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政论文,格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E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3)01-0010-18
1924-1926年间是中国南北武装力量权势更迭相当快速激烈的时期，北伐时南北双方的主要军事将领至少有一半都是在这两年才崛起，北洋系统的张宗昌和孙传芳大约在这两年才逐渐成为全国性的人物，就是冯玉祥也基本是在这段时间才成为中国军政不可或缺的要角，所谓国民军体系同样是在此期间形成并壮大；而南方的唐生智、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等更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在其所在区域树立其地位，到北伐时暴得大名而成为全国性人物。就是后来长期维持国民政府领袖地位的蒋介石，也是在这段时间才逐渐广为人所知。如果在1923年底综论中国军政局势，上述人中除冯玉祥外恐怕很少会出现在讨论之中，而当时的冯玉祥也还不具备左右局势的实力。
这些新兴军人中的大部分也是在这两年中因确立其实际控制的地盘而得其区域军事领袖的认同。冯玉祥的国民军逐渐向西北发展并最后获得“西北军”的区域称号、孙传芳以江浙两省为核心的五省联军防区、张宗昌那半独立的鲁军及稍后的直鲁联军、唐生智的盘踞湘南、李、白、黄的掌握广西而成为“新桂系”、以及国民党黄埔系的党军和许崇智、李济深部粤军通过两次东征真正控制广东（从而莫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体系中的地位），大多在这短短的两三年间。
当时一位高级将领魏益三后来回忆说：“1926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动荡最激烈的一年。在这一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前夕，军阀混战的次数最多，动员的人数最大，涉及的地域也最广，而大小军阀之间互相火并、离合拥拒的形势也发展到最微妙的程度。”魏氏本人在“这一年中间的变化也是极为复杂剧烈的”，其所辖部队在一年之内先后五次转换隶属关系：1月，参与郭松龄反张作霖失败的魏部退出了奉军，在山海关接受“国民四军”的番号；到3月间又改组为半独立的“正义军”，再到5月间又投到吴佩孚“讨贼军”的麾下，随后即参加了打国民军的战役；到年底，又因北伐军的胜利而参与国民革命，转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三十军。（注：魏益三：《我由反奉到投冯投吴投蒋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合订本，215页。）
如果不计“军阀混战”的定义，（注：比如1929-1930年间中原大战的主要人物也曾被称为“新军阀”，那次大战动员的人数就远超出这一次的混战，涉及的地域也相当宽广。）魏氏所述大致不差。而且除“正义军”那次改组外，魏部每次转换隶属关系都是倒戈转向敌对方面，这样一种“离合拥拒的形势”的确已发展到“最微妙的程度”。北伐前两三年间南北军政格局的演化如此曲折复杂，显然值得更加认真的关注。南方的情形拟另文探讨，本文仅考察北方的局势演变，侧重北洋军阀体系的新陈代谢所造成的冲击，并从地缘分布视角看北洋体系中边缘挑战中心的态势，两者从不同侧面揭示出北洋体系正统衰落、边缘兴起的趋势。在体系面临崩溃的局势下北洋内部也曾试图在反赤旗帜下进行军政整合，终未成功。本文所说的“军政格局”，主要指因军事的发展演化而导致的相对宏观的政局转变，故下面的具体讨论将以军事为主。
一 北洋军阀的新陈代谢
《申报》主笔杨荫杭在1920年说，中国传统“右文而贱武，故成文弱之国”。自甲午为日本所败，国人为矫文弱之弊而大声疾呼“尚武”；但民国后的共和制却导致军阀割据，国人乃“知右文之说，尚未可厚非”，又大声疾呼曰“文治”！不过问题不在是否应该尚武，在于“当使武力操于有教育者之手，而其国乃强”。（注：1920年12月24日《申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166页。）文武关系的转变，尤其军人地位的上升，是近代中国较大的变化之一，而“使武力操于有教育者之手”的确是北伐前许多国人特别关注的问题。
中国虽然有“教而后战”的古训，不过更多是指一般参与作战者；同时也有所谓“出将入相”的传统典范，理想的读书人应能“上马杀贼下马做露布”，但通常似不以为军人非读书不可。关羽燃烛读《春秋》的形象画面能够长期流传，正反映出某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理想。因此，军人特别是军官应受系统的军事教育而后能胜任，大致是近代传入的新知，多少带有把“教而后战”的古训缩小范围而直接落实到带兵者身上的意思。
在清季“兵学”大兴的影响下，军官须受系统教育的观念日益普及，从“讲武堂”到武备学堂的各类速成军事培训机构遍及全国。近代多数西方事物引进到中国后都有所调整改变，从清季到民国建立的保定军官学校及其配套教育系统的产生，正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保定生入学前要求5-7年陆军小学和陆军中学教育（毕业后随营实习半年到二年），入校后要学习二年整。（注：参见张力云：《从北洋武备学堂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收入河北省和保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1-39页。下面关于北洋军事教育的内容也多本此文。）从陆军小学开始到军官学校毕业，不计随营实习也有7-9年的在校军事教育（若加上陆军大学系统历时更长）。尤其正规军事教育从“小学”阶段（当然和今日的小学概念有所不同）开始，具有相当的独特性。（注：陆军小学的设置大体是仿照日本军事教育体制中士官学校前的初级军校，这一点承徐勇教授指教。）虽然具体的年限在执行中或有缩短，足量完成设计学制的或并不多，仍充分体现出新型的“教而后战”思想。
不过，与多数近代中国的改革相类，越是成系统而健全的设计就越不适应当年各方面变化皆剧烈而频繁的时代特征。从清季开始的北洋军事教育体系，其设计者用心不可谓不良苦，然这样长久的训练，待稍具规模初见成效时已是进入民国十年以后，北洋体系本身也已接近崩溃，实非草创者始料所及。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北洋军事教育体系之设计虽充分体现出新型的“教而后战”思想，北洋军事领袖的发展恰反之，后来明显是武力越来越操于无教育者之手。（注：也有人认为“拔差弁为军官”是袁世凯有意为之，盖其以为“到底不识字的人靠得住”。参见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海天出版社，1937年，收入荣盂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6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221—222页。）
通常所谓“北洋军阀”中，最早一批如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毕业于李鸿章在光绪十一年（约1885）在天津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他们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新军的主要操控者，此后才是保定北洋速成武备学堂、保定军官学堂培训的军人，再后又有民国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但北洋内斗的结果，在小站系统和保定系统之间出现了某种断层，在最上层是军校毕业一辈老成凋谢，到20年代新兴起来一批基本未受过教育的特殊军人，不仅行伍出身的老北洋曹锟做了总统，（注：据说曹锟1890年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66页），也有人说曹锟早年曾任塾师，而顾维钧则以他的亲身经历婉转印证曹锟是文盲的说法（《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266页）。大概曹所受军事教育不够系统，故本文暂采用“行伍出身”的一般说法。）更有张作霖、张宗昌、冯玉祥等新兴者。这与晚清从湘军到淮军的发展稍类似而不全同，淮军将领的科举功名远逊湘军将领，然多少还受过正规教育（以当年标准言）；北洋后起的二张与冯则或识字不多，或竟基本不识字，结果出现“绿林之剧盗通电而论时事”的情形。（注：1920年12月29日《申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173页。）
这样的情形也有其内在的原因，早期的北洋军事首领虽多受过西式或日本式的军事训练，实际掌握军权者多数并未接受“武力操于有教育者之手”的观念，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曾任保定军校队长的日本士官生何柱国回忆说，“当时北洋军阀一般都喜欢行伍出身的人带兵，学生出身的人只能用作参谋之类的幕僚”。而北洋派系争斗也直接影响到保定军校的命运，民国保定军校历任校长多是日本士官出身的人，1922年直系控制局面，改派北洋老武备出身的张鸿绪为校长。据说因张氏排挤士官派激起风潮，“大部分士官派的教官和队长离职他去。他们一般都是从人事关系即同学、同乡和亲友等关系选择去向，其中钱大钧和黄奇翔等少数人去广东，戴联玺、杨正治、赵巽、梁济和毛福成等二十余人则去东北投向奉军”，何本人即后者中的一个，而保定军校自身也在次年即告结束。（注：何柱国：《孙、段、张联合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3页；直系要员白坚武稍后在总结直系失败原因时也表示，他即曾闻“陆军学生为直系所排斥不用，出关者相继不绝”。《自坚武日记》，杜春和、耿来金整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1927年8月补录1924年日记，第498页。参见张力云：《从北洋武备学堂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4-35页。）
