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与经济绩效：中国和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比较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中国论文,绩效论文,经济体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在社会进步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种增长与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情况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从人均生产总值来看，中国依然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国家，但作为最大的工业经济体，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已经对全球经济、特别是亚太地区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的成功归因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经济改革政策首先从农村和农业开始，20世纪70年代末，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改革使得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显著提高，农业的发展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粮食和原材料资源。在不到10年的农业改革中，大部分的农村人口得以脱离绝对贫困[30]。在城市，承包制却没有创造同样的奇迹，中国开始寻找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但焦点却在扩大开放和市场化改革上。其中，开放政策主要体现在原先以自力更生为主、进口为补充的政策转变为以出口为导向、积极引进外国技术和参与国际商业实践。在市场化改革方面，带有强制色彩的计划经济逐步被自由市场竞争所取代，商品价格的高低取决于市场而非计划指定。意识形态的改革鼓励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使得私有、集体和外资企业开始蓬勃发展，进而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和生产力[23]。
市场自由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外汇市场的改革。与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不同的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至80年代后期的10余年间，人民币一直都是不可兑换的货币，并长期被估值过高。1979年之后，人民币开始逐步贬值。到1994年，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经常性账户上实现了自由兑换，并于1994年1月废除了自1979年以来实施的货币兑换双轨制转而实行单一汇兑制度。如果没有将官方汇率改为自由市场均衡汇率，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吸引外资方面可能很难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而正是由于出口份额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迅速增长，才使经济能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得以持续增长。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府对自由化的时间、次序及其范围进行了强有力的控制，这来自于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和渐进式改革的哲学思想。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典型例子是对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的部分开放。如在外汇市场上，尽管人民币从1994年开始逐步贬值并引入了统一的汇率，但在资本账户交易中依然不能自由兑换，人民币对外国货币的兑换仍然受到严格的管制。在股票市场上，上海和深圳的股票交易所发行的股票被分为两种：A股和B股，在引入QFII之前，外国投资者只能进行B股交易，而能够发行B股的公司以及发行数量受到了极为严格的限制。这种控制机制有效地保护了外汇和股票市场不会受到外国投资者和短期资本的投机性攻击。正是这种渐进式和实用主义式的开放政策，才使得中国能够在1997～1998年间发生的曾使许多亚洲新兴经济体一蹶不振的经济危机中得以幸免。
在最近的文献中，许多研究检验了亚洲国家开放与经济绩效关系。许多研究发现FDI和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Pomfret，1997，Harrold，1995，and Lardy，1995，对中国进行了研究；Sengupta and Espana，1994，对韩国进行了研究；Yue，1999，对东南亚国家进行了研究；and Dowling，1997，对亚洲高增长经济体进行了研究；Greenaway，1998，对一般发展中国家进行了研究）[11，12，15，19，23]。从内生性增长的新型理论出发[21]，FDI包含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科技的转移和溢出。出口导向迫使生产者应对国际竞争。在新兴工业经济体中，向外看的策略和相对自由的劳力与资本市场紧密联系[2]。总结这些新兴工业经济体发展的经验，中国也开始通过强调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来刺激出口，并以此挖掘自己的竞争优势。和大多内部导向型的拉丁美洲国家相比，中国和新型工业经济体的市场发展在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债务、预算赤字以及经济体制等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优势[4]。
最近的许多经济计量分析都关注于对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理解上。例如，是FDI促进了GDP的增长，还是GDP促进了FDI的增长。大多数的实证结果支持FDI（或贸易）能够促进产出的增长这一论点。在中国，由于外汇政策是FDI和出口快速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这意味着汇率制度必然在经济绩效中也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为证明这一点，我们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并使用中国在1978～2000年期间的各省统计部门提供的相关数据，来检验实际汇率、FDI和出口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又是如何推动经济增长的。
