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旅游科学研究的文化自觉、自信与自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强论文,科学研究论文,试论论文,自觉论文,自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对于繁荣发展中的中国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1]。所谓“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内涵与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觉与自信的气度，正是有了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才得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保持自我、兼收并蓄，形成了独具特色、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所谓“文化自强”，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文化上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向往与追求。文化自觉与自信最终目标是实现文化自强，文化自觉与自信是文化自强的前提。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繁荣兴盛，而且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我们要礼敬地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发掘和提炼有益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思想价值，致力发展和繁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优秀文化。旅游文化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旅游发展历史悠久，人们对于旅游与休闲的体验、认识与研究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可以说，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民族能像我们具有这样底蕴深厚的旅游与休闲文化遗产。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及多种文献中，对于旅游与休闲的描写与歌咏非常丰富，如历代的山水游记以及《唐诗》、《宋词》、明清闲适小品等，旅游文学与文献可谓汗牛充栋，这使得中国的旅游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丰富的内涵、高雅的品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旅游大国，为旅游研究提供了丰厚的沃土。中国学者应该有充分的文化自觉与自信，用自己的优秀文化给力旅游研究，致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旅游科学。
一、旅游科学研究的文化自觉
旅游研究的文化自觉本质上是对我国旅游研究历史与现状的自知之明、觉悟、体认，以及对发展旅游研究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
目前我国的旅游研究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为旅游产业的发展和旅游学科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自觉与自信，缺乏理论创新。例如：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以及自卑心理作祟等原因，在西方强势文化的语境背景下，我国旅游学术研究盲目崇拜国外，跟着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国外研究什么，我们就跟着研究什么；国外流行什么研究方法(如实证研究、定量研究、模型分析等)，我们就一窝蜂地采用什么研究方法。至于一些旅游概念、旅游理论，基本上都是盲目照搬西方学者的。中国现代的旅游科学研究已经历时30多年，至今在理论、方法上仍缺乏大的建树。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当前，我国旅游学研究的普遍弊端是，执着于把“人”当成“物”或把“人文”当成“自然”一样看待，盲目崇拜运用技术工具手段，专注于寻找旅游经营管理这类事物的普遍性，而忽视了旅游主体(旅游者)的独特性、相异性与相互理解的研究，忽视了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这种“把人当物看待”的研究思想方法，明显是受“唯科学主义”等某些西方文化的影响，这在研究伦理上也是值得反思的。