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融合的城市体育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文化论文,城市论文,文化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8-04-18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498(2008)05-0010-04
“在1850年以前，城市化的人口还不到全球总人口的1/5，各个社会的城市人口都不到其成员总数的一半。在1850年，只有一个城市——伦敦的居民超过了100万人。[1]”城市化是近代迅猛发展的社会现象。伊恩·罗伯逊(Ian Robertson)诙谐地认为：“城市是相当多的、自己不生产所需粮食的人们的长期集中地。”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在前进过程中的巨大进步，它将人类的智慧集中地统一呈现在城市这样一座人工的空间内，使人类社会化、现代化步伐不断加快。人类所以选择城市化，主要的原因是城市可以有效地发挥集体的智慧和群体能量，尤其是在交通、通讯手段不发达的时代，城市可以为人们提供更便利的生产、生活、休闲、安全、发展空间。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为人类的社会进步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智慧整合、聚变空间和资源，工业、科学技术进步主要是人类大规模进入城市后的结果，同时工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城市在近现代快速发展，其结果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标准，自然强烈地影响着体育文化的发展。同时，城市文化通过政治、经济和传播等工具进入最偏僻的乡村，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的共同发展。
1 城市体育文化的界定
体育的本质是人类主体自我对客体自身的改造过程，是永恒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人体文化。人类有机体需要肢体活动，只要有人类生存的地方就繁衍着各种形态的肢体活动内容，这些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演进为体育。人类社会需要体育文化，通过人体文化可以有效传承人类文化，生动形象地灌输族群意识和展示民族精神。
在人和社会需要的驱使下，肢体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历经人们长期的提炼逐渐形成各种技术符号，在此过程中城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帮助体育摆脱原生状态中生产性、地域性、封闭性等属性桎梏，不断地向着技能化、竞技化方向发展，日益成为一种人类广为认同的人体艺术。尤其是在城市空间中，人类的智慧和技能得到集中、放大和创新，有效地实施跨文化融合，如城乡之间的跨文化交融，异域之间的跨文化互动，学科之间的跨文化联动，由此极其广泛地汇集了跨文化体育资源，有利于形成全球化的体育文化，有助于增强地方民族体育活力，使之焕发出时代朝气。因此，我们认为城市体育文化是指人类各种体育元素在城市时空中汇集、融合、升华后的，被世人认同的，具备较高竞技艺术水准的人体动态肢体符号体系，以及物态符号的总和。
2 跨文化融合是城市的主要特征
芝加哥学派的沃思(Louis Wirth)认为，城市具有三个特征：城市的规模、人口密度和社会复杂性。这三个特征合而为一，形成了一种远比小社区中的生活方式更无个性的生活方式。因此，城市居民变得比生活在人为聚居空间分散、狭小，自然空间广阔的乡村中的民众更能容忍多样性和异常行为，具有了更为强烈的相对性。城市居民一般不把自己的观点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更有可能看到其它观点和生活方式的正确性和优越性。由此，在这样的空间和人群结构中，必然出现从众心理强烈的“城市的群众”，即市民阶层，因而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具有较为统一的格局，其生活行为特征也趋一致。
造成这种格局的主要原因是跨文化融合。人类将原本起源于原生态的乡村生活内容，移植到城市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融合。在城市中各种异质文化作用力的交互综合影响，又产生新的跨文化融合。因此，我们认为城市是一个融合的空间，跨文化融合性是城市的主要特征。而这一特征又恰恰是经常被忽略的特征。城市从起源开始，各类文化在其中相互冲突、相互碰撞、相互选择以至相互融合，铸成了高度统一、又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尤其是近代以来，多个人群的聚居共存，血缘、地缘、业缘广泛交织，语言、意识和行为融合交流，多样性的文化积聚和融合，时代变革，特别是科学发展、工业技术对城市文化的冲击与洗礼，使城市成为一个文化的大熔炉，不同的文化形态存异求同，多元共生，形成了跨文化的融合局面[2]。