文章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是：第二节通过对比世界其他国家，评价中国和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在过去20到30年间的经济绩效；第三节是对开放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相关实证研究文献的分析；第四节讨论了亚洲经济危机及其复苏，意在强调尽管发生经济危机，但这些新兴工业经济体取得的非凡成就不能被忽视，并且它们在开放和物质与人力资本上的大量投资为基础的成功发展经验，对于未来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仍有重要借鉴意义。在分析中国在外汇和股票市场中的改革经验后，也强调了实用主义和渐进主义在开放和金融领域改革的重要性；最后一节是研究的主要结论。
二、经济绩效与开放：简短的评述
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中国被世界银行划分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但相比较于第一层级的新兴工业经济体：如台湾、韩国、香港以及新加坡，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例如，2000年中国名义人均国民收入为840美元，仅为香港的3.2％、世界平均水平的16.3％。即使使用以PPP计算的GDP，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也仅是香港的15.3％和世界平均水平的53.6％。然而，中国和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在开放、物质与人力资本的投资等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的特征，并且都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实行了有效的管理政策，这是中国和其它亚洲新型工业经济体不同于许多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国家的根本所在。
在1965～1997年间，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年人均GNP增长率从马来西亚的4.1％到台湾的7.5％，这和世界平均水平的1.4％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过1978年之后的改革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世界上几乎无人匹敌，国民生产总值(GDP)在20年间(1978～1998)的增长超过4倍，人均可支配实际收入在城市增长超过3倍，在农村增长超过4倍[30]。从1994年起，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17]。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贸易国，而在1978年仅排第23位(People's Daily，2000)。受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出口在1998年下半年到1999年上半年开始垂直下落，但从1999年中期开始有力反弹。1999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创下新高，达到1949亿美元，同比1998年上涨6.1％；进口额为1 657亿美元，同比增长18.2％。最近几年，特别是中国从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外贸总值平均每年增长30％以上，于2004年达到12000多亿美元，从而奠定了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地位。
中国和亚洲新兴经济体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最大共同点，是高储蓄率、出口推动、在物质和人力资本上的大量投资。高储蓄率也许反映了中国和东亚人民的文化传统，而非政府政策的结果。在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在资本的积累和教育上有很大的帮助。所有的亚洲新兴经济体都有超过30％的储蓄/GDP比率，而这一比率的世界水平为22％，低收入国家的水平为17％。在新加坡和中国，储蓄率高达40％～50％。在1965～1997年间，大多数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及中国在物质投资水平上，维持了7.7％到10.9％的年平均增长率，而低收入国家的增长率仅为3.9％，世界平均增长率为3.2％。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投资同样重要。人力资本的积累反映在一些领域内，特别是在医疗和教育方面。人们健康水平的改善使平均寿命显著上升，同时儿童和婴儿的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中国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相比其它低收入国家，人民的平均寿命明显较高，儿童的死亡率也明显较低。在教育上，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普及非常成功。到1997年，几乎所有中国儿童都能获得初等教育，并且有超过70％（1980年仅为46％）的适龄儿童能够获得中等教育，而在低收入国家，中学入学率仅为43％[29]。中国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普及，使成年人文盲率显著下降。在韩国和新加坡，年轻一代中的文盲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几乎消失，中国和亚洲新兴经济体中相应年龄的人群文盲率减低至1％～3％，而低收入国家为32％。
中国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和世界经济的紧密结合，这点反映在出口推动的发展战略和吸引外资上。以贸易/GDP的比率来看，香港和新加坡是最开放的经济体，其贸易量是以PPP计算的GDP的两到三倍。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贸易/GDP比率也很高，从泰国的16.9％到马来西亚的90％不等。这些比率明显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见表1）。
表1 国际经济综合情况统计表
外商直接投
货物贸易占 资(FDI)占
外商直接投
国家
PPP GDP的 PPP GDP的 资额(FDI)
与地区 百分比
百分比
（10亿美元）
1987 1997 1987 1997 1990 1997
中国
6.8 8.5 0.2 1.2 3.5 44.2
中国香港 125.0 250.4 .. .. ..
..
