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组织运行的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框架论文,科研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8-03-20
中图分类号：G3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053(2008)03-0563-06
科研组织的运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与科研组织自身绩效的提高、国家创新系统的建设等都密切相关。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也十分关注，从目前情况来看，对科研组织的运行的研究包含了十分广泛的议题，内容庞杂，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分析框架或者理论。而随着我国科技政策对组织问题的日益重视，对科研组织的运行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显得尤为必要。正如前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所说的：“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是一个长期探索、不断完善的过程，需要广大科研院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积累和规范，也需要加强理论研究和有效借鉴国外成熟经验”[1]。本文从科学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入手，构建一个科研组织运行的分析框架，为促进科研组织运行的相关理论研究抛砖引玉。
科研组织是在一个开放系统中运行的，涉及到研究工作的目标和计划、与之相关联的不同机构和组织之间的行动和互动方式、科学研究的认知方法和技术工具、成果的评价等多方面，它们构成一个系统范畴。这些因素以不同的方式相互组合并发生作用，从而使科研组织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因此，考察和分析科研组织的运行，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1)事物变化的内在原因及其规律；(2)事物变化的表现形态；(3)外部因素对事物变化的影响；(4)外部因素发生作用的方式。这四个方面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不同方面的因素和社会改革向科学提出了许多实用而紧迫的课题，比如：为企业产品的更新换代而需要发掘新知识源的问题、解决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技术转移问题、作用于科研组织的运行过程，具体表现为组织的研究目标、行为主体、认知方式、经费来源、运行规范和评价标准，它们共同构成了科研组织的组织要素。科研组织的运行，正是这六个组织要素的不同组合与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实践过程，因此，这六个要素的结构性关联也就构成了科研组织的运行分析框架(如图1)。这个分析框架的着重点不在于这种或那种要素的独特性，而在于这一框架的整个构造和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依存。
1科研组织的研究目标
组织的研究目标是指有待于动用组织的力量来解决的具体问题或有待完成的任务。目标代表着组织的未来和发展方向，它对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目标，对于科研组织而言，其根本宗旨主要是发现自然世界的本质。在总目标指导下，可以细分为多个子目标或阶段性目标，组织根据主攻方向和知识积累进行选择。一个好的科研组织，必定会十分重视各个阶段目标的选择，而目标的选择也是由多种因素影响的。
在当代，科研组织的研究目标越来越考虑到社会和市场的需要。一方面是因为大规模的工业发展噪声污染的社会问题、医疗健康问题、农业增产问题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产业界开始大规模地资助科学研究，随之而来的结果是“现代工业给予科学的资助无论是对现代科学的发展速度还是方向，都有重要的影响”[2]。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的科技政策也在诱导着科研组织的目标选择，增进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之间的关系在很多国家都被作为科学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
图l 科研组织运行的分析框架
上述这些要求和考虑落实到科研组织上，则表现为组织通过展示其研究活动与具体需求(即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医疗和健康的社会目标)之间的相关性，来证明其科学知识生产工作对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有时甚至是直接的、即时的贡献。这种要求改变了科研组织在实际运行中的考虑和权衡，科研组织不但提供服务于人类利益的公共知识，而且更加直接地提供服务于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专有知识。
科研组织在社会的影响下往往调整自身的研究目标。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长期坚持基础研究领先战略的美国贝尔实验室因为AT&T公司违反《反垄断法》而被迫分离出来之后，其研究方向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实验室领导人一再说明这并不意味着要牺牲长期研究目标而迁就短期的应用技术，但实际上贝尔实验室的研发战略确实进行了调整。对此，学院式的和搞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尤其感觉明显，实验室的物理学分部主任C.Kumar N.Patel说：“如果你是一个学院式的科学家，你会抱怨我们变得更加实用了。那些好科学被接受的多姿多彩的日子，我认为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仍然想要好科学，但是好科学必须与未来的技术有某种合理的可能的联系”[3]。诺贝尔奖获得者安德森(P.W.Anderson)认为贝尔实验室变得更以钱定向和更以应用定向了，环境和气氛都不太适宜研究，因此，尽管他相信实验室负责研究的副总裁、诺贝尔奖获得者彭齐亚斯(A.A.Penzias)仍然会推进基础研究，但他还是于1987年离开了实验室，到大学继续进行他的理论研究[4]。
