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农业近代化的主要动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英国论文,农业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农业近代化，即是农业的商业化、专业化和资本主义农场的产生和发展，它是农业革命的基础，是封建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转化的关键之一。
英国在世界上率先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其原因何在？农业近代化的动力是来自农业内部还是来自农业之外？拙文认为，这个动力不是农业本身，不是农民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英国前工业化的产物。前工业化，即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英国农业近代化的主要动因和必要条件，没有前工业化，也就不会有英国农业的近代化和农业革命。
一
13世纪末期至14世纪早期，英国人口增多，人均耕地减少，土地价格大幅度上升，大部分农民只有小块份地，茅屋农和完全没有土地的农户迅速增加。在黑死病爆发之前，尚无巨大出口需求的刺激，英国的毛纺工业还未发展起来，为农民提供的受雇机会不多；城市及工商业的发展由于受到封建行会的束缚等种种原因而得不到长足的进步。到14世纪初，不仅很少出现新的城市，原有的城市也几乎停滞不前，为农民提供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
农村中多余的劳动力无法转移出去，农民只得留在土地上。狭小的土地养活不了众多的人口，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每况愈下。留至今日的各类档案、居房遗址，家具和衣服的残片等种种文物都直接或间接地说明了13、14世纪时的英国农民的悲惨境况及其不断地恶化①。
落后的小农经营从根本上湮灭了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和农业商业化的任何可能性，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农业生产力的退步；加上迫于人口压力而对耕地的滥用，致使农田产量大幅度下降。主要作物小麦的全国平均亩产量与种子的比例从1250-1299年间的4.2下降到1300-1349年间的3.9②。农业缺少其它出路，一场以饥荒和经济萧条为先导的遍及全英和西欧的大瘟疫也就势所难免。同大陆各国一样，英国也未能逃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英国人口就减少了近1/3。
13和14世纪的英国历史有力地说明，由于土地数量有限，农业不可能无限满足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对粮食等生活资料的越来越大的需求。这个需求无法满足，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害，而整个社会也就必然要陷入混乱和倒退之中。正常的社会生存条件都不能保证，何以谈得上农业的近代化和整个封建社会的转轨？因此，由土地和人口所构成的这一对矛盾是各国农业近代化道路上难以逾越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将农业中多余的劳动力转移到工商业，才能为农业的近代化扫清道路。
农业近代化道路上必须予以排除的另一个障碍是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及与此相应的农牧产品市场的狭小。如果不改变这一状况，没有农牧产品市场的发展和扩大，农业的商业化、专业化就无法实现，农业的近代化也就无从谈起。
工商业的发展解决了农业自身所无法解决的种种问题。因为它们的主要生产资料不是不能再生的土地，而是厂房、资金、工具等再生性资源。其增殖速度不仅可以和人口的增长速度相适应，甚至可以远远过后者；同时，由于工商业部门之间和各部门内部易于实行分工协作、不受季节的限制等许多特点，其生产力的发展速度绝非农业所能比拟，人均产出的增长可以远过于人口的增长。因此要将农业中多余的劳动力转移到农业之外，工商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就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够为农村居民创造较多的就业机会并提高收入，从而把农民从农业中吸引过来。从15世纪后期开始，在16、17世纪又得到加速的英国人口的回升之所以未再导致14世纪中期那样的大瘟疫，关键就在于与其同时兴起的英国毛纺工业。它的蓬勃发展及其向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转化，解决了农业仅靠自身所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