排斥军校毕业生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北方，在南方的两广及湖南，保定军校及与之相关的所谓“四校”系统的毕业生在既存军事系统中不仅不易得到升迁，有时甚至找不到工作，即或找到也多非实际带兵的工作。（注：所谓“四校”，即清季开办的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拟设四所：一北京清河、二西安、三武昌、四南京，然西安实未办），入民国后各地陆小停办，已办的陆军中学改为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再加上保定军官学校。这“四校”皆清季开始创立的新式军校系统，注意其有意识地区别于各地讲武堂、武备学堂一类军事培训机构的自我认同，其实讲武堂等也是新型的“教而后战”思想的产物。）这样一种体制和实际社会需求的疏离正是南北“旧军阀”系统的问题所在，也是南方新军事力量得到整合的契机。前述钱大均和黄奇翔稍后都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重要将领，黄埔军校许多教官即来自保定军校，而湖南的唐生智、广西的黄绍竑和白崇禧也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另一广西主要军事首领李宗仁则是陆军小学堂毕业，他们的主要干部队伍即是在既存体系中受到排斥的“四校”系统毕业生。（注：参见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政协广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2-4页；尹承纲《李宗仁起家经过》，原刊《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收入《新桂系的崛起》（《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上册，第18-20页。）
不过，近代中国一个重要特点即多歧性，北洋体系也不是铁板一块。身处南方的北洋孙传芳部将领马宝珩就强调，孙军战斗力强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各部重要军官，多是保定军校出身的青年军官”。（注：马宝珩：《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形成与消灭》，《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170页。）据何柱国观察，东北军中也有以日本士官生杨宇霆为首的新派，“大量吸收各国陆军留学生和国内陆大、保定军校等出身的军官，特别是原籍东北而散在关内务方面担任军职的人”。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即整军经武，“全军各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管教育的中校团附全数改由军校学生出身的人充任，其中保定军校各期毕业生为数最多，来自关内的各国陆军留学生和陆大出身的人次之；并且，以后遇有团、营长出缺，一般皆由各部队的参谋长、团附以及讲武堂的教官和队长调充”。与其他北洋军中军校毕业生多只能作幕僚不同，奉军中“很多学生出身的人都直接带了兵”。（注：何柱国：《孙、段、张联合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3、6页。并参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影印，第二编，第53-54页。按当时军中分新旧两派的似不少，湖南亦同。据赵恒惕回忆，民初“湘军分新旧两派：新派多为保定军校出身，水准较齐，知识亦较高，如唐生智、贺耀组等是；旧派则分子复杂，有湖南速成学堂、武备学堂卒业者，有学兵，亦有行伍出身者。如吴剑学、鲁滌平”等是。而湖南“历次之得以靖乱自保，多赖新派军官之效力，旧系军人实不足以言安定内部而御外侮”。故“新派军官因程度较高，遂渐成湖南军政之重心”。在1923年湖南内战（谭延闿一方称为“讨贼”、赵恒惕一方名为“护宪”）中，新派拥赵而旧派拥谭，结果新派获胜，赵恒惕认为一个重要因素即“新派军官之学识较胜于旧派”。后来唐生智与赵恒惕失和，新派军官又多追随唐参与北伐，最终出任省主席者达十余人。参见郭廷以等“赵恒惕（炎午）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赵恒惕先生档案”，档号58-003-002-001,23-26页。与东北情形类似，湖南新派军官“渐成军政之重心”的转折点大致即是1923年那次战争，战前除唐生智已升旅长外，其余后来的名将皆位不过团长，而此役后则皆为师、旅长了。）
孙传芳军，特别是奉军，在后来北伐战争时期都是北洋方面以能战著称的部队。相比之下，有些北方军队则大不同。据苏联顾问勃拉戈达托夫观察，在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里，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将军和军官一个也没有，只有不多几个人是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在这几个人中，鹿钟麟将军和唐之道将军的军事知识出众。总的来说，冯军军官们文化水平都很低，只能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吸取军事知识。他们都不会独立研究作战方针或制定战斗计划，因此总是同意那些从军校毕业出来的参谋人员的意见”。（注：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5年）》，李辉译，三联书店，1982年，第55页。）最后一语可能还需要界定，所谓“总是同意”大概仅指狭义的“制定战斗计划”而已，在具体指挥作战时“计划”常常不起作用，勃拉戈达托夫自己便经常抱怨这一点。
在实际作战中，行武出身的指挥员往往回避其所不擅长者，有时甚至对其有利的条件也不加利用。例如，当时许多军队中炮兵的作用便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部分或即因为炮兵官长“须略具军事学识”，行武出身难以胜任，故各部炮兵官长皆军校出身。（注：于学忠：《我在北洋时期与直系奉系的关系》，《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194页。）尽管在两次直奉战争中均已较多使用大炮和机关枪，甚至飞机也用于投弹，（注：参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三编，第115-132、180-199页。）但重兵器的使用与否及是否得法，很多时候仍视指挥官而定。直到北伐时，汉阳湖北守军的仓库里放着“十二门连同全份炮弹的日本坂野炮（七十五毫米）”，这样的重火力竟然并未用于作战，在汉阳失守后被唐生智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全数缴获。极有意思的是，这批大炮同样没有用于北伐军稍后进攻武昌的战斗！（注：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203页。按唐生智不使用这批大炮或许出于保存自己力量的考虑，或许因为进攻武昌的战斗由蒋介石指挥，唐无意配合，当然也不排除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唐也并不重视炮兵这一因素。）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到北伐前夕，已是保定毕业生鼎盛之时。那时保定毕业生任职于全国，保定二期的何遂在1926年春的通电中便说“国内袍泽，半属同年学友”。（注：《晨报》，1926年3月26日，第2版。）但这更多是各军队的中高层，最上层则不然；在有些军队如国民军中，连下层也不然。需要说明的是，军队首领的“出身”未必就决定了其所辖队伍的行为，比如“绿林之剧盗”领导的奉军就是北方装备最好可能也是军事观念最“现代”者（即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作战观念），实际战斗力大概也最强。（注：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张钫即观察到，吴佩孚“有着浓厚的北洋陆军正统观念，一向把张作霖不当作北洋正统”。在这样的正统观念影响下，别人“对他说张作霖如何廷用人才，精练军队，他都不相信，说张胡子懂得什么练兵”。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25页。）但北洋体系老成凋谢、未受或少受教育及职业军事训练的一批新军人的兴起，终意味着行为准则的转变。
张作霖、张宗昌、冯玉祥等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不甚顾及北洋自身的传统行事准则。（注：过去北洋体系总体而言对文人取一种相对忍让的态度，但1926年春则出现不顾旧行为规则而随意捕杀记者文人学生的明显倾向。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926年3月的“三一八惨案”，该案的直接行为者虽然是段祺瑞的执政府卫队，当时北京的治安却是由冯玉祥部负责的。究竟哪一部分军警对惨案负有多大的直接和间接责任是一事（详另文），但这一事件当与稍后4月间《京报》被封、名记者邵飘萍被负责治安的奉军杀害联系起来共观，体现着类似的某种行为模式。）有“倒戈将军”之称的冯玉祥，对几乎所有的上司和同盟者，皆有不同程度的倒戈行为，他自己最后也因部下倒戈而失势。刚到中国的苏俄顾问“感到奇怪的是，国民军第一军军长冯玉祥是一个信基督教的将军，然而却称自己是孙中山的信徒，他同中国人民的公敌张作霖签订了协议，反对自己的上司吴佩孚”。这位顾问发现，“冯经常在琐事上耗费精力”，他“不仅经常出尔反尔，而且还像罗马的太阳神一样耍两面手法”。因此，“任何时候你都说不清楚他明天会有什么举动”。（注：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48、52、55页。）
这样的行为方式可能为当时变动剧烈的时局所促成，同时又反过来推进了军政局势的不稳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还比较适应当时变化频仍的军政格局。冯玉祥和国民军的兴起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本来缩居山西一隅而进退于各派军事力量之间的阎锡山在北伐结束时地位和影响都明显上升，一度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则是另一类型的例子。
这一变化若置于北洋内争发展史中考察当更为清晰，简单回顾北伐前数年各地军阀、特别是北洋体系内部的争斗历程，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两次直奉战争期间北洋内斗较前远更激烈。以前北洋军阀内斗向有“电报战”之称，战争双方通常是雷声大、雨点小，通电多于交战。杨荫杭在1920年即注意到，当时战事“直与演戏无异”，各方并不“出其全力以从事于战”，反倒是“用其全力于打电报”。实是“诸公好‘滑稽’，以国事为儿戏”。（注：《申报》1920年8月27日、11月12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95、126页。）西人稍后亦尝称之为“天朝滑稽剧”。（注：Ethel A.Munphy,Celestial Opera Bouff,Travel Magazine(Floval Park,N.Y.),40(April 1923)，p.15.此文出处承林霨(Arthur N.Waldron)教授指点。）
