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佚作与《郭沫若全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全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若问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巨匠一生的创作数量，总会有专家告诉你一个出入不会太大的答案，如鲁迅一生创作了多少万字，茅盾多少万字，巴金多少万字，老舍多少万字……然而，要是问郭沫若全部作品的文字数量，没有多少专家能答得上来。只要他真是专家，他就知道：郭沫若的大量佚作，多数郭沫若研究专家都没有见过。这里所说的“佚作”，是指《郭沫若全集》之外的作品。
2002年深秋，中国大陆在宣传郭沫若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的同时披露一个信息：由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共同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已经“大功告成”，“《郭沫若全集》38卷全部出齐，为郭沫若作品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了完整、宝贵的第一手资料”①。这一信息使熟悉内情的郭沫若研究者大为失望。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将要成为现实：这套《郭沫若全集》非但不是“完整的第一手资料”，反而极有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全的作家“全集”之一。与“历史编”和“考古编”相比，《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的作品缺漏现象更为突出。仅本人已经搜集到的佚诗和佚文来看，《郭沫若全集》“文学编”遗漏的文学作品至少有1600篇以上，随着我们辑佚工作的延伸，这个数量肯定还会增加，甚至会大大增加。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之外的这些佚作由于缺乏汇总和整理，更谈不上对这些作品进行研究了。多年以来，我们的郭沫若研究就是建立在大量作品遗漏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以往发表的许多研究成果对郭沫若的基本把握多是很不完整的，其结论的科学性也是很难保证的。例如，世人只知《女神》收入了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歌，但很少有人知道《女神》时期的郭沫若还发表了50多首诗作(与《女神》中诗篇的数量差不多)。这些佚诗具有多样的风格、体式和追求，其中有相当多的作品并不具有“五四”时代的时代特征，并不带有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的艺术倾向，也并不是饱含火山爆发式的激情。阅读这些佚诗，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更有利于揭示当时郭沫若对中国新诗的多方面求索。再比如，郭沫若在抗战八年中发表各类演讲至少有110多次。目前本人收集到的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演讲稿(含摘要)82篇，但《郭沫若全集》中收入的演讲稿只有19篇。由于原始文献的不足，使得大名鼎鼎的演讲家郭沫若，一直没有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更没有郭沫若演讲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另外，对郭沫若各类佚作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还可以订正以往郭沫若研究文献的错误和模糊认识，有助于更深入、准确地了解当时的历史事件和细节。例如，本人借助于两篇佚文，解决了郭沫若究竟何时开始接触泰戈尔的问题，而从《郭沫若全集》中看到郭沫若自己的回忆有五种差别很大的说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史料问题，而是关乎郭沫若新诗觉醒时间的大问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已有成果的研究结论多是众说纷纭，似是而非。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既然郭沫若的大量佚作都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那就难怪普通人看郭沫若如管中窥豹了。
因此，郭沫若的大量文学佚作急需收集、整理和研究。这些佚作的有效利用和研究必将大大拓展郭沫若的文学和文化世界，丰富我们对郭沫若的形象认识。因为郭沫若佚作多是建国后的作品，所以这些文字对后期郭沫若及其创作的复杂性将会获得更多新的学术发现。另外，由于郭沫若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因而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是郭沫若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学术工程，而且对于深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艺术史乃至政治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此数量的作品散佚在《郭沫若全集》之外，这是为什么呢？