毛纺业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业。1580年时，在约克郡，工人纺织一匹宽幅呢绒（7/4码宽），需花15个工人一个星期的劳动；质地较为复杂的呢绒，所需劳动还要多一些。从成本上计算，每匹呢绒的工资开支约占其总成本的55-65%，而原料及其它支出只占35-45%，可见，毛纺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充足的廉价劳动力的供应，而不在于本地是否有充足的原料③。由于这一缘故，最初的新兴毛纺工业区不是具有完整的敞田制度的传统农业区，而是存在着大量的少地无地农民的贫瘠地带，即约克郡的西赖丁区；西南部诸郡：索默塞特，格洛斯特、威尔特三郡及其相邻的牛津、伯克、汉普、多塞特、德文和康沃尔六郡；以及东盎格利阿④。前两个地区，土地贫瘠，不适于农耕，故大量耕地被圈为牧场；加上敞田制度不发达，诸子析产制度盛行，因而存在着大量的少地和无地的农民⑤。东盎格阿诸郡则一向以人狭地稠而著称于世，这里农民的份地比其它地区小，土地交易也十分活跃，土地兼并剧烈，无地少地农民之多早为它郡所不及⑥。由于份地小，农业产出十分有限，仅靠农业无以为生，农民不得不廉价出买其劳动力，从而为新兴的毛纺工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使其不断地扩展开来。到17世纪时，几乎所有的英国村庄都在制造呢布，这又反过来增加了毛纺工业和其它工商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据瑟斯克估计，17世纪时，全国有1/2的人口在农闲时从事工业⑦。其中，不少的人已逐渐将其经济重心由农业转向工商业，产生了一个“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新的“小农阶级”⑧。在西南部诸郡，很多农家花在纺织上的时间远远地超过其务农的时间，他们的生计几乎全部依赖于纺织业⑨世纪时，在格洛特郡，除了三个老城市外，工商业者等非农业人口已占总人口的50.5%；而兰开夏郡则成了以纺织业为主的郡⑩。17世纪末，在莱斯特郡的威格林村，仅有36%的人务农(11)。
随着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至工商业，英国出现了规模空前的人口迁徙运动。一方面，大量农民被份敦、各郡的城市和乡村市镇所吸收，致使城市人口急剧上升。15世纪末时，化敦只有3-4万人，1550年升到6-8万，以后，每年新增移民0.8万至1万人，1700年达57.5万人，成为西欧最大的都市(12)。随着各类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居民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从15世纪末的10%上升到1750年的50%以上(13)。另一方面，农业区域的农民大规模地迁徙到新兴工业地区，致使这些新兴工业区的雇工和半工半农的茅屋农猛增。例如，朗特里百户区的霍斯利是著名的工业区。1381年，此地的纳税人占百户区纳税人总数的8%，1524年时则翻了一番(14)。与其相反，传统农业区的人口停滞甚至锐减。在诺桑普顿郡的一些地方，1597至1628年间，60%的公有簿持有农和27%的自由农消失了(15)。从1563年到1723年，林肯郡的工业区人口增加了3倍，而农业区的人口却没有增长(16)。
农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被转移至工商业，导致了英国务农人数急剧下降。从15世纪末之前的90%下降到16世纪中叶的80%(17)，17世纪初，又降至60%，到1750年，农业劳动力只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45%(18)。
在吸收了农业中大量过剩劳动力的同时，前工业化也极大地增强了农业自身消化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因为它对工商业原料需求的不断增长，使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日益扩大。而经济作物的栽培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作业，其所需求的劳动力远远超过种植谷物。例如，1586年，汉普郡南部栽种了5000英亩大青，花费了12000个劳动力4个月的时间(19)。即栽种1英亩大青需要1.3个劳动力的长年工作。而当时1个劳动力一般可耕种15英亩土地的谷物。据此计算，栽种大青所费的劳动力为谷物种植所需劳动力的10倍以上。其它经济作物，如茜草、烟草等也无不如此(20)。
大量剩余劳动力被转移出农业和农业自身消化剩余劳动能力的增强，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农业生产条件。尽管“从来没有哪一个世纪像16世纪有那么多的穷人”(21)，但他们又重新获得了谋生之路，动乱和瘟疫的避免因而有了可能。而众多劳动力的转移，不仅缓解了农村因人口增长而日趋加剧的人地矛盾，农业区中“拥有40英亩以上土地的农民占有更大的比例”(22)，从而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也加速了土地兼并，资本主义农场因而能够在购买、租佃大量被人放弃的土地后发展起来。而农场的发展又为农业革命和农业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基础。其后，英国的农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传统的农业区，而工业革命却起于劳动力众多的牧区，与前工业化所引发的这场劳动力的迁徙运动显然是分不开的(23)。
土地之外，农民能从务工经商中获得一定的收入。这比起仅有农产品收获的农家来说，家庭的人均产值自然要高些，维持全家生活所需要的土地远低于前者。故此，在16、17世纪的森林、草原地区出现了与农业地区截然不同的情况。在农业地区，丰年需30英亩土地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歉年要65英亩土地才能免于饿死(24)。而15世纪后的英国，拥有这么多数量土地的农户是很少的。据陶内的抽样调查，16世纪时，拥有20英亩以上的耕地的自由农占自由农总数的17%；此类公簿持有农则为其总数的38%；而份地小于20英亩及只有很少一点耕地或根本没有耕地的农户分别占自由农和公簿持有农总数的83%和62%(25)。因此，当时英国农业地区的大多数农民的生计是相当艰难的。1650年前，由于粮价上升，小农还能勉强维持生存；1650年后，粮价下跌，连拥有全份地的农民出不再有任何剩余而被迫出卖土地；唯有大农，因为生产成本低等缘故而逐渐富裕起来(26)。
