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183;西学志》纂修的一点心得——晚清逻辑学译介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史论文,西学论文,逻辑学论文,晚清论文,心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逻辑”之译名出现，始于严复，时在晚清。“逻辑学”之译名，定于章士钊，行于民国。清代，这一学说有多种称谓，包括辨学、名学、论理学、名理学等，每一种名称都有其确立的背景与理由。为了便于叙述与讨论，本文将其统称为“逻辑学”，尽管清代还没有确立这一译名。这也是讨论问题必须遵循的逻辑，对所用名词需加界说。
对于清代逻辑学译介，各种关于近代逻辑史的著作中都有述及。早在1943年，章士钊出版《逻辑指要》，对于自李之藻译《名理探》至严复译名学、日本人译论理学、王国维译辨学，便有所讨论。198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于清代逻辑学译介的研究，逐步深入，涉及人物、论著逐渐增多。温公颐主编《中国逻辑史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近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彭漪涟《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曹祥云《中国近代比较逻辑思想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温公颐、崔清田主编《中国逻辑史教程》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曾昭式的《逻辑学东渐与现代中国逻辑史》（《社会科学》2002年第8期），都对清代特别是晚清时期西方逻辑学输入中国的历史有所研究。其中，郭桥的《逻辑与文化——中国近代时期西方逻辑传播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最为晚出，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堪称是此前中国此项研究的总结性成果，书中述及清代译介西方逻辑学的人物、论著，较他书为多，也比较具体。此书述及的人物、论著，除了学术界比较熟悉的傅汎际、李之藻合译的《名理探》、艾约瑟翻译《辨学启蒙》、严复翻译《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王国维翻译《辨学》、李杕翻译《名理学》，还有胡茂如的《论理学》、林可培的《论理学通义》。
总的说来，学术界对于清代逻辑学译介的历史已经作了许多富有成效的研究，但是，也还存在不少有待挖掘和补充的资料。比如，1898年，傅兰雅译编过一本《理学须知》，专门介绍逻辑学；1902年，杨荫杭翻译了一部《名学》，汪荣宝翻译过《论理学》，林祖同翻译过《论理学达旨》；1907年，张君劢翻译过《耶方斯氏论理学》，这些书在译本选择、译名确立、对逻辑学认识方面，都有特别价值，在西方逻辑输入中国史上应该予以重视。
下面，笔者根据所接触到的资料，对晚清西方逻辑学译介情况作一介绍与讨论，也对相关史实予以考订。
一、耶方斯其人及其逻辑学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晚清最早翻译的西方逻辑学著作，是艾约瑟译的《辨学启蒙》，原作者耶方斯。①
耶方斯是英国相当著名的学者，其逻辑学著作先后被艾约瑟、张君劢、王国维、严复翻译出版（详见后述），对中国近代逻辑学产生过相当特殊的影响，其经济学著作《富国养民策》亦被译为中文出版。②
（一）耶方斯生平与著述
耶方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统计学家、逻辑学家，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数理经济学派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出生于利物浦一个商人家庭，是父母的第九个孩子，10岁丧母，家道中落，1848年家庭商号倒闭。耶方斯早年在利物浦机械学院接受教育，1852年入伦敦大学学院，学习化学、数学与逻辑学，打下了厚实的哲学基础，后因经济困窘，放弃学业，1854到澳大利亚悉尼的皇家造币厂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气候学、地理学、地质学，每日进行气象观测，与当地科学家过从甚密。在悉尼期间，发生在当地的关于铁路经济的辩论，引发了耶方斯对经济学的兴趣。1855年，父亲去世。1859年，耶方斯回到伦敦，继续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学业，翌年获学士学位，1862年获逻辑学、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1863年，发表关于澳大利亚、加拿大淘金热方面经济问题的专论。此后，他将兴趣转回哲学与逻辑学方面。1863年出版《纯粹逻辑学》著作，在数理逻辑方面有所贡献。以后几年，耶方斯在曼彻斯特欧文学院和利物浦王后学院担任讲师，1865年发表《煤炭问题》，讨论能源枯竭问题，销路颇畅，引起政府对此问题的重视，提高了耶方斯的社会声誉。