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抗战史研究现状与新进展”笔谈——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笔谈论文,党史论文,日本论文,学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对战败和中国革命的冲击，日本学界在对侵略战争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同时，一直努力寻求着世界和平与日本社会民主化道路。在这种思想实践中，一些史学家主动选择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日本有关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党史的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为止都是一个热门课题，主要的成就包括对政治过程、社会经济情况等问题的分析，阐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中共要树立的政治权威和权力结构，以及根据地建设的实际情况等方面。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以中共为中心的革命史观、阶级斗争史观得到重新审视，研究题目呈现多样化发展，中共历史研究的视角也随之而改变。即从“革命为什么成功”转变到“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关中日战争时期中共的作用，不再是重点关注的问题。如《日中战争の国际共同研究》共5卷(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2011年、2014年版)所刊载的77篇专题论文中，以中共为专题的仅有3篇(其中2篇为中国研究者撰写)，在国共关系等方面涉及战时中共问题的有5篇。与此同时，对国民政府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方面的评价呈现提高的趋势，战时中共统一战线的成就渐次相对化，中共的活动被置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社会各阶层等独立角色间的协作和矛盾当中进行研究。重要的是，这种实证研究的方向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如今井骏《中国革命と对日抗战》(汲古书院1997年版)汇编了其1975年至1995年间发表的论文。该书明确指出中共有关农村根据地“定论”的矛盾，并以苏维埃革命路线的失败为前提，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历史情况。该书还指出“抗日民主政权”在定义上的矛盾之处(将地主包含在革命政权的队伍)，探讨在“联合民主独裁”下的地主阶级由工商业的投资家转变到近代资本的方向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后对国民政府评价日渐提高的声势中，国民党为何最终丧失政权和中共为何革命成功的原因让人费解。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重新活跃起来，很多学者都集中在战后内战时期到建国初期，也有将抗战和内战联系在一起分析的。总之，日本对战时中共党史的研究，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视角、方法、对象多样化的趋势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从20世纪末开始近10多年来的主要研究动向，大致归纳有如下几个方面。 关于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关系，不少研究从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动、中共内部以及各种政治社会势力的协作和博弈当中，重新进行解释。西村成雄《20世纪中国の政治空间》(青木书店2004年版)一书，以国家建设与民族·社会整合的角度，从权力正统性的视角探讨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他认为，由于采取了统一战线的政策，根据地从“地域权力”转变为了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通过“三三制”的执行得到边区社会的认同，获得了权力的正统性。田中仁《1930年代中国政治史研究》(勁草书房2002年版)，通过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中共中央、党内各领袖、地下党、共产国际、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知识分子等动向的分析，打破旧有的“党史”框架，重新评价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与发展。由此可知，中共的政策转变是通过中共组织上的转变和党内的争议以及摸索多方面可能性之后做到的。 