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现状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俄关系论文,前景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普京从2000年1月起担任俄罗斯代总统、5月正式就任总统之后，改变了叶利钦时期俄国外交政策的混乱、矛盾、多变，使俄国对外政策增加了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俄罗斯国内在对华问题上的共识增加；这种共识主要表现为：（一）与中国发展合作关系为俄国所需要。（二）这种关系应该为俄罗斯带来现实的利益。因此俄国的对华政策趋向更加务实和理性。
审视俄国国内的变化，加强俄国推动多极化的决心，应对布什政府离间中俄关系的策略，突破中俄经贸合作的难点，加强两国的互信和民间往来等，已成为21世纪初中俄两国关系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图分析中俄两国的外交政策及国际形势转变的影响，两国的军事合作，以及两国双边关系所面对的困难等，并在此基础上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做出扼要的展望。
一、中俄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合作
在普京执政的第一年，俄国政府重新修订并公布了《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和《俄罗斯军事学说》三份重要官方纲领性文件。这些文件虽然清楚反对单极世界，但普京及其同僚强调现代化的要求和恐怖主义与有组织犯罪等新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尤其强调经济下滑、制度腐败、有组织犯罪、贪污、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是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根据这样的评估，普京政府显然重视俄国融入西方的金融和贸易机构，短期内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消除美国与欧盟对俄国的贸易限制。在较长远的将来，俄国希望能够把与欧盟的关系制度化，因为欧盟是俄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外资来源（注：参阅William C.Wohlforth,"Russia",in Richard J.Ellings and Aaron L.Friedberg,Strategic Asia 2002-03:Asia Aftershocks,Seattle: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2002,pp.200～205.）。
普京开始执政后，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首先面临的问题是阻止美国实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2000年7月，中俄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翌年6月，当“上海五国论坛”正式提升为“上海合作组织”之际，普京与江泽民尚表示反对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但一个月后，中俄在莫斯科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时，就反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的问题，普京表示，在这方面，俄国没有计划与任何国家，包括中国，采取共同行动（注：
同年11月，普京访美并获布什在其德州牧场招待，双方就美国退出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达成一定的默契。12月，布什总统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该条约时，公开表示，普京同意该项决定不会对俄美的新关系和俄国的安全造成任何打击（注：《南华早报》2001年12月14日。同时参阅《星期日南华早报》2001年11月18日及《南华早报》2001年12月13日的有关报道。）。普京访美时美俄亦同时达成口头协议，承诺在未来十年把战略核弹头大幅削减约2/3；美国会将目前拥有的约7000枚洲际导弹核弹头削减到1700～2200枚之间；而俄国会将原来的5800枚减少至大约1500枚。如此一来，美俄两国的战略核武储存量将回复到60年代的水平。在冷战高峰期，美国和苏联分别拥有1万枚核弹头（注：《明报》2001年11月15日。）。
从俄国的角度而言，削减核武器有助降低其国防开支，舒缓其经济困难；俄国显然没有经济能力去和美国进行军事竞赛。俄国由于实力不如人，被迫作出让步。首先是布什总统坚持以口头协议取代正式的谈判和签约程序；其次是接受布什的计划，两国只是从导弹上拆卸核弹头，而不会将它们完全摧毁。俄国所取得的回报是北约组织允诺与它设立一个有关共同行动的决策性委员会，让俄罗斯在北约的安全事务讨论上有发言权，但没有否决权（注：《南华早报》2001年12月8日。）。对俄国的合作态度，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有意减少其东扩对俄国所造成的压力。