反之，在毛纺工业兴起的草原森林地区和东盎格利阿，茅屋农所占比例本来就很高。加上农业地区迁徙来的大量的无地农民，其无地少地农民的比例之高远非农业地区所能相比。例如，位于东盎格利阿的艾塞克斯郡的特林村，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1524-1525年时占当地人口的27.6%，1671年时升至50.8%(27)。显然他们占有土地甚少，仅靠农业无法维生，可事实上，他们不但生活了下来，而且比农业区的小农生活还要好一些。斯塔福德郡留下来的1700年时左右的档案说明，该郡工业地区的人们不但生活得较好，而且逐渐有了自己的储蓄。这一情况并非特例，大革命后，草原牧区居民广泛改建农舍即是明证(28)。与草原牧区务工的农民相比，农业地区的小农的境况就要悲惨得多。1691年，一个叫巴克斯特的牧师在对许多农业区和草原牧区作了调查后，写下了最后一篇论文。他在文中恳请贵族们同情穷人，但又声明不是要求贵族们同情半农半工的和种植经济作物的乡民，而是仅仅要求他们同情传统农业区的小地主和佃农(29)。
不言而喻，新兴工业区比传统农业区的农民富裕的原因不外乎是这里有着大量的谋生机遇：纺纱、织布、从事其它工商业和充当雇工。以雇工为例，16世纪时，南英的手工业工人每天可获得6便士工资(30)。每人每年以250天计，可得报酬6镑另5先令。由于农家的男女老幼均可从事纺纱织布和其它手工劳动(31)，6口之家，不少于2个劳动力务工，每年可得纯收入12.5镑，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后，尚有1镑的剩余；若再加上小块土地的收入，则其纯收入与农业地区的拥有30英亩耕地的农户不相上下。而瑟里斯克计算的结果是，这种半农半工的农家的收入水平一般都要超过农区的中等农户(32)。
随着英国工业化的不断深入，工商业产值持续地大幅度提高，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加大，使农业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为民下降。1688年，英国农业产值在国家收入中的比重已下降至56%(33)；18世纪进一步下降到50%以下(34)。农业收成的失败对国民经济的危害程度因此而随之大幅度下降；加之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与之俱来的购买力和运输能力的提高，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使粮食、肉类、饮料的进口量不断增加(35)。国民经济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提高。例如，1556年和1596年都是大灾年，粮价都创造了当时的最高纪录。尽管后者的人口在前者的基础上增长了25%，粮价高达每夸脱50先令，比前者高出61%，但是，由于此时英国的农业产值比重远低于1556年的农业产值比重，波罗的海地区的粮食大量运进英国，饿死的人数则比1556年的要少得多(36)。
以毛纺工业的龙头的前工业化，使英国农民在农业之外获得了其它的职业收入，农民和其它劳动者的人均产出得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人口增长和土地短缺的矛盾因此而缓和；因人均产出过低，人们普遍贫穷而引发的大饥荒、大瘟疫因此而能够避免。土地已不再是人们唯一的棲生之地。人均产出随着工商业的持续发展而不断增加，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人口增加而人均产值也随之增加的局面(37)。英国因此才能和荷兰一起避免了17世纪时在西欧大陆再次出现的大饥荒和人口下降，14世纪中期的大瘟疫再也不复返了；已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土地的积聚和集中才不致于被动乱或瘟疫所造成的人口锐减、劳动力价格猛增所中断，资本主义农场才因此而具备了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二
大量农业人口转向工商业和栽种经济作物，表明了社会分工和农业部门内的分工有了长足的发展。因此，英国的前工业化也为农牧产品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市场。
首先，毛纺工业和其它工商业的发展，拓展了对羊毛、皮革、茜草、大青等原料的需求，扩大了它们的销路，抬高了价格。1470年前，英国年均出口呢绒不过40000匹，羊毛不过10000袋，统一折算为羊毛，为19300袋。1475年后，毛呢出口量日益增加。到16世纪中期，达到年均出口122000匹的水平(38)，最高年份为150000匹(39)，以122000匹折算，等于28000袋羊毛，加上出口的4000袋左右的羊毛(40)，共计32000袋，比15世纪末之前增加了0.6倍。16世纪后半期，毛呢出口在110000匹左右(41)，17世纪时，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3倍，各种呢绒的出口值已达到2989163镑，18世纪时又再次倍增，工业革命前夕，达到5453172镑(42)。扣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15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呢绒出口量增加了5-6倍(43)。国内的消费量也有巨大增长，1500年，国内共购呢绒27000匹；1725年，上升到112500匹(44)，为1500年的4.1倍。综合计算，从15世纪末到工业革命前夕，羊毛的市场容量起码扩大了5倍。
17世纪末时羊只数目比14世纪初增加了3倍多。1741年，羊毛产量较之1695年又增加了42.5%，全国的产毛羊达到1660万头(45)。但这仍满足不了国内毛纺工业发展的需求，从17世纪初起就需从爱尔兰、西班牙大量进口羊毛。