但两次直奉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则动员的兵力是以前战争的数倍，而伤亡则数十倍之。不仅战争的规模扩大，作战的方式也更现代化，战斗多发生在交通最发达可迅速调动军队的东部省区。致使自太平天国以后基本未受战争骚扰也是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遭受战争重创，民生被严重扰乱，社会元气大伤。（注：Hsi-sheng Chi（齐锡生），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135-141，此书有杨云若、萧延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27-134页。关于第二次直奉战争，并参见Arthur N.Waldron,From War to Nationalism: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9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91-118.）
同时，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出现了民国政治史上一个崭新的现象，即中央政府第一次在军阀战争中正式站在其中一方（直系）的立场上。当时吴佩孚要求内阁在其司令部召开办公会议，并在会上对政府总理和部长随意指示，使与会的部长顾维钧得到“一番新的阅历”。（注：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74页。）这个现象的表面含义是中央政府对派系政争态度的转变，但还有更深远的意义：直系以中央名义讨奉，乃使中央政府从虚悬在各派系之上的象征性权威移位到为一派所利用，大致类似于古代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或增强了这一战争的正当性，实际却从根本上损毁了中央政府自身的统治合道性(political legitimacy)。（注：章太炎稍后即指出，“自袁世凯以后，北京久无政纲。财政操于外人之手，国政听于骄帅之言。所谓政府者，即近畿军阀之差遣”。但他也注意到，起初政府也还“微有主权”，后来则黎元洪被逐，曹锟被囚，而段祺瑞被软禁，这些主政者的法律地位虽有真伪之别，其受军人凌犯则同。“是北京之有政府，只为乱人俎上肉耳”（“太炎论时局”，《民国日报》1926年1月21日，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下册，846-848页）。故有势力的军人干预政治甚至操纵中央政府是袁世凯之后北洋政象的一个常态，且愈演愈烈，但在军队司令部由军人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这样前所未有的事仍可视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后来军人自己执政，复出现囚曹锟释曹锟、拥段祺瑞驱段祺瑞的现象，大致也是逻辑的发展。）
在整个北洋体系的发展之中，自有派系产生，皖系早败而奉系后起，唯一一个自始至终参与竞争北洋控制权的大派就是直系。从字面意义看，北洋体系本诞生于直隶，直系的形成虽较皖系为后，实际是最“正宗”的北洋嫡派。皖系需要自创所谓“参战军”（后改边防军），奉系则基本自建于边远地区，若以狭义论恐怕算不得北洋军，两者不同程度上皆具边缘挑战正统的意味。（注：参见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商务印书馆，1926年，其作者增订本收入《近代稗海》，第6辑，293-206页；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10-12页。由于段祺瑞是袁世凯之后北洋体系的实际主持人，也有学者认为“皖系军阀在北洋各派军阀中资格最老、势力最大”（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47页）。“资格最老”自然无问题，“势力最大”或主要是从其控制中央带来的综合实力着眼，若以军队特别是当年极重视的“地盘”言，皖系显然一开始就不如直系。虽然西北和东南沿海一些省份之军政领袖被视为皖系，然其真正的嫡系，如所谓“四大金刚”的靳云鹏、徐树铮、曲同丰和傅良佐，除傅良佐短暂据湖南外基本无其“地盘”，且徐、曲二人的主要带兵经历也限于参战军。作为北洋体系的整体领袖，段祺瑞本应具有相当程度的超越性，但一方面他明显感觉到无自身实力则地位不稳固，同时他试图建立自身军事派系的努力也削弱了其作为整体领袖的超脱性，这一难以解决的矛盾只能另文分析，有一点可以肯定，与北洋六镇自然扩展产生的军队相比，“参战军”是后起的新事物；从历史渊源看，两者的正统和边缘地位大致可立。）同时直系领袖的代际传承也较为成功，产生出吴佩孚这样的后期领袖，在当时军阀中的确可以说是文韬武略兼具的佼佼者。直系打败皖系后又取得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期并不居劣势，其利用海军攻奉的战略也相当有见地，如果不是冯玉祥的倒戈，也许直系真能统一中国，亦未可知，至少或能统一北洋控制地区。（注：关于第二次直奉战争，各家所述颇不一致，文公直的叙述似乎自始至终都是奉军在取胜，参其《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三编，第191-199页。来新夏等也持基本相同的看法，参见其《北洋军阀史》，第802-811页。丁文江的叙述稍更平实，指出了直军的准备不足和初期作战不利，然承认在冯玉祥倒戈前战局已成胶着状态，参其《民国军事近纪》，第321-327页。近年林霨对战争前期的论述所见又不同，他以为冯玉祥倒戈前直系更具战略优势，参见Waldron,From War to Nationalism: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pp.115-118。林霨所见不可谓无据，奉方傅兴沛的记述是奉军在热河一线取胜，但在山海关主战场则形势对奉军不利（傅兴沛：《第二次直奉战争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35-37页）；直方李藻麟的结论是“自十一月上旬起，直、奉两军在山海关战场上基本上打成了对峙局面”（李藻麟：《二次直奉战争中山海关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49页）。美国军事情报人员的报告也认为直系此时形势占优，若冯玉祥一线进兵则直系可能攻入满洲（引在林霨书第117页）。应该说吴佩孚的战略计划似较高明，后来郭松龄反奉，文公直即认为其“似有与前岁奉直战争时之直军敷设同一计划”（文公直书第三编，第209页）。郭部兵力远逊于直军，且无海军支援，而能一度取得超过直军的胜利，似提示着若无冯玉祥倒戈，吴佩孚取胜的可能性也较大。）
假如直系后来真能统一全国并控制之，则其统一可以说在战前已开始。如果从直系最终失败的角度看，则其失败即始于破坏了北洋军阀自身的政治伦理和政治体制：袁世凯去世后逐渐形成的在地方割据基础上维持“虚”中央政府这一北洋体制在第二次直奉战前已经崩溃了。以前中央政府能相对独立，即因其不全为一派势力所造成，而1924年时中央政府已公开为一派所造成并控制，行事既没有以前那么多顾忌，其名义上的合道性也不复存在，为后来的北伐预留了“有道伐无道”的先机。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因冯玉祥的阵前倒戈而以直系失败而结束，但整场战争未能产生出一个确定的赢家，反呈现出北洋体系的崩裂之相：以冯五祥部为中心的国民军体系的形成和稍后奉系主力郭松龄部的倒戈反奉，使奉系战胜的意义大打折扣；奉系乘战胜之机向东南扩充的努力并未成功，然张宗昌、李景林部却因此而形成实际的半独立状态（不久联合成为直鲁联军，北伐将结束时张宗昌部欲退入东北而为张学良拒之门外）。更重要的是，直奉双方冯、郭这样的高级将领先后率大部队倒戈而试图组合成新主流的尝试虽未成功，却有力地揭示出北洋体系中强烈的不稳定因素。（注：吴虬已注意到北洋“纲纪”不再，“倒戈”已成流行的行为模式这一现象，参其《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第284页。）
对北洋体系来说，没有确定赢家的结果或可说是毁灭性的，即北洋内部对于一个有力军人可武力统一中国的信心基本丧失。孙传芳稍后曾说，“中国之所以弄到如此地步者，皆蒋介石、吴子玉二人之过”。（注：《晨报》，1927年7月20日，第3版。）盖蒋、吴均有武力统一中国之决心，（注：九一八后某次蒋介石到北平，各界的欢迎会上有吴佩孚，并请吴佩孚讲话，他即说：“说起来我和蒋委员长可算是志同道合，完全一致。因为我讲的是武力统一，他也接受了武力统一。”魏益三：《我由反奉到投冯投吴投蒋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251页。）而北洋方面自吴佩孚式微之后，即不复有任何军阀仍有统一全国的雄心。（注：比如，后来实力最强的奉系张作霖虽控制北京，其心目中仍以东北为第一考虑，并不曾摆脱客居的性质。张作霖虽开府于北京，其子张学良则公开表明，张之所以任大元帅而不就总统，“即表示其为临时的位置”（《晨报》，1927年7月20日，2版）。北伐时及北伐后的不少军事领袖可以说都曾有“问鼎”的机遇，但他们大多数与张作霖一样仍偏于地方意识，并无太大的“野心”，故往往不能充分利用其所遇到的崛起时机。他们在时势运会所推之时，一度也曾有主持全国之念，但正因其在很多方面缺乏为此而做的准备，因而所措多差。北方的阎锡山、南方的李宗仁都类似。两人与后孙中山时代的国民党都有类似“带艺投师”的关系，代表着非正宗的国民党势力，也都有在国民政府体系内争取“独立”的愿望和努力，并部分取得了成功，但确实少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愿望及为实现此目标的准备。李、阎的第一次合作是中原大战，差一点推翻蒋。第二次合作则是40年代后期李任代总统而阎任行政院长，一度真正成为国民政府的主持人。对于后者，过去一般皆从蒋实际并未放权来认识这一“过渡阶段”，故未见深入有力的研究。其实观李、阎的实际举措，的确缺乏主持全国事务的气度和能力，毕竟还是没有“问鼎”的准备。）不仅统一全国已不再是北洋目标，即使统一北洋体系自身，也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及了。北京政府既已失去实际的统驭能力和名义上的正当性，北洋体系实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结果，各地中小军阀也频繁互斗，使北洋体系进一步分裂，阀下有系，系下有派，各不相让。（注：古蓨孙在1924年出版的《甲子内乱始末纪实》中已描述当时情形为“一系之中分为数派，一派之中分为数党；各私其私，无复有国家观念”。该书收入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5辑，第256页。）有些军阀并不想争独霸之地位，但也不能让别人有此地位（这在直奉战争后渐成多数军阀的共同心态）。各方所争，不再是要争取一人一阀独大，毋宁是防止任何一人一阀独大。（注：英国外交部远东司长S.P.Waterlow当时也注意到这一现象，参见William R.Louis,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1919-1939,Oxford:Clarendon,1971,p.110.）北京的社会学教授许仕廉1926年观察到，“目下中国心理的环境，最为悲惨，其原因就是无英雄可崇拜。现在一般大头目小头目，谁也不崇拜谁”。（注：许仕廉：《再论武力统一》，《晨报副刊》，1926年5月11日，7版。）如许氏所具体指出的，“谁也不崇拜谁”的心态主要存在于各大小头目之中。（注：与此相伴随的现象是这些拥有地盘者又相对缺乏自信，故一些基本失去武力也无地盘者反可能受到表面的拥戴，如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冯玉祥拥段祺瑞出山，北伐前孙传芳等要讨奉时竟有十四省共举吴佩孚为总司令。对段、吴二人言乃其一生地位最高的时段，但真正的权力皆不如以前，两人的实际操控能力均有限，尤其涉及被指挥者自身权益的时候就更有限；拥戴者主要是尊其历史形成的名位，希望其更多作“虚君”式的“共主”。）
