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化_全球化论文

世界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化_全球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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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并非新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驱动这一进程的基本因素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冲动。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其主因有二:冷战结束使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取得了优势;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对劳动取得了新的优势。科技进步为这一进程的加快创造了客观条件。目前的全球化进程并非“自然的历史过程”,与之同时并存的是经济的民族化趋势,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共同决定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向。

一、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进程

目前,“全球化”这一概念尚无统一的定义,较流行的解释多来自于某些国际“权威机构”和西方学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 月发表的一份报告称:“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7年5月》,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7月,第45页。) 德国慕尼黑经济分析和交流研究所所长赫尔穆特·贝克尔认为,全球化“最重要的标志是国际贸易迅猛增长”。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的解释相对宽泛些,认为全球化主要包含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稳定、收入分配和国际政治等四个层面的影响。(注:JeffreySachs,

"InternationalEconomics:Unlocking the Mysteries of Globalization", ForeignPolicy,Spring 1998.)这些观点较有代表性, 基本上反映了西方主流理论对全球化的认识:(1 )从商品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密度等现象上理解全球化,各国进出口率越高,贸易额在世界生产中所占比例越大,世界经济就越全球化;(2)全球化是由技术因素决定的;(3)全球化是不可避免、不可逆转、自然的、无情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进程。各国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和适应它。

西方主流理论描述了全球化的某些现象,甚至于它所蕴含的某些政治经济影响,但却避开了全球化的本质。分析和理解全球化问题,必然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上来。“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可见,马克思早在150 年前就在他所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最核心的本质:它自始至终是一种扩张性的制度,是一种“全球性”的制度。一旦有了根基,它就会难以抑制地同时向内部和外部蔓延。

目前的世界经济依然由西方所主导,因而,全球化问题仍然属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范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指出:“全球化不是某种条件或某种现象,而是一种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进程。自四、五百年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形态在世界上出现以来,这一过程就开始了。”(注:Paul M.Sweezy,"More(or

less) OnGlobalization",Monthly Review,Sep.1997.)美国学者埃伦· 伍德进一步指出,目前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全球化这个问题,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正在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制度”。“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资本积累、竞争和利润最大化,已经从意识上渗透进世界每一个角落。甚至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外围,一切经济活动也都是按这一逻辑来进行的。而在二、三十年前,即使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注:Ellen Meiksins Wood,"A Replyto

A.Slanandan", Monthly Review,Feb.1997.)

由是观之,所谓全球化并非一种全新的现象。近年来人们之所以明显感受到某些新的变化并予以关注,只是因为这一进程的确加快了。

二、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主要原因

按西方主流理论,全球化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认为“新的电子技术不仅使全球化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然。”(注:美国副总统戈尔今年5 月一次关于建立全球经济的演讲,题目竟然就是《是技术,笨蛋!》(It's Technology,Stupid:Shrinking the World and Building theNewGlobal Economy)。也有西方学者错误地借用马克思的著名论断:“手工作坊给你一个封建主社会,蒸汽工厂给你一个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那么,芯片就将给你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然而,仅以技术因素来解释全球化问题显然过于笼统,因为科学和技术文明是人类一切文明的基础和动力。就全球化进程而言,其根本的驱动力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冲动,而科学和技术进步无疑为这一进程创造了必要的客观条件。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快,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冷战结束使资本主义回到了原来的扩张轨道上。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已经通过国际市场、殖民主义明显产生着全球性的影响。尽管当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还远远没有达到全球性,但马克思已经认为,向全球范围蔓延和扩张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永久性的因素,原因在于它所产生的经常性危机,以及从外部取得更大利润的可能性。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出,也没有试图回答资本主义是否会充分“全球化”这样的问题,“原因当然是他期望资本主义在远远没有达到‘它的空间限制’以前,就将被推翻,并被另外一种制度所取代。”(注:Paul M. Sweezy,"More(or less) On Globalization",Monthly Review,Sep.1997.) 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1912)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不是通过,而且只有通过包围非资本主义空间来生存的。并由此引出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帝国主义无非是“积累的一个特殊方法”,其内在经济动力是明确的:资本的统治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到新的地区,为争夺这种新的地区展开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竞争。