当美国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时，国家主席江泽民正在缅甸访问，他接到布什和普京的电话。中俄双方表示立场一致，支持国际的战略均衡，并表示要维护国际稳定和安全。中国除了对美国的宣布表示关注外，亦呼吁与美国开展新的安全对话，讨论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注：《南华早报》2001年12月15日。）。
应该承认，俄中两国没能成功地阻止住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对中国的损害更大。据西方的有关部门估计，中国目前只有20枚左右的洲际弹道导弹可以直接攻击美国本土，所以即使一个小规模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也足以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中国的核子阻吓力量。相对而言，由于俄国战略核武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和美国不分伯仲，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相当一个时期还不能对俄构成威胁，普京政府因此可以暂时作出让步。外国媒体认为，中国只能增加生产洲际弹道导弹和发展多弹头技术来保证本身核子阻吓力量的可靠性（注：日本《读卖新闻》引述北京消息报道，2002年12月中国在山西省的导弹基地首次成功试射射程约1800公里的中程多弹头导弹“东风21”，采用近年开发的分导多弹头(MIRV)技术；《明报》2003年2月9日。）。中国领导人担心国防现代化的沉重负担会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阻力。2002年中国国防预算增加17.6%。同时也应该看到，中俄两国在反对太空武器化问题上具有相同的立场和系统的利益，这是两国在全球战略稳定领域继续合作的基础。
“九·一一”事件后，普京政府全力支持美国，包括鼓励中亚国家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扩大对阿富汗北方联盟的援助去打击塔利班政权等。美国保守主流的舆论对普京政府遂另眼相看，并经常以民主政体画线，鼓吹美国多拉拢俄罗斯和印度以遏制中国（注：参阅John W.Garver,"The China-India-U.S.Triangle:Strategic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NBR Analysis(Seattle: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Vol.13,NO.5,October 2002,pp.5～56.）；经济上亦进行市场改革和融入欧洲。毕竟俄国的外贸盈余主要来自欧洲及中国，而俄国过去在东欧、中欧和波罗的海的附庸国亦纷纷尽力脱离俄国的势力范围和欧洲融合（注：参阅James R.Millar,"Normalization of the Russian Economy: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Reformand Sustainable Growth",ibid.,Vol.13,No.2,April 2002,pp.36～41.）。
俄罗斯随后与法、德联手强力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的确使布什政府感到意外。俄国官员抱怨布什政府没有尊重俄国利益，把俄国视为附庸，以为俄国除了支持美国外别无选择；美国方面则认为俄国的期望不切实际。普京自然关心2003年年底的议会选举，国内反对派批评普京对美让步太多而无所得。从民意调查来看，美国攻打伊拉克等问题使俄国反美情绪大幅上升（注：伦敦参阅《金融时报》2003年4月4日。）。
美俄双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曾相互指责：俄方抗议美国侦察飞机飞越格鲁吉亚，议会暂停审议与美国的军控条约，批评美国攻打伊拉克形成邻近地区的不稳定等；美国方面则指控俄方向伊拉克出售先进武器。美国如何处理伊朗和朝鲜问题相信会为俄美关系带来更多的摩擦。然而在一个准多极的国际格局中，各方面均会留有余地，4月初布什政府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访俄，获得普京接见，双方均致力减少伊拉克战争对双边关系的冲击（注：参阅《纽约时报》2003年4月8日。）。中国方面的态度亦类似。
中俄两国在伊拉克问题上政策的一致性，加强了俄罗斯与中国联手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政策取向。