安井三吉的《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抗战期の地域权力》(西村成雄编：《ナショナリズム》，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版)一文，将民族主义作为调节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一种模式，探讨了陕甘宁边区的政权问题，认为蒋介石主导了国共谈判，双方的谈判是由苏联调停开始的。井上久士在《抗战时期の国共关系と国共交渉》(石岛纪之·久保亨编：《重庆国民政府史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版)一文中指出，在国共谈判中，对国民政府来说国家统一和军事指挥权统一是不可让步的条件，但中共实际上维持和扩大了其独立的军队和控制区，国家和军队的统一问题未能解决，但也不能忽略国共合作在推动抗战的重大任务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邹灿的《卢沟桥事件とその后の中国共产党》(《现代中国研究》第32号，2013年)认为，以卢沟桥事件为契机，中共希望推动国共谈判以保持自己的正统性和发展空间，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与国民政府的利益相对立。三好章所著《摩擦と合作》(创土社2003年版)认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发表的《论新阶段》文件，实际上宣布了采取“不怕摩擦而扩大根据地的路线”。菊池一隆的《中国抗日军事史》(有志舍2009年版)一书，分析了中共的游击战略，认为国共两党都认识到在持久战中坚持游击战的重要性。他认为，毛泽东所说的正规战，就是游击战进一步发展形式的运动战，也即国共两党以全民武装形式展开广义游击战，以抵抗日本侵略。 不少日本学者将宪政建设视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被高度评价的根据地民主建设也被纳入了这一分析框架中。味冈徹的《共产党根据地の宪政事业》(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中华民国の模索と苦境》，中央大学出版部2010年版)一文提出，中共为了对抗国民党宪政建设的进展，加速了根据地的宪政建设，毛泽东的权力观肯定了多数者对少数者的统治，与由宪法来制约国家权力的立宪主义有所不同，但根据地在实现广泛阶层的政治参与方面，走在了国民党的前面。 关于中共的领导权问题，田中仁的《日中战争初期におけゐ中国共产党の党军关系につぃて》(西村成雄、田中仁编：《中华民国の制度变容と东アジア地域秩序》，汲古书院2008年版)一文，通过对年谱、组织资料、电报等史料的分析，阐明了延安整风前中共中央采取的集体领导情况。三品英宪的《1940年代におけゐ中国共产党と社会》(《历史科学》第203号，2011年)一文，将整风运动以后确立的“向群众学习，跟着群众走”的“群众路线”的内涵，总结为形成了毛泽东拥有有关“群众”的决定权、解释权的过程。“党的生日”的决定过程也反映了在党内树立毛泽东权威的过程。石川祯浩的《思ぃ出せなぃ日付》(小关隆编：《记念日の创造》，人文书院2007年版)一文，阐明了抗战初期在毛泽东倡导下将中共生日指定为“七一”的过程，强调中共通过有组织性地确定“七一”“七七”纪念日，旨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强调其正当性的条件。 关于根据地社会和政治动员等问题，在《土地と权力》(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6年版)一书中，田中恭子着重分析了根据地群众动员的过程，讨论了农民的行动原则，认为农民通常以自己和家人安全为第一位，然后再考虑社会、政治上的利害得失，最后才关心经济上的利害得失，这种次序是农民趋利避害的原则。荒武达朗的《抗日战争期中国共产党によゐ地域支配の浸透》(《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第25号，2001年)一文指出，面对日军、国民党、中共三大军事势力的山东根据地民众，会以确保生命财产为原则来决定自己的政治态度。在中共体现明显优势后，乡村的斗地主活动才得以顺利展开。同样研究山东根据地的马场毅也指出，一般农民和红枪会的活动跟抗日爱国主义无关，他们仅关心自己的安全、秩序的恢复以及经济状态的改善。由于中共时而侵犯地主利益或采取极“左”政策，因而也常常会跟会道门发生对立(氏著：《近代中国华北民众と红枪会》，汲古书院2001年版；《华北におけゐ中共の军事活动》，波多野澄雄·户部良一编：《日中战争の军事的展开》，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版)。显然，上述研究没有预设农民利益必然与中共政策方针的结构性一致。 最近相关研究的焦点，进一步集中在各种社会政治条件下中共与民众间的矛盾，以及中共克服这些困难动员群众、整合社会的各种措施和技术方面。井上久士的《华北抗日根据地しおけゐ战争动员と民众》(《环日本海研究年报》第19号，2012年)一文指出，在应对冀中日军的大规模“扫荡”中，中共采取争取多数的“两面派”工作，向日伪各种组织潜入党员以扩大影响力，进而重建了根据地。田中恭子在《土地と权力》中指出，华北农村小农所占比率较高，因此，减租减息政策在发动群众方面作用不大，直至抗战末期，中共展开了算旧账、反黑地、反恶霸、反腐败、反奸等斗争，才从根本上推动了土改。奥村哲的《中国の现代史》(青木书店1999年版)一书认为，通过土改运动，中共能够把农民朴素的爱国情绪转化为阶级斗争。