如果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全球化”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郑异凡:《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第30页称,列宁《帝国主义论》在1917年出版时的书名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列宁生前及20—30年代出版的《列宁全集》书名用的都是‘最新阶段’。一直到列宁逝世10年以后,到30年代本书才改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书名出版。另据《列宁选集》第二卷,1960年版,注释342,第977页称,1917年初,孤帆出版社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的书名在彼得格勒刊印了这本书。)它们是同一过程的延续,都是“延长资本主义寿命的历史方法”,是使资本尽快发展,并达到其存在的客观极限的最可靠的手段。从1870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资本主义迅速扩张的“黄金时代”。本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再次迅速扩张,随即又被30年代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战后两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对抗,使资本的扩张进程受到限制。冷战的结束,实质是资本平滑扩张进程的结果。它也使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空前地加强了,又回到原来的扩张轨道上,这是全球化进程日益“清晰可辩”的首要原因。(注:正如保罗·斯威齐所指出,1949年与1990年资本主义最大的差别,1949年时资本主义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而今天它全然无反对者。 Paul M.Sweezy,"Monthly Review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MonthlyReview,January 1994.)

(二)资本主义内部社会结构变化使资本对劳动取得了新的优势。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形成背景,是一次世界大战、30年代“大萧条”和二次世界大战。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蕴含的“自我破坏”的逻辑,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陷入了信任危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应运而生,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在30年代以后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制订或修订了旨在保护工人利益的《劳动法》、《工厂法》、《教育法》、《公共医疗法》,以及限制资本的《反托拉斯法》等。在英、法、德、意等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等左翼力量明显加强,资本被迫与劳动进行妥协。

50年代末60年代初,原殖民地纷纷独立。60年代末70年代初,多数新独立的国家“正式”选择了资本主义,并向西方跨国公司打开大门,全球性的市场竞争加剧。越南战争大大地削弱了美国国力,加快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将西方经济拖入了长期的衰退。80年代,里根的共和党政府与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遥相呼应,以美国“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思想占了上风。1986年,英国的工会力量遭受了沉重打击。同年10月,英国政府实施具有历史意义的银行业“大变革”(Big Bang),取消对资本流动的限制,放松政府对金融业的管制。许多国家纷纷效仿,放宽对资本的限制。金融市场全球化和自由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资本市场迅速扩大,资本的运作能力空前加强。在资本和劳动的对抗中,资本变得越来越有利,因为资本可以到处寻求低工资,而劳动则被迫接受低工资。

资本对劳动的优势直接反映在收入分配方面。在西方主要国家中,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最大。1994 年, 美国的最低工资水平实际上低于1950年,而每小时实际工资则低于1968年。如果按1990年美元计算,在1990—1995年间,美国公司利润从1760亿美元增加到2640亿美元,公司经理年薪平均从190万美元增至320 万美元, 而工人年平均工资却减少了138美元(从22976美元下降到22838美元)。最新研究表明, 1960年时,美国公司经理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工人的40倍,1993年时增为149倍。1997年,美国工人平均工资多年来首次增加(增幅为3%), 而大公司总裁收入平均增加了21%,已是工人平均收入水平的326倍。 如果从净财富(家庭累计财富减去未清偿债务)看,这一问题更显突出。在美国,普通白人家庭拥有的净资产不足5万美元,普通黑人家庭仅4千多美元,约18%的家庭则没有任何“净资产”。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拥有净资产估计为400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40%的家庭净资产总和。 (注:Mary H.Cooper,"Income Inequality",CQ Researcher,Volume 8,No.15,April 17,1998.)目前,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超过90%的家庭财富的总和。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撰文说:“传统的大众市场(中产阶级)不断恶化。美国人生活在增长和不稳定同时并存的时代,这是以前从未看到的。”(注:Business Week,1996,10.28,P.86.)美国学者诺姆·科姆斯基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正变得越来明显。“工会衰落,实际收入和补助下降。在许多城市区,饥饿率、婴儿死亡率相当于第三世界水平,到处都有许多的无家可归者。”(注:Neam Chomeky,Year501.The Coputer continues,Boston:Sonth End Press,1993.)

全球化本身也是导致资本对劳动取得优势因素之一,因为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大量廉价商品,保证了劳动的最低需要,这是资本积累进程加快的必要条件之一。美国学者埃里克·福纳指出:“今天唐人街的毛衣店和第三世界的童工工厂,在满足消费者需求与企业家攫取利润方面,与(当年的)殖民地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注:Nation,1997.3.31,P.28.)

