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马克思提出的“信用制度的二重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性质论文,信用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理解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提出了“信用制度的二重性质”这一概念。所谓“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正是这种二重性质，使信用的主要宣传者，从约翰·罗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9页）
质言之，“信用制度”就是资本的社会化。“信用制度的二重性质”就是资本社会化的二重性质。一方面，资本的社会化是对“私人资本”的否定，从而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另一方面，资本的社会化扩大并加剧了资本与生产力的矛盾，为资本的自我否定和彻底否定奠定了物质基础，从而成为“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信用制度的二重性质”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
从“信用制度的二重性质”看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马克思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代，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但从完成《共产党宣言》到写作《资本论》第三、四卷，其间历经20多年，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已由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而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则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
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相比，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仅在矛盾双方的构成上有所不同，而且在矛盾运动的样式上也有不同。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化之间的矛盾具有冲突和对抗性质，在这种矛盾的冲突和对抗中，生产的社会化是革命性的一方，而资本的私人化则始终是革命的对象，其结果，生产的社会化不断克服资本的私人化，迫使资本的私人化投降。但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则具有二重性质，二者在一定限度内既相冲突，但又相适应。资本的社会化与生产的社会化有其相适应的一面，即资本的社会化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满足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要求，但资本在本质上是与生产社会化相悖的，而且资本的社会化恰恰扩大并加剧了它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
从“信用制度的二重性质”看，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这使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9页）
从“信用制度的二重性质”看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
在《共产党宣言》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在自由发展阶段的阶级结构比较简单，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当马克思进行《资本论》的后期创作时，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已由生产社会化与资本私人化的矛盾演化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社会化的矛盾，这一矛盾使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新的嬗变。
从“信用制度的二重性质”看，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具有二重性质。一方面，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的社会化，“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页）“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无须资本家亲自担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5页）“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6页）另一方面，同样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的社会化，资本家阶级控制社会生产的能力又在加强。“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支配别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6页）而且，资本的社会化还有助于资本家阶级的扩大与更新，“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通过这种形式也能成为资本家……这种情况……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79页）因此，“信用制度的二重性质”使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既趋于“消失”又得以“巩固”。
从“信用制度的二重性质”看，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也具有二重性质。一方面，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的社会化，“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工人阶级开始管理生产，在工人阶级中出现了管理阶层和技术阶层，即现在所说的“白领阶层”。“白领阶层”的出现，意味着工人阶级自身质量的提高和控制社会能力的加强。但是，“所有以这种或那样方式参加商品生产的人，从真正的工人到（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147页）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444页）。另一方面，同样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的社会化，工人阶级的确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分化趋势。其一，在工人阶级中“以体力劳动为主的”雇佣工人日益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甚至成为绝对过剩人口，一旦这部分人成为永久失业者时，他们便失去了工人阶级属性；其二，在工人阶级中“以智力劳动为主的”雇佣工人具有跻身于资本家阶级行列的客观因素和主观条件。
如果说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一个“中间阶级”确实值得商量的话，那么，由于“信用制度的二重性质”，在资本家和“最后一个短工”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社会空间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界限绝对分明的中线。但就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言，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从“信用制度的二重性质”看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是唯物史观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在如何证明这一基本原理的问题上，《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后期创作有明显差别，这一差别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给出了第一个确证，这一确证的核心证据是自由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化的矛盾，由于资本的私人化难以容纳生产的社会化，因而最终将被生产的社会化所炸毁。客观而论，《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终将趋向社会主义的证明是有效的，因为资本的私人化在其演化过程中的确被“社会资本”所否定，而且是“资本的自我否定”。但这也说明，用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化来证明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这种证明仅适于自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当马克思进行《资本论》的后期创作时，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马克思开始思考根据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社会化这一新的矛盾来证明现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从“信用制度的二重性质”看，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社会化既相适应又相矛盾。但不论是适应还是矛盾，垄断资本主义都趋向社会主义。
从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社会化在一定条件下相适应看，“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页）这就是说，“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和形成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页）因此，正是由于社会资本对私人资本的自我否定及其与生产社会化的适应，马克思才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识别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从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社会化存在终极矛盾看，尽管资本的社会化扬弃了资本的私人化，尽管社会资本在一定限度内适应了生产社会化，但是，社会资本只是资本的“自我否定”，这种否定还“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而是一种“消极地扬弃”，这就是说，社会资本并没有否定资本的本质，并没有根除它与生产社会化的根本矛盾，而且，资本的社会化恰恰扩大并加深了它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信用制度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9页）
马克思正是根据“信用制度的二重性质”来论证垄断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它本身，但也仅仅是就它本身来说，已经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最后，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与此相反，关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的种种幻想所以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作为它的一个形式的信用制度完全没有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86-687页）
在论证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后期创作确有不同，《共产党宣言》认为，由于私人资本不符合生产的社会化，因而私人资本才应该被公有制所取代；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后期创作中则认为，信用制度本身就包含着对“资本本身的扬弃”，包含着“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从“信用制度的二重性质”看社会主义革命
既然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既然“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那么，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权力转移是怎样发生的呢？是暴力革命学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斩钉截铁地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5页）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为什么必须用暴力革命来实现由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权力转移呢？原因在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私人化——是一种具有冲突性质的对抗性矛盾。
当马克思进行《资本论》后期创作时，社会资本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这种扬弃既是资本的自我否定，也是资本的自我发展，这就是“信用制度的二重性质”。
从信用制度的消极性质看，信用制度“导致资本的集中，从而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因而成为“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这种消极性质的信用制度或信用制度的消极性质若发展到一定限度，便难免于爆发暴力革命。“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
但从信用制度的积极性质看，“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4页）具体说，“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页）因此，由于资本的社会化，“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页）
马克思根据“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定位在暴力革命与“自然的历史过程”之间。如果信用制度只是消极地扬弃自身，即仅仅停留在“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的范围内，这种信用制度就难免于爆发暴力革命。但如果信用制度积极地扬弃其自身，即从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发展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那么，这种信用制度就会使“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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