评者也认为，日本侵略战争和经济掠夺引发的农村的社会破坏和疲弊，确实为其后中共开展农村阶级斗争提供了先决条件，但对农民朴素的爱国情绪及构成，还需进一步具体分析。 荒武达朗从山东南部社会地方精英的统治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根据地群众运动的动态和中共的统治。他认为，随着清末以来的秩序混乱，该地区的农民为求自保，以地主为中心提高了乡村凝聚力，部分地主也进入了地方党和政权组织。为了切断地主与群众的联系，中共发动了一系列群众运动，以此来掌握社会(《1850～1940年山东南部地域社会の地主と农民》，《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第30号，2006年；《1944～1945年山东南部抗日根据地におけゐ中国共产党と地主》，《人间社会文化研究》第13卷，2006年)。田中仁的《日中战争前期におけゐ华北农村と中国共产党》(石川祯浩编：《中国社会主义文化の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0年版)一文，分析了晋察冀边区涞源县的选举、扩军、教育等工作，证实了中共向基层社会逐渐扩大动员力和组织力的情况。但是黄东兰分析的太行根据地黎城县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共确实实现了贫民经济地位的提高，建立了以贫民为基础的政权，但中共通过斗争造成村庄人际关系的对立并实现了村庄的权力交替，农民参加政权的动机和表现很复杂，引起了各种摩擦。日军的暴力将村民陷入惶恐中，并引起村内的对立，加剧了暗藏在村内的暴力(《革命、战争と村》，平野健一郎编：《日中战争の中国におけゐ社会·文化变容》，东洋文库2007年版)。黄东兰的研究表明，在任何军事势力均无优势的情况下，村内的政治斗争将更加严重与复杂。 高桥伸夫所著《党と农民》(研文出版2006年版)一书，总结了包括欧美相关研究在内的中国革命研究成果，认为既往革命模式强调了革命与传统的断绝以及革命发生的结构性原因，但这种模式不能全面解释革命的实际进展过程。分析革命的进展过程，还需要关注传统社会的各种因素以及各种行为者(actor)的主观意图所起的作用。高桥以苏维埃时期的中共根据地为对象考察地方党组织，认为农民为了一己利益，随意利用党组织，中共也往往以吞并原有社会结构的方式扩大组织，基层组织多数纪律疏散，但这种散漫(即灵活)的特征，又使中共党组织保持了顽强的自我复原能力。 这种组织上的特征——即表面上提出某种政治理念和严格的组织原则，实际上为了发展又不得不向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妥协。其实，孙江《近代中国の革命と秘密结社》(汲古书院2007年版)、丸田孝志《革命の仪礼》(汲古书院2013年版)证实了中共在借用会门形式扩大组织，一些群众和基层干部也有将党组织看作会门的现象，但中共组织之所以与会门不同，就在于它通过屡次的群运和整党活动，保持着一定的组织凝聚力。 根据地区域内中共政治与社会习俗关系的研究，更强调了传统因素的“继续”和“影响”的问题。川濑千春《战争と年画》(梓出版社2000年版)，指出日军利用年画的宣传工作，客观上影响和刺激了中共利用年画的工作。川田进的《毛沢东像の诞生》，牧阳一、松浦恒雄、川田进的《中国のプロパガンダ艺术》(岩波书店2000年版)，叙述了毛泽东在最终掌握党内权力的过程中，进行领袖像宣传的意义。泷本弘之、奈良和夫、鎌田出、三山陵合作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 新兴版画史の研究》(研文出版2007年版)一书，叙述了延安、大后方、沦陷区、上海、香港等地的新兴木刻运动，除了高度评价延安木刻的政治性与艺术性以外，还关注各地区艺术家和各种组织团体的联系和互动关系，阐明了全国性的新兴木刻推广过程。丸田孝志所著《革命の仪礼》一书，分析了根据地的新历纪念日、农历的时间与宣传动员工作的关系，以及领袖像的普及与民间信仰的关系等。批判以“千年王国论”来解释中共革命的观点，指出中共为抗战及建立政治权威性，更需要组建以个别家庭为中心的“礼教”的社会心性。 从20世纪70年代起，将抗日根据地看作社会主义中国雏形的历史观饱受争议，代之以根据乡村社会实态评价中共根据地政治成就的研究。内田知行的《抗日战争と民众运动》(创土社2002年版)一书中，有3篇论文分别论述了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生产互助运动、义仓建设运动以及根据地的鸦片管理政策等。作者认为，当时以富农经济为中心的主流发展模式，是人民公社解体后个体经营的源流，而贫困地区的互助运动则是20世纪50年代后农业集体化的源流。荒武达朗的论文《1940年代山东省南部抗日根据地の土地改革と农村经济》(《アジア经济》第39编第11号，1998年)，从农户经营的角度分析了土改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认为土改并没有改变个别农户自由决定生产经营的行为方式。石岛纪之在《中国民众にとっての日中战争》(研文出版2007年版)一书中，描述了战场、沦陷区、国民政府地区以及中共根据地的群众生活和社会改革等问题，认为中共在太行根据地依靠农村坚持游击战的特殊情况下，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公正的社会分配。一谷和郎的论文《革命の财政学》(高桥伸夫编：《救国、动员、秩序》，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10年版)，分析了华北根据地的财政问题，认为中共通过征税过程的公平化、透明化，以及征税面的扩大，以获得群众的支持。