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情报学的技术维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维度论文,透视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情报学的技术传统
与图书馆学有着人文传统不同，情报学历来有着技术传统[1]。情报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技术结下了不解之缘，情报学技术传统的形成就直接源于情报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情报学界普遍认为情报学有着相互补充但又不趋同的二大传统：文献传统与使用计算机的传统（即技术传统）[2]。我们知道情报学直接产生于文献工作。而文献工作向情报学的这种演化可以说主要是技术上而非理论上的需要。这是因为，近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科技文献在形式、数量、分布等方面表现出一系列的特点，造成了所谓的“情报爆炸”。对此人们意识到，要对众多的文献进行有效的管理，惟一的出路就是当时条件下出现的机械化和与其有关的技术创新。于是1945年，美国V.布什（V.Bush）在其发表的《诚若所思》的著名论文中，提出用名为“Memex”的机器实现情报检索的自动化[3]。在手工检索的20世纪40年代，布什的这一设想是富有想象和创新精神的，他无疑是把利用机器和技术来解决问题作为了情报学发展的方向。在这之后，情报学学术主导思想也的确是沿着布什的上述建议而发展的。布什的“Memex”构想不仅首次将情报储存、检索的观念与当时的电子计算机的功能相结合，将电子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个人的文献资料处理，使文献资料的处理从此迈进电子机械化时代，而且它同时也为其后情报学及其技术的发展开创出新境界。例如，布什的《诚若所思》这篇论文就被视为第一篇论及超文本技术基本观念的文献，它启发了情报学家对情报检索技术的研究。该论文中的“Memex”之设想理念在现代信息社会中，逐渐演化成为以下各项电脑科技与通信网络产物：个人电脑、情报检索与存储（系统）、超文本文件与超媒体（技术）、在线公用目录（OPAC）、国际互联网（Internet）、全球资讯网（WWW）、数字图书馆或虚拟图书馆、数字神经系统[4]，这也即是情报学技术研究发展至今的演进路线。
在布什的“Memex”构想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情报学发展的主题是情报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而这一主题又主要是沿着情报检索研究的方向展开的。情报学研究几乎就是为了解决繁多复杂的文献与具体特定的情报需求之间的矛盾而努力寻找并建立先进、高效的情报获取手段，采取的步骤倾向于实际应用，重技术、轻理论，厚实用、薄学科几乎成了情报学这门现代新兴学科短暂历史的全部。“技术第一”或者说“技术惟一”，一时成了情报学发展的主流和惟一的大方向。不少人，包括众多情报学业内人士甚至还似是而非地认为“情报学=信息技术或情报技术”，情报学研究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对于情报学的这种强调技术因素的传统，已有众多的研究者从该传统的渊源、从情报学的名称术语、从有代表性的定义以及从公认的有影响的情报理论著作这4方面加以了透视与论述[1，5]。
2 反思中的情报学对技术研究的再认识
20世纪后半期，情报技术的迅猛发展的确让年轻的情报学为自己属于信息技术这个领域而自豪。然而好景不长，情报技术的辉煌并不能够解决情报学如下的现状：技术众多但理论贫乏；分支学科巨大但理论体系脆弱，缺乏一个充实的“理论内核”。一方面情报学分支学科的研究领域在不断地壮大拓展；另一方面各式各样的理论体系彼此之间相互无法凝结沟通。情报学的整个学科还在“常识的海洋中游弋”，“还只是一堆支离破碎的技艺”。更为可怕的是，在情报学的应用已经达到能够运用最新最为尖端的信息技术设计情报系统的同时，情报学的理论界还在继续着几十年前学科创建之时的“情报”、“情报学”的概念之争，还在为情报学这门学科终究存不存在，是否已经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寻找各种各样的证据。面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澄清又恰恰是情报学安身立命的根基所在。情报学理论研究严重地落后于实践应用，情报学现有的理论难以解释日益丰富的社会情报现象使得情报学研究陷入了危机之中，也使得情报学界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情报学的惟技术之上传统，开始思索、探究、寻找情报学能够走出困境的出路。
科学发展史表明，影响制约一门学科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这些因素的影响又都最终反映在学科的思维模式之中。情报学的基础理论薄弱、理论严重落后于实践，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与在情报学的技术传统下所形成的过分注重改善情报过程的技术方面和满足人类情报需求的技术手段，而忽视对整个情报过程规律的深入研究的这种实用主义思维模式有关。这种思维模式具体地表现为重技术轻理论的观点、轻视人文因素的观念、局限于科技文献情报研究的观念、研究范围简单扩大化的观念、（一直受经验的束缚而）轻视理论思维的观念以及（理论界）急于求成的观念等等[5]。正是这些研究观念在阻碍和束缚着情报学的发展。伴随着对上述情报学的“只见物不见人”的技术传统的反思，作为情报活动主体的“人”走向了情报学研究的前台，情报学研究的人文性得以回归。在情报学界沿着布什的建议被“技术惟一”或“技术第一”统治达30多年之后，“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情报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引起了各国的重视，这种研究的目的，旨在为发展（科学）情报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叫”[6]。对基础理论的大力研究与高度重视已被视为情报学的又一新的发展阶段，而有关基础理论研究也成为了情报学进展评论报告的重要内容[7]和情报学专著予以深入探讨的重要组成部分[8]。
然而，对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对情报技术的否定，这样只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情报技术应用研究始终是情报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和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情报技术（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研究构成了情报学基础理论课教材中的重要组成内容[6]；在情报学众多的分支学科中，它与情报经济学、情报计量学、情报检索理论一道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情报学研究中仅有的几个发展较快、影响较广的分支学科[8]；而且，还有研究者更是将情报（应用）技术与哲学、数学一道视作是情报学学科的三大基础，它在情报学分支学科体系中构成了一门独立的“情报应用技术工程学”[9]。因此，情报学的研究要从过去只偏重于技术着重于解决实际应用问题方面，朝着同时注重理论研究，技术与理论二者兼顾并重的方向发展，这才是21世纪情报学技术研究的正确定位。