二、俄国国内在中国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在整个90年代，俄国国内对中国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有人支持中国的改革经验并认为较俄国优越；亦有人排斥中国的模式，以为不适用于俄国或不符合民主体制的原则。至90年代末，中国的经济成就已是不争之实，但这种争论依然持续，而反对中国模式者就认为中国将来会遭遇重大的困难。就俄中关系而言，有主张加强与中国合作抗衡西方者；有人主张俄罗斯采取一个力量均衡者的角色；亦有人害怕中国的强大会向外扩张构成对俄国的威胁。不过，支持或反对中国的改革经验者并未与支持或反对与中国加紧发展合作关系者有一定的联系。欣赏中国改革经验者中间固然有鼓吹俄中加强合作以抗衡西方者，亦有人主张俄罗斯扮演一个权力均衡者同时改善与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亦有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者。与此同时，排斥中国模式者有主张激进改革者，亦有反对西方的保守主义者。所以同一政党内，对中国政策有很多不同意见；而对立的政党中，对中国立场也存在一致的方面。
近年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及其盟友较为一致地支持仿照中国的经验进行改革，而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不少人亦持相同意见。该所目前是俄国研究中国问题规模最大的科研机构，近年对中国改革经验的看法已作出180度的调整。该所认同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并以为这模式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意思是中国的长期发展不应遇到严重的问题。就俄中关系而言，该所的立场是将来可能出现一些困难，但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不会构成对俄罗斯的威胁（注：Mikhail L.Titarenko,Kitayskie reformy:primer,vyzov ili ugroza(Chinese reforms:an example,a challenge of a threat),Moscow:IDV RAN,April 1997.）。
俄共及其同路人当然欣赏中共在改革中的主导角色，并以为这是中国维持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支持中国改革模式者并不是全部来自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阵营，其中亦不乏鼓吹市场改革者。后者认为“休克疗法”是失败之作，而中国的模式是成功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范例。俄国的民主派也有不少认同中国改革的成就，但他们倾向认为中国的改革战略没有解决全部问题，而且俄中国情不同，中国的经验很难在俄罗斯照搬。
支持加强中俄关系者自然主要来自欣赏中国改革模式的圈子。社会主义者一般认为中国是国际社会主义的中坚，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其角色类似1917年革命后的苏联，因此俄罗斯是中国自然的盟友，印度也可以拉拢加盟。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Gennadiy Zyuganov)的主张颇具代表性（注：参阅Gennadiy A.Zyuganov,Geografiya pobedy:Osnovy rossiyskoy geopolitiki(Geography of victory:The fundamentals of geopolitics),Moscow:1997,pp.211～226.）。亲中非共的民族主义者则强调俄中携手反对美国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力量，因此俄国应该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及技术以加强其军力。
自由主义阵营中亦有支持加强中俄关系者，其中杰柳辛(Lev Delyusin)是重要的一员。他认为解决边界问题相当重要，现阶段俄中关系的基础在经济（注：Lev Delyusin,"Epokha Dena prodolzhaetsya(The Deng Era Is Continuing)"(interview by L.Mlechin),Novoye Vremya,No.8,1997,p.25.）。其他有关人士亦提出非法移民、越境犯罪、走私等问题与经济发展的考虑相比属于次要，而法治是关键。
对中国的改革持肯定态度者也有建议俄罗斯应该采取平衡的外交政策，如巴然诺夫(Yevgeniy Bazhanov)认为中国根本不会与任何大国结盟，而与中国结盟也不符合俄国的利益，因为俄国要依赖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巴然诺夫亦认为对外扩张对中国而言代价太高，中国会继续维持它与各国友好的政策（注：Yevgeniy Bazhanov,"Big Neighbour-Big Headaches",New Times,August 1996,p.47.）。巴然诺夫等人希望俄罗斯能和中国与西方国家同时维持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俄国不同政治派别的人士亦有视中国为主要威胁者。亲西方的激进改革派希望以西方国家为典范，力促俄国融入西方；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则以为中国太过西化，亦不愿与外国结盟会致使俄国太受外国的影响。