郭沫若逝世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专门机构编辑出版郭沫若著作，成立郭沫若纪念馆，供后人缅怀和瞻仰，指定周扬负责筹划此事②。很快成立了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以下简称“郭著编委会”)。1978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编委会成立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编委会的组成人员名单：
周扬任主任，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有：于立群、尹达、冯乃超、冯至、任白戈、成仿吾、刘大年、张光年、李一氓、李初梨、沙汀、宗白华、茅以升、茅盾、林林、林默涵、郑伯奇、胡愈之、侯外庐、钱三强、夏衍、夏鼐、曹禺。编委齐燕铭同志已经逝世。③
此后，郭著编委会又增加了如下人员：
副主任委员：石西民
委员：王子野、韦君宜、阳翰笙、吴伯箫、梅益、楼适夷、魏传统④
分析这两个名单，能发现一些问题。第二份名单上的人主要是根据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需要增加的。石西民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此前任国家出版局局长，他出任副主任便于协助周扬协调各方面工作。从其他人员当时的职务更能看出工作的需要：国家出版局副局长王子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中国文联副主席、党组书记阳翰笙，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梅益，郭沫若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吴伯箫，协助吴伯箫负责办公室工作的楼适夷(曾负责出版十七卷本《沫若文集》)。只有魏传统似与出版工作无关，但他是郭沫若纪念馆组建筹备小组负责人，当时纪念馆的筹备归郭著编委会领导。
既然第二份名单主要是具体工作的班子，这也就说明，第一份名单的25人中有很多人可能是出于其他需要进入编委会的。那么，第一份名单是些什么人呢？——大都是郭沫若的好朋友。他们负责“考虑编辑出版的原则问题”⑤。然而，他们制定的原则，有的可以公开，有的不宜公开。印在《郭沫若全集》上的“出版说明”，是他们制定的可以公开的编辑出版原则；所谓不宜公开的原则，主要是这些爱护郭沫若的人，对于那些不利于郭沫若形象的许多作品怎么处理的原则。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第一份名单里的人最初讨论的焦点是出《全集》？还是出《文集》？⑥
关于郭沫若著作编委会成立会议有两种说法，一是1978年10月24日召开了编委会成立会议；二是1978年10月27日召开了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成立会议和第一次编委会。两种说法时间不同，内容也有差别。第一种说法是根据两位出席者的会议记录：郭沫若秘书王廷芳的记录和周扬秘书露菲的记录。第二种说法是新华社当天的会议消息和《人民日报》第二天发表的会议报道。按说这两种说法都有确凿的证据。究竟谁是对的？本人通过研究24日的会议记录和其他旁证材料，得出不同的看法：这两种说法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两次会议。27日的确召开了成立会议和第一次编委会。24日的会议是编委会成立会议召开前的一次征求意见的预备会议⑦。
10月24日的会议记录是解析《郭沫若全集》不全之谜的珍贵史料依据。
我之所以要考证这次会议究竟是正式会议，还是非正式的预备会？二者的区别在于，在当时中国这些久经运动洗礼的“文革”幸存者们参加正式会议时多说套话、空话，甚至是假话；在非正式的会上说真话的几率要高得多。既然这是一次征求意见性质的非正式预备会议，那么会上的发言就有一定的可信度。
从会议记录来看，多数人不赞成出全集，只有少数人赞成。既然中共中央把郭沫若竖为鲁迅之后的又一面“旗帜”，那么鲁迅能出全集，郭沫若也应该能出。但是，作品一旦收全，就会给郭沫若的形象沾上一些污点。所以多数人不赞成出全集。少数赞成出全集的人也说：“就是编全集，也是允许有选择的”，“全集不一定全收，有些是可以不收的”①。这应是导致《郭沫若全集》不全的最初的缘由。
对于郭著编委会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出不全的集子，已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七卷本《沫若文集》，还要成立新的编委会干什么？这个问题，直到郭著编委会正式成立的时候也没有解决。在《人民日报》报道10月27日正式会议的消息中，关于编委会要做的工作是这样说的：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将重新修订出版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三年出版的《沫若文集》十七卷本，搜集整理郭沫若同志未出版的文稿、书信、札记、谈话记录等。⑨
一般百姓很难看出其中奥妙，甚至误以为编委会考虑得很周全：既出郭沫若已出版的著作，又要搜集整理郭沫若未出版的文字。只有知情人能看出这些措辞规避了多少难题，又留下了多少疑问。
第一个疑问：将要编辑出版的究竟是“全集”还是“文集”？第二个疑问：郭沫若已出版的又没有收入十七卷本《沫若文集》的著作怎么办？《百花齐放》、《长春集》、《潮汐集》、《蜀道奇》、《东风集》、《邕漓行》、《先锋歌》、《沫若诗词选》、《东风第一枝》等诗集，《蔡文姬》、《武则天》等戏剧以及《李白与杜甫》等历史著作难道不收进“全集”了吗？第三个疑问：郭沫若未出版的、但又不属于“文稿、书信、札记、谈话记录”的作品怎么办？难道不搜集整理了吗？第四个疑问：《沫若文集》要“重新修订出版”，而郭沫若未出版的东西只说是“搜集整理”，为什么规避了“出版”二字呢？是要“有选择的”出版？还是根本就不打算出版呢？