3 跨文化融合的城市体育文化趋势
3.1 内因
马克思(Marx)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人类聚合的根本，社会成员聚合的倾向是无法阻挡的，在适当的条件下，人们会自觉地聚合在一起，城市为更多人提供了产生丰富社会关系的空间和载体，使初级群体向次级群体这样的社会结构演变成为可能。在乡村社会结构中，初级群体的比重占据主导地位，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进入城市后的人群逐步摆脱了相对单一的血缘至亲圈子，走向了广阔的以地缘和业缘为主的社会关系之中，使人们的意识和行为体系产生改变。
帕克(Robert E Park)认为：大城市从来就是各种民族、各种文化相互混合、相互作用的大熔炉，新的种族、新的文化、新的社会形态就是从这些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的[3]。帕克的论点进一步证明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框架中，人们的智慧、能力发生前所未有的聚变。就个体而言，在各种新因素的冲击下，在各种机会和场合的作用下，人们的潜在创造力被释放出来。神圣、安全、商业、娱乐、政治、文化等因素决定着城市成为人类主要聚集空间，城市由此成为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城市表达和释放着人类的创造性欲望，这是乔尔·科特金(Joel Kothin)对城市的总结性表述[4]。
体育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关系的产物，更是跨文化融合的产物。在生产劳动中人们相互的协助因而产生体育集体项目，在传授生活、生产技能中催化了体育技术的成熟，在宗教的号召下民族体育成为大众节日的有机成分等等现象，充分说明体育与社会的密切联系。虽然在乡村生活阶段，体育被人们作为一种相对松散的个体爱好，尚未形成庞大的独立体系和超越血缘的社会关系群体，但是它们依然强烈地依附于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生活的分工逐渐细化，使更多的人有可能专门从事体育活动，满足社会成员观赏、娱乐、从业、经营等种种需要。当成为城市特殊群体的运动员以其高超的专业技艺所展示的体育魅力极大地吸引着民众，城市居民日益充裕的闲暇时间，强烈的从众心理，公众的意向的诱惑，浓厚的参与和创造欲望，以及人们极力摆脱渐趋严重的亚健康、文明病困扰、人际关系疏远导致的人的社会性衰退情况下，体育独到的功效，使其成为城市居民一呼百应的文化活动之一，出现了城市化前所未有的，显现的、独立的且日益扩充的、超血缘的社会关系群体——体育人口。
在这种环境中，体育文化原生态的乡村特质，次生态的异域特质在城市文化的作用下快速地产生了跨文化融合并向着城市特质转化，表现出城市体育文化所特有的全球化、竞技艺来化趋势。该结果的出现与体育文化自身的特性有关。其主要影响因素有：
第一，由于体育文化具有动态肢体符号的性质，具备强大的通约性，使其在交流过程中有效避免了自然和人为的种种屏障。这是体育的优势，它不易引起人们因语言和意识的不同而被误解或拒绝，可以产生良好的文化互动和融合。古往今来，体育总是扮演着人类交流的使者，人们可以从不同的人体艺术中领略各异的民族文化，体育竞赛成为人类交流的大舞台，实现着人类最广泛、深刻的跨文化交融，从而不断增强着体育的文化含量。辉煌时期中华民族文化的外输，使武德意识牢牢地扎根于日本和韩国，极大促进了武士道和跆拳道的礼仪成分，今天这些内容又极大地影响着中华武德的重构。
第二，由于体育文化主要以“动”的文化形态为主体，具备异常活跃的流动性。体育文化借助于一定的势能向极其广泛的区域传播，在传播过程中自然选择了快捷接受新鲜事物的城市。城市成为体育文化发展的有效空间，促进了多元文化的有机融合，使其融合性更为明显。同时跨文化融合的体育文化使城市焕发出勃勃生机。突出的实例是举办过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城市在奥运后综合文化实力的突飞猛进。
第三，体育文化是“水溶性马赛克”的文化形态，具有强劲的渗透性。由于城市文化的强势作用，各色体育文化在交融中，不是原本乡村特质的自然“褪色”，就是被城市文化“染色”，或者是异域体育文化间相互“着色”，产生了一种基于与渊源息息相关的，又具新质的文化形态。比如现代城市篮球运动早已不见了原始部落阶段残忍的“人祭”踪影，但投篮的方式基本保持了原有的风范。近代最显著的异域体育文化的相互“着色”过程就是一种跨文化的融合过程，东、西方体育文化的交融、涵化便是一例。