亲西方激进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大本营似乎在俄国外交部属下的莫斯科外交关系学院，俄国前外长科济列夫及前代总理盖达尔(Yegor Gaydar)均是代表人物。他们的观点有些像美籍日裔学者法兰西斯·福山，以为历史已经终结，西方国家占据世界的中心地位，中国无足轻重，多极世界的概念没有意义（注：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Free Press,1992.）。盖达尔极力鼓吹俄国放弃“亚细亚的生产模式”而融入西方世界的文明；盖达尔同时警惕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注：Yegor Gaydar,Gosudarstvo i evolyutsiya(State and evolution),Moscow:Evraziya,1995.）。俄国的自由主义民主运动(Yabloko movement)亦持有相同的观点。
最敌视中国的是俄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认为中国已经西化，是包围俄国之敌对力量的一环。俄国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Vladmir Zhirinovskiy)就公开宣称俄国的两个主要敌人，美国和中国，均想毁灭俄国（注：参阅Alexander Lukin,上引，30页。）。另一个小党民族布尔什维克党(National-Bolshevik Party)的领导人杜金(Aleksandr Dugin)亦有相类似的论调（注：Aleksandr Dugin,Osnovygeopolitiki:Geopoliticheskoe budushchee Rossii(Thefundamentals of geopolitics:Russia's geopolitical future),Moscow:Arktogeya,1997,p.360.）。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俄国边区的地方政府往往不理会联邦政府的政策而依地方利益行事，这种情况在叶利钦时期尤为严重，就中俄边界谈判制造了不少噪音。近年由于边界谈判已告一段落，普京总统又大力集权于中央，加上中俄边界贸易亦符合俄国边区的利益，边区地方政府的立场作为中俄关系发展的障碍作用正在下降。
俄罗斯联邦基本上建立了民主政体，政党林立，各有立场，在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问题方面分歧颇大。普京总统费了很大气力，在国会上勉强取得多数支持，但也要经常折中平衡各党派的立场和利益，避免国会阻挠他的施政。为了应付选举，普京自然要迎合民意，争取选民的支持。普京虽然大力集权于中央，且成绩不错，但积重难返，各类既得利益集团颇难应付，官僚架构内如外交部亦各有立场。这些因素对俄国的中国政策和中俄关系有相当影响。
三、中俄两国的军事技术交流
自1991年开始，俄罗斯大力促进武器出口以维持它的军事研究开发项目，支持它的国防工业转型和向市场经济过渡。虽然如此，俄国军火外销依然明显下滑，从苏联时期1987年的高峰250亿美元下跌至90年代末的每年20亿～30亿美元（注：Ian Anthony,"Economic Dimensions of Soviet and Russian Arms Exports",in Ian Anthony(ed.),Russia and the Arms Trad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75;and Julian Cooper,"Russia",in Andrew J.Pierre(ed.),Cascadeof Arms:Managing Conventional Weapons Proliferation,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7,p.177.）。主要原因是竞争激烈，而传统买家东中欧国家均力图摆脱俄国的影响，叙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国财政上出现严峻的困难，伊朗、伊拉克等国家又要面对国际禁运，因此中国和印度就成为最重要的买家。
从中国方面而言，俄国是先进武器的主要来源。1989年中俄关系正常化后，翌年俄国已有小量武器输往中国（注：Alexander A.Sergounin and Sergey V.Subbotin,"Sino-Russian Military Technical Co-operation"in Ian Anthony(ed.),op.cit.,pp.194～216.）。至1992年，大概40%的俄国军火出口是输往中国的（注：Ian Anthony,"Trends in Post-Cold War",in Ian Anthony(ed.),op.cit.,p.29.）。当年叶利钦政府表示中国购买了18亿美元的俄国武器。1993年8月《远东经济评论》报道，从1991年开始，超过1000名俄国军事科学家及技术人员前往中国交流；其中大部分均是短期访问，但有300名左右长期在中国机构服务。这个数目尚未包括中国政府不经俄国官方机构径自招聘者（注：Tai Ming Cheung,"China's Buying Spree:Russia Gears up to Upgrade Peking's Weaponry",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Vol.156,No.31,August 7,1993,p.24.）。