1866年，担任欧文学院逻辑学与哲学教授。此后，耶方斯继续在逻辑学、经济学两方面做研究。1870年，发表《逻辑基础教程》，同年在皇家学会发表逻辑学中著名的“逻辑推理模式”问题，首创解决逻辑计算的机械模式。1871年发表《政治经济学理论》。1872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74年发表关于科学方法的名著《科学法则》，提出科学推论的理论。1875年、1878年，在英国学会宣读过两篇关于太阳黑子的论文，相当著名。1876年发表《逻辑学初步》(Primer of Logic)，同年担任伦敦大学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由于不喜欢上课，也由于疾病的折磨，他于1880年退休。1880年发表《演绎逻辑研究》(Studies in Deductive Logic)。1882年，不幸在德文郡海滨游泳时溺死，年仅47岁。③
耶方斯好学深思，知识广博，精力过人，有多方面成就，在经济学界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之父。如果从1862年获逻辑学、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算起，他从事学术活动总共20年，但他留下了67篇（或部）论著，包括关于逻辑学10篇部，其中有关于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研究，有对于穆勒逻辑学的评论，有关于纯粹逻辑学、演绎逻辑的研究。他在归纳逻辑方面，在穆勒的逻辑体系之外，提出了形式归纳与实质归纳同一性的说法，在逻辑史上有一定地位。
（二）《辨学启蒙》版本与内容
艾约瑟翻译的《辨学启蒙》④，原名《逻辑初级读本》(Primer of Logic)，1876年出版，列为伦敦麦克米兰公司(MacMillan)“科学启蒙”丛书之一。此书在西方逻辑学界相当出名，被认为是优秀教科书。艾约瑟的译本，初版于光绪十二年即1886年，署名“总税务司署印”。⑤
译者艾约瑟(Edkins,Joseph,1823-1905)，英格兰人，1840年入伦敦大学学习，1844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旋接受神学教育，1847年被伦敦会立为传教士，翌年受派来华，7月2日抵香港，9月2日到上海，为伦敦会驻沪代理人。他先是协助麦都思工作，并参与创办一所寄宿学校。1856年麦离沪回国以后，他成为墨海书馆继任监理。1858年3月回国休假，翌年9月返沪。1860赴烟台，1861年移居天津，1863年迁北京。1872年在北京与丁韪良发起创办《中西闻见录》。1875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神学博士。1880年，辞伦敦会职，应总税务司赫德之聘，任中文翻译，先住北京，后迁上海，直到1905年病逝于上海。他在中国生活57年，是西方传教士中著名的中国通，在西学东渐与中学西渐两方面都有贡献，有介绍中国经济、政治、语言、宗教的著作多种，包括很有学术分量的《中国的宗教》，懂多种中国方言，所介绍西学书籍中，以三卷本《重学》与十六种《西学启蒙》最有影响。
《西学启蒙》是艾约瑟受总税务司赫德之嘱历时五年译成，凡16种，均由总税务司署印行，1886年出版。其中，《西学略述》是艾约瑟博采众书编撰而成，其余15种都是英国使用广泛的教科书和通俗读物，《希腊志略》、《罗马志略》和《欧洲史略》译自伦敦麻密纶公司（MacMillan & Co，今译麦克米兰公司）出版之《文史启蒙》丛书，其余《格致总学启蒙》、《地志启蒙》等十二种是麻密纶公司出版的《科学启蒙》丛书。李鸿章为《西学启蒙》作序，称“其理浅而显，其意曲而畅，穷源溯委，各明其所由来，无不阐之理，亦无不达之意，真启蒙善本”。曾纪泽称赞此书“探骊得珠，剖璞呈玉，遴择之当，实获我心，虽曰发蒙之书，浅近易知，究其所谓深远者第于精微条目益加详尽焉能耳，实未始出此书所纪范围之外，举浅近而深远寓焉，讵非涉海之帆檝、烛暗之镫炬欤！”⑥
《辨学启蒙》列在《西学启蒙》之第十三种⑦，书凡27章，199节。
首章为导论，主要论述学习逻辑学的意义：“辨学之谓，要即辨明辩论者善与不善之谓也。确能辨明何议论为善者，每使我明晓实事；何议论为不善者，每使人行入差谬途路至于无穷。”第二章介绍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逻辑推理情况，比如见闪电过而知雷声将立传，裹毛毡而可以暖身，都是通过经验归纳得来的知识。书中简介归纳与演绎两种推理方法，“集多物于一处，查得其各物所大同之公理，是即即物察理之辨法也”，即归纳法。“持公理以推揣事物，事物经公理节制，因得其应有之更变，知有是理，即知何事物有何变更，即所谓凭理度物也”。此所谓“凭理度物之分辨”，即演绎法。学习辨学，就是要学会使用归纳、演绎之法，“辨学一书，能令余等知查出各等公理之法，既考得后，亦令知其公理若何使用”。
第三至十四章，论述演绎逻辑，介绍什么是即理揣度、物名界语分类，界语之扩大意与精密意、正用语言式、反用语言句、全分语句、数分语句、转换语句、次第连成之论断语及其形式、用如若等虚拟字样之语句、用或字居句首之语句等。
第十五至二十四章，论述归纳逻辑。内容包括：藉物察理之辩论、常言中凭事察理之辩论、检察验试、各事原因并先几、搜求情节相符处、察试时物变多寡、隔相等时分之诸物变更、以验试为本之辩论、由数端推及全局如何得机（简单枚举法），以及由一物推及相似之他物（类比推理）。
