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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问题研究，作为国际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极其重要的领域。90年代以来，走近欧洲、研究欧洲，更是中国人民大学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展开教学科研活动的重心所系和特色所在。在这一基础上，致力于面向21世纪的、服务于中国宏伟的现代化事业的欧洲问题研究，并由此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有关国际研究的学术事业，使中国的国际研究获得应有的国际影响和地位，已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的基本宗旨及其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一、历史沿革和研究特色
中国人民大学是以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见长的教学科研机构，是为新中国的政府决策和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性知识准备、高水平咨询意见和综合素质人才的主要基地。因此，国际问题研究，尤其是欧洲问题研究，从一开始就在人民大学的学科发展和机构布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当时全国惟一的外交系，负责为新中国培养国际事务专业人员，后来独立发展成为现在隶属于外交部的外交学院。这一时期，我校的一批国际问题和外国问题研究专家，如吴大琨教授、高鸿业教授和苗立田教授等，在自己具有特长的研究领域中，辛勤工作，成果丰硕，具有了全国性的学术声望，奠定了人民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传统。60年代初期，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指示，人民大学又建立了国际政治系、苏联东欧研究所和世界经济教研室，开始以多元机构建制和多学科配合的形式进行更加系统的国际问题研究。根据国家的统一安排，人民大学的研究重点在理论方面侧重于国际共产主义实践的研究，在地域方面侧重于欧亚政治经济发展的研究，在学科领域方面侧重于世界经济和欧洲地区经济，在方法论方面强调政治与经济相结合。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发展后，中国人民大学于1978年正式复校。复校后的人民大学继承了历史传统，对于国际问题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第一批恢复机构建制的国际政治系、国际经济系和苏联东欧研究所开始在欧洲问题研究领域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其中，在西欧经济、西欧政党、西欧国际关系、苏联东欧政治经济等方面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学术领先地位，并且积极介入了国家层次上正在恢复活动的学术交流和专业团体。
从80年代末开始，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开始出现以欧洲研究为重点、拉动相关学科综合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随着学校相关研究机构的几次重大变革和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1993年，学校在原国家教委和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支持下成立了“英国问题研究中心”；1994年，又建立了“欧共体资料与研究中心”；1996年，建立了“北欧研究中心”。这些新建研究机构以跨学科研究为特色、在跨机构合作为主要形式，开创了一种新的科研活动模式。为了进一步推动我校欧洲问题的研究和教学以及与国内外欧洲问题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1996年，“欧共体资料与研究中心”改建为全校性的独立科研机构，即现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为此，学校专门向中心划拨了专职编制、办公经费和办公场所。此后，中心开展了一系列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交流活动，不仅在国内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还引起欧盟驻华使团以及一些成员国驻华使馆的高度重视。
1997年，随着欧盟制定并开始实施对华新战略，为期四年的中国欧盟高等教育合作项目正式启动，这对我校已经完成机构建制和研究模式创新的欧洲问题研究带来新的发展契机。由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学术委员会讨论并经教育部批准，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被列入欧盟重点资助的中国6个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全国性的项目管理办公室也设在人民大学。
中心的学术研究工作和对欧交流工作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人民大学在欧洲问题研究方面的传统优势和知识储备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出现了整体突破的新态势。1997年～2000年，人民大学先后获得了116个中欧高教合作项目，主办了8个讲习班和国际学术会议，获得总资助金额近100万欧元。与此同时，还通过国内外其他渠道承担了大量的相关项目。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与磨合，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在科研和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
1.依托和发挥人民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综合优势，实行跨领域合作和多学科互动。近年来所完成或仍在进行的欧洲研究项目，涉及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所研究的问题包括欧洲思想文化、一体化发展、政府政治、对外关系、安全防务、金融财政、农业政策、区域发展、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人口问题等，初步形成了理论基础深厚、历史内涵丰富、研究领域全面和政策导向突出的学术特色，产出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2.欧洲问题研究的人力资源进一步得到了优化组合。一方面是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的自身力量得到了加强，专兼职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组织机构进一步健全，以中心主任为负责和学术委员会为主导的机制运转良好，富有效率；另一方面是校内欧洲问题的科研力量和资源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协调，形成多机构交叉配合、团队研究与个人研究相结合、梯队结构合理的研究队伍。