第四，体育场馆设施作为体育文化运行的物质基础，使体育文化表现出特有的物态性。无论是起源阶段的“玩具”，还是发展阶段的“工具”，成熟阶段的“用具”，各种体育活动的场地和器材设备所表现出来体育文化的物态性具有十分独特的特点，每一种体育项目都有相应的具体、规范要求和固化的物态表现，虽然它们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均为城市公共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搭建起文化交融、社会关系融合的巨大舞台。试看，古罗马的竞技场，宋代洛阳的瓦舍、勾栏，现代体育圣地印第安纳波利斯体育设施群，国际风筝名城山东潍坊特有体育场地就凝结了物态体育文化精华，成为一个城市文化的象征，印证着人类跨文化融合的历程。
第五，在体育文化运行的过程逐步产生了升华的竞争性。由于人类本能的攻击性决定了人类频繁地借助肢体活动实施攻击行为，使体育在起源和发展初期表现出强烈的攻击特质，这种趋势在文化和文明的洗涤中，逐步被人类理性地升华为合理的竞争。尤其是这种竞争不断地通过法律、道德、规范、习俗、规则等交融的方式遏制暴力，消弭本能攻击性负作用，使体育文化的竞争成为人类最具文化品质的竞争。当然，竞争必然引发文化资源争夺，因此跨文化融合成为体育文化谋生存的必由之路，由此人们借助体育特有的各种比赛、表演实现着体育文化间的相互交融。体育文化所建构的这套竞争机制，为人类社会竞争树立了典范和模式，提供了参照标准和运行机制，体育文化的竞争性强烈地影响着社会文化的有序发展。
3.2 外因
体育文化向城市进军是自然过程，正如人类社会向着进步和完善的方向发展，文化向着提升品位、文明的方向挺进，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体育文化逐步剥离原生态中的元素，演化和提炼最能反映人的本质力量元素，激发人的理性和非理性高度融合，形成竞技艺术特质，同样是事物发展之规律。虽然不能视原生态体育元素为落后状态，但是需要看到各种事物都存在层级，低级向高级发展是自然的，更是必然的。
如果人为地将文化分成雅与俗，我们看到雅文化在不断地取代俗文化；如果机械地将文化分成上与下，同样我们会发现上位文化总是占据主导地位。比如，西方的骑士阶层，中国的武士阶层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步被绅士、文人取代；严酷而富于攻击的仿真式体育竞技逐步让位于艺术化的体育竞赛和表演等等现象，都是伴随着象征人类进步的城市化而发生的改变。城市文化日益形成强大的文化中心，产生巨大的文化涡旋力，吸引着广大的乡村文化和异质文化的融入，使原本散在的、缺乏体系的原生态体育元素聚合并聚变，形成强大的、独立的体育文化系统。
在自然过程中，人化的力量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社会的力量对城市体育跨文化融合推波助澜，特别是政府的组织、城市的学校、各种传媒等方面发挥了重大影响。
第一，政府组织推动着城市体育文化发展。相对于乡村人口来说，城市人口的组织性较强，西方国家的社区、俱乐部，中国的街道、单位均是人群聚合的社会组织结构。因此各个国家主要针对城市大众的体育活动设计了种种方案，成立了各种职能组织，推行了各种务实措施，有效地使民众的体育生活得到保障。美国专门成立了健康与体育总统委员会，召开了全国健康与大众体育大会，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日本政府还制定了发展和保护社会体育的法律，如《体育振兴法》，最近又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大众体育白皮书》；英国体育理事会于1983年制定了一份十年发展计划。不少国家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所有运动场地都要向民众开放，并尽量开放广场、街道、停车场，甚至教堂为大众体育服务。如巴西名城圣保罗市每到周末就有数以百计的街道关闭，从早到晚供居民从事体育活动。许多国家把体育设施建设列入城市建设规划，如联邦德国于1960年制定了三个“黄金计划”作为全国朝野的共同奋斗目标[5]。
第二，城市的学校作为有效载体传承着体育文化。城市的学校对城市化过程中体育文化影响主要在于它们大规模、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系统、规范地传播着体育技能和信息，各个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大力加强学校体育的功能和作用，使学生能够在校期间掌握有效的体育技能和督促形成终身体育的习惯。城市的学校不仅作为体育生活方式的启蒙者，还是人们体育生活的加油站，更是人们体育生活的资源库。学校是跨文化融合的基地，经过这样的基地，体育文化更加具有包容性，它向人们辐射、传递着高度融合的体育文化。