印度尼西亚11.1 13.7 0.1 0.7 1.1
4.7
日本
20.8 25.0 1.2 1.0 1.8
3.2
韩国
36.6 44.9 0.5 1.2 0.8
2.8
马来西亚 49.4 90.0 0.7 2.9 2.3
5.1
新加坡 200.7 290.7 10.0 14.3 5.6
8.6
泰国
16.9 29.7 0.4 1.0 2.4
3.8
低收入国家 7.0 8.4 0.1 0.3 1.1
10.6
中等收入国家
10.3 18.6 0.3 1.4 22.6 150.0
高收入国家27.4 38.7 2.2 3.1 167.0 233.9
世界平均 20.6 29.6 1.5 2.4 192.7 394.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9年，324～326页，Trade&FDI。
从国际贸易方面来看，中国还远不如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开放。在1997年，中国的贸易/PPP-GDP比率仅为8.5％。表1的数据可能在两个方面低估了中国的开放程度。首先，中国是一个大国，因此很难或不可能在贸易/GDP比率上达到同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小型的城市经济体一样的水平；其次，GDP数值是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得来的，假如使用名义GDP，中国1997年的贸易/GDP比率则应为31％，相较1977年的8.81％有了很大的提高[19]。
另一个开放的指标是对外资的吸引。1978年，中国只有极少量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而到1995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最为迅速的阶段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在1987到1997中，FDI/PPP-GDP比率从0.2％上升到1.2％，增长了6倍，整个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从1990年的35亿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442亿美元，增长了13倍。1998年，中国共获得所有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28％。中国对于外资的吸引遵循了马来西亚、韩国和新加坡的发展轨迹。总之，在过去30年中，中国和亚洲新兴经济体较之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更为开放。
三、开放如何影响增长
（一）增长和开放：一个国际展望
Sengupta和Espana(1994)对NIEs国家作了一个相关研究。他们使用时间序列数据估计了一个包括出口作为GDP增长解释变量的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23]。在他们的样本中，包括两个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韩国和台湾），三个发展成熟的工业化国家（日本、德国和比利时）以及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菲律宾）。回归结果表明，在除日本以外的所有样本中，出口都和GDP增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在他们的模型中没有包括FDI和外汇率，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在下一节中，我们将模型在中国基础上进行扩展，将这些变量包含进来。
近来一些关于FDI的研究，主要关注它如何被决定的，而没有把它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Liu et al(1997)表明FDI是由GDP、国际贸易和其他变量所决定的[16]。而更多的描述性的研究[51，15]表明FDI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却没有对FDI、出口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的研究。Pan(1998)通过一个跨国研究发现，在亚太经合组织的经济体中，贸易与GDP之比和FDI与GDP之比呈现出一个正相关的关系[18]。NIEs三个地区（新加坡，香港和马来西亚）具有最高的外商直接投资与GDP之比和贸易与GDP比。
（二）增长与开放：中国经济发展的证据
在经济改革之前，中国发展战略的两个主要特点是进口替代和严格的价格控制。例如：中国从1978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到1982年年末，4年中的境外直接投资很少；1983年FDI的总量只有6.4亿美元，但是随后逐渐增长，到1991年达到43.7亿美元。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出现了骤然的增长，总流量在当年跃升至113亿美元，到1993年上升至275亿美元，1994年为338亿美元，1998年为448亿美元。
很明显，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历史比其他的NIEs国家更短。此外，FDI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一些省份（广东，上海，天津，福建，山东，江苏，海南，辽宁）。在1995年，东部地区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88％以上，单广东就占到27％。造成FDI跨地区的不平衡分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早期的经济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特区，在1980年主要集中在福建和广东的四个经济特区，到1984年又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1988年开放了海南岛，1989年开放上海浦东开发区。当然，中国选择沿海城市作为开发区有其根本的原因，和内陆地区相比，沿海地区有更雄厚的农业和工业基础以及更加便利的运输系统和更好的环境及人力资源，并且最重要的是，这些地区更容易接近中国最大的一些投资者，特别是香港。