也许是郭著编委会意识到这样的措辞漏洞百出，也许是他们的分歧很快得到弥合。几个月后，郭著编委会办公室“征求各位委员同意，书名定名为《郭沫若全集》”⑩。名称虽然解决了，但深层次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1979年6月，四川举办了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郭著编委会办公室负责人吴伯箫、楼适夷出席会议并发言。他们不仅宣布了要出《全集》的消息，而且宣布了编委会办公室要征集“郭老著作版本、散篇、手稿、佚文、文物资料”(11)的信息。但对后者如何处理，他们的发言都有含糊不清之处。如吴伯箫的发言说：“征集郭老未出版的文稿，不及编入总集的，将来可以出版补逸(‘遗’字之误)编”(12)。楼适夷说：“包括此次《全集》不能收入的译著、书信、手稿及各类各时期的佚文，都能尽快地陆续地编印出来。”(13)他们二人的语焉不详，主要还是源于编委们心中的深层矛盾：既想让“全集”尽可能全，又觉得某些作品不能进《全集》。本来，“全集”就应该尽可能的全。“不全”之“集”，何称“全集”呢？而且，读者一旦知道“全集”很“不全”，郭著编委会如何向社会交代呢？
1982年秋，《郭沫若全集》第一批著作面世。印在书上的《出版说明》对大家关心的要害问题是这样表述的：
《郭沫若全集》先收集整理作者生前出版过的文学、历史和考古三个方面的著作……
作者生前未编集和未发表的作品、书信等，将陆续收集整理、编辑出版(14)。
按照这个《出版说明》，《郭沫若全集》的编辑出版，要分两步走。第一步，首先整理、编辑和出版郭沫若生前已经结集出版的作品；第二步再出郭沫若生前未编集和未发表的作品、书信等。这算是郭著编委会给读者的一个交代，只是，没有交代第二步工作什么时候做？人们甚至有理由担心：是真要做？还是权宜之计？
据了解，第二步工作郭著编委会办公室原本真是要做的。1983年5月，在郭著编委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和全国文联联合举办的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上，马良春(后任郭著编委会副主任委员)介绍了《郭沫若全集》第一步的工作进度和第二步的工作计划：
预计一九八四年《全集》三十八卷全部发稿。力争一九八五年全部出版。
一九八五年之后，将陆续收集、整理郭老生前未编集和未发表的论著、译著、书信等。……预计《全集》总数可达五十卷左右。(15)
然而，这个时间表没有按计划完成。第一步工作不仅严重拖延，而且打了折扣。三十八卷《郭沫若全集》推迟了17年后才出完。第二步的工作计划只在“历史编”和“考古编”中部分实现，“文学编”非但没有做增加佚作的工作，反而把“郭沫若生前已经结集出版的作品”剔除了很多。如《沫若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中“文革”时期及以后发表的诗作共48首，但收入《郭沫若全集》“沫若诗词选”的诗作被删除21首。该卷的《说明》竟说只是“少数篇章未收入”(16)。2002年秋，三十八卷《郭沫若全集》“竣工”之时，郭著编委会早已名存实亡：33位委员已去世30人，其中半数以上1980年代就已辞世。从此，《郭沫若全集》之外大量佚作的编辑出版，就成为难以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其实，郭沫若和郭沫若著作的编辑出版早就被1980年代以后的中国读书界冷落了！
原计划1985年出齐的三十八卷《郭沫若全集》，多数拖到1991年才定稿，最晚的迟至2002年才出版发行。这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郭沫若全集》的编辑出版问题，不仅与郭著编委会有关，还与出版社有关。后来，出版社出书不仅与出版界有关，还与更复杂的文化现象密切相关。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是在中国“拨乱反正”的背景下成立的。编委会所有委员无一不是“文革”时期的批判对象，其中多数是1930年代的左翼作家。此时，这些作家最关心的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30年代文艺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30年代的左翼作家是有“山头”的。冯雪峰、胡风等人一派本来有鲁迅作靠山，但在50年代的政治斗争中惨败于周扬、夏衍一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派又借鲁迅的言论把周扬、夏衍一派“批倒批臭”了。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周扬一派亦喜亦忧。喜的是他们陆续被平反，“四人帮”对他们的错误批判可以纠正了；忧的是冯雪峰一派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也要“拨乱反正”，呼吁把周扬一派参与制造的历史冤案予以平反。此刻，周扬等人绕不过去的是不朽的丰碑——鲁迅，他们仰仗的旗帜只能是郭沫若。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中共中央的评价可谓登峰造极：“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17)这是国家意识形态对郭沫若形象的重构。中国共产党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榜样，左翼文人都拥戴这面旗帜，这也许就是郭沫若著作编委会集合了一大批左翼作家的原因。但这面左翼文人旗帜升起之时，也许正是他受社会冷落之始。
