，教（教育）、医（医疗保健服务）、住（商品住宅）、公用事业（水、电、气、热）则存在涨价趋势。透过这些现象可以发现我国经济中的深层次的矛盾，并应针对这些矛盾进行调整和改革。第一，从经济发展的指导理念看，要切实转到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轨道上来；第二，从经济发展的实施机制看，要切实转到市场主导型的轨道上来；第三，在继续推进竞争性行业市场化的同时，着力推进与行政权力密切相关的带有某种垄断性色彩的领域的改革。[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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