第二十五至二十七章，介绍逻辑谬误，包括辩论之差谬、因语意含混生产之差谬，以及即事察理中产生之差谬。
最后附录《辨学考课诸问》，按正文顺序逐一列出思考题，间或加练习题，便于初学者练习，诸如：辨学大意是何、何为各物中之公理、辨学界语为几种语合成、何为虚拟语句。
《辨学启蒙》是晚清翻译的第一部完整的西方逻辑性著作，到1870年代为止的西方形式逻辑体系、重要概念通过此书得以输入中国，比严复对西方逻辑的介绍早了十六年，在西方逻辑东渐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由于许多逻辑概念在中国固有文化中找不到相应的词汇，艾约瑟只能凭自己的理解进行创造性翻译。比如，他将概念译为“界语”，判断译为“语句”，演绎推理译作“凭理度物之分辨”，归纳推理译作“即物察理之辨法”，三段论译为“次第连成之论断语”，具体概念译为“有体质实物之界语”，其中最长的是将属性概念译为“贴附实物加以形容之界语”，将假言判断译为“用如若等虚拟字样之语句”等。他所创造的许多译法，尽管不够简洁，但意思还是准确的，浅显明白，用严复倡导的“信达雅”来衡量，“雅”虽说不上，“达”则差强人意。
《辨学启蒙》在介绍许多逻辑关系时，用了一些圆环，表示其相关或不相关、全包含或部分包含或不包含，让人一目了然。比如，讨论茉莉花与各种香物两个概念的关系时，画了两个部分相交的圆圈，一代表茉莉花，一代表各种香物，说明一部分茉莉花是香物，各种香物中包括一部分茉莉花。严复认为，耶方斯创造的这种表达方式很有价值：
耶方斯著《辨学启蒙》，其书之论联珠，以圜代词；观其圜之交容分处，则委词之全偏、正负了了不纷，甚便初学，亦新术也。此书总税司赫德尝译以行世，学者参阅可也。⑧
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艾约瑟在翻译时，将原书中的例证改为与中国有关的内容。比如，讲到单独概念时，便举唐明皇、景教碑、泰山为例，指出唐明皇为单指一人即唐玄宗，景教碑即指在西安府之一碑，非指他碑，泰山即指山东泰安府之一名山，若此之语，因独止者止一物，可名之为专语。介绍三段论创始人时说，“当中华战国时”，希腊人亚里士多德，察出次第连成论断语之理。讲到选言判断时，列举韩昌黎、柳河东、曾巩作为唐宋文学大家，可任意摘取，此不适宜，彼则得当。又如，讲到名词与名词有或相反或相联的关系时举例：中国呼出家人为僧人或道士，道士适堪为僧人相反之对应名词，僧人亦适堪为道士相反之对应名词。中国人习惯以士农工商连称，讲到士，就会联系到农工商。再如，讲到一字多义时，以“教”为例，除了作宗教讲，诸如儒教、释教、道教、耶稣教、白莲教、教堂、教会、教民，还有教育的意思，诸如教军场、求教、设教、教授、教谕、教习等。书中在使用纪年时，将西方的公元纪年转换为中国帝王年号纪年，讲到职官时，将西方官名转换为相应的中国官名。比如，介绍培根时称“前明之际，英国尚书贝根氏名法兰西者，生于嘉靖时，卒于天启时，人多推彼为开创即物察理学门路之祖，谓格致学近今考究得真正之法，为彼创立者。”
对于《辨学启蒙》，不光严复，王国维、林祖同等许多关注逻辑学的学者都读过，王国维还沿用了“辨学”的译名。晚清人评论此书：“是书所列条理仅举大略，足以窥见辨学之门径，亟宜考究其理由，浅入深详，列问答以成一书，借为课蒙之用”⑨。
《辨学启蒙》若干词汇与今译逻辑性词汇对照表
《辨学启蒙》出版二十二年后，1908年秋，严复应知名的女政治活动家吕碧城恳请，给她讲解逻辑学著作，以耶方斯这本书，逐日译示讲解，经两月成书。这本译作于190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名曰《名学浅说》。《名学浅说》与《辨学启蒙》源于同一本书，《辨学启蒙》为199节，《名学浅说》则为198节，怎么少了一节了呢？两相比较，两书在第195节以前内容、例证均相同，但是《辨学启蒙》第196节，关于英国律例规定“英人不能身为人奴”的内容，在《名学浅说》中不见了，而将后面三则移前，因此变成198节。是漏译，还是删除，不得而知。
在严复翻译《名学浅说》的同一年，王国维翻译了耶方斯的另一部逻辑学著作《辨学》。该书原名《逻辑学基础教程》(Elementary Lessons in Logic:Deductive and Inductive,with copious questions and examples,and a vocabulary of logical terms)，初版于1870年，从1870年至1923年在西方发行29版，影响很大。耶方斯原著分三十三节，王国维略去了主要讲英语文法的内容而将译本分成九篇三十二章。第一篇绪论，述逻辑的工具性，第二篇名辞，第三篇命题，第四篇推理式，第五篇虚妄论，第六篇最近辨学上之见解，第七篇方法论，第八篇归纳法，第九篇归纳法之附件。书中许多译名，沿用了此前学术界比较通用的逻辑术语，已接近日后之白话译本，如普通命题（今译全称命题）、特别命题（今译特称命题）、推论（今译推理或推论）。关于王国维译《辨学》，逻辑学界已有很好的研究，李匡武主编的《中国逻辑史》近代卷，郭桥所著《逻辑与文化——中国近代时期西方逻辑传播研究》，对其译文、译名、特点都有很好的介绍和评价，兹不赘言。
（三）被人遗忘的《耶方斯氏论理学》
上述艾约瑟、严复、王国维对于耶方斯著作的介绍，学术界均已有所研究。晚清，还有张君劢翻译之《耶方斯氏论理学》，则无人提及。如果张君劢的译介无足轻重，那倒也罢了，但事实上，他的译介很有特点。