由于极左时代的黑白颠倒，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以往官方肯定的东西倍受冷遇、甚至被唾弃，以往官方否定或冷落的东西却备被青睐、甚至受热捧。这种接受心理，也体现在对待鲁迅和郭沫若的态度上。在“文革”十年中，鲁迅是被官方热捧的，郭沫若始终是比较活跃的。与鲁迅相比，郭沫若更容易被这种接受心理所排斥。鲁迅不是共产党，而郭沫若居于中共文化艺术界和科学界的最高地位；鲁迅去世早，郭沫若却参与了新中国几乎所有是是非非的政治运动，有时还是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直接参与的。尤其是郭沫若在“文革”中的表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革”初期，当绝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打倒、文化名流几乎全部遭受迫害的时候，郭沫若却经常在各种大会上讲话，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美化“文革”的诗词，如《上海百万人大游行庆祝文化大革命》、《读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文革》、《大民主》、《“长征红卫队”》、《科大大联合》、《科技大学成立革命委员会》、《庆祝“九大”开幕》、《歌颂“九大”路线》、《庆祝“九大”闭幕》……
1976年还写出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在“文革”后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人物多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郭沫若却频繁地出现在新闻媒体和纪录片《新闻简报》上。由于特殊的时代语境，人们很容易对他的政治立场产生怀疑。虽然新的中共中央对郭沫若的评价无以复加，却难以改变人们对郭沫若的不良印象，甚至会出现：评价越高，接受效果反而可能越低。所以，郭著编委会对《郭沫若全集》的工作热情，不等于出版社的出版热情，更不同于读书界的接受热情。
鲁迅在“文革”中被神化了。但是伴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社会形成强大的思想启蒙热潮。痛彻解剖国民灵魂的鲁迅，“过客”一样苦苦追索的鲁迅，永远与专制统治“捣乱”的鲁迅，“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的鲁迅，重新被中国读者所发现。鲁迅开始与中国社会深刻对话，而郭沫若却难有这种对话的机缘。
这时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出现了“以鲁视郭”的偏向，也就是用观察鲁迅的眼光去审视郭沫若，用研究鲁迅的范式套用于郭沫若研究。往往是以“鲁”之长量“郭”之短。如向《女神》索取鲁迅式的思想的力量，而不是研究郭沫若所高扬的青春、激情等生命内涵。一时间郭沫若的形象难以走出鲁迅的“阴影”。
对郭沫若形象和左翼作家们更为不利的是，中国知识界的价值取向开始向远离政治、思想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靠拢。这是中国知识界在官方话语之外建构属于知识分子自己的意识形态。在这种知识分子话语的建构中，自由主义作家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徐志摩等人越来越热，而郭沫若、茅盾、赵树理等体现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家越来越冷。于是出版社的目光也就更多地关注前者，而非后者。这一现象早已反映到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中来。1980年6月4日编委会委员李一氓给编委会主任委员周扬的信中就有如下文字：
那时左一下并无不可，这是历史，这是斗争。不过现在新月派，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都一概翻身，反而要把郭老打下去，怪就怪在这里。只差为王平陵、张道藩之流说好话了。(18)
这一现象，到了1990年代以后更加突出。此后，“体制内”作家与“体制外”作家的接受命运截然相反。通过《郭沫若全集》与《沈从文全集》的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与《郭沫若全集》相比，《沈从文全集》的出版可以称得上是“多”、“快”、“好”、“省”。
“多”是指《沈从文全集》编辑出版的工程量要多。虽然《郭沫若全集》38卷，《沈从文全集》33卷，但文字规模后者比前者多。“多”还表现在《沈从文全集》不仅把沈从文生前出版的80多部作品集和物质文化史著作全部校勘、订正，还把未曾结集出版的作品编成新集。更重要的是，收集到沈从文生前未发表的佚作440万字收入全集。这是《郭沫若全集》的最大差距。
“快”是时间快。《郭沫若全集》1978年10月启动，2002年10月出齐，历时24年；《沈从文全集》1993年11月启动，2003年5月出齐，历时9年半。
“好”一是好看，二是好用。从外观看，这两套书的装帧设计都不错，《郭沫若全集》的外包装略胜一筹，但《沈从文全集》配插图1710余幅，内含不同时期的生活照、手迹和绘画速写等珍贵史料近200幅。而《郭沫若全集》的图片少得多。《沈从文全集》的好用表现在分类更细：比《郭沫若全集》多了散文、杂文、书信、日记和史料性的集外文存的专集，还多了附卷：包括作者年表、著作中外文书目、笔名和曾用名、全集总目录和全集篇目索引等，便于读者检索和学者研究。
“省”是投入节省。《郭沫若全集》是高投入，《沈从文全集》是低投入。《郭沫若全集》是由三个国家级出版社分头出版，《沈从文全集》是由省级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全集》编委会几乎是国内文化节顶级名流组成，《沈从文全集》编委会全部成员是沈从文妻、子、助手和5位高校教师。
“小米加步枪”式的《沈从文全集》如何能战胜超豪华装备的《郭沫若全集》？人们首先会想到是因为沈从文作品写得好？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未必是根本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应是他们二人所代表的两类作家接受命运的冷热转化。
