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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话
谢冕
张贤亮写过许多小说，但是这一本《我的菩提树》的价值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本。这是一本特别的小说：没有刻意突出的主题，没有预先设计的人物，也没有特别安排的情节，甚至也说不上精心的结构。整部小说由“日记”和对“日记”们“注释”构成。前者是当年劳改生活的简略日记的不加改动的原文本，后者是今日重读的必要说明和充实，再加上少许必要的议论。象这样的创作，说是实录或纪实文学，说是长篇散文均无不可，但张贤亮却认定它是小说。
这种认定等于给我们习以为常的小说拓展了新的疆界。这种界定包含了一种新的文体意识，并为小说的审美价值提供了新例证。它应该也包蕴了对当前（包括对作者本人以往创作）的批评性意向。那些小说由于“创作”、“加工”的意识过于强烈，往往离生活和情感的本样状态愈来愈远。越是讲究技巧的作品，读者感到的失望也越多。在遍地都是迎合世俗趣味的矫情之作的今天，平空出现了这样一本素朴无华的书，的确让人耳目一新。对于厌倦了精致作品的人们，品味一下平平常常的“菜根香”也许会带来意外的欣悦。
张贤亮的“深刻性”
张贤亮的抱怨无疑是有道理的。本书出版后不久，北大“批评家周末”就有感于学术界对本书的冷淡，曾组织过一次讨论会，然而从那时到现在，批评界仍然大音希声。既然本书曾在境外引起关注，出现了所谓“出版史上的一大怪闻”，而国内读书界却不温不火，自然就引人深思了。
作者自称在“尝试对一般性文学手法的挑战”，我不知道是不是指使用的日记加注释文种文体。的确，在中外文学史上，似乎还没有过先例（恕我孤陋）。然而我第一次阅读时，故意略过了小说中的日记本文部分，似乎也并不影响阅读效果。这样看来这些文字似乎仅仅是一种时间标志或某种起承转合的标记，它本身在文体学上并无特殊内涵。
再看作者叙事时序安排。在中外文学史上千奇百怪的文学叙事表象背后，大概存在三个基本类型：对过去时间的回忆。这是属于经典的叙事模式；从现在当下时间中去把捉永恒瞬间。这属于现代主义者的意识流小说范畴；拆解时间的理性秩序，制造时间迷宫。这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基本特征。《我的菩提树》讲述的是从“1960年7月11日到12 月20日”这一时间流程中的故事。虽然是从现在（1993年）的眼光中去注释过去时间，但仍属于回忆过去的范畴，其叙事时序安排符合经典的叙事模式，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 张贤亮大概永远无法被划进“先锋”（Avanf-garde）队列中去。 既然“先锋”是以对传统文体的消解作为基本特征的。
然而可以从另一方面来理解张贤亮的“对一般性文学手法的挑战”。也许正是由于对苏联和东欧同类题材小说的接受及其潜在影响（见小说第197页）， 作者着意创造一个比“古拉格”更为真实的艺术空间（既然“我也无法将那一段发生在中国的历史写得比前苏联与东欧作家写他们自己的劳改营历史的书更为‘深刻’”）。因而，作者的原先之意是：“叙述真实的历史，其深刻性就在于其真实性；完全的真实就达到这部书所需要的特定的深度，而不在于作家从现在的个人认识出发去进行理论性阐明。（第198页）。正是基于这一点， 作者放弃了轻车熟路的人物塑造和讲述故事的技巧，而以一种更为自然的话语来讲述和注释，从而完成作者的“真实性”即“深刻性”的梦想。
两种时间的话语
习惯写苦难与死亡和人性的张贤亮，最近推出他的新作《我的菩提树》，也是写苦难、死亡和人性的，但这次写得有点不一样：少了对苦难的“膜拜”或“神圣化”倾向，多了对苦难的反思或反刍，这很大程度是由于时间的距离和写作方式的改变。你可以把这本书当作小说看，但更可以把它看成散文或者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一群特定中国人民的生活片段的再书写，而其中的话语形式包含两种文体和反映两个年代：一种是很简单的生活流水帐式的日记体，是让作者相信他曾经真的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生活的证明；另一种是用很详细的和文学性的文字书写的“注释”，是作者让人们知道他仍敢于面对现实和过去的证明。一个是“话语讲述的年代”，即大部分中国人民都处于饥饿状态和不计其数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而要接受劳动改造的公元一九六○年；另一个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即作者丰衣足食和可以大胆地暴露他的“反动思想”的公元一九九四年。