2行为主体
行为主体(也叫行动者)是指那些出于各种原因而为组织做出贡献的个体。行动者的特征，对组织结构和运行的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正是行动者的行为、选择、互动、遵循和革新，构建和影响了组织。
科研组织的主要成员是“科学家”这一特殊群体，对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来说，他们的任务着力于扩充新的知识领域。然而，这一情况在当代有了很大改变，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走出了象牙塔开始关注社会需求，关注国家和科学研究的支持机构、决策机构的意向(如每年度的科学研究资助项目指南等)。Yong S.Lee在1996年调查了美国115所大学的9个学科的986名教师，得到的结论是：71.1％的受访者赞同大学的科研应充分考虑企业的应用[5]。现在的大学研究活动具有更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体现了“求真”与“致用”之间的融合。从“我从来没有想过办企业”到“我可以做好研究并且赚钱”，这里蕴含着科研人员的职业生涯设计的转变。“一个理想类型的创业科学家认为，从大学实验室到工业实验室之间来来回回的互动应该随时发生”[6]。作为创业者，他们的行为与传统的只埋头于研究的人员有明显差异，表现为更加积极地回应知识转移的要求。这一类科学家也被形象地称为“发明企业家”(inventrapreneur)，他们不仅具有科学技能，也具有市场敏感性，善于挖掘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潜在商业价值，并使之产生实际的经济效益。科学家的这种转变，对科研组织的运行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3认知方式
科研组织的认知方式指的是组织通过一种什么机制来生产知识，也可以说是工作于其中的科学家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进行科学研究。
对当代科学研究来说，更加重要的是大型合作的组织要求以及研究团队等结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组织的安排下，不同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机会和资源交换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合作研究人员构成了一个新的认知主体，这个“新的认知主体通过他们的认知成果获得了认识论地位，并使合作研究(collaborative research)成为一种认知方式”[7]。最具体的表现是不同组织的科学家或者同一组织内部不同部门的科学家共同署名发表文章，共同分享荣誉和承担责任。维雷(K.B.Wray)从1998年的《物理评论快报》中随机抽样出300篇论文来统计，结果发现88％是合著的；同年的三大物理刊物《现代物理学评论》、《物理和化学参考数据杂志》和《物理进展报导》，62％的论文是合著的；从基因学的三种最重要的期刊中随机抽样出365篇论文，结果有82％是合著的；同样地，对动物学和心理学期刊进行抽样，发现75％的论文是合著的[8]。类似的多作者合作现象在我国近几年来也屡见不鲜。
另一方面，很多大型的实验室(如欧洲原子能研究中心CERN)，除了做研究的科学家之外，还有大量负责控制、维修设备的技师和一般工作人员，在这种工业化的研究组织中，单个科学家的工作不再是完整的。英国科学社会学家齐曼(J.Ziman)对此写到：“在典型的研究者看来，大科学的主要特征是，他必须在一个集体中工作。研究是在一个比他的个人责任心、首创精神或能力开阔得多的范围内进行的。他不再独立进行研究，而是参加一个研究项目”[9]。只有把科学知识生产由个体性向集体性转变，个体的知识生产才能得到其他个体的行动支持。同时，也只有在集体认知的框架下，个体生产出来的知识通过有效的社会批判与社会选择纠错机制，去芜存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知识进步。
在大科学时代，“人们处在科学共同体、研究团队、交流系统、学术机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构成的认知网络的交叉点上”[10]。很多案例研究表明，当知识的来源非常多样化时，如：来源于与政府机构、大学和产业的组织伙伴关系，知识的整合才是最有效的。这说明，科学发展的动力，既来自科学系统自身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内部需求，也来自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即“市场拉力”和“技术推力”，因此，科研组织通过开展与其他研究机构和产业界的合作，能够找到大量的新的科学问题，尤其在高技术领域，许多大学与企业已经形成了一种长期持续的稳定关系，并且出现了一些多组织、跨学科的大规模合作。
4经费来源
科学研究经费是知识生产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障。虽然企业对基础研究也非常重视，但由于基础研究所具有的长期性、风险性、不确定性以及收益外部性等特点，他们往往不愿意过多地投入，因此长期以来，政府担负起了创造公共利益的责任。以美国为例，虽然联邦政府的资助会随其基础研究发展战略的变化时有波动，但政府资金在最近20多年一直都占全美基础研究经费的50％以上，有的时候甚至高达70％(参见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06的历史数据)。