这样的风气形成后，相互的猜忌甚于合作。结果是乱象更甚，而竞争各方又都受到这种混乱局势的影响。证以前述魏益三的回忆，1925-1926年间军事局势的确变化极快，各势力之间的分与合有时真是仅以日计。那时一般所谓军阀似乎相当盛行先联合共除一敌，旋即内斗，其间又有分合，又重组一联合体共除一敌，再继续争斗。其联合时期或反复的周期都不长，且临阵倒戈现象相当频繁；每一力量均思随时利用当下局势以利己（退则自保，进则扩充自身实力），而不甚考虑自己五分钟前的立场。冯玉祥支持郭松龄反对其上司而合作不成的过程，就可以说是上述心态比较典型的表现。
这是一幅均势已去，故任何一股力量均可影响大局的典型图象。在北洋体系控制了全国多数地区而南方（西南）在全国事务中渐无足轻重时，北洋军阀内部的皖直或直奉两极均势既予以各中小军阀依附一派的便利，也给予其在体系中不时转换立场或保持相对中立的实际选择，局部的争夺即使诉诸战争，也不一定会危及整体局势。一旦均势开始崩溃，一支小部队的立场转换就可能发挥影响全局的大作用。比如，江浙战争的导火线即是驻闽军臧致平、杨化昭不足万人的残部投奔占据上海的皖系卢永祥，而本可视为直皖之争余波的江浙战争随即引发更大规模的第二次直奉战争。
国民党当时即注意到这一变化，其1925年5月的时局宣言在指责“中国之内乱，由依赖帝国主义以为生存之军阀所造成”后说：“军阀之大者，把持中央政柄，藉统一之名义以迷惑国人；军阀之小者，割据地方，藉联省自治之名义迷惑国人。其名义虽不同，其为造成内乱则一。本党向持根本解决之旨，对于把持中央之大军阀，从事挞伐；其割据地方之小军阀，有敢凭陵自恣及窥伺革命政府根据地、受帝国主义者之嗾使以图倡乱者，本党必联合国民痛击之。”（注：《中国国民党对于时局宣言》（1925年5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0页。）这样一种试图区分大小军阀并拟采取不同对策的努力恰反证出北洋军阀的分化，也意味着“小军阀”作用的增强。
对民国前期的实际作战情形而言，直到北伐时每一具体战役所涉兵员多不过数万，战斗规模并不甚大。故那时只要有万人甚至数千人的军队且敢战肯战，就是非常重要或至少不可忽视的力量。这大概是卢永祥不惜冒战争风险而收编臧、杨余部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名义属国家的军队已出现向区域化甚至个人化发展的趋势，万人规模的军事力量必须有自己控制的“地盘”以养育和补充队伍。如果没有，则只能投靠已有地盘的更大军阀，否则就不得不尝试以武力开拓自己的地盘。在当年的军政术语中，“地盘”算得上一个关键词，出现频率非常高。北洋军阀的各大派系本身即依地域命名，从地缘分布视角看北洋体系的后期演化，或能有较前更深入的认识。（注：齐锡生已注意到那段时期地理与军事政治的关系，参见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pp.143-149，中译本，135-140页。）
二 边缘挑战中央的地理态势
民初交通已成为军事要素，地理分布对军事的重要因此而凸显，交通不甚便之西南（指四川、云南和贵州，非时人口中的“西南”）、西北及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基本未入北洋主流。西南之中，最接近中原的四川向有“军阀混战”最剧的不良声誉，表面上的特征之一是军队人数居全国各省之冠而几乎足不出蜀，更实质性的缘故则因川省久为南北双方所持续争夺，川军间错综复杂的内斗往往不过是南北各方之争的反映，结果整体的四川或南或北的认同始终不那么明显。（注：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407-428页。关于四川在南北之间的地位，参见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79年，第27-29页。）而热、察、绥和西北则因与中原接近，通常成为北方无地盘而有实力者首先争取的地区，从地域言也可说很早就有一个据边缘以挑战中央的意思。
当时热河、绥远、察哈尔一方面成为中央用以安插无地盘者之处所，同时也是各类无地盘者欲借以发展的基础；如徐树铮、冯玉祥等皆先后试图以热、察、绥为基地，冯在得察、绥后又致力于陕甘，终获得“西北军”的认同。（注：岑春煊于1924年11月21日和25日两电段祺瑞等，主张以“移军殖边”和“军工筑路”为解决裁兵废督的方式，并明确建议雨亭、焕章“分任东、北两方开拓富源大任”；而吴佩孚则让其实行移兵实边的素志，以“开拓西北”任之。岑春煊致段祺瑞等，1924年11月21日、25日，《申报》，1924年11月23日、26日，均13版。东三省固久为张作霖所据，这一建议很能体现热、察、绥这类边缘地带在解决军政问题中的用处，而“西北”尚可供重新布局，也得以凸显。）这一趋势既可说是边缘挑战中央，也可说是礼失求诸野，就看从哪方面立言。北伐后实际留存的北方军队除较特殊的阎锡山晋军外，恰即所谓东北军和西北军，提示着这一地域发展趋势似还值得思考和探索。
实力不甚强却能长期维持其地盘者，派系不明朗的山西阎锡山是个典型的成功代表。尤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失败、冯玉祥下野、张作霖出关那段时间，阎锡山成为北方唯一的不倒翁，其重要性可见明显的增加。（注：当时已无兵力的段祺瑞一度想组织一支第三势力，而以阎部为首，参阎锡山档案，台北国史馆藏（以下径引档名），微卷7，第548页。）山西距北京甚近，阎锡山多次坐观他人争斗的结果是自己的地位逐步提高，到1926年初已大致达到几乎可据京师的程度。这样一种战略性的地理优势，承平时作用不明显，乱世则可能有大用。后来阎锡山甚晚参加北伐方面，却成为四大集团军之一并首先进据北京，实非偶然。（注：按阎锡山能确保其地位当然与其无意参与外在竞争有很大关系，同时其治晋也确有特色。据文公直说，山西是当时全国唯一实行按人口定额之征兵制者，即实行“寓兵于农”的所谓“乡兵制”，每年“向各县征募，同时按年编老兵入后备。军械则与时俱增，储之库中”，故战时能用之兵较多。同时“阎锡山对于军队教育，素极注重”。不仅“以孔教部勒军队，更使全军学生化，所有士兵均须补习国民教育，以二年为期，毕业后，再授以普通科学及军事教育”。若文公直的观察不错，山西是少数真正贯彻实施儒家“教而后战”思想的区域。实际上，阎锡山的“保境安民”政策的确给山西人带来差不多二十年的和平，这在北洋时期是非常罕见的。参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124-128页。关于阎锡山的研究，参见Donald G.Gillin,Warlord:Yen His-shan in Shansi Province,1911-1949,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曾华璧《民初时期的阎锡山，民国元年至十六年》，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81年，后者使用了前引阎锡山档案，惜所用不多，所论也不详。）
这一特殊的战略性地理优势在冯玉祥军队崛起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且最初不过是偶然形成而已。1922年冯玉祥被取消河南督军，授陆军检阅使，包括冯本人在内的一般人皆视为吃亏，然冯部因此而驻北京南苑，稍用其兵力即可挟制中央政府，造成了超过其军事实力的地理优势和战略影响，对国民军以至“西北军”的崛起帮助实大。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那几年北洋统治的急速崩溃实超出多数人的预料，盖局势大体稳定时很少有人会考虑一支有力部队驻扎京畿的战略作用；另一方面，此前较出格的政治军事行为多是倪嗣冲、张勋这样的旧军人所为，北洋军人自有其行事准则，当时的主政者恐怕也低估了冯玉祥挑战北洋传统的胆略。（注：到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办事回京改变中央政府这一举措后，许多人才领会到驻军京畿的作用，此后各大军阀关于划分实力范围的谈判中，京兆不驻兵成为一个常见的条款。）
这样，冯玉祥军队实创北洋新典范：一方面军事力量不断壮大，同时却几乎没有自身的地盘，复因其驻扎区域的战略性地位而获得意料之外的回报。当然，冯部寻求地盘的愿望和努力是持续的，也是促使这一军事力量发展壮大的主要动因，其最终成为“西北军”尤说明固定的地盘意识并未因国民革命这样的政治鼎革而改变，而是相当持续有力（“西北军”认同的取得在北伐前夕，而其确定则还在北伐结束之后）。简单回顾冯部从直系到国民军再到“西北军”的兴起进程，应有助于了解北伐前北方军事格局的突破性演变，这一进程又与原处西北的各军事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冯玉祥早在1914年随陆建章第7师入陕西，后升第16混成旅长于1916年率部入川，到1921年再入陕西时已是第11师师长，任督军约一年，收编的陕军编成胡景翼、田维勤、曹士英三个混成旅，1922年夏冯督豫时带入河南，然三人皆有部属留陕。故冯部与陕西本有较深的渊源。继冯玉祥任陕西督军的刘镇华本豫人，1918年率所部镇嵩军入陕，任陕西省长，然陕西驻军复杂，刘之权威常受挑战，故其势力增长后反欲回乡督豫。两次直奉战争期间刘部受吴佩孚命出入陕、豫，甚为活跃，直系战败后刘又借驱吴之名进兵河南，然作为战果的河南地盘却为国民二、三军所得，于是形成镇嵩军与国民军二、三军争夺河南、陕西的持续战争。（注：参见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96-110页。这段历史的基本轮廓似已清楚，然其中各方面曲折复杂的相互关系，还有不少需深入探索之处，拟另文探讨。）