第三，宣传体育文化的传媒营造社会氛围和引导舆论导向，影响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各个国家通过各种传媒就大众体育提出了不少有建设性、感召力的口号，如德国的“有氧锻炼——130”、法国的“保护心脏”、加拿大的“人人参加”、中国的“一二一工程”和“阳光体育”等等。同时传媒直接参与组织体育赛事。举世瞩目的环法自行车赛就是《汽车报》报业集团于1903年率先组织的，其动机想借此扩大报纸的发行量。他们组织的环法自行车赛刻意安排赛程长达2 460km，比赛路段多为崎岖坎坷，以求产生轰动效应，结果他们成功了，报纸的发行量从2万份激增至6万份[6]。人们可以看到，在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体育已经被当作某种公正和规范的理想世界，体育文化资讯成为各类媒介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这一切在乡村就不具备优势，只有城市才能显现出特有的社会价值和效能。
各国的城市进程不尽一致，制约因素众多，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的管理模式不同。如1949年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其总人口的28.4％，人口大国的中国城市人口5 700万，仅占总人口的10.6％[7]。1982年时，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10美元，城市化水平为21％，明显低于国际许多国家的水平，这就是中国政府长期实施严格的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政策所致[8]。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非常之快，201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将达到中国总人口的50％。无论城市化进程规模和速度如何，城市化已经成为全球文明的一种模式。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部2008年2月26日发布一份《2007年全球都市化展望报告》。报告预测，至2008年年底，全球城市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一半。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居住在城市的人口超过居住在农村的人口。目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74％，亚洲和非洲只有40％。但今后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亚洲。城市化使世界各地的城市大有趋同态势，基本相同的城市框架，城市社会结构、城市人口分层，决定着城市的功能和作用的相似，因此跨文化融合成为全球性的城市体育文化发展必然。在城市文化趋同的同时，城市文化所蕴含的深厚跨文化融合机制，不仅能极大地包容丰富多姿的体育文化，更能融合出异彩纷呈的体育文化。
在不断城市化的同时，城市居民有一种摆脱城市喧嚣的倾向，比如中国“农家乐”餐饮的兴盛，西方城市居民纷纷迁郊等现象，人们一定会认为这是城市化终结的迹象。当今世界人们倾向于返璞归真，欲远离城市，这的确是人的自然化的趋势之一。不过，我们要看到，这种趋势的背后是人们普遍地经历了城市陶冶后的高水准需求。比如人们所喜爱的“农家乐”，其菜肴须是绿色食品和城市化标准烹调技术的完美结合；人们渴望远离城市，是建立在享受幽静舒适的居住环境和城市化设施完备的郊区别墅完美融合基础上的，没有一项是完全的“返璞”，反而是城市化的进一步地域性拓展。表现在体育文化领域，如今的生态体育、休闲体育也是人的自然化的表现形式之一，看似为“去竞技体育”，但这种趋势背后也同样强烈地展现出依赖和运用城市化后的竞技体育技术、规范要求以及形式，仅是将对竞技体育竞技结果的渴望，转向了对竞技过程、竞技艺术的追求，决然没有体育文化的城市特质丧失迹象，反而是跨文化融合的城市体育文化的丰富和充实。这些内容不过是城市化过程中，融合新生的文化形态，是城市文化的进一步拓展。
3.3 城市体育文化之表现
第一，城市化的体育文化淡化了原来在乡村时代的生产性、地域性和封闭性。因为具有生产性的民族体育活动内容与城市的生产方式相去甚远，没有了生存的空间，故而多以生活性、竞技性、艺术性取而代之，使其更符合独立的体育文化属性。比如赛马活动中人们已经难觅其生产性的影子。
第二，城市化的体育文化更加规范。因为城市以契约为主体的社会结构的严谨性决定了城市生活各方面的严谨程度，我们可以发现大凡进入城市的民间、民族体育活动，多数内容产生了规则细化倾向，减少了乡村时代体育活动的随意性。例如看似随意的高尔夫运动中却充满了细致的规则要求。
第三，城市化的体育文化更加丰富。因为在城市中人口分层的原因，人们的需求层次多样化，为了能够满足各层面人群的需要，体育文化产生了分野，出现了大量的新兴体育活动。尤其是由于敬祖机制作用的消退，人们可以相对而言无所顾忌地发展充满个性的体育活动内容，导致城市体育文化多样化。比如中国的木兰拳、木兰扇的出现和快速发展。
第四，城市化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在此基础上，社会需要向着精神追求的方面快速发展，因而城市化的体育文化出现了非物质实用性的，审美享受性的内容和形式。例如迅猛发展的体育舞蹈、艺术体操、花样游泳等项目可以给人们带来极大的艺术享受。