唯科学主义、盲目地崇拜技术是旅游研究缺乏人文精神的典型表现。目前学术界十分流行的旅游定义是拥有话语权的西方学者们的定义(如艾斯特定义等)，这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性定义，这种定义(非定居者异地关系的总和)忽视了旅游的本质，其结果是本末倒置、化因为果、削足适履，用旅行甚至人口流动来代替旅游，造成了旅游研究逻辑与理论上的混乱、旅游统计上的失真与误导。例如，多年来我国运用这种旅游定义或旅游概念进行各省市旅游统计的结果是旅游收入与旅游产品离奇的错位，让人瞠目。像天津这个旅游资源与旅游产品贫乏的幅员狭小之地，旅游外汇收入一直高于旅游资源与旅游产品丰富、幅员广大的云南、四川、河南、陕西、广西、湖北等省。云南旅游业发达是众所周知的，天津旅游外汇收入比该省还高，这无论如何是无法解释的。2011年广东旅游外汇收入是四川的23.4倍(广东省仅有5A级景区2个、4A级景区16个、世界遗产2个，而四川省拥有5A级景区4个、4A级景区78个、世界遗产5个)。就近些年主要旅游城市的旅游外汇收入统计结果来看，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相对贫乏的上海、广州、深圳、珠海、天津均一直居全国旅游城市前10位，而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品品位高、旅游知名度大的西安、桂林、昆明则多年居全国中下水平。由此可见，其中的问题与原因所在(根源于现在奉行的旅游概念——“艾斯特定义”或背离旅游本质的技术性定义)。然而，许多人对此现象习焉不察。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有一些旅游研究工作者片面接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过分轻视甚至蔑视我国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如哲理思辨、逻辑推理、文献考证等)，一味迷信西方的实证主义、存在主义等方法。作为科学研究者应该知道，实证主义是一条以明确限定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立场为基础来获取知识的途径，其方法就是通过“假设—演绎”的发展走向解释，并强调证实可重复的“试验”才是假设之真实性的唯一证据。这种方法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有效性是显然的，但对像旅游这样的社会人文科学的作用却是很有局限的。因为旅游学科的研究对象——“旅游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巨系统，涉及因素复杂，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能以“明确限定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立场为基础来获取知识”，很难“通过‘假设—演绎’的发展走向解释”，而且不能“重复试验”，更不能强调证实“可重复的‘试验’才是假设之真实性的唯一证据”。在研究方法上如果用处理封闭简单系统的方法来处理旅游学科这样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肯定会出现偏差或犯错误。实证主义思潮的诱惑力主要是数量化和定量分析，然而，对于旅游心理行为、旅游审美、旅游体验等主要用数量化和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能奏效吗？显然不能！旅游学界现在存在一种严重的不良倾向，即不清楚旅游学科研究对象的本质，对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忽视甚至回避，将旅游的基本概念无限泛化(如对旅游的定义没有追求本质认识的概念，力图包罗万象，认为越模糊越宽泛越好)，而热衷于追求某些细节上的所谓精确甚至一味钻牛角尖，迷信实证和定量分析，沉湎于个案研究，得出的多是“一叶障目”的研究成果，可谓“舍本逐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前提除研究对象可重复试验外，还有一个重要前提是有成熟的理论做指导。旅游学科目前还没有自己成熟的理论，缺乏成熟的理论支持，我们就不能过分指望对旅游事象或研究对象作有控制的定量研究和得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解释。我们研究的旅游科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人文科学或“人学”，有些研究领域(如旅游审美、旅游文化、旅游策划、旅游开发等)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实证研究方法充其量只是一种辅助方法，应与其他多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2]。