3 情报学的技术研究新进展
情报学是一门社会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的发展水平的高低要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因此，为了促进自身学科的快速发展，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情报学也要像其他行业一样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有利时机，大力提高本领域的技术水平，以增强自身竞争力。“加大情报学的技术含量”已经成为了新的社会环境变化大背景下，学术界对于情报学的重要的再认识[10]。情报学技术研究历来就是围绕着以下二方面进行的：（情报）信息检索技术与（情报）信息组织技术。这两大研究领域自然也同时是当前加大情报学的技术含量的二大主攻方向，尤其是信息检索技术领域更是如此，如文献[11]就站在新世纪起点的位置上，从跨语言信息检索技术、自然语言处理在信息检索领域的应用、标记语言及其应用、元数据及其应用、多媒体信息检索研究等5个方面着手对20世纪信息检索技术的新进展予以了评述。而文献[12]则将网络环境下的信息存储与检索技术的发展路向归纳为网络搜索引擎检索机制、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数字图书馆的检索技术、多媒体检索技术的发展、全文检索的发展等这5个研究领域。我们认为，总的来说，当前情报学的技术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以下内容：计算机通信技术、光盘技术、多媒体技术、超媒体与超文本技术（HTML）、XML技术、数据库技术、数据仓库、文本挖掘与数据挖掘（数据采掘）、知识发现、搜索引擎、智能代理（Agent）技术、信息检索的推拉（Push）技术、信息安全与信息系统安全、虚拟图书馆技术或数字图书馆技术；此外，还涉及到自动跟踪技术、专业指引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以及与情报学的技术研究关系极其密切的元数据研究、Z39.50标准协议研究等。伴随着情报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相互集成整合而演进成为信息管理学这一发展趋势，情报学的技术研究也相应地演进成为“信息管理技术”[13]或者说“信息资源管理技术”、“信息资源管理的技术维”、“信息资源的技术管理”等[14，15]。文献[16]就将信息管理划分为“信息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和“信息管理技术”两大部分。在此基础上将“信息管理技术”划分为信息管理技术基础（包括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信息存储技术（包括磁存储、光存储、缩微存储技术）、信息检索技术（包括联机、光盘与网络信息检索）与管理信息系统4大部分。而文献[17]则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资源管理技术获得了飞速发展，其突出表现是人类在声、图、文信息的一体化管理上取得了许多突破，这些信息资源管理的技术热点主要包括电子邮递、可视图文、视频通信、电子出版、光盘技术、多媒体技术、电子数据交换、超文本技术、网络应用技术（因特网与内部网）等等。可以预见，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向前推进，从情报学的技术研究演进而来的信息（资源）管理技术研究必然会有着新的重大突破。
布什在其《诚若所思》一文所勾勒出的蓝图，为情报学、图书馆、档案管理以及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超文本等学科技术指引了发展方向，同时也引领着情报学及其技术的发展进入新的纪元[18]。情报学的技术研究在布什“Memex”构想的影响下，由“布什建议”提出之时的机械化阶段，先后经历了半自动化阶段、自动化阶段，当前正朝着数字化、网络化、虚拟化方向发展。诸如计算机技术、声像技术、复制技术、网络技术、光盘技术、全文存储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等已经成为了图书情报工作的技术基础，并且在已有的基础上还在继续向前深化发展，其中有的更是成为了情报学专业基础教材中的重要内容[6]。而数字图书馆实验研究、自动化网络研究、自动标引技术、自动语言规范技术、自动分类、检索方法学、知识库建设、智能检索系统、参考咨询系统、智能机器翻译、自然语言处理等也早已经成为了图书情报工作过程中的重要研究课题。至于当前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方面的一些新兴问题，如文献信息的可视化、数字图书馆的语言识别、信息资源管理系统、网络检索、搜索引擎、网络信息检索行为、信息安全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也正在成为当前情报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对信息技术、信息的相关问题以及知识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界研究的三大热点[19]。对此，有研究者以国内研究情况为例，明确指出1994年以后，我国图书情报学进入了具体体现在图书馆自动化、数字化存储与检索技术、数据库技术、情报检索语言研究、知识挖掘和智能检索以及数字图书馆建设等研究领域，以数字化，网络化等技术研究为特征的图书情报学发展的新高潮[20]。图书情报学逐渐扬弃了那种不顾图书情报工作应用性的实质，试图以纯哲学思辩的方式来建立图书情报学的理论框架的纯理论研究，而开始强化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型研究，并在技术型研究中去解决图书情报学新的学科生长点问题[21]。这样，既从根本上解决了图书情报学以往技术与理论“两张皮”的问题，使技术研究与理论研究没有脱节，结合得更为紧密，达到了图书情报学整体研究持续协调向前发展的目的；同时又使得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传统图书情报工作所带来的严峻挑战转变为发展机遇，从而为21世纪的情报学研究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
情报学的技术研究经过对情报学的技术传统的批判、继承与完善，通过与情报学理论研究的协调发展，与人文因素的紧密结合，成为了面向21世纪的情报学研究的技术化趋势。情报学技术化研究趋势必将在21世纪发展到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