据西方的统计，1992～1995年，中国购买了72架Su-27战斗机、4艘基罗级潜艇、10架伊柳辛运输机，以及10套S-300防空导弹系统（注：Ronald Montaperto,"China As a Military Power',Strategic Forum,No.56,December 1995(Internet edition).）。1996年，中国从俄国军火出口部门取得协议在沈阳生产200架Su-27战机（注：《南华早报》1996年11月28日。）。
空军方面，据闻俄国为中国国产的FC-1及歼10型战机提供发动机及航空电子系统，解决了困扰中国多年的技术困难。中国对俄国的Tu-22M“逆火式”战略轰炸机和Su-30战机均感兴趣，可能作小量的购买；空中早期预警哨戒机也是中国需要的项目。AS-17空对地反雷达导弹及类似美战斧式的AS-15巡航导弹亦在中国的购物单中（注：Norman Friedman,U.S.Naval Institute Guide to World Naval Weapons Systems,1997-1998,Annapolis,Maryland:U.S.Naval Institute Press,1997,p.237；同时参阅Richard D.Fisher,"How America's Friends Are Building China's Military Power",Roe Backgrounder(Heritage Foundation),No.1146,November 5,1997.）。海军方面除先进舰只外，中国在90年代自俄国取得声纳技术、多目标鱼雷控制系统、核潜艇推进器材、改善潜艇发射巡航导弹的方法等（注：Gary Klintworth,"The Chinese Navy to Get Some Big Guns,At Last",Asia-Pacific Defence Reporter,April/May 1997,pp.6～7.）。中国亦利用俄国的技术使其核潜艇更为寂静以及自俄国和哈萨克斯坦购买新式鱼雷等（注："Russia Helps China Take New SSNs Into Silent Era",Jane's Defence Weekly,August 13,1997,p.15;and Robert Karniol,"China Buys Shkval Torpe do from Kazakhstan",ibid.,August 26,1998,p.6.）。不过，中国始终未有从俄国购买航空母舰。陆军方面似乎亦输入不多。1990年中国曾购买24架Mi-17运输用直升机；其后亦购买小量的T-72M和T-80型坦克以及为数不多的战车（注：Alexander Sergounin and Sergey Subbotin,op.cit.,pp.205～206.）。
从表面上看，中俄间武器和军事技术的转让是互利的，而且是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重要的一环。然而基于前述俄国国内部分人士对中国的猜疑和缺乏信任，有一种观点认为，俄国对中国的军售还是有相当保留的。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虽然俄国的确向中国出售了不少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均有严格的限制。再者，俄国对中国出口和生产源自俄国的武器通常均有很多限制，而在谈判过程中中国要极力坚持才能取得俄国的让步。最后，俄国输往中国的常规武器，往往均是对俄国构成最小威胁者（注：Thomas W.Zarzecki,"Arming China or Arming India:Future Russian Dilemmas",Comparative Strategy,Vol.18,No.3,July-September 1999,p.270.）。
中俄谈判购买Su-27型战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90年当中国提出购买苏联服役中最先进的战机时，苏联无意出售小量的飞机，因为害怕中国会仿真复制（注：Tai-ming Cheung,"Ties of Convenience: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1990s",in Richard H.Yang(ed.),China's Military:The PLA in 1992/93,Boulder,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3,p.65.）。1992年俄国政府因为经济困难终于答允出售26架。但付款方式却不能令俄方满意，因为售价7亿美元中大概只有1/3是以硬货币支付，其余是以货易货方式偿还。中国亦延搁第二批飞机的付款三年，以向俄国施加压力出售生产技术让中国自行生产。俄国因为武器出口额持续下降，终于在1995年让步，但仍然拒绝让中国生产飞机的发动机。其他的条件包括飞机的驻地要和俄国边境保持一定距离；不能向第三国出售；在飞机的使用期间，要先取得俄方允许才可改装；以及要定期送飞机回俄国维修（注：Itar-Tass,October 2,1998;as reported by CNN On-line
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印的竞争及印度对中国的猜疑也是制约俄国对中国军售的重要因素。印度发展核武器固然以中国的威胁为借口，而印度国内有意见认为中国意图围堵印度：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密切关系、中国与缅甸的军事合作、以至近年中国与盂加拉和其他印度邻近国家的军事交流自然加强这种观点。中国发展远洋海军力量也很容易引起印度的警惕。