不可否认，数量经济和数理模式分析、实证性的探讨、实验性的经验研究对于旅游研究有时是必要的。在旅游研究中，我们需要不断地吸收新的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例如数理统计方法、多层线性模型、结构方程模型、追踪数据分析方法等研究方法。但目前旅游学界过于强调定量研究，好像学术研究、论文中如果没有数理分析和数学模型就不科学，就不够水平和档次，有的学术刊物的编辑也不加以正确引导，反而助长这股风气[2]。有的学者热衷于玩弄数学游戏，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故弄玄虚，通过复杂的定量研究过程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甚至是人所共知的常识性结论，这样“浅入深出”地做学问(做学问应“深入浅出”)，其意义究竟何在？量化方法的强调，总的来说是一个进步，但不能矫枉过正。在涉及市场分析、游客统计、资源评价方面，其作用与地位显而易见，但在涉及到游客心理、旅游审美、旅游体验、宏观治理等方面，在数量方法的使用上就很受局限和显得牵强，而且有价值的数据搜集非常困难且难以保证质量。英国著名科学家门体夫(Monteith)曾经说，“由于计算机的发展，计算很方便，有许多人滥用统计方法，对事物缺乏科学了解，随便计算相关系数和运用数学公式，活像在黑夜里捉黑猫。数据不准确，缺乏科学指导，乱算一气，偶然找到了较高的相关系数，反而可能因此误入歧途”[3]。门体夫批评的这种现象近些年来在我国旅游学界存在得比较普遍。旅游的本质是“体验”，旅游学本质上是“人学”，旅游业是服务性的行业，旅游服务讲究的是情感、是体验，而情感、体验则因人而异，因境而异，很难用标准化定量化的东西来衡量。旅游是当今社会最具有不确定性的社会事象之一，旅游心理行为、旅游市场变化、旅游环境影响与变迁等特别令人难以捉摸。因此，定量的方法目前对旅游的研究作用非常有限。对于旅游研究，应以定性或质化研究为主，定量或量化研究为辅，综合分析、逻辑推理和现象学的方法往往更为有效。具体在旅游研究中是运用定性的方法还是定量的方法？主要应根据研究对象而定，特别是定量的方法能用则用，不能用就不要勉强用，更不要把它作为一种装饰品。目前，在我国旅游研究中，流行用一大套复杂的定量分析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和得出一个肤浅的或常识性的结论的不良套路。一些论文“洋八股”得很，先是言必称西方的理论综述，把学术话语纳入外国某一理论框架，“用汉字写洋文”，然后是一些数学模型，装一大堆数据，用一大串表格，最后得出玄而又玄、不知所云或者自说自话、缺乏理论与实践价值的结论，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日盛。目前这种现象风行于学术界，误导了不少年轻学者。对于这种“用汉字写洋文”、“玩弄数学游戏”、“故弄玄虚”等不良现象，最近湖北社科界在“展开理论自信大讨论”中进行了尖锐批评，并引起公众热议和强烈反响。《光明日报》2013年4月16日在头版头条刊发长篇通讯，介绍湖北省社科界在大讨论中增强理论自信的生动事例，称赞这场讨论气氛热烈、激荡人心。《光明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应大力提倡正学风、改文风，理论工作者应努力建立理论自信，建立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笔者以为旅游研究也不例外，理应自觉反思！对于这种不良现象如果缺乏文化自觉，就很难保证我国旅游科学研究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旅游科学研究的文化自信
旅游研究的文化自信本质上是对我国旅游文化特质、优势和旅游研究的信念与信心，增强旅游研究的文化自信需要我们有对中国旅游文化与旅游学术研究的理性审视，对世界旅游文化、异域旅游文化与旅游学术研究的包容、借鉴。
旅游科学研究离不开旅游发展历史与文化积淀。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旅游发展历史中的文化积淀和对旅游的认识与研究上，都相对于西方民族有着自己的特色与优势。这是我国旅游研究文化自觉与自信的缘由。
我国旅游历史十分悠久，旅游文化底蕴深厚、博大精深。因此，在旅游发展历史的文化积淀与文化水准上，中国人应该有充分的自觉与自信。追溯历史，远古就有嫘祖“好远游”的记载，后人奉之为“行神”。在我国文献中出现与“旅游”一词意义相通的“观光”一词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早在这个时期，我国旅行活动形式就已趋多样化，出现了带有一定游娱色彩和文化内涵的旅游活动。这时的旅游活动有天子的游猎之旅，士大夫的讲学、修学与游说之旅，等等。并且也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对后世旅游活动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儒家比德审美观和道家崇尚自然的审美观等有关旅游审美的思想文化。