张君劢在1906年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接触到耶方斯的逻辑学著作，并将其翻译出来⑩。所见内容，连载于光绪三十三年《学报》第一至十二期，篇名《耶方斯氏论理学》，开头署名“英伦耶方斯原著，中国张立斋翻译”，后署名“立斋”，分四章十七篇。各章内容如下：第一章，引论，述论理学之界说及其范围、论理学之三分。第二章，端词，即名词，述端词及其种类、端词之歧混、端词之二重意义、言语之变迁、兰勃尼氏（莱布尼茨）智识论。第三章，命题，述命题之种类、命题之对当、直接推理、可谓词、分类及界说，以及巴斯噶、笛卡儿二氏法门论（即方法论）。第四章，推测式，述思想之公例、推测式之定则、推测式之相反格、推测式变格之更化、推测式之变体。从内容上看，张君劢所译，底本与王国维所译《辨学》相同，即耶方斯的《逻辑学基础教程》，出版于1870年。
张君劢在翻译《耶方斯氏论理学》时，人在日本，已通英文、日文，还会一些拉丁文，所以，他的翻译能够以英文为基础，兼采日人研究西方逻辑学的成果。在人名、逻辑术语方面，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所受日本学界的影响。这点，他与王国维相似。
张君劢在书前有一大段《论理学之绍介》，介绍论理学传入中国的情况，翻译此书的宗旨。内称：
今者吾国以内忧外患之攻，欧学之输入，速年月而锐一时。一二载以来，言公共典则者，动辄援引法律，作政论学说者，每多根究论理，二者并起，言说之界限益明。然而讲学论事，所资于论理者尤多，是亚利斯大德之遗魂，殆将东航太平洋而来吾国之朕兆也。此学之始传播于中土，自前明李氏之《名理探》始，岁庚子侯官严氏有《穆勒名学》之出版，然译而未竟。外此所可见者犹一二册，以有关全世界学术之大学，乃昧焉不知所措意，独见其物质文明之富，则相惊以告。呜呼，抑知其固有所自来者乎？今乃应于时势之必要，殆将有开发之机。蒙虽不敏，敢不尽其一得之愚，有所陈于吾学界。此则是书之所以译也。(11)
张君劢介绍了西方论理学从亚里斯多德至培根、笛卡尔、康德、耶方斯的演变脉络，对耶方斯在逻辑学方面的贡献赞赏有加，称“耶氏起，亦一世哲人也，承形式论理进步之后，又习闻陆克辈感觉之说，遂乃有机械的论理之创说。千八百七十年以论理机一座，演于皇家学院，谓前提备具，则断案可立得。是亦近世之伟观，而耶氏之奇巧也。原书不偏于一家之说，能颇撷形式、实质二派之所长，行世已久，在欧美素称善本。聊窃课余，译以饷吾国人，兼考他家之说，略资后案，或于欧学输入之义，有一当乎！”
对于逻辑学的译名，张君劢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虽然他沿用了日本人的“论理学”译名，但他的沿用是理解后的沿用，不是盲目拿来。他认为严复将Logic译为“名学”，实为不妥，日本人将其译为“论理学”更为符合原义：
Logic一字，耶氏既考其训诂（话）(12)，而立之界说。然而此字欲得一的译，殆未易也。侯官严氏译曰“名学”。向在沪上，侧闻马湘伯先生余论，则译曰“原言”，而日人译曰“论理学”。考此字语源属之在心之理者有一方面焉，属之发而为在外之言辞者有一方面焉。所谓言辞者，则附于事物而为名。严氏之译为名学，释之者曰，战国公孙龙辈皆名家，而坚白异同之辨与近世论理家言合，故取之。窃谓严氏所本，必不止此。即有之，亦偶合耳。夫人之有所思不能无所以表之之具，于是而言语生焉，名号立焉，然走于极端者，则以言语既本于在心之理，于是以为论理即在求所以表之者之正当，而目之为言语之学矣。以是而但译为属于言语一端者，其所陷覆辙，殆不免同此病焉。然而严氏则又有说，曰论理之功，莫非求诚正名，此诚然。夫为推论之器与其目的者者，固名焉，然而论理之所恃，不独在名，前乎此者，犹有思想公例之大部分，固此学之所赖以成科者也，后乎此者，犹有智识之理论问题Theory of Knowledge，即近世所称实质论理学者，愈非此名之所能涵概矣。若是乎，名学一名，去此学之范围不已远乎！
日人“论理”二字，亦无所本。此学初东来时，始译“论法”，继改“论理”，其意言推论之理法、言论之理法，盖即取此学界说，而为其学之名，故颇足以概此学之全。所不足者，其名与界说中字眼常相覆叠，不免犯论理学中界说定例。严氏定名，素雅驯概括，独此一名，则日人所定，似有一日之长，故今用之。(13)
与艾约瑟、严复等译书一样，张君劢将书中许多例证，都改为与中国相关的内容，如讨论单独端词（名词）时，所举例证，如东方老大帝国、黄河、泰山、杜甫、苏东坡等。
张君劢《耶方斯氏论理学》与王国维所译《辨学》最大的不同，是他在译作中，加了大段案语。这些案语，有的是对原书学说进行解释、发挥，有的是加以评论。有的案语很长，比如，述及逻辑学发展史时，他加的一条案语，竟有整整32页，从第16页到47页，远远超出此前的正文。他分四个阶段介绍欧洲论理学沿革情况，（一）希腊之论理学，（二）中世纪之论理学，（三）培根、笛卡儿之论理学，（四）培根、笛卡儿以后之论理学。其中，希腊时代之论理学，分亚里士多德以前之论理学、亚里士多德之论理学两部分；培根、笛卡儿之论理学分笛氏学说、培氏学说；培氏、笛氏以后之论理学，分以心理的实验主义为基础之论理学、以超形的心理学为基础之论理学、康德的论理学、记号的论理学四个部分。这段案语，其实是完整的欧洲逻辑发展史。
耶方斯逻辑学在中国的影响，除了前面所述艾、严、王、张诸人的译作，还有其英文著作的直接影响。冯友兰回忆自己在上海读书时学习耶方斯逻辑学著作的情形：
我自己在上海读中国公学的时候，有一门初等逻辑课程，当时在上海没有人能教这个课程。最后找到了一位教师，他要我们各买一本耶方斯的逻辑读本的原本，用它作教科书。他用英文教师教学生读英文课本的办法。教我们读这本书。讲到论判断的一课时。他叫起我拼拼judgment这个词，为的是考考我是不是在g与m中间插进一个e!