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崛起不至影响俄国国内针对外交政策的舆论。印度凭借其与俄国深厚的关系有力影响俄国的军售政策，甚至限制俄中的军事合作，特别是在印巴关系紧张或是中印关系遇到困难的时期。1999年，经俄印协商，价值160亿美元的国防合作计划将延长至21世纪，就国防科技研究和开发方面将更进一步紧密合作。由于印度能够很容易向英、法及其他西欧国家购买武器，它与俄国讨价还价的能力较中国为强；近年布什政府大力拉拢印度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1998年12月，俄国总理普里马科夫访问新德里时呼吁成立俄中印战略三角关系，印度反应热烈并宣布打算翌年与俄国正式签署“战略伙伴”的条约，中国因为其不结盟的立场则只能婉拒（注："India and Russia Will Sign Strategic Agreement",Reuters News Service(Internet edition),December 22,1998.）。一些观察家据此认为俄印关系比俄中关系更紧密。
总之，在可见的将来，俄国仍是中国先进武器及军事技术的主要来源。鉴于俄国的科技水平和中国资源上的限制，中国也不打算改变这样的局面。逐渐加强中俄的互信，开拓双方的贸易和投资，特别是能源方面的合作，可望有更佳的基础去提升中俄军事科技合作的水平。中印美关系的继续改善，会有利减轻中俄军售和军事合作的制约。
四、中俄贸易及经济合作
90年代初，中俄贸易发展迅速，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要填补“天安门事件”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往来的倒退，另一方面苏联的崩溃使俄罗斯的生产供应系统大受打击。中俄边界贸易发展尤其蓬勃。仿效中国南方沿海的经济特区，中俄沿边也成立了几个类似的安排，两国沿边地方政府激活了200多个合作计划，中国有超过1.5万名工人到俄国远东地区从事劳动服务（注：参阅Lowell Dittmer,op.cit.,pp.406～407.）。
但中俄的经济合作很快遭遇到相当挫折。首先是1991、1992年间俄罗斯的经济危机使俄方无法偿还中国出口企业的欠款；而俄方对于中国出口商普遍以次充好欺骗俄国消费者感到不满。1993年，中俄双方就过境签证谈判后，俄方大幅增加过境关税、减少交通补贴，并限制各类机构参与外贸，结果1994年上半年中俄贸易额下降近40%。1995年稍为回升至54.6亿美元，1996年更增加至68.5亿美元。但因亚太金融危机，1997年回落至61.2亿美元，1998年更跌至54.8亿美元；当年8月卢布贬值和债务重组对中俄双边贸易打击甚大。叶利钦总统希望世纪末双边贸易达到200亿美元的目标自然远未达到。
中俄边界贸易有利于俄国远东地区的发展，但亦加深了俄国内一部分人士对“黄祸”的恐惧。苏联时期，远东地区受惠于因国家大量补贴而降低的交通费用以及联邦政府投资的军火工业。苏联崩溃后，上述援助均告取消，远东地区的经济下滑比欧洲地区更为严重。1992年，远东地区人口首次下降，跌幅达25万人；因为人口外移，人口持续减少，至世纪末只有740万人。中国东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则有人口1.2亿。
根据中国的统计数字，1992年有183万人进入俄境，翌年达到176万人的高峰。俄国方面关注的是有多少人留在俄国定居，1994年的非正式估计是远东地区有中国非法移民100万人，全国达200万人。中国方面的估计则只有1000～2000人（注：参阅Lowell Dittmer,op.cit.,pp.407页。）。根据美国卡耐基基金的国际移民政策计划，至世纪之交，在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和阿穆尔这三个俄国远东省区的中国移民大概是每省区3万至7万人左右。90年代中期，俄国杜马（国会）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中国移民问题也得出相类似的结论（参阅Sherman Garnett,"Challenges of the Sino-Russ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4,No.4,Autumn 2001,p.54.）。
问题是在地区政客和媒体的渲染下，俄国国民对中国移民的涌入有颇大的反感，这种情绪对开拓边界贸易和加强中国对俄投资构成相当阻力。近年俄国一项民意调查反映，有差不多一半被访者恐怕10年内远东地区的中国人口会占当地人口20%～40%；有1/5的被访者甚至相信这一比例会高达40%～60%（注：参阅Mikhail Alexseev,"'The Chinese Are Coming':Public Opinion and Threat Percept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Program on New Aproaches to Russian Security:Policy Memo 184,Washington,D.C.: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January 2001.）。