丰富的旅游实践，促成了不少旅游哲学见解的产生，对后世的中国旅游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在《论语》、《庄子》、《列子》等先秦诸子书中多处可见。经过秦汉时期旅行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古代旅游活动在魏晋南朝时期趋于成熟并具有一定的广度与深度。“旅游”一词在南朝问世，从而使“旅游”在历史文化上有了可考的“坐标”与“根据”。此时期由于人的文化觉醒，精神世界大大得到了自由解放，人们将外部的山水与内心的情性融为一体，“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在审美上达到“妙赏”境界。此期间观光旅游、宗教旅游、科考旅游等逐渐兴盛，旅游形式与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山水游、玄游、仙游、释游等旅游风行于当时的上层社会，给旅游赋予了逍遥旷达风格与浓厚的哲学色彩。这一时期的旅游审美，摆脱了“比德说”伦理附会的儒家审美传统，建立了崇尚自然、天人合一、身心自由的清新审美理论(如“畅神说”等)。旅游已开始褪去功利性，真正成为消遣、审美等身心自由体验的方式。这意味着这时的旅游意识已经趋于成熟，旅游内涵已经趋于完整，旅游已具有审美属性、消遣属性和文化属性，体现出“异地身心自由体验”的旅游本质。唐宋以后，旅游更是繁荣发展，山水文化、园林文化、饮食文化、书画文化等与旅游、休闲相关的文化发展在世界上可谓是登峰造极。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业以全球首屈一指的速度发展，卓立于世界旅游大国之林。追溯世界旅游历史可以发现，当中国人的旅游已经趋向成熟、多元、精致并具有天人合一的“诗意栖居”意境之际，此时期的西方人却沉溺或局限于商贸、拓殖、探险等旅行活动或“准旅游”活动。他们的这种旅行活动大多具有明显的目的任务或功利主义色彩，如海外拓殖、掠夺资源、征服自然、探险考察、商品贸易、宗教传播等旅行活动，很少具有旅游的真正本质——消遣与审美等“异地身心自由的体验”。由此导致中西对于旅游认识的明显差异：西方人主要是从物质世界或功利的角度(旅行—空间扩展与地理征服)以及外在关系(异地关系的总合)认识旅游的，重“旅”轻“游”(如格拉本等一些著名学者将商人、士兵、传教士、行政人员出差甚至移民等“义务性旅行”都视为旅游[4])；中国人则较注重从精神世界或人性(游乐—生命自由与精神愉悦)以及内在关系(身心自由调谐)认识旅游，重“游”轻“旅”，较西方人更能深刻认识旅游的本质与真谛(异地身心自由的体验)。这是我国旅游文化与旅游研究的明显优势和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前提或缘由。
旅游的概念是旅游学科研究的元概念和逻辑起点，对于它的认识与理解，直接关系到旅游学科研究的走向与基准。目前关于旅游的概念，在学术界众说纷纭。遗憾的是，中国在旅游概念的理解上特别是旅游教科书的撰写上，基本上是援用并认同西方人的某些定义。如“艾斯特”(IASET)定义：“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逗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等。这种定义主要是出于旅游统计的需要与方便，在旅游学术上并无真正价值，与旅游的本质相去甚远。而且在旅游统计上，导致了将“旅游”与“旅行”混淆的谬误结果，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更有甚者，德国学者鲍尔曼对旅游进行定义时认为“只要是离开居住地的旅行活动，都可称为旅游”。英国旅游局前执行局长里考瑞什提出：“旅游是人的运动，是市场的运动而非一项产业的运动，是流动人口对接待地区及其居民的影响。”更有学者主张用“人的运动”(movements of persons)一语取代“旅游”(tourism)一词。这些旅游定义根本没有抓住旅游的本质，只看到了旅游的表象(人的流动及外在影响)，舍其本而逐其末，其致命的缺陷是将旅游与旅行混为一谈，忽视了旅游与旅行的本质区别，抽掉了旅游的精美含义。可以说，西方许多旅游学者对于旅游的本质认识至今是比较模糊的和不到位的，甚至是很功利的。其实，中国人对于旅游的理解远比西方人深刻，对于旅游的本质或真谛的认识远比西方人清楚和历史更早。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旅游理念的确有优于西方民族文化的特质，应深入挖掘和认真梳理。例如，甲骨文中“游”(
)的字形似小孩举着旗子玩耍(像飘扬的旗帜
，下面有小孩