这种基础研究的经费结构模式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即基础研究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石，政府应当主动承担起支持科学的责任。除此之外，政府还建立了由科学共同体自己控制(即同行评议)的资助机构来分配研究经费，如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长期以来，(政府)一直将资源配置的决定权和大部分控制权委托给科学家自己，使他们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这一环境中，科学家倾向于从事建立在由其他科学家发展起来的知识和技术上的基础科学研究，和那些他们可以了解到的基础科学研究”[11]。在当代，政府依然是科学知识生产的主要投资者。但值得注意的是，情况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变化。
首先，政府的投资重点由资助科学转向资助创新。人们不再相信，只要对基础研究投以重金，就足以保证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并满足其他的种种社会需要。这种质疑在各个主要工业国家都先后出现过。例如，英国在1993年5月发表的科技政策白皮书中就指出：“政府认为，单纯地相信基础研究的应用成果会自行出现，然后再为工业所用的观点是不够好的”[12]。M.Gibbons和C.Farina认为，若要促进科学知识生产和应用模式的改变，政府就应当引入和实行与传统的研究资助不同的资助模式[13]。也就是更加强调学术研究与经济的其它部门发生更直接的联系，要求至少有一部分由公共支持的研究是要以绩效为基础的，并且要求学术研究与知识经济的重要性相一致。因此，政府一方面努力保持对在传统的科学共和国内运行的科研组织提供经费，另一方面又按与“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方式分配大量资助。正如美国科学委员会(NSB)在对NSF的资助政策进行调查后指出的：“科学及其应用的历史表明：NSF在资源分配方面应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在知识前沿的许多方面资助由最好的研究者鉴别和确认的第一流的研究；第二个目标是：在面向国家目标的科学机会的战略研究领域，进行资源的平衡分配。这两个目标是在国家利益范围内以一种平衡方式有效地实现的”[14]。
其次，政府对科研组织的资助经费正在减少。OECD的调查显示，以前80％或者更多的大学研究都是由政府作为“公共物品”资助的，但是现在的份额正在减少，大学只好寻找新的支持来源并为那个支持找到新的基础。与此同时，工业界的R&D经费正在逐渐增加。因为技术进步和商业变革的步伐迅速消解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传统边界及其所隐含的劳动分工，企业开始对一些领域的基础研究投以重金，这些支持有联合研究、合同研究和直接赞助研究者等形式。企业资助大学研究的份额不断攀升，尽管仍然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但对大学而言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政府对科学系统的总体投资停滞不前的情况下。
在新的资助结构下，科研组织与政府、与企业、与社会其他建制的传统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很多国家已开始向更加灵活的经费资助体制和基于绩效的经费资助标准转变。在有些国家，这种转变和高等教育与(或)公共研究院所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很多大学都设定了优先研究领域，或者排除没有经济效益的研究课题，或者为了提高效率把先前分开的两个或多个研究单位合并，甚至是为此目的而衍生企业。因此，在理性化的社会及经济结构的环境中，研究经费的来源及其渠道多源化的现状对科研组织的运行具有虽不是惟一的、也是强有力的影响。相应的，公共部门的资助机构及其所代表的政府、科研组织、企业以及广泛公众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得到重新设定。
5运行规范
运行规范是组织的基本规则，组织的存在和变革受到其运行规范的根本影响，反过来，它们也影响规范。运行规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给组织行动提供合法依据和可遵循的准则，(2)给符合组织利益的行动提供激励。运行规范表明了组织在构成它们运行环境的不断变化的选择状态的情境下，怎样才能为有效行动发展出相容的战略。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曾经提出一套科学规范(UCDOS)，即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公有主义(communism)、祛利性(disinterested)、独创性(originality)、怀疑主义(scepticism)[15]。
虽然这一套规范的出发点针对的是科学研究，但是当科学的研究机构在这些如此深入并广泛地渗入到科学活动之中的价值的控制之下成功地运行时，这种控制也就可以作为科研组织运行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①。正如另一位科学社会学家巴伯(B.Barber)所说的：“在自由社会中，科学社会组织的特殊问题既需要一些共同的也需要一些分立的精神规范”[12]。这些共同的精神规范有：理性主义、普遍主义、个人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与默顿的UCDOS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代的基础研究并非完全不以任何特定的应用为目的，反而是趋向现实价值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UCDOS规范部分地受到了挑战。由于科学家越来越多地进入工业界和政界，这就要求产生与“创业型科学”中的复杂行为更为协调的新规范。齐曼提出了PLACE规范，即专属的(proprietary)、局部的(local)、受权威管理的(authoritarian)、被定向的(commissioned)、作为专家的(expert)；并且认为，为做好产业科学，适用的是“PLACE”，而不是“UCDOS”[16]。
