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哲学的科学民主精神_哲学论文

论西方哲学的科学民主精神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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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1999)02-0073-07

1919年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以科学与民主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哲学在我国的传播与研究,西方哲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主要内容。原因何在?仔细分析起来,有社会、政治以及时代等多方面的因素,但就从西方哲学本身来说,主要是由于西方哲学充分体现了科学与民主精神。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科学精神是指从认识论角度强调知识、理性和逻辑思维的作用和意义,认普遍性为真理,注重规律性的认识,反对蒙昧主义和宗教神学。民主精神是指重视发挥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反对专制主义和权威主义。哲学即智慧学,是与求知求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人要有智慧,就要摆脱无知,寻求知识与真理。当然这种知识不是以实用为目的的某种具体科学的知识,而是对于整个宇宙与人生的认知。古希腊哲学是哲学发展的童年时代,哲学产生于“惊异”(wonder),古希腊哲学是从原始宗教、神话的束缚下与科学同时诞生的,它从一开始就同科学结下不解之缘,所以早期哲学家称为自然哲学家。如果说以探究万物本原为宗旨的希腊早期哲学尚未达到对主客分立的自觉认识的话,那么,到了苏格拉底便是一个转折。苏格拉底虽然试图把哲学的研究从探究自然、万物本原转向人自身,“认识你自己”,但他的哲学也是将认知看作是第一位的东西,认普遍性为真理,一般概念为真实;提出“知识即道德”的主张,善出于知,恶出于无知。正如亚里士多德说的:“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从此拉开西方哲学弘扬知识、理性和逻辑思维的序幕。柏拉图在苏格拉底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理念论”,认为通过理性思维把握的绝对不变的存在——“理念”,是最真实的,是万物之本,具体事物是“理念”的复本,这种理念实际成为理性化的能动的实体。人们常说:柏拉图主义是逻各斯主义,因为逻各斯(Logos)希腊文原意是指理性、语言等含义,所以逻各斯主义就是理性主义。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传统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

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图的“理念”与具体事物、普遍与个别的“分离说”,认为离开了个别不存在普遍。但他同样主张哲学是探求普遍的东西,他说:第一哲学(形而上学)是研究“存在本身”,即研究存在的最根本原理、原因,他又称为“实体”。亚里士多德第一次给人类知识进行分类,提出归纳法和演绎法,创立了形式逻辑学,为以后科学方法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他认为一切生命都有灵魂,分为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人类灵魂,但只有人的灵魂才有理性思维功能,这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从而得出一个著名定义:“人是理性的动物”。

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以弗·培根和笛卡尔为标志的近代哲学,开创了理性时代,主体性时代。文艺复兴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时代,思想家们用“舌与笔”为武器,指向基督教神学,把人与自然从神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人们的目光从万能的神转向人,从虚幻的天国转向自然,为人的主体性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开辟了前景。

17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的研究中心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方法论。哲学家们主张知识万能,“知识就是力量”。通过知识与认识,人能掌握自然规律,驾驭自然,使“自在之物”成为“为我之物”。宣扬理性至上,弘扬人的主体性。“我思故我在”,反对一切外来权威,以“我思”作为判别一切存在与否、真伪的准绳。笛卡尔发出响亮口号:你给物质,我可以创造出一个世界来。哲学家们推崇逻辑思维方法的绝对可靠,认为逻辑的概念、判断和推论是获取科学知识、认识世界的主要或唯一的工具,尽管在方法论中存在着经验归纳法与理性演绎法之争。