)，后引申为嬉游或从容地行走。《庄子·外物》注曰：“游，不系也”。据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游”谓“旌旗之流也。”“游”的本义是旌旗的自由飘荡，后引申为自由自在地游戏。古代文献中有关旅游与休闲的种种描写，无一不是人的“身心自由体验”的刻画，如庄子的“逍遥游”等。“游”所揭示出来的是人的自由自在感，实质是一种“身心自由的体验”。陶渊明的诗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更是深刻揭示了旅游的本质与真谛，即旅游是人的本性(自由)之使然和人的本能(追求身心自由)体现。总之，旅游的本质用最通俗最简洁的话来说就是“游”，用哲学的观点看是“走向自由”，用旅游哲学概念来说就是“异地身心自由的体验”。沈祖祥教授在《旅游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认为，“游”是“由旅游审美而达到的那种自由自在、逍遥无为的精神境界和由此而来的对待世界的审美态度[5]。中国人向来对旅游与旅行有着清楚的区分，如著名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在《旅行、旅游、旅游业》一文中认为“旅行与旅游的主要差别主要在于它们的文化内涵。旅行，如公务、商贾、传教，都有他们的主要目的任务，而旅游则是一种文化活动”[6]。著名理论家于光远先生也明确指出：“旅游的特点是异地性、业余性和享受性”，“到异地去开会或从事商务活动、科学考察，顺便搞些旅游活动，这些属于旅行行为”[7]。而西方一些学者把商务、会务、公务出访活动的人甚至所有离开居住地进行旅行活动的人都视为旅游者，在科学认识与研究上基本抹煞了旅游的本质与文化内涵，抽掉了旅游的精美涵义，使本来特色鲜明、意蕴深厚、富有诗意的“旅游”在概念上泛化为概念模糊、充满功利、索然无味的“旅行”，将这两个内涵与特征不同的学术概念混为一谈，而在旅游定义上仅片面地为功利性的旅游统计服务。总之，在旅游概念和旅游本质的理解上，相对来说，中国人要比西方人更为清楚、更为深刻和更加睿智。
在我国，自先秦以迄晚清，先民们创造了灿烂的旅游文化观或旅游哲学观。比如，《列子》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之游也，观其所见；我之游也，观其所变”的尚变旅游观；南朝刘宋时期山水诗人谢灵运所揭示的“夫衣食，生之所资；山水，性之所适”的精神价值观(《游名山志·序》)；宋代苏东坡对旅游主体的地位进行的十分简洁的概括：“乐因乎心，不因乎境”(《超然台记》)。历史发展到明清，学者和旅行家们对旅游真谛问题的论述更多了。林语堂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说过：“中国人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在社会上是幼稚的，但他们在闲暇时却是最聪明最理智的”[8]。这句话虽然有些偏颇，但却把中国人的休闲与旅游的价值和优势发掘出来了。在我国，特别是魏晋时期、唐宋元明时期，讨论休闲与旅游的文章很多，并且见解深刻[2]。如明代的王思任对于旅游本质的认识(见《游唤序》)、邹迪光关于旅游类型的划分(见《游吴门诸山记》)、王士性关于旅游审美境界的见解(见《五岳游草自序》)、袁宏道关于旅游功能的论述(见《袁宏道集笺校》卷37)等[9]。明代时期关于“游道”的大量阐述，在旅游理论认识与旅游哲学观上颇有创建。中国人应该自觉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博大精深的旅游文化优势特别是旅游文化价值观优势，深入挖掘和仔细梳理，阐释并定义出比西方人更为先进的切合本质的旅游概念，创立比西方人更为先进更加科学的旅游理论。事实上，我国旅游学术界已经有一些学者(如谢彦君教授等人)做出了不少努力和贡献，提出了比许多西方学者更为先进的、更为科学的旅游定义，在某些理论上有了新的突破。中国一些古代先贤和当代学者对于旅游的概念、本质与真谛的总体认识比许多西方学者更为深刻、见解更加高明，我们完全有理由向世界输出自己的旅游智慧和旅游价值观，这一点我们应该有自信。
从文化自觉与文化信心的角度而言，中国在旅游认识、旅游研究的文化积淀和综合分析、思辨方法以及人文关怀精神等方面有着自己的特色与优势，不应在西方强势文化的语境下自我淡化甚至自卑地抛弃，相反应该进一步发扬光大，在与西方文化的互学、互补、互融中，为人类的旅游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旅游科学研究的文化自强
旅游研究的文化自强本质上是对我国发展成为旅游文化强国和旅游研究强国的向往与追求，实现旅游研究的文化自强需要我们有对旅游学术道路与研究方向的正确把握，对氛围营造、观念更新、理论创新、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培养的协同推进。
1.学术自由的氛围营造