以大学为例，现代的大学已经从象牙塔逐渐转变为一个教育与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学究旨趣和创业的混合体。“大学可以采纳企业的价值观，形成一种完全新型的学术企业；而企业也可以采纳某些学院规范，两者就享有共同的部分，由此产生出对科学知识生产和使用权利的共同认识和协调行为，从而促进科学知识的生产”[17]。
一旦把科研组织的运行规范与产业的运行规范的关联界定为具有正当性和重要性，关键的问题就是需要新的理念来界定科研组织的行动准则，形成一种知识扩展和知识资本化相互补充的运行规范。所有的变化都需要科研组织内部产生新的建制和专业人员，最典型的就是大学校园里出现了技术转移办公室。
有大量的观察注视着整合后的运行规范对大学核心价值结构的影响，包括：UCDOS的部分失效，学术自由、基础研究数量的减少，大学研究人员流失的可能性等。确实有研究发现，大学研究人员遵循的行为规范在与产业合作中发生了偏离，比如，W.Cohen报告说，大约35％的产业-大学研究中心允许企业从科学报告中删除信息，超过50％的研究中心允许企业延迟发表成果[18]。
本文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科研组织的行为规范既受到科研组织自身因素的影响，如：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的取舍、优先领域的制定、知识积累、学科建设优势、资金来源等；也受到其他社会组织的利益、目标取向、组织文化、研究条件的控制。正是在这样一种权变性的意义上，凸显科研组织对科学规范进行整合——以灵活的方式把每一种规范形式应用于具体情况的重要性。
6评估标准
20世纪90年代之后，科技评估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成为管理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由于科技评估与资源分配等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往往也是科研机构运行的指挥棒。
对科学研究的组织来说，绩效评估体现为效率(efficiency)和效益(effectiveness)两个方面。前者指的是科研组织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样的速度回应社会需求，体现的是敏捷性与坚守性之间的张力；后者衡量的是科研组织向社会提供的知识(产品)的影响、质量和社会效果等，体现的是有用性和适应性二者的统一。
然而，由于基础研究的特殊性及科研组织产出的社会公益性，很难设定一套完整的指标对科研组织的绩效进行测量，各国都在不断的探索中。在我国，2003年科技部颁布了《科学技术评价办法(试行)》，第三十六条规定：基础研究机构评价应以原始性创新能力与国际科学前沿竞争力为评价重点，主要评价学科专业方向设置的科学性、学科带头人及人才群体的整体水平和培养能力、国内外合作与交流情况、科研条件共享、成果及论文产出的水平以及在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地位和影响等。
由此可见，对科研组织来说，生产原创性的知识应该是第一位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因此，基于学术使命的评价标准仍然存在，并继续发挥着核心作用。事实上，科研组织能否做出重大发现往往也是人们认可该组织的首要条件，提起尼尔斯·玻尔研究所，人们马上想到量子力学、矩阵力学和测不准关系；提起美国费米实验室(Fermi Lab)，人们马上想到世界上最高能量的粒子；提起卡文迪什实验室，人们马上想起电子的“葡萄干布丁模型”、脉冲星、DNA双螺旋……还有2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然而，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和特殊的应用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将更加强调科研组织的社会效益。以大学为例，不仅要看它提供了哪些教育项目、培养了多少毕业生、产出了哪些科学研究成果和发明，还要看它培养的学生是否适合社会需求、做出的发现和发明对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是否有用。也就是说，质量控制不仅要考虑学术标准，而且要考虑其他社会、经济和政治标准，如对国家利益的贡献，对社会和经济竞争力的贡献，研究过程中的成本和社会的可接受性等。由此，研究问题的意义和结果的评价标准不仅仅是由专家确定的，而是由带有不同价值观和利益取向的多种参与者构成的科学-社会共同体共同确定的。
这种社会导向机制对科研组织有一种在短期内产生更具有直接商业价值的成果的要求。但是，科研组织不能随波逐流，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什么范围内把社会需求纳入自己的研究任务之中，取决于组织的多方面因素，包括组织目标、组织定位、学科优势、资源分配、研究人员的资质、国内外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等。因此，科研组织需要在敏捷性与坚守性之间保持平衡。具有135年历史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到目前为止，其研究方向主要经历了六个阶段的转变：电标准测量、辐射研究、核物理、多研究方向(分子生物学、射电天文学、金属物理、晶体物理、超导体)、固态物理、凝聚态物理。假如卡文迪什实验室不长年累月专注于物理学的研究，就不可能成为“全世界物理的中心”；假如卡文迪什实验室一直固守在物理领域不加以改变，则无法持续创新，更不可能从1904-1978年连续培育出横跨物理、化学、生理医学领域的28位诺贝尔奖得主。
综上所述，科研组织的运行是研究目标、行为主体、认知方式、经费来源、运行规范、评估的制度安排等因素相互影响的过程。相应的，科研组织的运行也开始出现多元化，允许创业和各种体制结构变革，看看哪一种更加适合新的环境。
注释：
①在严格的意义上，科学规范与科研组织的运行规范是有差别的，前者针对的是科学研究活动，比较弹性和自由，是“规则、指令、惯例、信念、价值和前提这些具有感情色彩的东西形成的综合体，是把科学家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默顿语)更多的是属于一种“精神气质”式的软约束。后者针对的是科研组织，比较严格和强制，属于一种规制硬要求。本文注意到这种差别的存在，但认为两者的相通之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