第五，城市化的体育文化更加具备现代意识和风格。进入城市的民族体育经过城市文明的熏陶产生了意识、内容和表现形式等方面的现代化融合和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的保守模式的束缚，使民族体育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前所未有地取得了突破。比如竞技武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进步。
4 中华民族体育的跨文化融合
正如社会学家所言，城市史几乎等于人类的文明史，人类在文明进程中十分青睐于城市的建设，从起初的防御堡垒，到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们强烈地依赖于城市，“植物性”属性表现强烈。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道：“人类在很大程度上还未摆脱植物状态。”而不像动物一般，本能、不得已地不断迁徙。但是，人类毕竟是人类，当他们拥有了稳定的家园后，人们的野心和欲望驱使着他们开始了不同规模的高于“动物式”的迁徙活动。“正是在不断变换环境、变换地点的移动过程中，人类才逐步具备了那种为人类所特有的脑的功能，亦即进行抽象思维的能力和习惯。[3]，”其目的是建立起更多能够满足自身需要的城市，由此人类迈开了他们的全球化的步伐。据此我们认为体育文化城市化程度决定着体育文化全球化的程度。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城市化后的奥林匹克运动向全球推进历程中发现这一规律。在奥林匹克运动全球化过程中，与竞技体育向其他国家传播一样，西方竞技体育进入中国一开始就选择了城市，其后的发展也主要集中在城市，并逐步向广大乡村蔓延，占据了乡村的体育发展空间，影响着本土民族体育的发展。
中华民族体育在现代城市化方面进程相对缓慢，缺乏城市化熏陶的中华民族体育鲜明地表现出地域性、生产性、封闭性、随意性、乡土性、阶段性等等特性，具备这样特性的体育文化与城市体育文化相比，在文化传播、社会适应等方面表现出能量和能力不足。移植新域，这种民族体育首先会遇到认同问题，没有共同的价值认同，人们难以较快接受新异事物，如哲理式东方体育就不易被习惯于物理属性认知方式的西方人认可。紧接着是生存环境问题，有不少中华民族体育项目的地域生态依赖性很强，离开了特定的环境，某些项目将无法生存，其中有传人的因素，也有受众等社会因素。最重要的是审美问题，人们对美的感悟随时代前进而提高，享受高品位的艺术致使人们的审美标准居高不下。如西方体育竞技艺术化拔高了国人的审美品位，导致中国城市居民轻视本土民族体育，认为这些内容土气十足，难登大雅之堂。西方人在猎奇中华民族体育后，很快失去了持续的审美动力。
在中国，早已本土城市化的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尚有一定的城市生存空间，如武术、摔跤、龙舟、风筝、舞狮等，而中华民族体育绝大多数项目内容却远远没有这种幸运，在现代城市中难觅其踪影。这些项目表现出顽强的“植物”属性，宁可在“乡村”环境中自生自灭，也决不迁徙另择新的栖息之地。它们还有巨大的同化能力，会将异质民族体育同化为本土特色的形式。比如高雅的“斯诺克”运动进入中国乡村后被快速地转化成村头场院中的台球活动。这种格局与定势与中国的本土民族体育多数内容发端、生存于乡村，不善于“动物式”迁徙，不适应城市生活环境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故而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体育属于“植物体育”。
通过融合不会产生本土城市体育文化的特色缺失，中华民族文化具备高度包容和融合能力的优秀品质，经过本土文化的同化，使异质文化产生涵化，可进一步强化本土文化的特色。因此，在大力发展中国城市体育文化的进程中，应善于演绎本土特色文化。因为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作为城市体育文化的雄厚资源，可以为持续的跨文化融合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城市中，政府部门应胸怀弘扬民族文化的理念和雄心，在城市中规划建设“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坊”，首先将具备竞技艺术性的民间、民族体育项目纳入文化坊，逐步地扩充内容，建设具有规模的东方民族体育文化特色城市街坊。在这个街坊中，不断融合、演变、聚变符合全球性的体育文化，逐步推广，为人类文化共享做出自己的贡献。因而，应看到通过跨文化融合的城市体育文化，可以有效地促进本土体育文化的发展。对此，我们认为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发展应选择城市辐射乡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