中国人被公认是世界上智商很高的民族，但近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为什么没有产生大师，我们的教育界为什么没有培养出大师级的学者呢？为什么西方人能提出那么丰富多彩的理论和林林总总的学说？中国人就提不出来呢？其原因不是中国学者比西方学者智商差，这主要还是一个学术环境问题和思想解放的问题，其深层原因更是体制存在问题。从比较文化的角度上看，与西方人零件式、分解型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综合型、整体观，在理论综合的“高层突破”上，中国学者更应该和更有可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努力赶超西方[10]。要实现科学研究的文化自强，首要的工作应是学术自由的氛围营造，具体讲就是改善创新型人才成长的环境，营造学术自由的人文氛围，这是学术创新与文化自强的根本。没有自由思想，缺乏独立精神，怎能很好地研究学术？更谈不上创新！学术自由是科学创新的生命。许多到西方一些著名大学访学的学者最大感受是西方大学学术自由。科学与民主、创新与环境密切不可分。没有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空间与文化氛围，就不可能培养出创新型的人才，更不可能产生学术大师，也出现不了创新性的学术成果。培养创新型人才、产出创新性成果，关键是改善科学研究的文化生态环境，营造学术自由的人文氛围，进行学术创新的“生态建设”。旅游科学研究与旅游学术创新概莫能外。
2.教育观念的更新
教育是科学研究的基础保证。旅游教育应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独立思考能力放在第一位。我们应更新教育观念，即在教育理念上由以传承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向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教育思想转变。新时期的旅游教育不应是为“传”而“承”、为“授”而“受”，而应为“立”而“承”，为“创”而“受”。没有创新与发展的传承是没有生命力的。传统的教育模式只能培养出传承型人才，而难以培养出创新型人才，教师应改变以传授知识为主的传统教育思想，充分重视学生个性、爱好和特长，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将人才培养目标由传承型向创新型转[11]。只要我们更新观念，努力改革教育制度与科研体制，提倡学术自由，鼓励质疑、反思，培养问题意识、批判思维与创新能力，就一定能在旅游学术研究上做出突出贡献并居于世界前列水平。
3.学科理论的创新与建树
旅游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应该有自己的理论，旅游研究与实践只有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上，才能实现自身发展的科学化。我国旅游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理论上缺乏创新与建树，过分重视实用性、实证性和功利性的研究，个案实证性的资料研究与重复性的研究太多，“形而上”的理论研究成果太少，总体上对于旅游学科的发展贡献不大。著名旅游人类学家(美)丹尼逊·纳什(Dennison Nash)曾经尖锐地指出：“理论是拓展与提升调查成果的必要手段，如果缺乏理论的知会与提炼，实证资料的简单堆积将是一件危险的事情”[12]。目前旅游研究所运用的理论大多是别的学科理论的照搬或嫁接，引用西方学者的某些旅游理论很多，自己创立的理论极少。我们应该摒弃功利主义与单纯实用主义思想，把眼光放远一些，把一部分精力集中在重要理论的攻克上，多从理论与哲学的高度研究旅游问题。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旅游学理论水平与综合水平低的症结。当前旅游研究的文化自强最为重要的是，不能迷信和照搬西方学者的某些理论，应致力于旅游理论的中国化(或本土化)和学术创新。应进一步解放思想，鼓励中国学者创新，在融汇中西旅游文化、贯通中国古今旅游文化的基础上研究提出自己的某些理论和学说。学术期刊和出版社的编辑应有伯乐这样的眼光、见识、胸襟与气度，大力支持理论创新成果的发表。中国的旅游研究应该在思想理论上有自己的建树，在世界上应有与我们这个大国相称的旅游学术地位。与此同时，通过学科理论的创新与建树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旅游学科的地位。经过我国旅游学界和旅游管理部门多年的共同努力，旅游管理专业类目前虽然取得了与管理学下面的工商管理专业类等一级学科平等的地位，但远未达到巩固和理想的地位，从理论上讲和长远观点看，旅游学科不应是管理学下面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应是独立的学科。旅游学科要想取得巩固和理想的地位，关键是应加强学科的理论创新与学科基础建设。
4.特色学科的创立与发展
在旅游学科的构建上，中国学者应有自己的贡献。旅游学科的成立，不能总是由外国人开创和说了算。中国现在是一个旅游大国，在未来将是一个旅游强国，旅游研究应有自己的特色和地位。应大力支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旅游学科的建设(如由中国学者自己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基础旅游学、旅游哲学、旅游文化学、旅游美学、中国旅游史等)，自强自立，与世界对话，使之卓立于世界旅游学科之林。例如，像旅游哲学这样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旅游学科理应得到重视和发展。