资本对劳动的优势的加强,是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根本原因,因为资本是驱动全球化进程的决定性因素。

三、全球化与民族化是世界经济的基本趋势

早在1915年,布哈林就指出世界经济中同时并存着“国际化”和“民族化”两种趋势。这里所说的“国际化”趋势正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全球化”进程。“民族化”过程,则是在“国家疆界范围内建立同质的、相互间尖锐对立的经济有机体的过程”。(注:郑异凡:《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9页。)二者是世界经济这一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全球化趋势越强,民族化趋势也将随之日益突出。正如垄断与竞争并存一样,在广泛讨论全球化问题时,人们同样也关注“东亚模式”一类的问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东亚经济圈等所谓的“区域化”或“集团化”问题,应属于“超越国家疆界的民族化”趋势的范畴。

世界经济的范畴显然超过资本主义的范畴,它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共同成果。从社会发展总的历史趋势上看,所有国家、民族都必将被纳入世界市场,并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但是,目前的全球化进程主要是由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推动并主导的,其发展方向既非自然的,也不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上,这一进程谬误连绵,内含许多矛盾之处,甚至使得全球化和民族化的范畴都难以界定。英国白金汉大学教授诺曼·巴里在1998年2月号《政治学》杂志发表一文, 把冷战后的资本主义分为三种类型:英美个人市场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模式和“共产主义者的资本主义”。(注:Norman Barry,"Capitalism After the allofCommunism",Politics 1998.2.,pp.133—139.)而在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内部,都明显存在着与全球化相对抗的民族化倾向。

在美国,由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紧张对峙”不复存在了,美政府权力倾向不再是对准选民,而是更加偏向于大的商业财团、通讯和媒体大亨,因为他们影响、甚至“操纵着”选民。政府越来越赤裸裸地听命于跨国公司,制定对全球资本有利的内外政策。这种倾向,甚至激起了美国内最保守的右翼势力的反对。1998年,美共和党人帕特里克·布坎南撰写了一部名曰《大出卖:美国的主权和社会公正是如何为全球经济的神像而牺牲的》的新书,指出全球化在给美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坏处,如工资停滞、毒品泛滥、环境恶化、小服装厂和童工。认为美政府的国际贸易政策,服务于波音、IBM 和摩托罗拉这样一些如“浮萍”般的跨国公司的利益。“这些没有良心的巨人抛弃了美国,醉心于一个无边界经济的达尔文世界。在那里,感情是愚蠢的,最重要的只有生存。在这些精英们的眼里,男男女女不再是家人、朋友、领居、公民,而是‘消费者’和‘生产要素’”。(注:Patrick J.Buchanan,The Great Betrayal:How American

Sovereignty and SocialJustice Are Being Scarificed to the Gods of the GlobalEconomy.(Business Week,April 6,1998,P.7))按布坎南的理解,是全球化导致了美国向原始资本主义回归,使人民的忠诚发生变化。

西欧社会市场模式国家,尤其是北欧福利国家也强烈地感受着全球化的冲击。1996年去世的丹麦著名学者安德列亚斯·约尔根森生前曾撰文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创造充分的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而福利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和阶级社会的某些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恶果。丹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高7—8 %, 自1973年以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是美国的两倍,最低社会保障金高于美国最低工资。但美国的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却炮制了一个谬误:福利国家是“过度浪费”,社会保障和效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约尔根森指出,美国和英国类型资本主义的蔓延,具有很大的破坏性。金融资本的目标不是真正的社会大众生活,甚至不是宏观经济的健康,而是利润率和资本积累。他呼吁欧洲应抵制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保卫福利国家。(注: Andreas

Jorgensen, "EfficiencyandWealfare Under Capitalism:Denmark Vs.the United States;A Short Comparison",Monthly Review/February 1997.)

俄罗斯和东欧各国是诺曼·巴里所称之为的“共产主义者的资本主义”,俄一反对党“亚博卢克”领导人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则称俄目前是“虚假的资本主义”,它实际上是寡头统治的、打着民主幌子的社团主义国家,是强盗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下,俄不可能循西方所走过的道路来建成“真正的市场经济”,因为强盗资本家将窃取到的本国财富都投到了国外,因此遏制了本国经济的发展。(注:

GrigoryYavlinsky,"Russia's Phony Capitalism",Foreign Affairs,May /June 1998.)据德国哈雷经济研究所调查,1997年,俄占人口10%的收入最低的居民,其收入所得仅占总收入的24%,而10%高收入阶层的所得占总收入的32%。

东亚金融危机使曾经急速增长的东亚经济陷入动荡不安,某些西方学者立即宣称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已经死亡,有人甚至视此次危机为西方民主的一次胜利。这些结论甚为荒谬,因为东亚经济“民族化”内涵中自有西方社会不具备或已丧失殆尽的传统和美德。对于东亚各国来说,应重新审视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但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全盘接受已经面临瓦解危机的西方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全球化与民族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两种趋势,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经济民族化也将愈益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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