3.建立了面向国内外的开放体制。人民大学与欧洲的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有了更大的扩展，与欧盟12个成员国和欧洲联盟总部的90多个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先后有110多位欧洲学者到中心访问、讲学和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中心与国内各欧洲问题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合作得到进一步加强，不仅经常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而且邀请许多外单位的科研人员参加了许多课题项目组合。
二、研究方向和基本目标
中心认为，对于欧洲问题这样一种高度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应当以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知识为根本、以世界整体发展趋势为主要参照、以欧洲一体化进程为切入路径，对欧洲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进行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努力从欧洲研究中发掘有利于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经验和启示，重点探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政治和文化多元化的新情势下，应当采取怎样的对欧政策，如何发展合乎我国发展战略需要的对欧关系，为我国在新条件下进行重大国际决策提供重要的咨询建议。人民大学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综合实力，一支相对齐整的欧洲问题研究的学术队伍，以及与兄弟院校和科研单位在近年来所建立的密切合作关系。今后，中心将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这一优势，在共同发展的前提下开拓新的局面。
因此，中心的基本目标是：在3年～5年的时间内，将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建设成为以全球化和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为主要背景，以前沿理论与问题为工作重点，以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为研究手段，实行文理渗透、学科交叉、高效率的管理和开放的体制的全国性欧洲问题研究机构。在此基础上，经过不断努力，使中心成为在欧洲问题的整体研究上具有全国领先地位和较高国际声誉的研究基地、学术交流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
经过反复论证，中心将以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欧洲联盟政治与外交、欧洲社会政策为主要研究方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研究重点，突出欧洲问题研究中最前沿的、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的问题。
1.在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问题上，研究的重点包括：(1)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对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2)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继续发展对发展中国家和南北关系所产生的影响；(3)欧洲经货联盟的发展（其深化和扩大，诸如欧元和东扩）对中国——欧盟未来经贸关系的意义。
2.在欧洲联盟政治与外交问题上，将重点研究欧盟政治决策体制、机构和过程以及欧盟对外关系与对外政策，其中包括：(1)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2)欧盟与世界主要大国间多边及双边关系互动；(3)欧盟与中国的政治、安全关系；(4)欧盟在主要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本研究方向与中国对外关系与对外政策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不仅涉及中国与欧盟的关系，而且涉及中国与美国、俄罗斯的关系。本方向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向政府有关机构提供政策研究报告。
3.在欧洲社会政策问题上，研究的重点包括：(1)对与欧洲一体化密切相关的社会政策领域的研究，旨在深化对欧洲一体化发展前景的把握；(2)对与中国当今社会政策改革紧密相关的社会政策领域的研究，诸如劳动力市场与就业、社会保障的立法及实施、社会福利改革等，目的是为我国政府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可能采取的政策和措施。
围绕这三个重大研究方向，在今后3年内，中心将重点完成4个～5个重大科研项目，首先是“欧洲联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及其对中欧关系的意义”和“欧盟对外贸易的制度框架研究”两个重大课题。今后还将以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诸如“欧洲环境政策及其对中国—欧盟关系的影响”、“欧洲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欧元与国际货币体系”、“欧洲福利体制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同时，中心还将自行设定一系列中小型课题，围绕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开展学术研究。
欧洲问题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对外关系与对外政策具有直接的紧密联系。在过去大量的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基础上，中心今后将进一步加大力度，每年向有关部门提交8份～10份政策研究报告，并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合作，进行与我国内外政策相关的课题研究，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在政策研究领域的积极作用。