毛纺工业也增加了对加工羊毛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原料，如大青、茜草等经济作物的需求，使这些过去依靠进口的作物也在国内得到广泛的栽种(46)。
毛纺工业的发展带动了皮革工业、织袜工业、丝绸工业、棉纺工业、冶铁工业、酿酒工业、远程贸易等各类工商业的发展。在1477至1547年间，英国各类货物的总输出量增加了120%(47)。被这些工商业作为原料的一些农牧产品的需求量也因此而大幅度上升。
粮食市场的形成是一个典型例子。前工业化吸收了农村中多余的劳动力。使市民、矿工、商人等非农业人口剧增，并造就了庞大的雇工队伍和半农半工阶层，从而把这些人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全部或部分地从自然经济中游离出来，因而极大地扩展了粮食和农牧产品市场。
在购买农牧产品的人们中，以市民为主体的非农业人口无疑是重要的买主。英国粮食史专家格拉斯指出：“从16世纪到17世纪60-70年代，英国粮食市场受到伦敦的强烈影响”，“从1534年到1661年，伦敦人口从6万增加到46万，几乎增加了7倍，伦敦粮食市场对小麦的需求量则从1534年的15万夸脱增加到115万夸脱，增加了7倍多”(48)。15世纪末，英国的非农业人口不超过总人口的10%，为23万人(49)。按伦敦的需求标准，其小麦需求量为57.5万夸脱；17世纪末，总人口达520万，其中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40%，为208万人(50)，其小麦需求量为420.5万夸脱，是15世纪末的7倍。1750年，人口增至630万，城市人口已达总人口的一半(51)。其小麦需求量达784万夸脱，比17世纪末增加了86%，为15世纪末的13倍。
在农业人口中，雇工也需要从市场上购粮。15世纪末之前，主要是约曼雇工生产，每户约曼雇长年工7人(52)，全国农业雇工最多不过11万人。16世纪早期，雇工已占全国人口的1/4；17世纪末，占总人口的1/3(53)。在此期间，全英人口从230万增至520万。雇工也从57万人增至173万人，增加了3倍。按当时城乡人口的比例，农业雇工最少占雇工的一半，约为86万人，几乎等于15世纪末之前的8倍；1750年，英国人口达630万(54)，其中劳动人口占94%(55)，为582.2万人，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45%(56)，约为262万人。在这之中，自食其力的农户不超过15万户(570，约75万人；小约曼及茅屋农已消失殆尽，无地雇工已成为乡村中最大的群体，达187万人。据此，由雇工所维持的粮食市场为17世纪末的2倍，15世纪末之前的17倍。
新兴工业地区日益扩大的半农半工阶层也促进了粮食市场的发展。因为这一阶层的主体就是茅屋农。其份地一般都在4英亩以下，平均以3英亩计，每年播种2英亩，平均亩产谷物11蒲式耳(58)，年收粮22蒲式耳，只够五口之家全年所需最低口粮60蒲式耳的37%(59)。其余63%的口粮需要他们到市场上购买。15世纪末之前，占地8英亩以下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16.5%，即使都估算为63%的口粮仰给于市场的茅屋农，其粮食需求量也只相当于20.5万人的一年的口粮(60)。从15世纪末开始，新兴工业所在的草原牧区的茅屋农急剧上升，到17世纪末，全英的茅屋农和穷人达40万户，200万人(61)，其购买的粮食等于126万人的全年的口粮。因此，随着茅屋农人数的增加，这部分人的粮食的市场需求量较之15世纪末之前增加了4.8倍。
综合计算，因工商业的发展而导致的市民和雇工队伍的扩大，及半农半工的茅屋农的增加，使英国的粮食市场在15世纪末到工业革命前夕之间扩大了6倍以上。
出于同样的原因，以粮食为原料的各类食品，如啤酒，以及各种肉类和畜牧产品，如乳酪等的市场需求也有大幅度的上升。在18世纪上半期，黄油的销售量增加了29%，羊肉的销售量增加了35%，伦敦的乳酪贸易量增加了1倍(62)。
在粮食需求的有力刺激下，英国粮食的商品化生产发展很快。15世纪末之前，土地产出能够
口的中上层农民占农户总数的82.5%，或全国人口总数的74.2%。即是说，当时口粮仰给于市场的人最多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5.8%。若再减去口粮能自足的部分茅屋农，当时英国的粮食商品率只有19.7%。到1750年，经济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农场已占绝对优势(63)，自食其力的农户最多不超过15万户，只占总人口的11.9%(64)。若再考虑到此时英国出口的粮食已占总产量的11.5%(65)，当时，英国的粮食商品率已高达95%以上。从数量上计算，上市的粮食已是15世纪末的13倍(66)。而其间的人口增长不到3倍。
由于畜牧业的发展主要出于商业目的，畜牧产品的商品率的提高远快于粮食。16世纪中叶，年输出呢绒12.2万匹，占总产量的1/3。加上出口的5000袋羊毛，共计等于1025万头羊的羊毛产出量。当时，全国共有羊1100万头(67)，羊毛的商品率已高达93%。
不言而喻，正是由于绝大部分农牧产品能进入市场并获得高额利润，约曼才有钱支付雇工的工资进行大规模的耕作，资本主义农业才能产生和发展并最终取代封建租佃。故此，西方学术界的有识之士指出，资本主义农场的建立和发展是“无情的市场力量的产物”(68)。