但是这个时期由于机械力学在自然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移植到哲学上形成了机械的认识论与人学观,“动物是机器”,“人是机器”,就是典型代表。既然如此,人是完全受因果必然性支配的,人的主体性又从何谈起!就是说,因果必然规律压制了人的主体性。为了解决因果必然性与人的主体性的关系问题,斯宾诺莎提出“自由是对必然性认识”的伟大命题。他指出:遵循理性的指导,认识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必然性,我们的行动就摆脱了盲目性,获得自由。他区分两种人:受情感与意志支配的人和受理性指导的人。前者的行为,不论他愿意与否,完全不知道他所作所为是什么;后者的行为,不是受他人的支配,而是基于自己的意志;前一种人是“奴隶”,后一种人是“自由人”。只有理性指导的人才是自由的,才获得真正幸福。莱布尼茨针对机械论,用能动的精神实体——单子,取代惰性的物质实体,以此论证人的主体性。认为能动是实体的本质,单子的变化是从其自身“内在原则而来的”,而不是外在的原因,世界万物都是由能动的、具有多样性的单子构成的。

近代德国哲学革命的开创者康德,他的哲学最完整地体现了科学与民主、自由的思想。从总的方面来说,康德哲学可分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两大部分,前者讲认识论,解决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人为自然立法。他详细论证了科学知识成立的形式条件,即先天直观形式(时间与空间)和先天纯概念(12对范畴),最后提出知性的最高原理,构成自然科学的普遍规律。后者讲实践行为,解决人的自由意志何以可能的问题,人为自己立法。正如上面所述,康德以前的17世纪哲学家已经奠定了人的主体性原则,但由于他们是从认识论领域去理解人的主体性,把人的主体(灵魂)看作是一种实体,用知性范畴去规定它、陈述它,结果人的主体性限制在自然规律和必然性的罗网之中,抹杀了人的主体性的自由本质。康德打破了这种思维模式,他明确指出:人的真正自由不可能在认识领域中得到,因为人作为认识的主体,限制在感性现象世界之中,必定受制于自然的因果必然规律,人是不自由的;只有超出认识范围,在实践领域,人作为实践的主体,理性给自己立法,人才是自由的。可见,实践理性的真义是自由意志,即自我决定,具体体现在实践道德行为中就是“自律”。

黑格尔关于主体性、自由的问题,又回复到康德以前旧形而上学家从认识论去理解的领域中,不过是在更高基础上的回复,他以辩证法把必然与自由结合起来,并看作是一个漫长发展过程,是主客从对立到统一的过程。黑格尔不同意康德把必然与自由绝对对立起来,认识与本体完全割裂开来,认为这样的自由是可望不可及的幽灵,人永远无法达到的彼岸“物自体”。在他看来,意志自由是人的理性决定的,人有了理性能驾驭本能冲动、情欲,不为偶然支配,掌握必然,这样人就得到自由。但是黑格尔把理性加以客观化、绝对化,变成独立自存和自行发展的“无人身的主体”,理性成了整个宇宙的创造者,人也不过实现“理性狡计”的一种工具,这样一来,人的主体性与自由又处在这种“神圣”理性的压制与束缚之中。

从上世纪后半叶,特别是从本世纪初开始,西方哲学进到现代阶段以后,其内容与形式都发生很大变化,形成与传统哲学的不同特征,由此人们便认为现代西方哲学是反科学的和反主体性的。这是一种误解,至少是片面的。

从科学与哲学关系来看,我们可以把现代西方哲学粗略分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尽管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属于现代科学主义哲学流派的,有逻辑经验主义、英美分析哲学(包括前维特根斯坦哲学)、科学哲学(包括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历史主义、新实在论等)、实用主义等,构成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主张自然科学知识是人类知识的基础与典范,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只有自然科学方法推广应用到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人文科学研究领域,才能有效地获得可靠的知识。现代科学主义沿袭了求知求真的哲学传统,特别是经验主义哲学的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对科学哲学进行深入研究,对于科学发展的动力,科学发展的模式、途径或道路,科学知识的证明,科学认识的方法,以及科学的语言逻辑等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提出了各种理论观点。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那种认为现代西方哲学是反科学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那么,现代人本主义哲学是否可以说是反科学的?人们这种指责最多的莫过于对尼采与存在主义哲学。