现阶段中俄双方均致力解决上述问题。中国方面较为严厉打击非法移民，对审批出入境签证采取较严格控制，边界贸易亦较为集中于若干口岸。俄国方面亦较为接受人口西移是难以逆转的趋势，中国劳动力进入远东地区是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近年中俄贸易额开始有相当的升幅，主要反映两国经济均有良好的增长，贸易的渠道亦已确立。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对俄国的资源有日益增加的需求，因此双方对未来的贸易和投资前景相当乐观。中国对俄国的出口仍然以服装、鞋类、食品等传统大宗商品为主，惟近年机电产品所占比重逐步增加。而中国自俄进口商品则以原料性商品和机电产品为主，主要品种有钢材、肥料、石油及成品油、化工品、原木、纸浆、冰鱼等；机电产品主要为各类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总体而言，中俄贸易商品结构尚较为单一，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重尚不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双边贸易向更高层次和水平发展（注：资料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页
鉴于两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目前双边贸易是以现汇贸易为主，易货贸易所占比重已不足5%。在中俄双边贸易中，中方一直存在较大的逆差。1992～2001年年底，中方累计逆差已达263.6亿美元（注：资料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页
俄国劳动力缺乏，在建筑、商贸、工业、农业和林业等领域对外籍劳动力需求较大。俄国工商界也有意吸纳中国劳动力参与其建设；如果中俄双方能尽力消弭俄国部分人士对所谓“黄祸”的情结，合作潜力会颇为可观。目前中国在俄国的承包工程、劳务合作业务基本上集中在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主要分布在基础设施、建筑装修、森林采伐、农业合作等领域，大项目较少，整体规模也有限，比较重要的是森林开发方面。2001年，中俄签订各类承包工程和劳务合同金额共2.24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9%），营业额1.51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5%），中国共派出劳务人员约1.25万人次（比上年下降15%）。同年中国自俄引进技术45项，总金额为2200多万美元，主要在核电、航天、电子等领域。中国对俄技术出口规模很小。
截至2001年年底，俄国在华投资项目约1300个，实际投资额约2.7亿美元，集中在核电、汽车及农机组装维修、化工、建材等领域。经中国当局正式批准的在俄中资企业则有455家，投资规模约为2.82亿美元，主要从事贸易、微电子、通讯、服装加工、家电组装、餐饮、木材加工和农业等。较大项目包括贝加尔塑料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颐中—BGC有限责任公司、特维尔—营口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等（注：资料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页
开拓相互投资的潜力应该相当庞大。俄国虽然资金短缺，但在俄中双边贸易中赚取了不少盈余，所以有能力及机会在中国增加投资。至于中国对开发俄罗斯的能源及其他天然资源兴趣非常浓厚。2003年5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俄罗斯期间，双方再次确认修建一条2400公里的石油管道，连接西伯利亚东部和中国大庆。这项价值25亿美元的工程估计会促成在2005～2030年期间俄国向中国出口价值1500亿美元的51.3亿桶石油（注：Ching Cheong,"Russia,China bound with uneasy trade,political ties",first published in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reprinted in The Daily Yimiuri(Tokyo),June 4,2003；同时参阅《明报》2003年5月27日。）。
能源供应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自1993年起，中国已成为石油净输入国；2002年进口7000万桶，占中国所需的1/3。到2010年，一半石油消费将要依靠进口。目前中国超过一半的进口石油来自中东；鉴于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中国急欲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2003年6月初，中国亦与哈萨克斯坦签订输油管道协议，总投资额将达30亿～35亿美元，建成后每年可输送1000万吨～2000万吨石油到中国。早前中石化公司和中海石油公司尝试收购哈萨克斯坦里海油田失败；中哈油管落实后，希望中国石油公司将来在哈国收购油田时能取得较佳待遇（注：《明报》2003年6月5日。）。