前工业化打破了过去农村主要从事农牧业的一统天下，使英国出现了新兴工业地区和农耕地区的分工，扩大了农耕地区和牧区之间的差别。无论在农耕地区，还是在新兴的工业地带，都出现了很多工业村庄和非农业户居民。“17世纪初时，格洛斯特郡20岁至60岁的男子从事农业生产的占46.2%，而在各种工业企业及手工业中工作的则占53.8%(69)。后者没有自己的耕地，所需食物当然要仰给于市场。就是以土地为生的人，也并不都是自己生产自家所需要的全部衣食。在工商业对原料的需求急剧增长的情况下，在城市居民，特别是上层社会的消费结构因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的刺激下，无论是农业内部，还是畜牧业内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工，使英国农牧业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如肯特郡以水果、蛇麻草著名。1730年，该郡生产的蛇麻草占全国蛇麻草总产量的48%(70)；而斯塔福德郡和北安普敦郡则是大麻的主要产区(71)；米德兰的羊毛畅销各地，柴郡、诺福克、科茨瓦尔德则以奶酪业和牲畜育肥业而享誉全英(72)。部门内部分工也相应发展。养牛已实行分地分段育肥的饲养方法。在西英、北英饲养小牛；然后，驱赶到南方催肥后送进城市的屠宰场(73)。
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的相互依赖的日益增强，这种进步还促进了市镇贸易分工的发展。一方面，出现了大量专营某种农牧产品的专业市镇。1640年前，这样的市镇即达300余个(74)。另一方面，专业市镇之间也出现了地区性分工。东英集中了全英1/3的粮食专业市镇，在其77个专业市镇中，46个专售谷物；米德兰地区的80个专业市镇中，59个专售牲畜及其产品，羊毛、毛呢的专业市镇则大都分布于西英、北英和东盎格利阿(75)。
这种发展改变了英国传统的贸易格局，是英国流通领域的重大进步，乡村市镇的兴起如雨后春笋，16世纪初，全国共有500个市镇，到1640年，就增加到800个，仅东英就有200个(76)。它们因农牧产品贸易而兴起，因而是周围乡村的贸易中心，是城乡之间的交通驿站。粮食、羊毛和牲畜是其市场上的主要贸易品。它们收购周围乡村的农牧产品，输往城市和新兴工业区。例如，法纳姆地区的粮食即是通过该地区的小市镇萨里输往大都市的；布鲁顿市和温逊顿市则从盛产粮食的威尔顿郡和多塞特郡收购粮食，输往萨默塞特郡的人口稠密的工业村庄(77)。
随着农牧产品初级市场网络的形成，专门经营粮食和羊毛等原料的专业商人队伍也成长起来。16世纪时，不仅从约曼中兴起了一个粮食批发商阶层(78)；还从民间涌出了名目繁多的从事粮食交易之人，如小粮商、中介人、粮食收购商、粮食经纪人、粮食代理人、粮食零售商、粮贩子等等。英语中也因此出现了一大批新的专门名词(79)。
多形式的农牧业初级产品市场网络的形成和农牧产品商人队伍的壮大，使英国得以逐渐建立起一个以工商业品的国内外贸易为龙头的、以农牧业产品初级市场为基础的完整的近代市场体系。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因而能够逐渐奠基于一个坚实的国内市场的基础上，以致因此而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粮食、原料的供应而日益壮大起来。这不仅增强了它们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也使其有力量进一步地拓展国内的农牧产品市场。并通过这个市场促使农牧业生产日益商业化，使雇佣关系在农村广泛传播，有力地推进了对封建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
三
前工业化为土地的集中和农业资本主义的改造提供了大量资金。没有大量的资金，无法对土地进行技术改造，无法创造出较高的农业生产率，因而也就无法与封建农业相竞争以逐渐吞蚀小农和封建大地产而使资本主义农场居统治地位。故此，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是资本主义农业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英国农业之所以能够完成资本主义改造，关键之一就是前工业化在为农业的近代化提供上述两个前提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在空前规模的土地的积聚和集中上注入了雄厚的资金外，在农田的改良、荒地的开辟、水利工程建设等各个方面也都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在市民的努力下，黑死病后被贵族和农民所抛弃的耕地不仅得以恢复，而且有很大的改良(80)。主要由市民和资本家所组成的排水公司在东部各郡广泛地开展疏水排水、筑堤修坝的巨大工程，围垦了诺福克郡的滨海低地、林肯郡沿海一带广阔的浅滩，排干了乌斯河、梅兰特河、宁河、兰河、格林河、威扎姆河的河水所淹没的沼泽平原和洼地，新垦出了大片的良田和牧场(81)。
大量的资金由此而被投入土地的开垦、集中和改良上。其数额之巨难以估量，但窥一斑而知全豹：17至18世纪之交，东北部的一个叫克劳利的大铁业主，其土地的价值达25万英镑(82)。
英国何以在短短的两三个世纪里筹集了如此巨额的资金？这同样要归功于前工业化。
首先，城市工商业者和其它市民是这些资金的主要提供者。他们在从事国内外工商业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资金。除用于扩大工商业再生产外，很大一部分被投入土地，致使其成为各地土地的重要买主甚至是主要买主。他们从破产的农民贵族那里购进大量耕地。例如，国会在1651至1652年间通过的出卖土地的法令中所载明的买主的社会成分是，资产阶级占50.73%，官吏、债权人及其它富人占28.98%(83)。可见，商人、市民几乎统治着整个土地市场，特别是在城市周围的乡村。在很多郡，如在约克、萨西克斯等地，最大的地主就是商人或其它市民(84)。由于大量购置土地，英国的市民、工商业者普遍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工商业者，又是地主。在伦敦，几乎所有的商人都占有土地。故此，很多学者说，地主与工商业者的划分在法国德国还能理出个头绪，在英国却很难行得通(85)。