但由于财政局限，中共只能依靠民兵等最低限度的军事力量，维持防卫性的政权。安雷步的《县流通券》(安冨步、深尾叶子编：《“满洲”の成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9年版)一文，从市场经济结构的角度讨论了根据地的经济基础，认为伪满洲国最基层的经济单位是县，地域性货币较早消失，随之抗日游击队也被驱逐；而在华北，由于县城以下存在多层次的经济单位，无法驱逐地区性货币，结果中共根据地得以生存。这种思路与上述关注组织上的疏散性、民俗利用等问题有些类同，都关注“传统”(“非近代性”)和“革命”的亲和性、“传统”支持或促进“革命”的一个侧面。 在媒体、科技、工业建设等方面，梅村卓的《陕甘宁边区におけゐ通信员，读报组政策の展开》(《中国研究月报》第61卷第1号，2007年)一文，论述了中共通过通讯员的报道掌握基层组织执行政策的情况，并组织读报组向基层社会渗透权力意志的问题。梅村卓的《抗日·内战期中国共产党のラジオ放送》(《アジア研究》第54卷第1号，2008年)一文，分析了抗战与国共内战时期中共推进通讯和广播网普及等问题，认为当时的广播主要应用于党组织间的联系和军事目的。安都根的论文《中国共产党の初期科学技术政策に关すゐ考察》(《现代中国研究》第29号，2011年)，考察了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建立和发展过程，认为这是中共自主发展科技建设的尝试。菊池一隆的著作《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史の研究》(汲古书院2002年版)，从统一战线运动的角度，描述国内外工业合作运动的全貌，其中论述到陕甘宁边区和游击区的情况。陕甘宁边区的工合运动作为统战组织一直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游击区工合组织也生产民需物资，在抵制日货、推动社会变革方面作用明显。 在对日工作方面，水谷尚子的《反日以前》(文艺春秋社2006年版)以口述史的方式，记述了原清子(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日语广播员)、赵安博(延安日本劳农学校副校长)、黄乃(《解放日报·〈敌情〉》副刊主编)等对日工作者充满波折的生平。井上久士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の捕虏政策の确立》(藤原彰、姬田光义编：《日中战争下中国におけゐ日本人の反战活动》，青木书店1999年版)一文，阐明了野坂参三到达延安以后俘虏政策的改进。赵新利所撰《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ゐ中国共産党の対日プロパガンダ戦術·戦略》(早稻田大学出版会2011年版)，从二分论的角度分析了中共的对日工作。 在国际问题方面，高桥伸夫的《中国革命と国际环境》(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1996年版)一书认为，毛泽东以理解和利用帝国主义间矛盾的独特观点，保持着与共产国际相对独立的考察国际局势演变的思路。抗战末期，为了利用美国的影响力并给国民政府施压进而实现联合政府，中共被迫接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环境的约束，但内战将至时中共则主动摆脱了这种框架。加藤公一的《中国共产党の对米认识とソ连の对日参战问题》(《历史学研究》第751号，2001年)一文，论述了中共面对抗战末期出现的新局势，如美国登陆中国作战和苏联对日参战的可能性，主动灵活地应对，尽可能利用苏美力量以建立对己有利的局势。 总之，近些年来日本学界对中日战争时期中共党史的课题研究，作为从宏观角度阐释近现代中国社会变动与政治权力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在研究方法上也向着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与社会史的深入展开与综合联系上有所突破，开始注重中国革命与传统中国社会文化生态间的关系及两者关系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在研究思路上也与中国同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这是日本学界日益进步的关键所在。可以相信，今后这一领域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上，会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完善，并取得更大成就。 收稿日期 2015-03-25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中共党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现状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社会现状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革命论文; 根据地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