为了保障学术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心将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在科研体制方面，既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又主张与人民大学各院系保持密切的联系和合作关系；既有一定的固定编制，又实行灵活的人员流动。今后的机构建设模式，将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情况，探索稳定、高效、高质、灵活和开放的科研运行机制。在学术队伍整合方面，中心将对欧洲问题研究的学术队伍进行再次优化组合，造就一支实力雄厚的、学科全面的、具备开放—开拓—合作特性的欧洲问题研究队伍，为进一步发展欧洲问题研究奠定坚实的人员基础。同时，中心将进一步完善中心的科研、人事管理体制，在目前所实行的全职—专职—兼职相结合的体制基础上，根据“带项目上岗、结项离岗”的原则对所有专兼职研究人员实行聘任制，并根据研究人员的业绩发放岗位和研究津贴。在科研经费方面，中心将在教育部和学校提供的研究和项目经费之外，继续采取向国内外各种企事业单位争取项目，以项目经费维持和扩大中心机构的运作方式。在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方面，中心将进一步加强与其他欧洲问题研究机构间的合作，推进中国的欧洲问题研究。在图书资料方面，中心将全力以赴地加强对欧洲问题研究资料中心的建设，特别是争取更多的经费用于外文书刊。在教学开发方面，中心将着重开发和利用研究生的资源，对校内专兼职研究人员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实行统一的科研管理，包括开设共同选修课、安排他们参加特定的研究课题、给予研究生一定的项目补贴、根据研究课题和项目对研究生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进行统一规划。
三、未来发展与长远规划
要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就必须紧紧跟踪国际学术发展的步伐；要推动中国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发展，就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在这样的长远规划指导下，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对新的世纪中欧洲问题研究的若干重大发展趋势也给予了全面的考虑。
1.与欧洲目前的发展直接相关的一体化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欧洲一体化最本质的特点在于制度创新，即对近现代以来民族国家理论与实践的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主权平等作为基本准则之一被载入《联合国宪章》，但这之后不久，西欧部分国家却在特殊形势下走上一体化发展道路。进入90年代，受功能主义影响的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扩展到政治、社会领域，欧盟机制也因此呈现“奇异的混合体”的特点。在第一支柱按照共同体机制运行以外，第二、第三支柱却被设计为政府间合作的模式。目前，司法和内政合作中的“超国家”因素在加强，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基本固守着政府间合作的原则。分析这一现象，有可能取得理论认识上的重大进展。因为，无论是在理论中还是在现实中，一体化的硬核都是国家主权是否可以让渡以及如何让渡的问题。只有经济一体化的经验，还不足以全面揭示国家主权让渡中的各种矛盾。为了弥补这些缺陷，90年代以来，一体化理论出现多元化、多样性发展的特点，在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等主要流派以外，又陆续出现学习理论、合伙理论、公共治理等新的理论解说。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有可能对现有知识进行新的整合，从而形成一个更加全面的一体化研究框架，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而且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预见理论发展的方向。此外，作为全球化的挑战的一部分，欧洲一体化能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合作提供有益的启示。本课题的研究还将在这方面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推进地区一体化比较理论研究。
2.这一趋势明显地体现为对于国际形势和多极化格局的理解和把握。在今天，探讨多极化问题则不能离开对欧盟的分析。欧洲地区以欧盟作为一个地区一体化的代表，正在努力尝试以“一个声音讲话”。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作为其直接指向涉外关系的政策产物，其中包含了安全和防务的内容，因此，它是欧盟对外政治职能的集中体现。在该政策框架下，欧洲安全体系的调整与改革、西欧联盟与欧盟的整合、地区危机处理、人道主义救援、建设“大欧洲”的设想、地区或跨地区合作关系的发展等问题的处理，直接涉及欧美关系的重新定位，欧盟与北约和欧安组织的关系，欧盟与俄罗斯、中国、日本等大国的关系，欧盟与其他转型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通过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进展，梳理欧盟对外关系的战略重点和发展方向，无疑有助于更加准确地判断欧盟对多极化进程的影响，弥补多极化研究中政策分析和量化分析不足的缺陷。
3.欧盟作为当今多极化世界的重要一极，是中国必须在相当长时期内认真对待的国际“伙伴”。自90年代启动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以来，欧盟先后制定并公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文件，包括对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和国家的长期战略说明，其中，还分别于1995年和1998年公布了两个对华政策宣言，明确提出了“对华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宏观构想和具体的政策措施。目前，中欧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双边关系中的制度化因素得到加强。2000年9月8日欧盟又提出对华政策执行情况的报告，对两年来的对华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提出了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可以说，对华政策是欧盟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欧盟政策的新变化对于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行为，对于创造和维持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有着明显的影响。因此，欧洲问题研究对于中国把握欧盟的对华政策既有基础性理解的意义，又有对策性分析的意义，为中国今后与之交往和开展合作提供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