不错,尼采的哲学确有不少批判科学知识的激烈言词,但不能因此就断言尼采是反科学的哲学家。这里关键问题在于要弄清楚尼采为什么要批评科学知识,这又涉及尼采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在尼采看来,西方传统文化中视科学知识为万能,以为科学知识可以解决一切人生问题,这完全是一种幻想。传统哲学由于以求知求真为宗旨,很自然把目光集中在如何认识客体的问题,即便论及主体,也不过是为了使人的主观更符合于客观,以达到主客的统一。可见传统哲学无论是其出发点还是最后归宿都集中在客体上,离开了哲学最重要的事情——解决人生问题。尼采猛烈抨击苏格拉底及其哲学,其原因也出于此。他说:“从苏格拉底开始,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程序就被尊崇为在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级的活动和最堪赞叹的天赋。甚至最崇高的道德行为,同情、牺牲、英雄主义的冲动,……在苏格拉底及其志同道合的现代后继者们看来,都可由知识辩证法推导出来,因而是可以传授的。”

胡塞尔晚年出版的《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十分深刻分析了现代产生的欧洲科学危机。他指出:19世纪下半叶以后,实证科学支配了现代人整个世界观,人们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样,“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实证主义主张,科学是纯事实的科学,超出纯事实的范围,而涉及主体的问题,应排除在科学大门之外,所以科学不应该回答有关价值、意义等问题。胡塞尔指出,这正是欧洲科学危机的实质所在,“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科学的任务不应该局限于纯粹客观事实,也要包括主观领域的东西;有关价值、意义和理性等问题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胡塞尔的论述,实际上就把科学的人文价值、人文精神的问题提到重要地位。

从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罗蒂等人都反对科学主义,因为它片面夸大科学知识的作用,致使人性扭曲,人成为“单向度的人”,从而这些哲学家提出不要一味强调发展科学,而忘却人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要提倡人文精神、人文价值;他们并非不要科学、知识,更不是提倡回到愚昧无知的原始状态。

西方传统哲学强调理性,强调人的主体性,给西方世界带来了科学的发展,物质文明与昌盛,以及反封建压迫的民主;但随之而来,却又形成物统治人,以普遍性压制个体性,人成为抽象的人,人失去了主体性与自由。针对这种情况,反对主体主义(人类中心论),成为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共同心声。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西方哲学不要主体性、反对人的主体性。事实上,强调人的主体性、自主体、创造性与自由,现代人本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是两者实现的方式与途径不同而已。

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杀死上帝的凶手是我们”的时候,意味着冲破了禁锢人们思想的神圣的绝对权威,代之于人的“权力意志”;同时也意味着理性主义的倒塌,代之于酒神哲学。酒神(狄俄尼索斯)代表人的非理性的原始本能冲动,是人性深处最充分的体现;酒神冲动焕发出人强大的生命创造力,激励着人不怕艰难险阻,勇往直前。酒神“作为一种满溢的生命感和力量感,在其中连痛苦也起着兴奋剂(Stimulans)的作用。”它超越人与自然的界限,超越外界的必然和一切限制,超越人自身,从而最真实地表现人性的本质、人的整体性,使人完全进到自由的境界。

存在主义哲学家与尼采不同,他们则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论证人的主体性与自由。克尔凯郭尔提出“特殊高于普遍”理论,反对黑格尔主体哲学。他指出:黑格尔说的主体性是理性抽象化的人的主体性,而不是真实的人的主体性。因为人总是作为个体而存在,作为有激情的人而存在,离开了个体,离开了激情,就是抽象的人,抽象的主体性,这实际是不存在的。只有特殊的人,个体的人,才拥有自我,才能谈得上人的自主性、能动性与创造性,才体现人的价值。萨特的著名命题:“存在先于本质”,是人的主体性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人的本质是通过人自己塑造的,人按照自己的意向,不断自己设计,自我选择,不断超出自我,造就自我,使自己成为具有各种规定性的人,这是人的主体性、创造性,也是人的价值与意义所在。海德格尔从“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的观点,阐述人的主体性与自由。海氏认为:以往哲学家遗忘了存在,因为他们把存在者与存在混淆起来,并以存在者代替存在。存在者是指具体存在着的东西,即存在是什么,探究存在的性质,本质,属性等;存在是超越具体存在着的东西,存在的研究不是了解存在是什么,而是要追问存在何以是。前者(存在是什么)是认识论,科学研究的问题;后者(存在何以是)是形而上学研究的问题。前者是现实性,后者是可能性,由此他得出:“可能性高于现实性”。正因为人能够超出现实性进到可能性,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人与动物同样生活在一定空间与时间限度内的物理世界之中,但动物只能生活在“当下”给予规定的物质世界,只能被动地接受(适应)“当下”直接给予的事实,永远无法超越现实的规定范围。与动物不同,人能够超越“当下”时间与空间限制,超出现实性向可能性行进,生活在更广阔和未来人类理想世界之中。人这种超越性充分表现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自由。当人超越现实性,摆脱现实存在物的限制与束缚,不为现实一切所累,达到人本己、本真状态,即自由境,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境界就是“无”的境界。