相比《绿化树》等早期小说，这种话语形式的确使《我的菩提树》的思想得以深化，作者不再需要拘泥于情节的构造和试图还原“话语讲述的年代”的心情和思维状态，还可以用调侃的态度、黑色幽默的笔调和反讽的手法来叙述。当然，对苦难的回忆必然触动心灵，就算已愈合的伤口也会隐隐作痛，但对于已成为名作家兼董事长的张贤亮来说，这种回忆的书写毕竟会给他带来声誉而不是灾难（尽管他在代后记中仍然莫名其妙的把这本书说成为“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产物”）。无论如何，这本我认为是张贤亮目前为止写得最好的书还是有它的震撼力的，因为细腻的描写很多时候比直接的控诉更能扣人心弦，刻骨铭心的个人体验经过时间的过滤使作者能深入洞悉人性、民族性、知识分子的特性以至政策带来的灾难。
对我来说，最大的震憾莫过于书中对知识分子心态与劳动改造和生与死的反思。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最重视的是人格和尊严，而在1960年间接受劳动改造的右派知识分子，承受饥饿和体力劳动的折磨不在话下，他们还要面对人格的尊严的直接打击或摧残。打击可能来自上级（劳动人民）对他们的“教育”（拳打脚踢、粗言诟语的骂、“照相”等），也可能来自知识分子之间的互相批斗和告发，更厉害的是对他们的智慧的彻底否定、贬低或污蔑。当作为人的价值只剩下“活”下去的挣扎外，很多知识分子便选择不“活”算了，而所谓坚持接受“改造”的幸存者，都是失去了人的尊严和真正价值的动物，所有的“才华”只发挥在延长自己的生命的各种手段上。因此，张贤亮把所谓知识分子“改造”总结为一个打掉人的尊严的过程，而他称当年死去的人绝大多数是“人格储备大于生存储备， 而生存储备的消耗又大于人格储备的消耗的人”（页250）。
自称为“只算是一块琥珀中的飞虫”的张贤亮对于生与死应别有一种看法和感触。对于在死亡边缘线上挣扎而时时处处都碰到死人的生者来说，活着并不见得比死去的幸运。在几个死亡例子的描述中，作者对那些情景似乎怀有羡慕之情或将之神圣化的倾向，如“巴比伦”的坚决抛弃这个世界寻找死亡的决心；自杀了的麻维孝得到的一副比活人的铺位还要宽的薄棺材“引诱人人都想在里面睡一睡”；王三育临死之前“眼睛里渗透出一股柔和的光辉，饱含着对生命、对世界、对人和对工作的热爱”。相反，生者却要抢着吃死者的“剩饭”；每天如送葬般的去出工；感情被如同“木头刀子”的饥饿“杀”得荡然无存，麻木不仁得如行尸一样……张贤亮似乎是在说，生不如死，或者生与死没有太大的区别，相对死者而言，生者缺乏的只是一份决心和勇气。
书写记忆与叙述历史
张贤亮大概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最为坚定地按照自身经历来写作的作家了。而这种个人经历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在反“右”运动中的劳改生涯。他的引起轰动的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甚至《习惯死亡》都一再书写了劳改记忆。他的这部最新长篇小说《我的菩提树》可以说是顺沿了前此的写作套路。有意味的是，他有意识地对这一写作套路从文体上进行了崭新的试验：过去的经历以“日记”的形式被记录下来，而今天的写作又是对日记的陈述，于是劳改记忆以跨越时空的形式作了两度书写。从文体角度讲，张贤亮这篇小说就显示出让人羡慕的自由的写作状态。
然而文体试验并非作者的根本设想，正如张贤亮自己所说，他没有那份为文学而文学的闲心。他的写作充满了他所说的那种目的性，即在书写记忆中叙述历史。历史不会因为忘却而终结，相反它有重演的危险的可能性；叙述历史因此而获得价值，即包含教训的备忘录。正是以这一意义上讲，《我的菩提树》在写作过程中一再突破了作者当初所约定的原则“力图将此书还原成纯粹私人的记录”，这一突破使小说超越了个人经历的含义，那就是对自我言说的私语发展为对时代发言的独白；对历史真实的“显示”发展为对历史本质的“讲述”。这从小说内在叙述姿态的悄然转变中也可以看出来。叙述之始，他还保持着面对历史的智慧状态，通过一种知识性的解释和智慧运作，“在回忆那些悲剧时却给予喜剧性的处理”，然而叙述在推进中，写作的目的性日益上升，历史成了激情的对象，历史中的血和泪融入了愤激的倾诉中。维特根斯坦说：“智慧没有激情，然而相比之下，信仰却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的是一种激情。”而在“信仰”这一点上，张贤亮写作的当下意义便显露出来，那就是保持着对反“右”历史的记忆和批判，防范着我们时代随时可能出现的政治弊害，这当中包括对黑暗的政治年代在知识分子心灵中投下的阴影的发现和检讨，冲破知识分子唯命是从的“囚犯”心态。当来自“信仰”的批判被引向大众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自身时，应该说是深刻的。