市民获得土地后，也就取得了佩带纹章，和具备了获得绅士、贵族头衔的条件。大量的工商业者和市民由此而步入了绅士和贵族的行列。特别是绅士的队伍，由于大量的市民的加入而急剧扩大，他们占有的土地因而有大幅度的增加。1690年时，全国耕地的60-70%已归他们所有(86)。当然，在这个队伍中，还有出身于其它阶级的人，特别是出身于农民的约曼；而那些未成为绅士的约曼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买主，在一些地方，甚至是主要买主。但是，这些人投入土地的资金也并非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主要来源于他们自身的剩余劳动，而是主要来源于工商业，来源于因工商业的发展而兴起的商业性农特业，以及因工商业的发展而形成的市场。
其理由是，约曼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农夫，正如以研究约曼而著称的坎贝尔所说的，约曼并不是一个仅仅满足于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而是一群无所不作的工匠、贩夫和小资本家。他们作工务农，充当裁缝、木匠、养兔卖牛、开矿贩运、开办工场和商店，凡是能够赚钱的行当，他们都不会放过(87)。尽管在一部分约曼那里，农牧业收入是其主要财源，但也有很多约曼主要依赖工商业。虽然他们的土地也多少生产一些粮食，但那仅是为了满足自家的需要(88)，而不是他们发家致富的主要途径。查阅一下那些致富了的约曼，仅有极少的人是单靠农业而发财的(89)。伊丽莎白在位时，在萨西克斯郡的25个最富的绅士家庭中，仅有4家以土地收入为主。其它的虽然也是地主，却主要靠务工经商(90)。
事实上，就是约曼的农牧业收入也是离不开市场的。因为他们占有的耕地、牧场远非小农所能相比，生产出来的农牧产品主要是为了出售。故此，正如坎贝尔和其它一些西欧学者在分析了大量资料后所反复强调的，约曼要实现其产品的价值，就需要很大的地区来出售他们的产品。因此，市场的贸易条件和市场价格是他们最关心和最费心的问题。其农牧业的成败最终都系于市场价格，它是约曼的经济成败的关键。17世纪时，伦敦附近的约曼的土地年收入是200镑至500镑；而德文郡的约曼的年收入只有40到100镑，康沃尔郡和北边诸郡的约曼的年收入就更少了。约曼的收入随着他们与市场的距离的加大而递减。所以，市场以及市场价格才是决定农民的农牧业产出的收入的关键(91)。
市场的发展，则主要取决于社会分工进步的程度、人口的增减、各国之间的交往状况等独立于农业之外的一系列变数。不仅如此，这些变数还制约着产品的生产价格。由此也就决定了任何部门的产品的生产价格不是仅仅取决于产品本身的价值，还要受制于其它部门的资本构成、资本的流动速度等一系列因素。而这些因素又与这些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程度、交通发展状况等种种因素密切相关。即使是起因一地农业本身的特点的农牧产品的升值，也离不开农业外的种种因素的制约。
工商业的发展也使对经济作物的需求猛增，致使大片的谷田转为栽种经济作物，其经济收益因而远过于谷物种植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如此种种，都无可辩驳地说明农民的货币收入量是一个涉及面相当广的问题。所以，始于15世纪末的农产品的相对价格的上涨及由此而带来的农民产出的货币收入的增加，并非是英国农民个人有非凡的能力，而主要起因于国内外工商业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因此，尽管约曼和农场主用于购地和农业改良的大量资金来于地租和农牧产品的销售，但是，归根到底，这些资金是前工业化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结果。
当然，约曼的农业收入的增加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农业技术和农业组织改良的结果。但是，“几乎所有的农业技术进步都是在已圈占的或正在圈占的土地上取得的”(92)。而土地的圈占和资本主义农场的产生则如前所述，是离不开前工业化的。换言之，是前工业化通过扩大农牧产品市场，提高其价格，从而促进了农业的商业化、专业化、及农民中的两极分化，为土地的兼并和圈占提供了动力和条件这一系列的环节才拉动了农业组织的改良和农业技术进步的。因此，这些是趟和改良所带来的农业收入的增加也是离不开前工业化的。
结论
必须指出，前工业化所起的上述作用都是农业近代化的前提。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传统农业不仅无法实现近代化，或许还会倒退。易北河以东地区在这一时期的农奴制度的复活即是例证。西欧吸收了这些地区的农产品却不能吸收其劳动力，于是，就出现了与英国完全相反的结果。因此，上述三大作用是农业实现近代化所缺一不可的。而在这一历史阶段中，能够同时产生这三大作用的就只能是前工业化。一切断言农业、农民是农业近代化、工业近代化、乃至整个社会近代化的主要动力的理论都无法完满地解释农业和农业是如何产生上述各种作用的，因而根本无法解答农业近代化所面临的上述种种问题是如何由农业和农民解决的；同时，它们也无法解释农业的近代化为何不发生在黑死病后，农业生产仍然一枝独秀的意大利(93)。而发生在大片土地被抛荒、粮价惨跌、粮食市场萎缩的英国。
但是，否认农业和农民是农业近代化的主要动力，绝不意味着否认农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是农业近代化的前提和基础。问题在于，农业生产力的这种一定的发展并非是高不可攀，唯有英国才达到。中西比较的结果说明，不用说在15世纪末，就是在农业革命前夕，无论是平均亩产量，还是农民个人劳动生产率，英国都远不及12、13世纪时的中国，前者仅及宋代的25%，后者只有57%(94)。
就是在如此低下的农业生产力的情况下，英国实现了前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因此，农业的一定发展是封建社会转轨的前提绝不等于它同时也是社会转轨的主要动力。