二次直奉战后，冯玉祥在1924年11月的天津会议上分得向京汉铁路沿线发展。由于奉军实力太强，终迫使他将主要发展方向定在西北。1924年12月，冯玉祥通电取消国民军称号，（注：冯玉祥致段祺瑞电，1924年12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17页。）被段祺瑞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1925年初段祺瑞复任命孙岳为豫陕甘剿匪司令。这些任命显然不会是执政府的一厢情愿，而是顺应国民军方面的意思。不久冯部先后得察哈尔、绥远，并使之纳入“西北边防”辖区，冯玉祥乃移驻张家口，国民军渐被称为西北军。（注：参见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第44-45页；刘敬忠，王树才：《试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此后陕西的争夺主要在镇嵩军和国民二、三军之间进行。段祺瑞任执政之时，国民军常能迫使中央颁布对其有利的命令，其在陕西初胜后即曾试图罢免刘镇华而由孙岳继任陕督，因张作霖反对而未果（但冯部向陕西开拓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奉方的鼓励或容忍，因为国民三军原驻直隶的保定、大名，若无处发展便不会“让防”）。（注：李庆芳（山西驻京代表）电阎锡山，1925年3月22日（本文电报日期均取发报人所署日期，这样更符合一般人的思维习惯，也更能与电文相符合。然因电报为二十四小时发出，半夜发出者电报局已署次日日期，且有时写完并未马上发出，到实发报时日期或也有变，故电报局实发日期或稍异），阎锡山档案，微卷8,623页。按段祺瑞有对刘镇华不利的政令也不完全因冯玉祥的压迫，时在陕西的中央第七师吴新田部大致属皖系，实力虽不足，亦久欲督陕，刘去则利吴也。）
由于山西与陕、豫临近，阎锡山又是执政段祺瑞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晋阎在双方的争斗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双方也都努力争取山西的支持。阎一方面与国民军胡景翼互派代表联络，并表示“赞成晋豫两省携手合作”；（注：胡景翼电阎锡山，1925年3月5日、1925年3月26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1300、1351页。）但基本站在刘镇华一方，不仅代其向执政府说项，（注：阎锡山电温寿泉（山西驻京代表），1925年2月9日、1925年2月16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716、764页。）且以子弹接济，盖阎自认“与陕联合，自属胜着”，惟对镇嵩军进一步的参战要求，又以“无中央命令不好出兵”而推托。（注：阎锡山电马骏（晋东盐运使，时驻翼城，常与陕方联络），1925年2月27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924页。）
阎部晋东盐运使马骏当时分析陕豫之争说：“刘胜则中央可将陕付吴［新田］、孔［繁锦］，败亦可付吴、孔。如能乘胡疲竭时中央明命鄂皖鲁苏陕各省以讨其破坏大局，一鼓歼之，最好。上策即以豫畀冯。胡胜后颇可虑。”（注：马骏电阎锡山，1925年3月13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985页。）按马氏较有战略眼光，其实就是希望刘、胡两败俱伤，给山西一个相对安宁的周边环境；其最后提到的“各省”讨胡竟然不包括晋省，甚能得阎锡山不主动干预外事之宗旨。且胡本陕人，若胜而据豫又兼领部分陕地，则对山西形成夹击态势。战事的结局正是马骏所忧虑的，不过胡景翼新胜据豫后，本可大展宏图，却于1925年4月因病身故，使时局发生相当大的变化。（注：国民二军的新首领是非胡系的岳维峻，与直系的关系尚好，也非民党出身，但他在军内并不具备胡的威信，似也不如胡那样敢作敢为，故其后来使山西及其他方面“可虑”的并非有多少特别进取性的作为，而是其态度的犹疑不定。）
陕豫间的战局刚告一段落，奉军于1925年4-5月再次入关，张作霖到京，确定“政局商定后再讲地盘”的方针，试图“先恢复国务院，以新旧交通系为阁员”。段祺瑞虽“态度消极”，仍不能不勉予同意。而冯玉祥则“一味退让，希图保存”。（注：钱桐（盂材）电阎锚山，1925年5月24日，阎锡山档案，微卷8,1645页。）实际上冯玉祥大体仍在实施其主要向西北发展的既定政策，故在“商定政局“的同时，基本维持着奉向东南发展而冯向西北开拓这样一种各忙其事的形势。不过，奉系在东南的发展最初虽较顺利，迅速取得数省地盘，却遭遇到更强有力的抵抗，盖东南久为北洋所据，其对手皆驻扎于此的正统北洋部队，而西北本未入北洋主流，国民军所遭遇的主要是北洋边缘部队，相较而言，国民军的西北开拓更具实际成效。
胡胜刘败后陕西的结局确如马骏所料，段政府准战败的刘镇华辞职，以吴新田继任督办。惟吴部实力不够，始终未能真正控制陕西局面，不久陕西也为国民三军所得。1925年8月执政府正式任命孙岳为陕西督办，冯玉祥兼任甘肃督办，在名分上和实际上进一步确认了冯部在西北的地位（惟陕西之外的西北“地盘”还须继续开拓）。（注：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59-61页。）国民军既得陕、甘、豫，北有察哈尔、绥远，形势看上去甚好，但其并未集中全力于巩固在西北的地位，而是更有所图，其拓展方向又回向山东和直隶，甚至可能包括山西。
而奉系对东南的占据显现出较大野心，引起各军阀不快，终推动新据江南五省的孙传芳与其余直系剩余力量的联合，吴佩孚乃乘间而再起，出任讨贼联军总司令以攻奉。（注：吴佩孚再起，段祺瑞立刻感到威胁，其子段骏良说，虽“杨文恺日前来电谓吴只讨奉，决不反对执政，万勿信挑拨等因。但吴屡次通电均带护宪彩色，此话亦难遽信”。苏体仁、潘连茹电阎锡山，1925年11月3日，阎锡山档案，微卷9,441页。这里所说的“护宪”，指的是曹锟任总统颁布的宪法，从法理上当然针对着段的“临时执政”之正当性。有意思的是，段的支持者吴新田和刘镇华余部柴云升、张治公两师也联名通电参与讨奉：“我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由孙总司令统率首先发动，义旗一举，薄海歌呼；桴鼓之声，万方同应。新田等屯兵秦陇，夙赋同仇，愿竭驽骀，共脆凶逆。”吴新田等讨奉通电，1925年10月24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1938-1940页。吴新田此举未必代表段祺瑞态度，但多少反映出许多军阀对奉系的不欣赏，一因张作霖出身“胡子”，二因其与日本明显的关系。）孙传芳讨奉时，国民二军曾参与攻鲁，战胜后的徐州会议，岳维峻也曾出席。这就使国民军和奉军终难共处，国奉之间战争很难避免。同时，整个国民军与山西的矛盾也日趋激烈。盖国民军既得陕、甘、豫、察、绥，北京也有驻军，在地缘分布上已置山西于其夹击态势之下；不论其在山东、直隶的进展如何，国民军若图将地盘连成一片，最容易也最可能的下一兼并对象就是山西。故晋阎欲图自保，就只能联奉。在国民军又将李景林逐出保定、大名后，奉张决定联吴佩孚打击冯玉祥。1925年11月22日，阎锡山驻汉口吴佩孚处的代表报告说：“奉派某要人来汉协商解决［国民］第一军，此间令其先行攻击。”（注：汉口曹步章（字倬云）、梁汝舟电阎锡山，1925年11月22日，阎锡山档案，微卷8，第1926页。一般多说张作霖因郭松龄反戈而与吴佩孚联合，看来双方的联合要更早也更主动。）
且国民军内部并不团结，前引晋东盐运使马骏将国民军之冯、胡二部分别看待，并非无因。冯玉祥就曾自别于国民二军，他致电阎锡山说，“二军份子复杂，唯利是图，久为世人所诟病”，与冯氏自己“十数年心血教练而成”的一军不可同日而语；并力辩自己不仅未参与国民二军对山西的军事，且曾屡次劝阻之。（注：冯玉祥致阎锡山，1925年3月7日，阎锡山档案，转引自曾华璧《民初时期的阎锡山》，第110页。）而胡景翼、孙岳皆曾参与同盟会反清革命，自视与纯北洋出身的冯玉祥不同，反与也曾加入同盟会反清的阎锡山同属“民党”。就在国民军与奉、晋开战前不久，国民二、三军的代表谷仲言曾与阎在北京的代表联络，对“山西与冯合作而不与民党之二、三军携手，深致不满”。他强调，二、三军的“军队虽极复杂，军官确系民党主义，以主义与之拉拢，必可奏效”。故“山西应以民党关系，脱开冯方，与二、三军切实合作”。（注：温寿泉、苏体仁、潘连茹电阎锡山，1925年11月3日，阎锡山档案，微卷9，第421-422页。但当时不久就有“陕县敌军约近一师，刻以山西军务长景梅九名义密印安民布告”（马洪电阎锡山，1925年12月4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1964页。按马洪似为茅津县知事，确否待考）。旋有属于国民二军的樊钟秀大举攻晋，而景梅九、樊钟秀亦皆老“民党”，故阎锡山此时对这类历史联系不能有太多的实际考虑。）
可知国民一二三军之间的关系确不十分和谐，而胡景翼去世后接掌国民二军的岳维峻与“民党”无瓜葛，他不仅联孙传芳讨奉，且亦公开列名于拥戴吴佩孚出山的通电之中。（注：按冯玉祥也暗中与孙传芳联络，赞成其反奉，然自己不出兵，参见杨文恺《孙传芳反奉联奉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104页。）这样，国民军内既不和，外将面临与奉、晋、直三方同时作战的不利局面，形势相当不妙。恰在此时，奉军郭松龄于11月22日（即阎锡山得知直、奉联合的当天）正式发出反奉通电，此举对国民军的存亡有重大意义。据勃拉戈达托夫对国民二军的观察，该军“只能对付土匪”，实“无力同正规军作战”。若与奉军战，恐难取胜。“多亏郭松龄采取了行动，才将部队从困境中拯救了出来”。（注：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88-90页。）这一观察或许有些过分，二军中李济才、李云龙部皆甚有战斗力；（注：参见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第360页。）且如冯玉祥所言，国民一军的战斗力应超过二、三军；但总体上国民军并不具备同时多方作战的实力。
尽管郭松龄反奉对国民军非常有利，冯玉祥仍拒绝了苏俄顾问提出的以骑兵援助郭松龄的建议，认为郭“自己完全能应付”。国民军的所有军事行动均涉及地盘：国民一军出兵接管了热河，这还算是对付奉方地盘；同时国民一二三军又联合进攻支持郭松龄的李景林“地盘”，这一“违约”行为导致李部由支持郭而转向“中立”，继则转向支持张作霖而向冯宣战。勃拉戈达托夫认为冯玉祥“没有充分利用”郭松龄反奉的“有利局面”而在作战上“及时援助郭松龄”，冯后来也承认“他低估了自己敌手李景林的力量”，竟将一半的军队留在远距离的后方。（注：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90、99页。冯玉祥虽支持郭松龄反对其上司，双方的合作却不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实即因打李此举。这一点冯玉祥自己也承认，他后来也说这次进攻友军是“反友为敌，以私演公，开出了一场莫明其妙的战争”。冯玉祥：《我的生活》（下），441页，转引自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115-116页，关于冯玉祥不援助郭松龄而打李景林，参见同书第108-115页。）