然而，问题又出现这里。对过去的写作蕴含着对当下的寓言，既然是指向当下，那么必然要对当下的境遇有提示作用、涵盖作用。在今天整个社会走入经济主义和大众日常生活的时代，作者单纯的政治意义上的寓言是否还具有包容性和象征性？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文化坍塌中的意义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时代，人们需要一种终极性价值来牵引自己、照亮自己，作者所提供的寓言是否能承担起这样一种使命？从这种角度考察，张贤亮以记忆为资源的写作，过于沉入一种所谓的第三世界的政治寓言中，一方面这种政治寓言没有更好地上升到人本学的意义上，从而失却了一种跨越时代和民族的普遍性，另一方面这种政治寓言因为缺乏来自更高层次的意义的照耀，从而失却了一种跨越历史和记忆的深刻性。虽然他也曾思考了政治与本能的关系，也曾思考了宗教精神与内在心灵的关系，但由于过于急迫的政治使命感的限制，政治寓言的写作对信仰的框定，使其思考难以实现更为理想的突破，从而失之于浅尝辄止，或停步在虚饰的精神帷帘下。于坚曾经说过：“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不依附于任何总体话语的，这包括两个方面，他既不依附于权力话语，也不依附于被权力话语压制的另一部分话语。”他的话也许也能说出张贤亮这样的使命感作家走出单纯的政治寓言写作的可能性。
智慧之光与人的危机
《我的菩提树》是一部历史与现实交替叙述的文本。所谓历史，是指作家当年监禁时的日记，它犹如档案材料一样，真实记述了作家当年的经历和心态；所谓现实，是指作家在今天对这些经历的诠释和破译。这些经历在破译中得以存活，因此它又不仅仅是过去的历史，那些已经死亡的事件于我们说来已失掉了意义，只有用现实的思想将其激活，有了这现实的添加，历史的隧道才会洞开并被智慧之光照亮。后来人才会理解曾作为“他者”的张贤亮们为什么心中积淤了那样多的释放不尽的潜能。
让我们感兴趣的已不是叙事人监禁的苦难生活和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荒唐怪诞的心态以及事件。这些，我们在十二月党人的故事中，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阿尔巴特街，甚至在上饶集中营，渣滓洞，在“大墙文学”的其它作品中早已自熟能译。让我们感兴趣的除了文本充满智慧和才情的叙述之外，更重要的是张贤亮在破译历史时所产生的新的认知，那里充满了新鲜的对人与历史的可认识性。它不是为了表现来自爱国主义的许灵均对物质诱惑的理性拒绝，不是章永璘站在红地毯上劫后余生的弹冠相庆。那些“伟大的叙事”已隐言于本文背后。作家虽仍有“铁肩担道义”的情怀，但他似乎不再去依附什么。从痛苦的历史中提取依附的材料和可能性同样近乎于残忍。
按说，一个人的经历以“自叙传”的形式写不了多少作品，尽管它是一种叙事。但是，当叙事人的心态和观念发生了变化之后，洞开的视野不仅会重新照亮死去的经历，使其再生并焕发出新的光彩，同时它也在瞬间发现了以往的盲点或不见，新的“历史”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中诞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经历又有不尽的开掘的可能性。
心态与观念的变化消除了叙事人内在的紧张，他的状态开始变得松弛而柔和，在这样的状态下，他才有可能正视自己为了换取好一点的待遇不惜去写《永放红光》、《飞机撒药》之类的文章，披露因狱外状况更逃跑后又主动返回监狱，才会认识到一个人的危机不仅在于信仰的坍塌，同时更在于感情的冰冻……。张贤亮的作品有议论的嗜好，以往的议论无论如何精彩，他都带有先在的目的性，那里隐含了不由自主的说教动机，但《我的菩提树》的议论则带有鲜明的认识性。本来就是荒唐的历史，正襟危坐的叙事只能证实叙事的再度荒唐，而张贤亮用类似“黑色幽默”或“新写实”的叙事方法，恰恰接通了与那段历史的对应性：它是沉痛的，但更是可笑的。在这可笑的人为的苦难中，“人”的神话幻灭了，想象的真善美无法替代人性的恶。张贤亮终于写出了人的恶的一面，写出了人的真实危机。
苦难凝结记忆之珠