注释：
①蒂托：《英国乡村社会》J.Z.Titow,English Ruyal Society 1200-1350,伦敦1972年版，第93页。
②齐波拉：《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C.M.Cipolla,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纽约1976年版，第120页。
③科尔曼：《英国经济》D.C.Coleman,The Economy of England,牛津1977年版，第78页。
④科尔曼：《英国经济》，第76、77页。
⑤科沃德：《英格兰近代早期的社会变化和延续》B.Coward,Soci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550-1705,朗曼1988年版，第60页。
⑥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127页。
⑦缪森：《英国工业的成长》A.E.Newson,The Growth of British Industry,纽约1978年版，第15页；达比：《1600年以前英国新历史地理》H.C.Daby,A Ne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Before1600,剑桥1979年版，第222-28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⑨科沃德：《英格兰近代早期的社会变化和延续》，第57页。
⑩沃德沃斯：《1600-1780年棉花贸易和工业化的兰开夏》A.P.Warderwass,The Cotton Trade and Industrial Lancashire 1600-1780,曼彻斯特1931年版，第3-11页。
(11)卡门：《欧洲社会》H.Kamen,European Society 1500-1700,伦敦1984年版，第151页。
(12)博尔顿：《中世纪英国经济》J.L.Bolton,The MedievalEnglish Economy,罗曼1980年版，第253页；克莱：《1500-1700年的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C.G.A.Clay,Economic Eopansion andSocial Change of England:1500-1700,剑桥1984年版，第211页；科沃德：《英格兰近代早期的社会变化和延续》，第7、76页。
(13)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第109-111；约瑟夫·库利舍尔：《欧洲近代经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14)希尔顿：《阶级斗争和封建主义危机》R.H.Hilton,Class Conflict and the Crisis of Feudalisn,伦敦1985年版，第258页。
(15)卡门：《欧洲社会》，第46页。
(16)瑟里斯克：《英国的乡村经济》J.Thirsk,The Rural Economy of England,汉布尔顿1984年版，第211、212页。
(17)克莱：《1500-1700年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第165页。
(18)杰克：《都铎和斯图亚特时期英国的工商业》S.M.Jack,Trade and Industr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沃伦公司1977年版，第27页；齐波拉：《欧洲经济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35页。
(19)帕利泽：《伊丽莎白时代》D.M.Palliser,The Age of Elizabeth,纽约1992年版，第230页。
(20)瑟里斯克：《英国的乡村经济》，第194、198-203、297-299页。
(21)卡门：《欧洲社会》，第167页。
(22)库利舍尔：《欧洲近代经济史》，第65页。
(23)瑟里斯克：《英国的乡村经济》，第187、221页。
(24)卡门：《欧洲社会》，第39页。
(25)马丁：《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J.E.Martin,Feudalism to Capitalism,香港1983年版，第129页。
(26)科沃德：《英格兰近代早期的社会变化和延续》，第52、53页。
(27)科沃德：《英格兰近代早期的社会变化和延续》，第53页。
(28)瑟里斯克：《英国的乡村经济》，第214页。
(29)瑟里斯克：《英国的乡村经济》，第214、215页。
(30)希尔顿：《阶级斗争和封建主义危机》，第262页。
(31)帕利泽：《伊丽莎白时代》，第205页。
(32)瑟里斯克：《英国的乡村经济》，第211页。
(33)克里特：《农民、地主和商业资本家》P.Kriedte,Peasants,Landlords and Merchant Capitalists,剑桥1983年版，第77页。
(34)克里特等《工业化前的工业化》P.Kriedte,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剑桥1981年版，第32页。
(35)查特斯：《农业市镇和商业》J.Chartres,AgriculturalMarkets and Trade,剑桥1990年版，第76、77、124、129页。
(36)帕利泽：《伊丽莎白时代》，纽约1992年版，第220-223页。
(37)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130页。
(38)库利舍尔：《欧洲近代经济史》，第170页；博尔顿：《中世纪英国经济》，第291页。