其实冯玉祥和苏俄顾问所认知的大到战略利益小到“有利局面”皆不一致，（注：郭松龄反奉一事涉及到复杂的国际关系，过去一般多注意日本在此次战斗中扮演的角色，其实郭松龄反奉大概也与苏俄有关。据北伐前夕被任命为驻日使馆代办的白思多夫斯基说，远东司长梅尔尼科夫1926年4月告诉他，郭松龄的妻子是哈尔滨贸易学院（俄办？）的学生，加拉罕曾许诺支持郭松龄。后郭军事吃紧时加拉罕要求苏俄出兵齐齐哈尔以逐吴振中（音）回沈阳，得到梅尔尼科夫支持，但政治局怕触怒日本而不批准。张作霖逮捕中东路局长伊万诺夫时，加拉罕又要求苏俄出兵哈尔滨，并得到伏罗希洛夫支持，兵已发至中苏边境，但齐切林在征询了驻日大使意见后，估计日本会立即占领长春并派兵至哈尔滨，政治局乃决定撤军。参见Grigory Bessedovsky,Revelations of a Soviet Diplomat,Tr.,by Mathew Norgate.Reprint ed.Westport,Conn.:Hyperion Press,1977,pp.123-124.到1926年5月，驻日大使柯普(Kopp)也告诉白氏，苏俄支持了郭松龄反奉及其与冯玉祥的联合，参见同书，第134-135页。）冯恐怕恰是在“充分利用”他眼中的“有利局面”，试图占领与自己最接近的地盘，以解决其兵多地少的矛盾。从冯部与奉军终不能不一战的战略眼光看，若冯玉祥真出大力援郭而推翻张作霖，则不论是郭松龄拥张学良主政或其自主，皆必致力于巩固东北，暂无暇顾及关内，国民军在华北的地位会相当优越。直鲁联军南有孙传芳虎视眈眈，是否能自保尚成问题，不能对国民军构成太大的威胁；此时以优势兵力再图直隶地盘不迟，并挟中央政府以与势力尚松散的吴佩孚战，胜负实难逆料。
不过，冯玉祥那时仍在强化其对西北的控制。1925年8月执政府刚任命他兼任甘肃督办，冯即派主力之一的刘郁芬师出征甘肃。（注：曹之杰：《冯玉祥部国民军入甘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第21-23页。）10月间，阎锡山派往冯部的代表观察到，“冯军连日向西开军队甚多，向东开只昨日有骑兵二连”。（注：孙焕崙电阎锡山，梅焯敏电阎锡山，1925年10月21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第2452页。）究竟冒险逐鹿华北还是确立其对西北的控制，这恐怕才是冯玉祥面临的最大战略抉择。郭松龄不过奉军之一部，其反奉能迅速取胜大概很少会在时人事先意料之中，故真正援郭反奉可能需要倾国民军全力以赴，而胜败尚难逆料，具有相当的冒险性；若进兵西北则所遇对手实力相对较弱，且冯具有中央任命的督办职务，可以说是在自己属地进行“内部清理”，以当时军政运作规范言，颇具正当性。比较而言，在其他主要军事力量竞争华北甚至东北之时，倾全力以控制西北，是比较稳妥的现实选择。
然冯玉祥计不出此。他不援郭或因其对全国性战略地位竞争的冒险性考虑较多，但他又不想放弃当时华北的有利局面，也没有真正全力西进。也许他想让郭松龄与张作霖两败俱伤，自己则一面巩固西北，同时抓住可乘之机在华北据地（以国民一二三军之间的矛盾及各自意图的不同，此时或也不完全能由冯决策）。这一战略选择的结果几乎是毁灭性的，郭败而国民军不得不面临奉、直两系的夹击，而且还加上新近转向的阎锡山。山西的总兵力并不甚强，却最接近国民各军的实际地盘，具有非常直接的威胁。阎的出兵随时可将国民军在华北前线和陕西、河南的部队分隔开来，使其无法集中兵力对付奉、直任何一方，而不得不同时分别与奉、直、晋三方作战。国民军处于这样的劣势，很大程度上实因冯玉祥在郭松龄反奉时缺乏战略眼光而太顾及眼前地盘利益所致。（注：即使不从战略角度而仅从地盘角度看，由于郭松龄失败后其残部魏益三军转为国民四军，必须有地方安置，冯玉祥反不得不将保定一带让给魏益三部，使原已不够的地盘更加吃紧。且魏部无论在对直对奉的战事中都未必能起实际作用，也未必愿意卖力拼命。）
在郭松龄兵败被杀的1925年12月24日，国民一二三军联合进攻李景林取胜，并占领天津。次日，段祺瑞循冯玉祥之意任命孙岳为直隶督办，据说这引起国民一军内部不满，数日后冯玉祥通电下野，移居平地泉，拟赴苏联考察。（注：冯的战略眼光似较其一军部属为高，盖国民军即将面临各路围攻，若此时多顾一军利益，必影响其整体团结，难以共同对敌。退而言之，此时直隶乃众矢之的，直接面临各军之锋矢，能否守得住还是个问题。真能稳据，孙岳也不能不倾其全力，则国民一军很有可能从甘肃入据陕西；若战而不胜，孙岳本曾隶属于直系，似较易解决善后问题，而受损失的也是国民三军。三军的何遂曾说，他和孙岳早就认为直隶、河南皆四战之地，乃各方争夺的焦点，三军实力不足以据之，而“甘肃以西没有一支新式军队”，易于发展，故拟定了向西北发展的计划。但这一计划与冯玉祥自己的西北计划冲突，盖“冯把甘肃当作他发展势力的地区”，反对三军向西北扩张，而力促孙岳重返直隶。后来国民二、三军皆瓦解，结果使“国民军变作冯玉祥的西北军”。参见何遂：《关于国民军的几段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73-75页。）勃拉戈达托夫多次表述了对冯玉祥在部队面临奉、直夹攻而最吃紧时宣布脱离军队远赴苏联一点不理解，然冯或自有其算计，他认为“吴佩孚和张作霖是‘死敌’”，不可能有认真长久的合作；他显然希望这两个“死敌”面对面的接触会导致实际利益的冲突，从而爆发战斗，自己则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待其两败俱伤后再回来收拾残局。（注：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09页。并参见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第110-114、125-131页。）这也不无所见，但当时奉直双方恐怕都已视冯为更可怕的敌人，（注：据说吴佩孚和张作霖由敌手变为同盟并全力灭冯，即因吴从郭松龄联冯反奉这一“叛乱相寻”现象看出反叛上司已成北洋趋势，乃提出与奉方对反叛者“共张挞伐”。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台北文海出版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8辑》，1971年，83页。李剑农也有类似记载，参其《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673页。）如果不是北伐这一新因素的迅速改变局势，直奉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多半只会爆发在冯部被基本“解决”之后。
对国民军尚有利的，是奉、直、晋三方内部也有类似国民军的自身困难，其相互配合显然不足。先是李景林由中立转而通电讨冯后，阎锡山即连电其驻汉口代表探询吴佩孚是否真与奉方结合，不久即得“津李、鲁张、汉吴、苏孙确已联络对付国民军”的确信。阎锡山于是提出，冯李既然开火，“玉帅非速动不可，否则张［宗昌］、李［景林］不支，更无办法”。但他很快发现吴佩孚其实指挥不动其名下的军队，尤其实际控制湖北的萧耀南与吴之间“感情日恶”，萧并不实际支持吴的对北作战。（注：阎锡山电汉口曹步章，1925年12月6日、1925年12月9日，阎锡山电贾济川（镇嵩军师长，时在运城），1925年12月9日，曹步章电阎锡山，1925年12月26日，阎锡山档案，微卷8，第1965、1967-1968、1974、2000－2001页。当然，萧虽不欲实际支持作战，大概仍希望吴能离鄂北上，免除其对湖北的辖制，故其对吴之北向作战，恐怕是取一种“半肯半不肯”的态度。）不过，这一障碍因萧耀南在1926年2月中旬突然因病逝世而解决。
更直接的困难是已表示接受吴统辖的岳维峻在河南不动，盖当时欲谋豫督地位者众，在岳氏看来，“战之胜败，豫之地盘均非所有”，故不欲北上。“吴对岳极悲观，无办法。吴之鄂豫旧部以岳失信，欲以兵力压迫，吴不允”。（注：曹步章电阎锡山，1925年12月26日，阎锡山档案，微卷8，第2000-2001页。）这一困难竟由国民军无意中代为解决：那段时间段祺瑞几次试图下野不成，执政府益受占据京津的国民军操纵；在萧耀南病逝后，吴佩孚任命了临时继承人，段则循冯意另任卢金山、刘佐龙为湖北军民两长，并正式下令卢、刘讨伐吴佩孚，命岳维峻等“督饬部队会同进剿”。（注：李新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434页。）吴佩孚的部队“借道”河南北上不成，直接攻打岳维峻又显得正当性不足，此时反有直取河南的理由了。
在各方的夹击攻势下，国民军与直奉晋三方皆边打边谈，在作战的同时尝试与各方和平解决的联络始终不断，景象相当奇特。（注：参见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152-167页。这段时间国民军与直奉晋三方的谈判和文电往来以及直奉晋三方自身的文电往来未必仅限于当时当下的实际利益，更揭示出各“军阀”对实际政治军事及更一般的政治军事“规则”的一些常规认知，还可深入挖掘，特别是两方文电中对第三方的描述（因“第三方”随时在转换中，可资对比处极多），非常有提示性。）1926年3月中旬王士珍等北洋大老提出和平息争主张，冯部将领迅速在3月20日通电表示接受，愿意“将所部队伍撤回原防地，专力开发西北，不欲内争”。（注：张之江等通电，1926年3月20日，原载《国闻周报》，收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1990年，第5卷，第345页。）国民军并于4月上旬在北京逐段祺瑞而释曹锟，希望获得吴佩孚谅解。直系内部也有主张容纳冯部的主张和实际的努力，但遭吴拒绝。此时军事上集中于消灭冯玉祥已成为直奉晋三方高层的共识，阎锡山连电吴佩孚，主张迅速合力灭冯，他说：“合肥既去，政治上不成问题。鄙见根本上歼敌计划，总应贯彻到底。极盼转电雨帅，迅电前方各军，戮力同心，灭此朝食。”在得到吴、张“所见相同、主张一致”的确讯后，阎一面指出“敌虽狡猾善变，必无幸存之理”，一面更强调“彻底灭敌，务绝根株”的必要性，希望吴佩孚“旌麾北上，就近指挥，于战胜攻克，收效尤大”。（注：阎锡山电吴佩孚，1926年4月13日、4月14日，阎锡山档案，微卷11，第0323、0334页。按一旦国民军与直系或奉系和解，则热河、直隶、河南皆将归奉、直，山西靠近察、绥和陕西的地盘很可能成为各方与国民军妥协的筹码，晋阎大概也了解这一可能，故如此积极也。）
4月中旬，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但各军围剿国民军的战斗并未停息。稍后张学良到京，再次“向齐燮元陈述目前先急军事，政治后题”的方针。（注：钱桐电阎锡山，1926年5月4日，阎锡山档案，微卷11,2206页。按钱氏的报告中也说到“直方甚不满意”，但此“直方”或齐个人意见，盖吴佩孚正有类似主张，而齐则已无兵力，自多着眼于“政治”也。）5月17日，冯部将领又一次宣言表示愿意保境安民，努力开发西北。（注：《西北将领之宣言》，《申报》，1926年5月20日，第4版。）次日却以晋军阻断其退路为由，分六路大举攻晋，占据了晋北大部分地区，至6月在雁门关一带与晋军形成相持局面。（注：按直奉双方皆有主张与国民军妥协的一派，国民军攻晋有可能得到其默许。徐新六1926年6月报告说：“西北军事当有一番表示，终恐仍归于和。大概大同入于西北之手，京绥在握，暂行实做‘西北’二字，对方恐亦只能就此了事。”徐新六致丁文江，1926年6月12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丁文江档案，卷10，件5，承杜正胜所长惠允使用。按此系徐从上海到天津搜集消息后的报告，或者更多反映与孙传芳较接近的主张。）5月底至6月底，直奉双方分别罢免了各自内部倾向于联合国民军的靳云鹗和李景林，吴佩孚和张作霖于6月底在北京会晤，由吴佩孚亲自指挥南口一线直奉联军与国民军的决战。至8月底，国民军全线溃退，各军星散。（注：参见《国闻周报》第13卷第12-31期关于这段时间战局的综述，收入《北洋军阀》，第5卷，第332-345页；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第175-181页。）