毫无疑问，张贤亮是当代中国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在从1958年到1976年的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经受了两次劳改，一次管制，一次群专，一次关监，在炼狱的毒火中熬炼过来。这严酷的生活经历，使得他早期的作品苍凉悲怆，沉郁高华，具有较强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在读《我的菩提树》时我觉得作者还是生动细致地描绘了他自己在五十年代末大饥荒年月遭受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苦难。他说：“以上发表的小说仅仅是从1958年至1979年的二十二年中的两个月在身、心两方面的感受”。他是怎样度过劳动、疲乏、挨饿、“吃青”、偷盗、吵闹、训斥、惩罚、学习、开会，等等，他是怎样执著地深刻地审视和表现自己独有的生活体验。
《我的菩提树》描绘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苦难历程，在不同视角不同姿态在历史和心理真实的意义上，说明了不同气质不同身份不同文化构成的人在同样的苦难遭遇中会有怎样一些不同的挣扎、麻醉和痛苦形式。在历史和人生哲学的角度，也揭示出民族和社会的灾难对各种精神形态，各种心理结构，各种道德规范都带来了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冲击。它不论写历史的伤痕、现实的改革或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大都能在灰暗的底色上展示出生活的亮色，热情讴歌处在逆境中的普通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的美好情操；他在对生活进行“令人颤栗”的现实主义的描绘中，往往渗透着对历史和社会的哲理思索，具有浓重的理性色彩。从审美品位和思想深义方面来看，这部小说是真正有作者早期作品的高严和深刻，它真正是现实主义文学，它具有深刻的思想性。
张贤亮令人叹息的经历，反倒使他祸福相生，一旦时来运转，他那静静锁闭的记忆仓库便释放出巨大的创作能量。当然这些记忆是沉重而痛苦的，但它们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而且其中也不乏美好的东西。
就艺术方面来看，《我的菩提树》无疑能见出作者的才气和灵性，在叙述上，有时非常成熟圆溜，有时又非常自然。语言也五彩缤纷，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那种语言色调和构语模式。它富于浓郁的黑色幽默特色，从审美品位和思想深度方面来看，它超过了他的早期作品的高严和深度。
我以为，《我的菩提树》是张贤亮迄今为止写出的全部作品中最有力度和深度、最成功的作品。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张贤亮的创作思想和美学观念的深刻变化。
历史挑战文学
张贤亮在《我的菩提树》中说：“我在尝试一次对一般性文学手法的挑战”。我以为，其挑战的武器，恰恰是历史。
读《我的菩提树》，很自然会产生一种迥别于其他小说的阅读感觉，这并不是因为它写了历史，而且是那段非常严酷的历史。历史，从来都是文学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我的菩提树》通篇没有一个作者刻意塑造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与后者相比，缺少了“抚摸”历史的温情。更有甚者，张贤亮几乎放弃了一切我们所习见并引为文学的基本特色的文学规范，使我们的阅读期待与实际的阅读感觉之间产生巨大的反差。我们常常对自己是否在阅读一部“小说”产生疑问。这是在阅读其他小说时所没有的。因而，张贤亮的这部新作，确实构成了“对一般性文学手法的挑战”。
这部作品实际只是一部旧日的日记以及对这部因历史原因而语焉不详的日记的“注释”，而不是以日记为素材的艺术创作。作者认为，他有责任“要把一个漫长的时间里的空间重新拼凑起来，恢复它本来的整体图形。”他说：“真实的生活，不是小说的框架所能容纳的”。可以说，作者回忆、记录并帮助人们理解历史的责任感，完全压倒了文学的创作欲望。想象为回忆——尽可能准确的回忆全面取代，文学为历史取代。
《我的菩提树》无疑具有它独特价值，它让我们发现了文学的责任感的复归。这是一部严肃、凝重之作。
也许，张贤亮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压根就没有考虑文学。
“叔叔的故事”另一种讲法