过了不久，另一位老师来教我们，他倒是有意识地努力把这门课上成真正的逻辑课。耶方斯的书后面有许多练习，这位老师也不要求我们做，可是我自己仍然在自动地做。碰到有个习题我不懂，我就在课后请求这位老师讲解。他同我讨论了半个小时，还是不能解决，他最后说： “让我再想想，下次来了告诉你。”他再也没有来，我为此深感抱歉，我实在不是有意难为他。
从书后附有练习题这一特点看，冯友兰读的耶方斯英文著作，可能就是艾约瑟、严复所用的翻译底本。
二、傅兰雅翻译《理学须知》(14)
《理学须知》，是傅兰雅编写的一部关于逻辑学的通俗书籍，格致书室1898年出版。从内容上看，此书是对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的名著《逻辑体系》的概述，与严复译的《穆勒名学》为同一底本。(15)
傅兰雅是晚清中国介绍西学最多、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所办格致书室创办于1885年，设在上海，是一家科技书店，经营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各种图书、地图、仪器。仪器有各种格致器料、照相镜箱、橡皮盘、发电气器、画图器、化学实验仪器，大、中、小三种规格的《天地球》，还代制印字铜模、代刻精细图画、代卖印书机器。傅兰雅也偶尔以书室名义出版一些书籍，《理学须知》即为其中之一。
《理学须知》分六章，大体上按照穆勒《逻辑体系》的顺序结构展开：一、《略论理学原意》，为原书的导论部分；二、《略论名与实事》，即原书第一卷《名字与命题》，所论关于语言与逻辑的关系、名字与事物的关系、命题的分类及其主谓结构以及定义；三、《略论求据之法》，为原书第二卷《论推理》的前四章（原书共六章），所述为三段论推理的一般结构及其各种格与式的论述；四、《略论类推之法》，为原书第三卷《论归纳》和第四卷《归纳的辅助活动》中有关内容；五、《略论错误之处》，为原书第五卷《论谬误》，指出人们在进行判断和推论时可能犯的种种错误及其根源；六、《略论格致之理》，为原书第六卷《论精神科学的逻辑》的部分内容，主要介绍了穆勒关于科学分类的观点及其与孔德的分歧。(16)
《理学须知》开头即指出，理学是求真、探求真理的学问：
人心靡不爱真恶假，果能将事物各理，去假存真，自是人生极乐之事。如人有智慧，原为已知之真事真物，否则不得谓之智慧，亦不能于临用时无所猜疑，盖智慧最珍重而难得，故必以真实为贵，如假而不真，则人难确定主见，难预知施为。凡考求格致，均不外事物真理，故理学以真实为要。
但是，事物真理，非人寻常就能掌握，亦非自然显明，故考究真理，颇觉繁难，常有事物似真而实假，亦有事物似假而实真，又有事物虽真，而因习见易知，乃不必列于智慧之内。书中举例：假如一人，现方执笔写字，自以为真，忽视四围墙壁，亦以为真，忽忆昨日出门行路等事，又以为真，似此等所经真理，虽历数不穷，亦无须卒劳，无烦思虑，仍无大乐也。可见人所慕乐之真，并非此类之真。书中指出，“真理与智慧，分为两途，一由经历而得，常为自有，其界限小，可无疑义；二非因自有而得，其界限大，不独能网罗天下事物，仍可包括前后事物，此种真理，知之匪易，确知尤难，非具大聪明，用特设法，鲜不至于误者。苟得特设之法，则易于证明也”。理学就是这种特设之法，用以探求真理之法。书中将推理译为“相因智慧”，谓“人于未经之事，由已经者，连类推知，谓之相因智慧，此智慧亦人所自有者”；将演绎逻辑译为“感通智慧”，谓“大抵万物有相因之事，人心自有相因之法，无待勉强而然，此种智慧，谓之感通智慧”。书中指出，“理学为格致之一门，所讲求者皆万物内天然相因之事，此学内各法，能为人先导，而考究格致各门之学，即试验人与己所指为相因之事，分辨其为真实相因与否，凡人所能信或不能信者，俱依此法，得其凭据，因赖此理，一面能察考新理，一面能求得确据，并能定夺试验各事，求得确据各法”。书中称独用名为“定名”，只是一处一人一物可用，如中国、昆仑山、老子、拿破仑等。与独用名相对是“通名”、“公用名”，即普通名词，译假言推理为“揣拟法”。书中介绍“阿里士多得”即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称十范畴为“十类”。书中对于“米勒”即穆勒在推理方面的五种方法（有无、次第、并有、相因、相似），介绍颇为具体。
《理学须知》用语浅显易懂，出版以后，颇得好评。徐维则评价此书，“其书专揭分晰事物之法，于理学为论辩，于辨学为理辩，与艾约瑟所译《辨学启蒙》相出入，而文词之明白过之。学者欲穷格致之要，宜读此以植其基，而旁考《西学略述》中之言理学与赫胥黎《天演论》下卷以穷其流，于真理庶乎无疑”(17)。
艾约瑟介绍耶方斯，傅兰雅介绍穆勒，艾约瑟、傅兰雅这两个英国人，《辨学启蒙》与《理学须知》这两本书，将19世纪中后期在英国影响最大的两个逻辑学家的著作都介绍进中国来了。从文字上看，两人似乎都没有参考明末傅汎际、李之藻的《名理探》，傅兰雅似乎也没有参考过比《理学须知》早12年出版的《辨学启蒙》，日后严复翻译穆勒名学，似乎也没有看过傅兰雅的《理学须知》，原因何在，不得而知。
三、《名学》、《论理学》与《论理学达旨》
庚子事变以后，西方哲学书籍翻译掀起一个高潮，逻辑学是其中重要部分。从1902年至1911年，杨荫杭、严复等人，或由日文，或从西文，翻译、编写关于逻辑学著作至少有十六部。
最早将日本学者完整的逻辑学著作译为中文的是杨荫杭。1901年，他译成《名学》，1902年6月23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由日新丛编社出版(18)。同年10月，《译书汇编》发表汪荣宝翻译的高山林次郎的《论理学》。12月，文明书局出版林祖同翻译的《论理学达旨》。1903年，范迪吉翻译的《论理学问答》出版，原为日本富山房编纂，为《普通百科全书》第十一种，分六篇二十三章，系适合初学者的通俗读物；田吴炤译的《论理学纲要》出版。1905年，严复译的《穆勒名学》出版。1906年，杨天骥翻译的《论理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胡茂如译的《论理学》由河北译书社出版；汤祖武编译的《论理论学剖解图说》，由东京清国留学生会馆出版。1907年，高岛平三郎著的《论理学》、《论理学教科书》分别被翻译出版。1908年，王国维翻译的《辨学》出版，李杕的《名理学》译毕。书中义恬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19)1909年，中国图书公司出版两本逻辑学书籍，一本是林可培的《论理学通义》，另一本是过耀根的《最新论理学纲要》。同年，严复译的《名学浅说》出版。1910年，陈文的《名学释例》出版。1911年，王延直编纂的《普通应用论理学》出版。