就在国民军前途堪忧之时，北方不甚重视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却取得了超出多数人预料的迅速进展，结果不仅冯部未能彻底消灭，直奉集全力于北方战事的方针反成为战略上的败笔，确非先前所能逆料。（注：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85-225页。）国民军充分利用了南军北伐的机会，在败退中尚能肃清甘肃，保存了再起的基础。尽管直奉夹击之下的国民军主力出陕使刘镇华复起占据陕西大部，国民军李云龙（字虎臣）、杨彪（字虎城）仍能固守西安，直到北伐开始后冯玉祥从苏俄返国，1926年9月誓师五原，新的国民联军逐渐重新据有陕甘。（注：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第203-249页；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1008-1015页。）
细核国民军1926年春夏各通电，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即其一再表示愿致力于“开发西北”。这意味着他们终于有了自己后退的“地盘”，并在此基础之上确立了他们的区域认同——当时的谈判和各方往来电报中，不仅国民军自身以“西北方面”自称，他方也多以“西北军”称之，报刊舆论亦然。在陕甘再起的冯部虽一度自称国民联军，不久且正式并入国民革命军，后来一般仍称其为“西北军”，就是其自身军人也如此。（注：如冯部的凌勉之和孙桐萱在后来回忆“中原大战”时，对已成国民革命军一部分的冯玉祥部，皆以“西北军”称之。参见凌勉之《中原大战之前的冯玉祥》，孙桐萱《韩复榘叛冯投蒋纪略》，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134-140、141-150页。）
简言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因冯倒戈促成吴垮台后，段虽出山，皖系并未能再起，北洋中后起的奉系成为大主角；而原较边缘的西北各军也应运而出，一度颇能影响国是，阎锡山的晋军也在这段时间日益活跃。吴佩孚的复出未能挽救正崩解中的直系，此时中原争夺的主要角色是奉军（北伐后改称东北军）和国民军（形成中的西北军）。北伐后还能长期存在的北方军事力量正是东北军、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军三部分，在北洋系统内可以说皆非正统。故北伐结束后所发生的情形其实早已形成势头，说此后十年的军事格局大体奠定于此时，或亦不为过。
三 反赤旗帜下北方军政的整合尝试
在此混战期间，五卅后出现的“反赤”倾向一度给北洋体系提供了新的整合机会，在此旗帜下北方政治和军事皆曾有实际的整合尝试，但基本未能成功。尤其奉军利用五卅事件这一机会进驻上海，破坏各方原先达成的上海不驻兵的协议，凸显了奉方觊觎江南的野心，是江浙反奉战争的直接起因之一，也使北方在“反赤”旗帜下实行非武力整合的希望相当渺茫。不过，在政治活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已渐成当时中国政治的一个倾向。杨荫杭在1922年就注意到，“近人滥用‘卖国’字，凡异己者，即以此头衔加之”；各派军阀所发文电在“攻击他党”时，便常指责对方“卖国”。（注：《申报》，1922年2月26日、12月21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530、696页。）由此视角看，“反赤”至少是一个可资利用的政治口号。（注：民初的中国，列强实际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1925年的五卅事件向国人提示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现实存在，本有助于正在中国大力鼓吹反帝的苏俄，但苏俄本身首先也是个外国，当时一般人并不很能区分“反帝”与“排外”的差异，强调反帝很容易使人产生排外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北方舆论对国民党和国民军的联俄予以较前更多的关注。说详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81-288页。）
1925年12月4日，正与冯玉祥争夺京、津地区的军阀李景林通电讨冯，说冯“利用赤化邪说，以破坏纲常名教之大防”，其“助长赤化风潮，扰乱邦家；若不及时剿除，势将危及国本”。而李本人则“不为党争，不为利战”，持“人道主义”以“荷戈卫国”，以期“殄灭世界之公敌，而挽我五千年来纪纲名教之坠落”。（注：李景林讨冯通电，1925年12月4日，收入《北洋军阀》，第5卷，第319-320页。）这里“赤化”与“纲常名教”的对立更多隐喻着中外矛盾，时服务于逊清朝廷的郑孝胥立刻注意到“此极好题目，惜吴佩孚不解出此”。（注：《郑孝胥日记》，劳祖德整理，中华书局，1993年，第4册，第2075页，李电录在第2075-2076页。）此后各军阀的通电中以“反赤”为其军事行动正名者便日见增多。
那时“反赤”舆论在北方也确有一定的威慑力，国民军就一方面努力从俄国获得武器弹药，一方面试图淡化其“赤色”。国民二军的岳维峻在1925年底对苏俄顾问斯卡洛夫说，“很多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共产党人（？）［原文如此，盖表执笔者之疑问态度也］，这对工作是有害的，会使敌人借口同以我和冯为代表的‘赤色危险’做斗争来网罗反对派”。若说岳维峻本非民党，身为国民党员的国民三军军长孙岳也对俄国顾问说，我“不能让你们到部队中去，因为人们可能猜疑我这个直隶督军同情红党。你们是不是最好去北京”？他明言：“我们在思想上是朋友，但现在不是表露这一点的时候。”故孙岳也曾拒绝出席苏联驻天津领事的宴会，并对苏俄顾问利沃失解释说，“这是因为不想让敌人找到攻击我们亲近的借口”。（注：孙岳并对苏俄顾问允诺，“等我们打败了敌人，我们在北京举行一个盛大宴会，庆贺我们的友谊”。有意思的是，河南督军岳维峻甚至对苏俄顾问说，“等战事结束以后，俄国顾问就能够开展工作”。这是单纯的往后推托还是真认为俄国人将来在非军事领域可以有所作为，待考；但他们都不愿张扬其与苏俄的关系，认为这会招致攻击的意思则非常明显。参见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7l、104-105页。）
有时“讨赤”似有助于反国民军各方的军事整合，据说直奉晋等各方5月10日在北京成立了“讨赤各军联合办事处”，各派驻一全权代表，以“谋军事上之统一，以期彻底的讨伐赤化”。（注：《申报》，1926年5月12日，第5版。这是该报引东方社电，机构名原译为“赤化讨伐各军联合办事处”，与当时通行中文不顾，故改。按《申报》本身在此前后并无相关报道，疑此机构即使存在，也最多是联络性质，不具有多大的实际作用。）由于直奉双方基本认可先军事后政治的方针，故军事整合相对容易，而政治整合就困难得多了的。先是段祺瑞政权因与国民军过于密切的联系而渐失直奉两方的拥戴（尽管本来也更多是名义上的），张作霖在1926年初已正式宣布不受命于执政府，实行东三省自治。（注：张作霖通令（大意），1926年1月25日，收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三）”，第400页。）在段祺瑞在2月下令讨伐吴佩孚后，吴氏也于3月通电讨伐段祺瑞和冯玉祥。但真要达成政治解决，段祺瑞的政治地位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国民军自己驱段释曹，为各方的政治解决扫清了一个障碍。
在这样的思想环境和政治背境下，北洋元老王士珍等在3月中旬曾出面发起全国和平会议，倡导北洋内部息争，各军停战后退，划直隶、京兆、热河为缓冲区，各不驻兵。处于劣势的国民军一再表示接受响应和平通电，但张作霖要求国民军还直隶、热河于奉，方可停兵。由于各方反应并不理想，国务总理贾德耀率阁员于3月25日再次通电主和。这一通电经王士珍等修改后发出，有意思的是内阁通电初拟递达者有冯玉祥而无吴佩孚，电文中并有“雨帅焕帅，国家柱石”等语。王士珍等认为冯已下野，不应列名，吴则应加入，遂改电文为“雨帅玉帅，国家柱石”；原电说“执政委托聘老诸公主持和议”，亦以免除“其他误会”为由删去“执政委托”四字。（注：《晨报》，1926年3月26、27日，均2版。按段祺瑞在1925年12月底已被迫改组临时执政府，增设国务院，由国务总理负责国务会议，实际上是一种责任内阁制。而其善后会议系统中有军事善后委员会，王士珍即任职其间，这一委员会也成为这段时间主和的主要推动机关。）
一日之间的电文更易，最足见当时势力消长盈虚之瞬息万变。冯、吴的一退一进，直接反映出军事形势的异变。而贾德耀本出身皖系，王士珍等却有意要切断与段祺瑞执政府的关联；尤其贾氏不久前曾附署讨伐吴佩孚的通电，今忽又通电改称其为“国家柱石”，不仅贾氏个人甚感难堪，当时“内阁”之几无地位亦可见一斑。
王士珍等和平息争的主张终因各方实际利益冲突太甚而收效甚微，这批元老只是在国民军退出北京到新内阁成立期间起到了维持治安的作用。且“其他误会”也未能免除，段祺瑞的影响虽被删去，吴佩孚又猜测和议是出于冯玉祥的主张，以为“聘老言和，系受赤党所包围，非其自由主张”。（注：吴佩孚电阎锡山，1926年4月4日支，阎锡山档案，微卷11，第0209页。）的确，在直奉晋三方联合讨冯之时提倡北方息争，当下的实际受益者首先是国民军，吴佩孚有此认知实不足怪（但这也可能只是他拒绝息争而不正面对抗王士珍等大老的推托之辞而已）。