我猜想张贤亮在写作之前，一定读过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为此，我既惊叹于王安忆之深刻的洞见和预言，又感喟于张贤亮去掉伪辞坦露真诚的非凡勇气。因为，王安忆笔下的“叔叔”们终于开始讲自己“真实”的“故事”了。
我敢说，张贤亮读《叔叔的故事》的时候，定然经历了一番灵魂被人看穿的深刻的怆痛与震撼。于是，我们便读到了一个完全超越了《绿化树》且不幸被《叔叔的故事》而言中的——《我的菩提树》。
《我的菩提树》中的“我”，完全不再是那个灵魂和躯体在苦难中升华、变得高尚、变得伟大的章永璘；不再是劫后归来踏上红地毯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商国事的章永璘。“我”是这样一个酷似真实，逼使真实的劳改犯：一个既背负着原罪感又满怀着新罪感的兢兢业业的虔诚的被改造者；一个从头到脚都被收拾得没有了一点棱角，一面偷吃、一面又要面子，而且不断偷吃的同时又不断地写诗作文歌颂劳改农场领导，一心想爬到“高等犯人”位置的卑鄙小人；一个非但将《资本论》忘到爪哇国，反而因得到一个稗子面馍极为满足，甚至感到幸福之至的高级动物。
多么触目惊心！《我的菩提树》写出了历史的残酷性。强大得无孔不入的政治压力所压出的人性丑无处不在。历史的苦难不再是走向辉煌成功必不可少的人生序曲，而是打掉人的尊严的利器，造就人性危机的罪恶的渊薮。那个曾经笃信真理的知识分子劳改犯，不就因为长期的饥饿、政治压力、精神摧残而丧失了理智、良知、情感，甚至丧失了思想及对任何人及事的兴趣吗？在狱中与妻子相见的那一幕实在令人不忍卒睹——生不如死。当人的尊严、情感被完全剥离抽去时，人就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生物”了。
在《我的菩提树》中，《叔叔的故事》强有力地启迪影响了张贤亮对女性的思想和思想女性命运的思维方式。伪理想主义的激情已经消歇，历史和人性的真实残酷裸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就是《我的菩提树》的思想，这就是张贤亮对自己的以往作品《绿化树》的一种改写，一种超越，一种自我解构。
大苦难后的平淡
这是一本撕去“艺术”面纱的书。它不同于时下走红的游戏或消遣的文字，那些作品满足于夸夸其谈、故弄玄虚而往往言不及义。它们好象下决心要让文学回到高雅但却抽象的“纯粹”上面去——在那空气稀薄的高空地带，也许具有了天国的一切美妙而独独缺少人间烟火气——它们表现出对现在拥有和曾经拥有的一切人生的冷漠和忘却。那些与真实世界相联系的关怀，似乎变成了可供随意嘲讽的对象，好象唯有如此这般“空灵”的作品才能显示出作者的超凡脱俗。但事实却是“超凡”而未必脱俗，因为它们仍然脱不了迎合流行趣味的世俗性。
张贤亮这部小说通过不加改动的日记以及对日记注释的方式，讲述六十年代西北某地那些有罪和无罪，甚至更多是无辜的囚犯强制劳动改造的事实。那里充斥着饥饿、残忍，非人性和死亡。虚伪和龌龊、自私和贪婪，同情心的消泯，人生百态的林林总总都借严重的生死尊辱的临界点上尽情地展露。
那些被叫做鸡毛蒜皮的细微未节，无非是“照相”、“吃青”、“斗争会”等等，却使这里的每个字都变得沉重起来。那些被作者“无动于衷”地讲述的事件，因为它的充满血腥气而产生了惊天动地的效果。它摇拽了人性最深层的部份。那位孤独的年轻右派，平日深藏不露，于不意间却说出“在巴比仑王国时期，天文学就很发达了”这样充满知识光辉的话，还因为如此，也因为他吃饭的磨蹭，受到斗争批判，而后，在批判的第二天就永远地“硬”在了床上。又有一位叫麦效苏的，在路上拣到一颗生玉米张口就啃，队长命令放下，他照样吐着白沫啃，直至满手满咀都是绳子抽打的鲜血。还有一个更为触目惊心的场面，一位年青妻子携带幼女千里寻夫，丈夫一见二话没说“抢”了食物蹲在一边就吞噬，而后，用镰刀割断臂上静脉死去。小说作者只让我们看到由八位男女犯人抬走这一对生死夫妻的远去的背影。
惊心动魄却出以平淡，麻木到了极限便显出绝望和悲哀的真谛。张贤亮这小说滋长出一种近于冷漠的不动声色的叙述风格。似乎说出那些事来便是目的，并不太考究应该如何说，全然是在平淡中具奇兀。《我的菩提树》确是一本舍弃了刻划和装饰的平平常常的书。这种平常来自不平常的经历和感受；在血泪面前的“麻木”，正是因了血泪的浸泡。这小说到处可见的近于冷酷的节制，表现出经历大苦难之后的成熟。
任何以艺术性或思想性的既定准则来衡定这本书的意图，都可能意味着某种强加。与其说这小说是以艺术的手段提醒畸斜和残忍的岁月，不如说，它是以白描的平铺直叙的方式向人们谈论人性在非常态下可能拥有的丰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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