中俄的石油管道协议其实波折不少，反映出中俄经济合作的困难。该项计划早在1994年就已经开始磋商，而1996年、2001年及2003年的两国政府最高层的联合公报均重申了该项协议。但日本在2002年加入竟逐，以负担整条日俄油管的建造费来利诱俄国，中国也只得以提供贷款资助来竞争（注：《明报》2003年3月15日。）。
虽然胡锦涛俄国之行推进了石油管道建设领域的合作，但中国租借中俄边境图们江口两个港口49年的建议却被俄国政府所拒绝。该两个港口通往日本海，中国方面本来计划把这两个港口的货运吞吐量从现时的100万吨左右提升到1000万吨～1500万吨左右，然后再从吉林省的珲春市修筑一条34公里长的铁路连接这两个港口。中国的考虑是为东北三省开拓海运通道。但据日本媒体的报道，俄方对中国东北的迅速发展产生戒心，因此拒绝中国的提议（注：Ching Cheong,op.cit.）。
五、几点结论
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反映两国领导人希望摆脱过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尝试建立长期互利的全面合作关系。从适应国际格局的新形势和满足两国各自的外交战略需求方面，这双边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显然，中俄关系的顺利发展是它们共同和各自营造和平的周边环境的重要基础。
中俄双方基本上已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在过去十年左右，中俄两国在涉及它们关系的几乎所有领域均已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双方建立了最高级定期会晤机制，各层次的交流和人员往来频繁，经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扩大。最近胡锦涛访俄，普京在峰会前形容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当然有一定的根据（注：《明报》2003年5月28日。）。
虽然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强调“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但美国的地区安全战略无疑对中俄两国构成了重大威胁，促使两国在反对美国的战略挤压和遏制方面相互借重，相互配合。不过，考虑到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中俄都把对美关系置于各自对外关系的首位，两国均竭力避免与美国全面对抗，并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美国的外交战略动向就成为中美俄互动和关系演变的重要因素；在这种形势下，中俄的战略协作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中国的一些专家甚至认为，对于俄国而言，保持对中国关系的一定距离，是俄国与美国讨价还价和在对美外交关系上取得主动的重要手段。美国因素对中俄两国关系的影响无疑具有某种不确定性。
不过中俄领导人似乎充分了解其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局限，不会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而且更能适时地作出恰当的调整，保持大国间关系的弹性。《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相对而言，俄国与法、德两国关系较为密切，三国有定期的高峰会议安排，最近就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更表现高度的默契。俄印关系更是密切，故此俄罗斯在推动世界多极化方面有更佳的基础。在此方面，中国不仅要考虑加强与俄国的关系，更可以利用俄国为桥梁，加强与法、德、印的呼应。
中俄两国均感受到外部的压力，从而推动两国民族主义在社会动员中起着一定的作用。由于近2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国际地位提升，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自信和进取；俄罗斯的民族主义由于国家的衰败，更多地反映出对现实的不满和危机感。俄国对中国的担心最集中表现就是“中国威胁论”，在过去几百年里，双方的对抗和敌视不仅时间长，而且影响也深刻。最近十年左右，双方迅速地建筑起新型关系的总体结构，但要巩固两国关系的基础，还得通过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加强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和信任，并且使两国人民能从合作中获利，从而产生进一步合作的动力。
然而促进合作和加强互信是互动的。上文亦说明中俄开拓经济合作的潜力非常可观，但俄方的民族主义和“黄祸”的情结仍是障碍。希望中国在俄国的能源投资能有迅速的突破，这样双方的贸易就会大幅跳升，其他方面的交往亦较容易取得相应突破。
加强对俄研究和开拓人民外交是目前中俄关系遭忽视的重要课题。如果中国能以对美外交的一半资源从事这两方面的工作，效果会更加可观。毕竟俄罗斯已建立民主政体，影响俄国民意是促进中俄关系不可或缺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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