上述这些著作，严复译的《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王国维译的《辨学》，学术界已有很翔实的研究。十时弥著、田吴炤译的《论理学纲要》，大西祝著、胡茂如译的《论理学》，李杕译的《名理学》，林可培编的《论理学通义》，王延直编纂的《普通应用论理学》，在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近代卷、郭桥所著作《逻辑与文化——中国近代时期西方逻辑传播研究》等书中，都有比较翔实的介绍。本文所要略加叙述的，一是杨荫杭翻译的《名学》，二是汪荣宝翻译的《论理学》，三是林祖同翻译的《论理学达旨》。
（一）杨荫杭翻译《名学》
杨荫杭所译《名学》(20)，底本不详，译者没有说明，难以确知。原书本为教科书，凡二十章，各章标题依次如下：名学之原理，名学之三大部，名词之种类，名词之内容及外延，命题之要领，命题之种类，命题中名词之充实，推度法之类别，命题之相对，命题之变化，三段法之结构，三段法中命题之联合，演绎法之原理及三段法之公例，三段法之图式，错综三段法，未定三段法，未定三段法之变形，转测法之变格，名学中难题、谬误。
《名学》于1901年译成，1902年5月18日（明治三十五年五月十八日）由东京日新丛编社出版(21)。杨荫杭在序言中称名学为“推理之学及推理之术”，所谓推理之学是就推度之正确与不正确而明辨之，所谓推理之术，是避免推度之不正确而使之正确。序言指出，名学源流，有西洋名学，有东洋名学，西洋名学起源于希腊，近代西方名学家中，培根起于英国，讲归纳之法，台加德（笛卡尔）起于法，讲演绎之法。随后介绍了欧洲名学的演变脉络。东洋名学，独盛于印度。介绍希腊逻辑学与印度因明学的异同。希腊三段法，与印度五段法，实有相似之处。印度之名学，不在自悟，而在悟人。中国古代名家尹文子、邓析、惠施、公孙龙等学说的特点。《凡例》中称，“无论讲求何种学问，均不可不知名学。故欧洲学者称之曰学问中之学问，或称曰智门之键，哲理之冠，智力之眼，心意之灵药，智海之明灯，真理发现之伎术，亦可知斯学之可贵矣”。此书宗旨为供教科书之用。书中一切名目，或出臆见，或参用日本人所译者，其中间有未惬之处。自称译此书“费十数日之久”。
书中在一开始介绍逻辑学之三原理，即：一曰合同法，甲为甲；二曰矛盾法，甲既为乙，不能于同时同地又为非乙；三曰折衷法，甲为乙，或为非乙，二者必居其一。书中有些例证，改成中国典故，为的是使读者易明。比如，书中介绍推度法之类别，分两大类，一曰演绎法，一曰归纳法。演绎法分两种，直测法与转测法。所谓转测法，指有甲乙两命题，经丙命题为之中介，然后出现丁命题。举例：
甲、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者也；
乙、不食周粟者义士也；
丙、义士者可敬爱者也；
丁、故伯夷叔齐可敬爱者也。
书中创造了不少逻辑术语译名，比如，书中将肯定判断译为阳性命题，否定判断译为阴性命题，其性阳其量大者谓之太阳命题，如：凡支那人皆为东洋人；其性阴其量大者谓之太阴命题，如：凡西洋人非东洋人；其性阳其量小者谓之少阳命题，如：或有支那人为爱国者；其性阴其量小者谓之少阴命题，如：或有支那人非爱国者。这类术语在此前或此后的逻辑学著作中都是没有见到的。
我们知道，严复在1900年以前已经习用使用“名学”指称西方逻辑学，1895年在《原强》中，严复指出：“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22)，在《译〈天演论〉自序》中，严复写道：“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但是，以“名学”作为逻辑学书名的，杨荫杭则是第一人。杨荫杭为何没有使用日本学者那时比较常用的“论理学”为逻辑学译名，而用“名学”，他没有说明。
晚清学者孙宝瑄于1902年9月28日（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在书店购得《名学》，以后两次在日记中记载阅读此书的心得，称以前不知道东洋哲学中所谓内容、外延之理，读此书以后，“今始知之”，并明白，“名学之书与算学之书对峙，盖一为探颐之法门，一为探理之法门”。(23)
对于杨荫杭《名学》的价值，一般关于近代逻辑史的著作均没有具体介绍。邹振环较早予以关注，在其论文《辛亥前杨荫杭著译活动述略》中，对此书翻译过程及其影响有所介绍，但对书的内容介绍不多(24)。
（二）汪荣宝翻译《论理学》
《论理学》，高山林次郎著(25)、汪荣宝译(26)，载《译书汇编》第二年第七期（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出版）。原书由博文馆1898年9月出版，为帝国百科全书第十二编，分上下两卷，所译刊仅为其上卷。《译书汇编》由译书汇编社出版。译书汇编社1900年成立于东京，在上海设总发行所。这是中国留日学生第一个译书机构，主要成员有戢翼翚、杨荫杭、杨廷栋、雷奋、章宗祥等。其译书方法是将单本日文书译出，分期连载于《译书汇编》杂志上，然后再出单行本。这一机构成立早，杂志出版早，书籍出版早，对中国留日学生影响很大，被认为“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27)
《论理学》上卷分六章。第一章，总论，叙述论理学之界说、何谓推论、推论之作用、思想之形式的法则、疏解科学与规范科学、心理学伦理学与论理学之关系、演绎法与归纳法、论理学是科学还是技术。第二章，名词、命题及三段论法之序论，述论理学三要素、概念、判断、推理，前引及迹案，概念、判断及推理之记号，名词，命题，三段论法。第三章，主词与所谓词、形容词与名词、名词之种类、普通名词与单独名词、全体名词与各个名词、具体名词与抽象名词、积极名词与消极名词、绝对名词与对待名词、名词之内涵与外郛。第四章，命题，述文法上之命题与论理学上之命题、命题之种类、全称命题与特称命题、单独命题、肯定命题与否定命题、由质与量所配合之四种命题、名词之充实、主词之充实、所谓词之充实等。第五章，命题之对当，述对当之界说、对当之种类、亢极对当、偏曲对当、差较对当、交格对当、诸种对当实用上之要诀、亢极对当之特例。第六章，直接推理，述推理、直接推理与间接推理、直接推理之种类、倒植、反疏。
如同艾约瑟、傅兰雅、严复一样，书中尽可能将例证改为与中国有关的内容。不知何故，书中特别喜欢以李鸿章为举例对象，拿李鸿章说事，比如三段论举例：凡人皆为动物，李鸿章为人，故李鸿章为动物。书中在说明何为命题何为非命题时，又以李鸿章为例：如云“呜呼李鸿章”，在论理学上不得称为命题。何则？此非表若何之判定，如某为某、某非某等语，仅不过表咏叹之意而已。又如云“李鸿章为人乎？”亦非命题，以其为疑问而非立言。(28)
书中所用诸多逻辑术语，皆为日后中国逻辑学界所沿用，如推论、演绎法、归纳法、普通名词与单独名词、全体名词与各个名词、具体名词与抽象名词、积极名词与消极名词、绝对名词与对待名词、全称命题与特称命题、单独命题、肯定命题与否定命题、直接推理与间接推理。当然，有的术语如“外郛”（即外延）、亢极对当、偏曲对当、差较对当、交格对当等，并没有为日后逻辑学界所沿用。