中国促进出口的努力和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市场的政策相吻合，并增强了开放程度。这种出口导向和经济改革之初中国强调外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必须将很大一部分产品用于出口有关。因此，许多在中国经济特区中的外资企业，往往集中在出口加工和制造领域，这种投资政策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首先，中国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182亿美元快速升至1999年的1949亿美元；其次，制造业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80年的49.9％上升至1997年的86.9％。这种出口的快速扩张和显著变化，和韩国与台湾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出口表现非常类似；第三，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出口驱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出口额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还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到1995年已经达到49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1.7％。
虽然中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和促进出口上的取得成功有多方面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汇率市场的渐进式改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人民币的贬值，中国市场不可能如此吸引外资的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些官方交换市场以促进外汇的重新分配，建立了汇率的双轨制。这种交换市场是通过官方渠道，使投资者可以在比官方汇率高的汇率下将外币兑换成人民币，这是政府在吸引外资和刺激出口上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步骤。由于外汇储备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快速增长，双轨制在1994年1月被取消，交换市场同时也被取消。至此，人民币已经逐步的向市场均衡水平贬值[6]，官方汇率从1978年的1.68元兑换1美元到1995年的8.321元兑换1美元，贬值了近400％。当使用美国和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后，人民币真实汇率在同时期贬值超过200％。
接着来看增长理论。中国在外汇市场进行了系统化的改革，无论是促进出口，还是吸引FDI都有同样的目标，那就是创造一个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环境。假如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是本文模型的核心，那么产出则由物质投入（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内部生产环境（人力资本、运输、制度等）以及外部环境（FDI、出口和汇率机制）所决定。经济增长模型可以通过（图1）来说明：
附图
图1 经济增长与生产环境的关系分析图
产出(GDP)基本上由两个物质投入所决定：劳动力和资本。但是投入的使用效率或者经济绩效更多的是由外部和内部两组因素决定。外部因素和开放相联系，包括FDI、出口以及外汇机制；内部因素包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地域和制度（如政府政策、法律法规等）。而不同的国家内部和外部的因素又不相同，因此经济绩效也明显不同。最近的一些跨国研究显示：人力资本、储蓄和人口增长是国家间经济增长不同的三个主要原因[13，22]。
然而，在跨国家或跨地区的众多研究中却很少将所有的内部和外部因素进行了考虑分析，这可能是由于技术上存在一定的障碍，如多重共线性和变量的内生性(simultaneity)等，从而难以在一单个回归模型中进行分析。为了克服这些问题，我们使用三个回归模型（分别使用FDI、出口和GDP为因变量）来取代单一回归方程，三个模型被在一个似乎没有联系的联立方程中进行回归分析。同时，我们也使用Arellano和Bond(1998)所提出在动态面板数据中加入恰当工具的动态系统方法[1]。
因为很难获得不同国家的可比数据，我们使用了中国各省在1978～2000年的面板数据来进行估计。由于各省在开放度和经济绩效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每一个省都可以被看作独立的经济体。
实证结果由表2给出。数据、估计方法和模型说明等细节方面的解释在附录中给出。这里我们仅对结果进行分析。
表2 1980～1995年基于中国30个省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表
项目 GDP方程 FDI方程
出口方程
β's
t-值
X's
β's
t-值
X's
β's
t-值
常数
-17.5
-1.79 常数
-0783
-3.19
常数 -3.044
-4.15
劳动力
0.409
12.13
GDP
0.187
4.85
GDP
0.165
2.33
资本
0.472
8.85
汇率
0.141
1.91
工资
0.114
0.92
人力资本 0.054
2.69
东部
0.288
3.55
汇率
0.626
2.65
汇率
0.102
9.76 D1992-1995 0.256
4.55
运输
0.157
1.63
FDI
0.006
1.69
出口(-1) 0.793 18.79 人力资本 0.044
0.52
出口
0.111 13.29
东部
0.373
3.57
运输
0.038
1.68 D1992-1995 0.529
4.96
东部
0.033
0.29
FDI(-1) 0.798
18.93
D1992-1995 0.021 2.68
时间
0.011
2.01
检验统计量 检验统计量
检验统计量
R[2]
0.981
R[2]
0.931
R[2]
0.919
Wald
p=0.000
Wald
p=0.000
Wald
p=0.000
Sargan p=0.889
Sargan
N.A.
Sargan
N.A.