直奉双方对政治问题也一直在讨论，但在“护宪”还是“护法”这一问题上的不妥协立场使政治解决的达成相当困难。（注：关于这段时间北京政局的演变，胡霖（政之）当时有较仔细的描述，参见政之：《北京政局蜕嬗记》，原刊《国闻周报》，收入《北洋军阀》，第5卷，第343-368页。）当时的政治情形相当复杂，直系主张“护宪”，即承认曹锟任总统时所颁布的“宪法”，然可以接受让曹退位，即所谓“旧法新选”。另有不少人主张以更早的“约法”为国家基本法（当然也就不承认“宪法”），是谓“护法”。两者都进而牵涉到已不存在的国会问题。（注：据说吴佩孚本不赞成曹贿选，吴再起时已被释放的曹有意复位，吴却要求其主动辞职，王士珍即指出，“这个门楼虽然破旧，可是，一经拆除，再想盖起来就不容易了”（李炳之《吴佩孚之再起与溃败》，《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68页）。按王有识见，曹锟任总统虽出于贿选，至少名义上是选举出的总统，多少有其象征意义。此后直到北伐统一，北京政府再无总统名目。到1927年6月，张作霖开府北京，任海陆军大元帅，郑孝胥注意到：“宪法、约法皆废除，共和民国以今日亡。”《郑孝胥日记》，第4册，第2149页。）奉系先前曾“讨伐贿选”，现在若承认曹锟宪法，则与此前的行为有冲突，故张学良对阎锡山的代表“面称护法不护宪”，致后者得出“政局恐一时难有办法”的结论。（注：钱桐电阎锡山，1926年4月28日，阎锡山档案，微卷11,2149页；李庆芳电阎锡山，1926年4月28日，阎锡山档案，微卷11,2165页。关于当时的“护法”与“护宪”之争，还有许多可深入探索之处，其中也包括明显的国际影响，法国因金佛郎案、日本因西原借款等案，皆牵涉到实际利益，故不欲倾向直系的政府上台。参见徐新六致丁文江，1926年6月12日，丁文江档案，卷10，件5。）
昔日的老民党章太炎此时也颇致力于“恢复法统”，试图拥黎元洪复位，盖黎氏为武昌首义正宗，又是当选副总统，其复位后再据《约法》新选国会，最能体现“法统”之恢复。从这个角度言，太炎与不赞成“护宪”的奉系主张相对接近。他曾于1926年4月下旬函杨宇霆商拥黎事，杨复函支持，但不愿公开主张，仅欲“观成”。太炎以为即此也足，故觉“甚为满意”。（注：章太炎致李根源，1926年5月7日，《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864页。）其实黎元洪能否重新出山正取决于究竟有无实力派的真正支持，在直系明确主张“护宪”之时，奉系虽主“护法”，其仅欲“观成”的态度显然不足以恢复黎元洪的地位，结果吴佩孚坚持的以颜惠庆内阁摄政获得成功。
颜内阁摄政虽然只是个过渡性的安排，仍表明直奉双方在政治上确实有所合作。在北京地区奉系军事实力远大于直系的形势下，奉系在政治方面对直系显然有所退让。若将南方发展中的变化计入长远考虑，北洋系统此时真能携手，其实对大家都有利。但那时北方尚少有人认真顾及南方军事格局的变化，他们的眼光仍多关注于北方，且各方成见皆已较深而相互信任不足，其大致共同之处，即集中全力先消灭国民军。
章太炎反对颜内阁摄政而未果，其设想的由黎元洪任命一新国务总理在南方摄政也不为北方有实力者所接受，但他仍强调继续反赤的优先性，以为国内各事可于“南北二赤次第荡定”之后徐议之。（注：章太炎致李根源，1925年12月6日，《近代史资料》，总36号（1978年1期），第146页。）盖太炎以为，中外矛盾大于国内政争，“今日国内问题”，已不在什么护宪护法，“而在注意如何打倒赤化。护法倒段题目虽大，而以打倒赤化相较，则后者尤易［宜？］乃人注意。十余年来之战争，尚系内部之争；今兹之事，则已搀入外力。偶一不慎，即足断送国家主权，此与历次战争绝对不同。”（注：《申报》，1926年1月31日，《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849页。）
到1926年4-5月间，章太炎与各类在野士绅组织起“反赤救国大联合”，要联合全国各界同志起来“共除国贼”。从“赤化”角度看，当时本存在所谓“南北二赤”，即北方的国民军和南方的国民党，后者“赤化”的程度远超过前者。当时直奉之反赤者地域意识甚强，更多瞩目于“北赤”，太炎与这些北方军人最不同之处即在于他将“南北二赤”共同看待，实际越来越更看重“南赤”上升中的力量。
或许预见到其“拥黎”的努力难以成功，太炎从1925年末就提出，处于“赤化时代”的中国大势“宜分而不宜合”，故“不如废置中央，暂各分立”，分别反赤。（注：章太炎致李根源，1925年12月6日，《近代史资料》，总36号（1978年1期），第146页。）他在1926年初解释“恢复法统”之义说，“吾所主者，不在去段一人，而在否认北京之政府”。自袁世凯以后，“国政听于骄帅之言”渐成北京政治常态，“所谓政府者，即近畿军阀之差遣”。本来“总统国会，法之所当有；而非法之总统国会，则法之所不许。故暂缺中央政府者，所以尊法，非违法毁法也”。只要大家都反赤，实行区域分治或者比有名无实的统一更有效率。（注：“太炎论时局”，《民国日报》1926年1月21日，《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846-848页。按太炎所谓“政府即近畿军阀之差遣”其实是稍晚近的事，至少当在徐世昌被迫退位之后。关于在中华民国名义下可以“割据”一语，部分也可视为太炎的雄辩之辞，实际他后来也劝孙传芳应回避割据之名。）到1926年5月，太炎仍主张：“以事势观之，吴［佩孚］处果能退让无过，暂缺中央，任王士珍等维持治安，即所谓三分之局也。若南北二赤果尽解决，彼时或再有可议尔。”（注：章太炎致李根源，1926年5月4日，《近代史资料》，总36号，第148页。）
这样一种先解决“南北二赤”再及其余的主张与奉直双方先军事后政治的方针在思路上有接近之处，但许多实际掌军权者并未接受“先反赤后内争”这一次序，他们在落实“先军事”之时甚至可能藉“反赤”之名而争夺地盘。而且，即使各地分别“反赤”也需要较大规模的跨省跨派系军事行动，这与区域分治多少有些矛盾。随着“反赤”的重点逐渐从言论口号转向实际的行动，这些问题迅速凸显出来。到北伐军已占据江南、直逼北方后，奉直各方的关注才越来越转向南方，直到吴佩孚在湖北大败于北伐军，所有剩余的反赤力量才真正开始联合起来；但反赤方面联合的一个重要基础，倒未必是章太炎所期望的“以夏攘夷”，恐怕更多是中国国内的南北之分。（注：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193-204页。）
四 结束语
若简单总结1924-1926年间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第二次直奉战争是一个转折的关键。共产党人瞿秋白稍后即认为那次战争表现出军阀“开始分化和崩溃”，而北方国民军的形成则是“中国军阀战争史中最重要的现象”。在“中国军阀之中，居然发现一派较与民众接近的武力——虽然他们不能直接算是国民的武力，然而他们在四围复杂的环境里，全国民众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要求里，不能不如此表示，始终可以说：即使不是民众武力的形成，至少也是军阀武力的崩溃；即使不是民众方面增加一部分武力，至少也是军阀方面减少一部分武力。”因此，“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较重要的关键”。（注：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新青年》第3号（1926年3月），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第2-3页。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此时仍将国民军视为“军阀”的一部分，实际上他对国民军的正式表态是否代表其“衷心”尚持怀疑态度。）
前面说过，在北洋两大派系相持的均势下，各中小军阀虽不断转移其立场，却无伤大局（同理也适合于南北双方的均势）。冯玉祥和郭松龄的先后倒戈直接导致了北方均势的瓦解，到两极体系中一方优势明显时，居弱势的一方会在体系内外有意识地努力寻求（长期的或暂时的）同盟，以取得平衡或优势。同时，危迫的局势也可能促使居弱势的一方采取一些非常规的行动方式。惟政治规则即使在对付敌手时也不宜随意“突破”，只要开了先例，则对敌之方略也可能随时转而对己。
南方固然曾试图在北洋体系中寻找可以联络的对象，北洋人也可能往南方寻求支援。在直系倒段祺瑞时，吴佩孚等已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南方军阀的力量，这就在北洋体系的内争中引入了外力，增加了北洋内斗的复杂性。后来直系占优势时，奉、皖两系也联络在南方开府的国民党孙中山系，同时吴也曾试图联合与孙对立的陈炯明。（注：吴佩孚与陈炯明的“联合”究竟到何种程度，还可以深入探讨。陈炯明特别提倡联省自治，而吴佩孚主张武力统一，两人在政治观念上有根本的冲突。陈炯明在1924年5月对吴稚晖说，当时的军事形势，国民党“本来具有与敌对抗之局势及其能力（即反直派大联合，最少限度亦以西南奉浙为主干）。惜孙先生不取，必以广州局面而当之，不独徒劳无成，行且同归于尽。孙先生及其谋者如果觉悟，及今图之，尚未为晚”（陈炯明答吴敬恒书，1924年5月13日，收入陈定炎编《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第1157-1158页）。似乎三角同盟事本陈所提出，孙初不赞成，后来才接受。无论如何，陈炯明此时仍提倡“反直派大联合”则不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大规模杀伤毁掉了北洋体系的元气，此后新主政的段祺瑞和张作霖不得不将国民党视为重要力量而加以联络，邀请孙中山北上谈合作，使当时所谓“三角同盟”进入实际运作层面。此时南北虽仍对立，但已互相援引利用，南北均势已逐渐是名义多于实际了。
在一定程度上，第二次直奉战争可以视为北洋军阀内部最后一次武力统一的尝试，而其后的“善后会议”及大约同时各种召开“国民会议”的要求则是南北双方各政治力量最后一次和平统一的努力。国民党1925年5月发表的《时局宣言》说：“总理既怀与人为善之诚，躬自北行，与之商决国事，倘使北京临时执政肯以诚意与本党合作，接受总理所提倡之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原则，本党敢信，不但中国之政治的统一早已实现，而国民革命进步，亦必以一日千里之势克底于成。”（注：《中国国民党对于时局宣言》（1925年5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118页。）孙中山的逝世可能是这次和平统一努力不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注：从阎锡山档案中的许多文电看，段孙妥协当时似已基本达成，而孙中山逝。其余在京国民党人的威望恐怕对内对外均不足以确保与北方的协议得到落实，其中不少人的个人态度似也更不倾向于和平解决问题。）没有南方参加的善后会议本已大减其影响力，而会议始开，河南镇嵩军和国民军已经开战，自然很难再谈什么和平建国（于此益可见那时原较边缘的“西北”对大局的影响）。
两次统一努力的失败不仅促成北洋体系的崩散，也更使时人感觉到北洋政府统治合理性的丧失，故后来的北伐军在长江流域取得出人意料的大胜后，不少读书人便产生出“有道伐无道”的想法。（注：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191、214-215页。）同时，北洋新陈代谢的结果和南北既对立又互相利用这一局面的出现，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北伐前夕的一般舆论所说的“北方”实与前已有较大的差异，而“南方”的变化或者还更大，至少是更明显。可以说，北伐前数年的“南北”双方都有些今非昔比，至于南方军政局势的发展演变，当另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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