（三）林祖同翻译《论理学达旨》
林祖同翻译的《论理学达旨》，为日本学者清野勉所作，日文原名《归纳法论理学》，日本哲学书院1889年出版，译本于1902年12月（版权页注明为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林祖同为浙江瑞安人，生平不详。他在序言中称，论理学对于中国来说，知道的人相当少，此前翻译《理学须知》的傅兰雅、翻译《辨学启蒙》的艾约瑟对于论理学也是“未通此学，故多门外推敲之谈”。他评价清野勉所著此书“极深研几，近日东邦之绝作也”。他自述翻译原则，对于原文深刻思议，为了便于中文读者理解，于是罗织科学显明的新理加以解释。
《论理学达旨》全书凡三十一章，各章标题与内容如下：一，论理学之性质与沿革；二，论理学之必要；三，言语与论理之关系；四，思想；五，语，指名词；六，外延、内包（即内含）；七，概念；八，命题；九，周到与不周到，命题之主客语代表事物之全体为周到，仅及一部分为不周到；十，五属件，指种（网罗大事物）、类（与种相对的小事物）、要差（数种同在一类而各种自有其特别性）、分派性（仅见于一种全类的性质）、偶性（分两种，一是不分离之偶性，如乌鸦是黑的，二是分离之偶性，如人的肤色有黄有白）；十一，释义（解释内包）；十二，分释（解释外延）；十三，思想三大法则（即同一之法则、矛盾之法则、不容间位之法则）；十四，推理；十五，直接推理三法；十六，三段论体之构造；十七，三段论体之规则；十八，三段论体之样式；十九，三段论体之格式；二十，连体三段论；二十一，接续体三段论；二十二，分离体三段论；二十三，重体论（为复杂三段论）；二十四，伪论；二十五，归纳法推理性质；二十六，枚举归纳法；二十七，学理之归纳法；二十八，分析淘汰；二十九，观察试验；三十，归纳法；三十一，演绎法。此书特点，一是偏重归纳推理，诚如其日文书名所示。二是，有不少独创译名。此书有些译名与同时代其他逻辑学译作相同，如内包（即内含）、外延、归纳法、三段论、同一之法则、矛盾之法则、不容间位之法则，也有一些是他书所未见，如周到、不周到、重体论、要差、分派性、偶性。
杨译《名学》，汪译《论理学》，林译《论理学达旨》，都是1902年出版的，在同类从日本翻译过来的逻辑学著作中，出版时间比较早，影响也比较久远，书中许多译名，为后来其他同类译作所沿用。以1903年以后的从日本翻译过来的逻辑学著作与此三本对照，可以发现，其基本框架、术语都没有超出这三本范围。这是本文对这三本书要特别加以介绍的原因。
晚清译介西方逻辑学，以路径而言，分为三条，一是直接译自西文，如艾约瑟、傅兰雅、严复译自英文，李杕译自法文；二是译自日文，如杨荫杭、胡茂如等；三是兼采日文、西文，如王国维、张君劢。以时间而言，19世纪两部书都是直接采自西文，20世纪，则大多取材日文，少量取材西文。以逻辑学源头言，耶方斯、穆勒为其大宗。以翻译主体论，19世纪后期以通晓中文的寓住在中国的西方学者为主（艾、傅），20世纪初年则以留日学生、通晓外文的中国学者为主。从数量上看，19世纪后期译介西方逻辑学实为空谷足音，到20世纪初年，已经多头并举，群书并译，一书多译，海内海外呼应，駸駸然成为逻辑学输入之热潮。
*参见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近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郭桥著《逻辑与文化——中国近代时期西方逻辑传播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收稿日期］2007-10-30
注释：
①艾约瑟译为“哲分斯”，张君劢译为“耶方斯”，严复译为“耶方斯”或“耶芳斯”。
②《富国养民策》，哲分斯著，艾约瑟译，列为《西学启蒙》之一种，1886年由总税务司署出版。
③此处介绍，参见如下网站资料：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Website,http://cepa newsch001.edu/het/profiles/jevons.htm; http://www.britannica.com/eb/article-9043592/William-Stanley-Jevons。
④关于《辨学启蒙》的底本，傅兰雅所编英文《益智书会书目》（美华书馆1894年版），第13页，注明此书为Elementary Lessoss in Logic,Deluctive and Luctive,by Professor Stanly Jevons,F.R.S.但以《辨学启蒙》与Elementary Lessoss in Logic,Deluctive and Luctive对照，内容并不相符，当为傅兰雅误记。
⑤一般中国逻辑史著作均称此书最初由广学会在1896年出版，当系没有见到1886年总税务司版本所致。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近代卷称《辨学启蒙》“书是译出来了。但真正刻印完毕却是十年以后，即光绪丙申年（1896年）”（该书128页）。郭桥《逻辑与文化——中国近代时期西方逻辑传播研究》亦沿此说。
⑥曾纪泽《西学略述序》，《西学略述》，总税务司署光绪十二年版。
⑦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近代卷第五章，对《辨学启蒙》颇为重视，对其内容介绍颇为具体，并从逻辑学史角度进行评价，认为“以英国传教士艾约瑟译的《辨学启蒙》为代表，其特点是内容偏狭，既不丰富也不全面，更谈不上系统。既是初创（看不出参考了《名理探》的翻译），译者又非逻辑专门家，所以译笔拙涩，一些逻辑术语的创译令人不知所云。这种情况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知识界中的先进人物的不满”。见该书第125页。本文参考其论述。
⑧严复《穆勒名学》案语，见《穆勒名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0页。
⑨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增版东西学书录》，理学第二十五。