1990年代后，中国的图书市场逐渐左右出版机构的选题和出书方向，扭转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读书界的控制。写得好的书未必卖得好，写得不好的书未必卖不好。其中因素之一是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例如，《学习的革命》一书水平并不高，只因为促销成功，创造了100天发行1000万册的奇迹。再如，《顾准文集》水平很高，但1994年首次征订据说只有8册(19)。第二年经一批名流的鼓吹，“首版三千册抢购一空，再版两三万册，据说也已订完”(20)。这是精英文人与图书市场的互动，引导了大众消费，打造了新的文化英雄横空出世。然而，大众的消费支出是有限的。一本《顾准文集》，谁都买得起，而38卷的《郭沫若全集》有多少私人肯买呢？对于出版《郭沫若全集》的三个“皇家”出版社而言，他们有的是高利润的书可出，怎么会对缺乏炒作空间的《郭沫若全集》格外垂青呢？这实际上体现了影响《郭沫若全集》发行的三个要素：一是多数精英文人对“体制内”作家不买账，二是普通读者买不起，三是处于精英和百姓之间的中介——出版社不积极。
《郭沫若全集》后续各卷交稿推迟了6年多，恰赶上中国出版业的市场化转型。计划经济时代的某些重大选题在市场经济时代无人理会。这种前车之鉴警醒了只考虑编书不考虑买书的皇家出版社。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茅盾全集》1984年开始陆续出版，一开始每本发行十几万册，后来只发行两千册左右。偏偏是在这个时候，《郭沫若全集》后续各卷交稿，出版社能放下赚大钱的选题而出它吗？既然对《全集》都不感兴趣，谁还去编辑出版集外的佚作呢？
《郭沫若全集》从筹划到出齐的过程，恰是中国政治从“拔乱反正”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的演变过程。在《郭沫若全集》遭受沦落的背后，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化价值取向的转变。这一现象也许还将持续下去。但愿郭沫若佚作的出版，不会成为永远的历史遗留问题。
注释：
①祝晓风：《人们将看到更立体的郭沫若》，《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6日。
②⑧徐庆全：《关于“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成立会议的记录》，《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14日。
③⑨《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正式成立》，《人民日报》1978年10月28日。
④(14)见已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各编第一卷。
⑤⑩(12)吴伯箫：《祝贺与希望——在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郭沫若研究专刊》(《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二辑)，1979年出版。
⑥徐庆全：《关于“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成立会议的记录》，《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14日；吴伯箫：《祝贺与希望——在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郭沫若研究专刊》(《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二辑)，1979年出版。
⑦我的理由：①从会议记录的会议性质看，不像是正式会议，很像是征求意见的座谈会。②从会议记录的内容来看，像座谈式的预备会。周扬的开场白和最后总结都是征求意见的口吻。除吴伯箫外，其他人都是即兴发言。其他材料都说同时举行了第一次编委会。可是会议记录上没有人对编辑出版方案表示自己的意见。③从会议记录来看，会议最后周扬说：“把名称改为‘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委员会名单要加上胡愈之、郑伯奇、林林、刘大年。”可见不是正式会议。哪有正式成立大会上临时改换组织名称的道理？像胡愈之、郑伯奇、林林、刘大年等重量级人物，岂能是成立大会结束前临时封的委员？④会议记录的时间是10月24日，但目前能够找到的所有材料都说成立大会和第一次编委会是10月27日召开的。既然没有发现这些材料有错误，那么10月24日和10月27日就是两次不同的会议。
(11)(13)楼适夷：《关于编辑出版〈郭沫若全集〉一些情况和问题》，《郭沫若研究专刊》(《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二辑)，1979年出版。
(15)马良春：《由编注〈郭沫若全集〉想到郭沫若研究工作》，《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专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出版。
(16)《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第五卷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
(17)邓小平：《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人民日报》1978年6月19日。
(18)徐庆全：《“杜荃(郭沫若)”——惊动高层的一条注释》，《纵横》2004年第4期。
(19)《中华读书报》1996年4月3日。
(20)《中华读书报》199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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