长期关注旅游与休闲研究的著名理论家于光远先生强调指出：“我认为目前的旅游理论研究中缺少人文文化精神，缺少哲学的思考。”“我希望能从哲学的角度思考旅游问题”[7]。哲学对于旅游研究与理论提升来讲是灵魂，是核心。旅游学的建立与发展仅有分支学科的组合与成长是很不够的，必须在哲学思想导引下，在高层次上对众多的分支学科知识进行整合与升华，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旅游理论研究水平。当前应该致力改善旅游学的学科体系，在旅游学发展方向的调整和新领域开拓的同时，对那些缺乏旅游特色的分支学科，以及已经分化于旅游学科之外的“噪声”学科、“离心变质”学科以及“泛化”或“去旅游化”研究要舍得割爱，努力消除空耗旅游学家精力的背景干扰，减轻旅游学科起飞的沉重负荷，集中精力建设具有能够占领学术高地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旅游学科。
5.杰出人才的培育与造就
应按照培养精英人才的模式去办学和进行科研，产出自己独特的创新成果，使旅游学界冒出杰出人才。有实力的旅游学者应立志做大学问，敢于攻克理论难题，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学术界与教育界应致力于培养大师级的旅游学者或一批具有“特立独行”精神的创新型旅游人才。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和国家旅游局科研基金课题应增加创新性课题和重要基础理论的研究立项，跳出拘泥于实用性、应用性课题研究的窠臼，以旅游杰出人才的培养为目标，致力建立一支专门的基础理论研究队伍。目前，旅游学在基础理论研究上还没有建立和形成一支专门的研究队伍，许多理论研究者只是散兵游勇似的各自为战，或在“兼顾”和业余爱好下搞的，显得力量单薄，后劲不足。要想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应加快培养一批具有开拓思想、锐意进取的旅游学理论研究专门人才，由他们去集中力量攻克一些理论难点和尖端问题，从而带动整个旅游学理论研究。国家旅游局和部分有实力的高等院校应该成立旅游基础理论的专门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把这批有生力量凝聚和组织起来。作为我国旅游科学研究的重镇——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研究院，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不能只是围绕政府决策和跟着形势搞一些应用性的课题。中国旅游学的变革与自强，主要应靠一批训练有素、具有前瞻性、创新性的哲理型、思辨型、复合型的学者。当前旅游学科固然需要培育众多的实用性人才和部分为旅游业服务的应用研究人才，但对科学发展和学科建设来说，更需要造就勇于攻克理论难题并致力推进旅游科学发展的杰出人才。
我国的旅游研究和旅游发展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甚至在一些研究领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在某些学科的研究上具有自己的特色和独特的贡献。基于历史与现实，在旅游的认识与研究上，我国有着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众多先贤的智慧遗产优势，我们应该具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路。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某些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虚心向外国学习。同时，还应正视我国旅游发展和旅游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以自觉态度和自信能力去应对解决。但当务之急和最为重要的是，应摒弃在西方强势文化的语境背景下的自卑心理，不要总是跟着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或盲目照搬国外的东西，努力增强旅游研究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用自己的优秀文化给力旅游研究，最终实现旅游研究的文化自强，提高在旅游研究上的话语权和学术地位。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和旅游大国，未来必定是一个旅游强国，应该理直气壮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旅游学科与理论体系，自立于世界旅游学术之林并力争在世界上引领旅游科学研究的发展。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旅游学科与理论体系，这是中国旅游科学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