(39)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2卷，第359页。
(40)布赖德伯里：《经济的发展》A.R.Bridbury,Economic Growth,伦敦1975年版，第32页。
(41)克里特等：《工业化前的工业化》，第35页。
(42)李普森：《英国经济史》E.Lipso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伦敦1929年版，第2卷第188页。
(43)科尔曼：《英国经济》，第75页。
(44)1500年英人均购呢绒1/3码，1725年购1/2码，参见齐波拉《欧洲经济史》第2卷第114页；第1卷第249页；这两个时期的人口数见科曼《英国经济》，第12页。
(45)查特斯：《农业市镇和商业》，第195、196页。
(46)瑟里斯克：《英国的乡村经济》，第173、194页。
(47)科尔曼：《英国经济》，第50页。
(48)科思敏斯基：《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3页。
(49)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第109-111页。
(50)邓福德：《资本的竞争场》M.Kunford,The Arena of Capital,麦克希尔安1983年版，第118页。
(51)库利舍尔：《欧洲近代经济史》，第2页。
(52)坎贝尔：《英国约曼》M.Campbell,The English Yeoman,纽约1968年版，第212页。
(53)科沃德：《英格兰近代早期的社会变化和延续》，第53页。
(54)科尔曼：《英国经济》，第13页。
(55)克里特：《农民、地主和商业资本家》，第100页。
(56)齐波拉：《欧洲经济史》第2卷，第135页。
(57)克里特：《农民、地主和商业资本家》，第100页；汉斯·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84页。
(58)布鲁斯：《土地、劳动和家畜》M.S.Bruce,Land Labour and Divestock,纽约1991年版，第180页。注：资料中载明的是总产量，应除去什一税、种子等。
(59)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页。
(60)230万（全国人数）×90%（农业人口）×16.5%×60%=20.5万。
(61)克里特：《农民、地主和商业资本家》，第100页。
(62)查特斯：《农业市镇和商业》，第196、197、198页。
(63)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1页。
(64)科尔曼：《英国经济》，第12页。
(65)查特斯：《农业市镇和商业》，第205页。
(66)（630万×95%）÷（230万×19.9%）＝13。
(67)帕利泽：《伊莎白时代》，第195页。
(68)阿穆森：《近代早期英国经济和农业社会》，载王觉非编《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页。
(69)科思敏斯基：《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第1卷，第28页。
(70)查特斯：《农业市镇和商业》，第158、159、242页。
(71)瑟里斯克：《英国的乡村经济》，第315页。
(72)查特斯：《农业市镇和商业》，第95、96、215、60、65页。
(73)齐波拉：《欧洲经济史》第2卷，第276页。
(74)克莱：《1500-1700年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第1卷，第175页。
(75)查特斯：《农业市镇和商业》，第40、45页。
(76)查特斯：《农业市镇和商业》，第44页。
(77)(78)克莱：《1500-1700年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第1卷，第173-176、69页。
(79)科思敏斯基：《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第1卷，第43、44页。
(80)卡门：《欧洲社会》，第128页。
(81)科思敏斯基：《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上册，第54页。
(82)科沃德：《英格兰近代早期的社会变化和延续》，第63页。
(83)阿尔汉：《英国17世纪革命时期的土地立法与农民运动》，《史学译丛》1957年第2期，第41页。
(84)克莱：《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第1卷，第153、154页。
(85)斯通：《英国的社会变化和革命》L.Stone,Social Change and Revolution in England,伦敦1965年版，第13页。
(86)科沃德：《英格兰近代早期的社会变化和延续》，第43页。
(87)(88)坎贝尔：《英国约曼》，第104、156-166、196页。
(89)斯通：《英国的社会变化和革命》，第22页。
(90)卡门：《欧洲社会》，第134页。
(91)坎贝尔：《英国约曼》，第77、156、184、189、194-197、216、218页。
(92)阿什顿：《英国经济史：十八世纪》T.S.Asht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The Eighteeth Century,伦敦1955年版，第34页。
(93)米斯基明：《文艺复兴早期的欧洲经济》，第65-72页。
(94)参见拙作《从中古西欧农奴个人力量的发展来看农民动力说》，《世界历史》199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