M1
-1.56 p=0.119
M1
-1.295 p=0.195
M1
-0.948
0.343
M2
-0.8
p=0.388
M2
0.718 p=0.473
M2
-0.749
0.454
注：①所有的变量都取自然对数。②1990年的测量值为常数价格。③详细数据，模型祥述以及估计与检验方法在附录中说明。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1996年。
GDP被看作为资本储蓄、劳动力、人力资本、真实汇率、FDI、出口和交通的函数，同时包含一个代表经济地域（东部）的哑变量，和一个代表1992～1995年期间由于邓小平的南巡引起的非正常经济增长的哑变量，以及一个时间趋势(time trend)变量。
结果显示，除了资本和劳动力之外，内部和外部的因素都对中国GDP产生了一个显著的影响。对于外部因素来说，出口和真实汇率的影响大于FDI对GDP的影响，出口的产出弹性超过0.11，真实汇率的产出弹性超过0.10，FDI的产出弹性低于0.01；对内部因素来说，人力资本比交通和地域分布对GDP的影响更大，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054。地域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地区生产力差异已经很大程度上被其他外部和内部因素解释了。对于时间趋势系数的回归系数显示，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Hicks-neutr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平均每年为1.1％，这说明在研究期间内存在一个地域分布不变的宏观生产力震荡(a location-invariant macro productivity shock)。
出口被看作是GDP、真实汇率、地域和滞后因变量的函数。代表1992～1995年期间的哑变量也包含在内。所有解释变量都在5％水平上显著。根据对GDP的回归结果，很清楚可以看出出口和GDP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出口关于GDP的长期弹性是0.89，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GDP上升10％将导致出口上升8.9％。真实汇率是影响出口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换句话说，没有汇率市场的改革，中国的出口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虽然地域因素在GDP方程中不显著，但对出口的影响是显著的，这说明了东部地区比内陆地区存在更强的出口导向。
FDI被看作是GDP、实际工资（根据生产力校正后的名义工资）、真实汇率、运输、人力资本、地域和滞后因变量的函数，代表1992～1995年期间的亚变量同样被包含进来。FDI和出口一样主要由GDP决定，其长期弹性为0.825。真实汇率也是影响FDI的一个重要因素。地域因素也很显著，说明东部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在吸引FDI上更加成功。人力资本和工资对FDI的影响为正的，但不显著，这意味着在数据期间内，不同省之间工资的不同并不是吸引外资的一个显著因素，工资的不同也许仅仅反映了劳动力质量的变化。
在模型中，真实汇率被看作为外生变量，结果显示它对FDI、出口和GDP这三个内生变量有着显著的影响。很明显，在研究期间人民币朝真实均衡汇率的逐步贬值，是中国成功吸引外资、促进出口从而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FDI和出口与GDP之间存在同时互相影响的关系。FDI的流入和出口刺激了GDP的增长；反过来，GDP的增长为吸引FDI和推动出口提供了一个坚固的基础。这三个变量的互相影响，在开放和增长之间形成了一个循环，即更大程度的开放将会带来更高的增长。
四、结论
本文对中国和其他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经济绩效进行了比较分析。毫无疑问，中国和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在发展战略上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其中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开放，包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及出口推动和金融市场改革。在中国的实践中，人民币的逐步贬值是它成功吸引FDI和促进出口的一个先决条件。实证结果显示了在GDP、FDI、出口以及外汇政策上存在一个明显的循环正相关关系。
除开放之外，中国和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还有一些其他的共同特征，特别是储蓄和物质及人力资本的投资。所有这些经济体除1998年的危机外，在过去30年间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进步：GDP增长持续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人民获得了更多的教育，人均寿命也更高，儿童和婴儿的死亡率更低。正是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使中国和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能够从1997～1998年未曾预料和极具破坏性的危机中迅速复苏过来。
当然，中国和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也存在一些基础问题，特别是在金融市场中，腐败、裙带资本、金融管制等问题成为经济不稳定和周期衰退的主要原因。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对外国投资者开放金融市场，却对短期资本流缺少有效的监督和控制机制，这是成为发生经济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的实用主义和渐进主义在防御类似的危机中显然更为成功。
尽管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非常成功，但仍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如效率低下并总是亏损的国有企业、受债务折磨的金融机构、腐败和裙带资本、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环境的衰退以及收入增长的不平等，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维持经济高增长和避免大规模经济衰退的能力。但从经济危机国家得来的经验和教训对未来经济的发展非常有借鉴意义，其中一个重要的教训是，金融改革的时机和范围需要进行仔细的规划。中国加入WTO意味着必须更加开放。现实的挑战来自于经济中最脆弱的部门：银行、保险、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以及农业。假如中国不得不开放所有这些部门来面对世界竞争，这些潜在的危险使得难以应对周期性的冲击，而周期性冲击是国际资本主义的特征。一些部门中的许多企业不能盈利因此将不得不关闭，大量的工人面临失业。就像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在危机中发生的情况一样，中国的证券市场和金融部门将不得不抵挡大量短期资本的进出和国际投机行为。
然而，中国必须准备应付这样的挑战。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开放也需要承担一些难以预见的风险。因此，强调金融股票市场改革的时机、范围和次序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在过去因为渐进主义而取得成功，但也意味着还要走很长的路，只有成为真正开放的经济，才能与工业化国家进行全方位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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