⑩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笔名君房，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人。六岁入私塾启蒙，十二岁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学习英语等，开始知道世界上除了做八股文及固有的国粹外，还有其他学问。光绪二十八年，应宝山县乡试，中秀才。翌年，进上海震旦学院修拉丁文、哲学等，后因学费无继，转入南京高等学堂，学习不及一年，因参加拒俄爱国运动而被勒令退学。经友人介绍，去湖南长沙做中学教师。光绪三十二年，东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修习法律与政治学。宣统二年，于早稻田大学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回国应试于学部，取得殿试资格，次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1913年留学德国，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两年后回国，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授。以后从事教学与政治活动，为著名学者与政治活动家。耶方斯，张君劢译为“耶方斯”。
(11)(13)张君劢译《耶方斯氏论理学》，《学报》第一期，1907年。
(12)原文为“训话”，当为“训诂”之误。
(14)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英国人，1861年来华，先后在香港、北京、上海等地教书，1868年受聘于翻译馆，此后身兼多职，如广方言馆教习、格致书院董事、益智书会委员兼干事等，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骨干力量，1896年辞翻译馆职，赴美国加州大学任教。傅兰雅是晚清中国介绍西学最多、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译书范围很广，涉及科学技术、人文社会科学诸多方面。
(15)对于《理学须知》的地位，一般关于中国近代逻辑史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笔者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提到其在西方哲学东渐中的地位，但没有展开。陈启伟的《再谈王韬和格致书院对西方哲学的介绍》，首先予以重视，见《东岳论丛》，2001年第5期。
(16)参考陈启伟《再谈王韬和格致书院对西方哲学的介绍》，《东岳论丛》，2001年第5期。
(17)徐维则：《增版东西学书录》，理学第二十五。
(18)(21)版权页署明治三十五年五月十八日发行。
(19)［英］耶方斯著，严复译《名学浅说·译者自序》，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0)杨荫杭(1878-1945)，字补塘。江苏无锡人，自小就受到很好的传统文化教育，青年时考入天津北洋公学，因闹学潮而被开除。1897年考入南洋公学，1899年被保送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1900年，与同学成立励志会，创办《译书汇编》月刊，译介西方文化，在政治学、法学方面均有贡献。1902年卒业，回到上海，在南洋公学译学馆译书，同时在《时事新报》任编辑，在中国公学、澄衷学堂、务本女塾等校任教。1931年因鼓吹民主革命，遭清廷通缉。翌年，逃至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研究科，专研法律。1907年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士。旋赴美国，入宾西法尼亚大学习法律。1910年获宾西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1911年，在北京政法学校任教。民国以后供职于法学界与教育界。
(22)严复《原强》，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页。
(23)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29页。
(24)邹振环《辛亥前杨荫杭著译活动述略》，《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25)高山林次郎(1871-1902)，名樗牛，出生于日本山形县，文学博士，毕业于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科，别号斋藤林次郎、林次郎、林斧太。从帝国大学毕业后，入博文馆，担任《帝国文学》的编辑委员；曾撰写文学、哲学、美学等多领域的评论文章。最初曾主张“日本主义”，但受到尼采影响后转为个人主义；发表《论美的生活》，提倡本能的满足。晚年醉心于日莲宗。因肺结核恶化而被迫放弃赴欧洲留学计划。1901年出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第二年病逝。主要著作：《伦理教科书》（1至5卷），与井上哲次郎共著，金港堂1897年出版；《世界文明史》，博文馆1898年出版，为“帝国百科全书第1编”；《伦理教科书》（1至3卷），与井上哲次郎共著，修订第二版，金港堂1898年出版；《论理学》，博文馆1898年9月出版，为“帝国百科全书第12编”；《近世美学》，博文馆1899年出版，为“帝国百科全书第34编”。后人编有六卷本《樗牛全集》。
(26)汪荣宝(1878-1933)，字衮父，号太玄，江苏吴县人，驻日公使汪凤瀛之长子。15岁入邑庠，1897年丁酉科拔贡，翌年应朝考，入兵部任职。1900年入南洋公学，旋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和庆应义塾。回国后，仍在兵部任职。1906年任京师译学馆教习，旋改任巡警部主事。1908年任民政部右参议，兼宪政编查馆正科员。1909年任简字研究会会员。1910年任资政院议员。1911年奉派为协纂宪法大臣。民国以后历任临时参议院议员、读音统一会会员、驻比利时公使、驻瑞士公使、驻日本公使、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著有《清史讲义》、《法言义证》等。
(27)冯自由《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革命逸史》，中华书局版，第三集，第144页。
(28)《论理学》，《译书汇编》，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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