后现代哲学尖锐地抨击传统哲学推崇、抬高普遍性、整体性,斥责为“总体性话语的压迫。”(福柯)“形而上学的暴力”。(德里达)“主人话语”。(拉康)传统哲学把普遍性、整体性变成对特殊性、个体性实行专制与压迫的魔掌,这种哲学正像医生把患各种不同病情的人都纳入到同一个模式之中一样,成为压迫个体的工具。他们强调人的个体性、特殊性和多样性,以此论证自我主体性和创造性。

学习西方的科学、民主与自由的思想,成为我国传播与研究西方哲学的主题,但经历了漫长的曲折路程。

上世纪末,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我国忧国忧民之士,从效仿西方“船坚炮利”转向学习和引进西学,特别是西方哲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梁启超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一文,称培根与笛卡尔是“近世之圣人”,他们的学说“为数百年来学术界开一新国土”。培根的经验论与实验方法,一洗过去空想臆度之旧习,使实学骤然兴起。笛卡尔的怀疑方法,一洗学术界的“奴性”,复其固有之自由。他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一文,称赞康德是近代德国独一无二的哲学家,介绍康德第一个批判时,详细论述了理性的三大作用——视听作用、考察作用和推理作用。介绍康德第三个批判时,认为其主要思想是解决必然与自由关系问题,所谓自由是自我决定自我,完全按自己良知行事,不受我以外东西所制约,做到主体与客体合一。

严复翻译的赫胥黎《进化论》,宣传“物竞天择”进化论,并扩大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在国人中影响甚大。他著文推崇近代经验论创始人培根,称培根是“近世之圣人”。认为西方近代200 年来,科学迅速的发展,有许多发明创造,皆出自“培根之法”。即培根的经验论和科学归纳法。

正当五四运动爆发之际,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来华讲学,传播西方科学与民主,宣传实用主义哲学观和教育观,在我国知识界产生很大影响。

五四运动以后,掀起传播和学习西方哲学的高潮中,康德哲学思想倍受人们青睐,一时间,他的著作和思想成为学术界传播与研究的一个热点。究其原因是由于康德思想贯穿着科学、民主与主体性这个中心。正如贺麟在《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一文指出的:“这情形大概是和五四运动开创的民主和科学精神相联系,因为康德知识论是和科学相关的,要讲科学的认识论就要涉及康德认识论。另外康德的意志自由,讲实践理性,这就必然同民主自由相关,因此,这时期传播和介绍康德哲学是学术界的中心内容。”这里以这个时期对康德哲学有深入研究,并有突出贡献的郑昕为例,1933年他发表的《康德知识论》,集中介绍了康德关于科学知识成立何以可能的问题。后来,1945年他出版的《康德学述》一书,该书虽然分为两大部分:康德对玄学的批评,康德论知识,但其重点还是放在第二部分,而且特别详尽论述了康德论自然科学知识的基本原则:常住性原则、因果性原则和交互性原则。

德国另一位哲学家黑格尔,这时同样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重视。其吸引力主要是他的主观辩证法,以及主观能动性和主观战斗精神。例如:“九一八”事变后,贺麟发表的《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一文,通过1806年秋拿破仑进攻德国普鲁士时,歌德、黑格尔和费希特三位哲人的遭遇和他们的不同态度,以唤起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积极投入到反侵略的抗日战争中去。到后来他出版的《黑格尔理则学简述》一书,宣传黑格尔主观能动性思想,宣称思维与存在的矛盾统一,是其哲学的起点也是终点,理性既是创造与克服对方的力量,又是回复其自身的力量,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很明显这些都贯穿着黑格尔哲学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的思想。

五四运动以后,处于世纪之交的德国哲学家尼采,他反传统的“叛逆”精神,反神权主义、绝对权威主义的革命精神,极大地吸引了我国学者。顷刻间,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一批文人居然成为尼采的崇拜者,其思想的积极宣传者。鲁迅赞扬尼采反对偶像,蔑视落后传统,说他是“博大渊邃,勇猛坚贞”的斗士,是提倡个性解放的“个人主义雄杰”。以“STW ”为笔名的作者在《尼采学说之真价》一文中指出:尼采的“超人”发端于“权力意志”。权力意志“含有战斗、征服之性质”。它是一种创造之活力,“自觅环境之敌而征服之”。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柏格森热”,既有柏格森著作的翻译,又有介绍评论的文章。1922年,出版了《民铎》专号《柏格森号》,由此可见一斑。学者们之所以把目光投向这位法国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再明显不过说明了人们希望从生命的创造力中寻找一种力量改造旧中国,所以特别注意柏格森的“自由意志”与“创造的进化”思想的介绍。一位学者指出:柏格森哲学宣扬生命本能的作用与价值,是因为它“具有一种横向无前之冲动”,即“生之冲动”,以此解释生命的进化与无限创造力;主张自由意志,强调自我不断创造,反对机械论和目的论。

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受苏联的学术上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西方哲学在我国的传播与研究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特别是在“史无前例”的年代,全面推行所谓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在越穷越革命,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唐逻辑下,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主体性遭受到极大的摧残与压制,科学文化受到空前洗劫,西方哲学更逃不脱悲惨的厄运,即便少得可怜的西方哲学的译著与教本,也不过是作为反面教材,树立靶子,供批判之用。这段历史是否也可以从反面证明西方哲学固有的科学、民主与自由的思想!

“文革”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引下,极大地调动了亿万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行“科教兴国”,呼唤人的主体性,使我国西方哲学的传播与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通过对西方哲学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的简述,以及对西方哲学在我国传播与研究经历的曲折道路的回顾,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这里只就从本文主题相关的角度讲两点:第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科学是生产力,发展科学,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实现未来理想的首要前提,也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与手段。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人类文明与昌盛,就没有我们的现代化。那种反对发展科学的论调是一种倒退、愚昧的观点。但是,我们又要看到科学技术历来存在两重性,即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丰富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会产生负效应,有其消极的一面,这是由于人类在一定阶段上认识的局限性以及认识总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前进所决定的。这个事实告诫我们,在发展科学技术的时候,要重视它的人文价值,注意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不是为科学而发展科学,而是为人类造福,为人类美好的未来向科学进军。

第二,人的主体性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结合起来。人生活在世上就要奋斗,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体性,否则就无异于坐而待毙,整个人类亦是如此。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强调人的主体性,最大限度调动和发挥群众积极性、创造性。人的主体性的发挥有赖于民主、自由,没有民主谈不上人的主体性,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哲学中讲人的主体性总是与民主、自由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原因。西方传统哲学强调人的主体性,使人类赢得了对自然斗争的胜利,获取了丰富成果;但与此同时,一方面出现了物统治人,另一方面强调人的主体性,发展到向自然发号施令,为所欲为,视人为自然的主宰与统治者,忘却了自然会“报复”,现代西方哲学反主体主义的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我们常说:人是万物之灵,但这个“灵”,只表明人具有动物所没有的高级理性思维;如果说人类是自然的统治者的话,那么,“统治”两个字的意思仅仅是指通过人类主体性,在实践活动中能够按客观规律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决不是对自然以任意宰割。恩格斯说得好:“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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