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东征史实诠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实论文,周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4;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0)06-0019-07
周公是周初杰出的政治家，周武王时期，在翦灭殷商的过程中乃至武王去世之前，他已经起了重要的辅助作用，但周公的历史功绩还是在成王时期。当时，周室初定，成王年幼而立，周朝的统治尚处在风雨飘摇之际。为了姬周统治的大局，周公毅然担负起辅助成王的重任，从而暂摄国政，经略天下。在稳定周朝统治的过程中，“周公东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对于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学术界虽有人加意探讨，但尚存在许多模糊认识。《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不少人遂以为周公东征即包括救乱、克殷、践奄的整个过程而言，其实，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而且历时亦非三年。人们通常所谓的“周公东征三年”，可能仅指征伐商奄的三年而言。本文拟就此试作诠说，不当之处，敬请指教！
一 成王初立时的局势
周人自岐周兴起，逐渐发展自己的努力，他们利用商朝末年商纣王统治的危机，团结“西夷诸侯”（注：《水经·清水注》引《纪年》曰：“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牧野。”《今本竹书纪年》同。），终于一举推翻了商朝的统治。商朝统治虽然被推翻了，但它毕竟已立国数百年，殷遗势力还顽强地存在，并且时时威胁着新兴的周朝。另一方面，武王在灭商后不几年便生病而死，这对新得天下的姬周来说，形势就变得更加严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周公不得不担负起稳定周初局势的重任。
《尚书大传》所谓周公“救乱”，是指周公在成王即位之初挽救周初纷乱的政治局势而言。周公“救乱”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事情：
（一）立成王 周朝大邦新建，百事待兴，而武王骤然病重，局势自然危急起来。周人灭商刚过两三年，周的统治并没什么基础可言，如果此时他们再失领头之雁，新建的周政权真有面临夭折的危险。因此，周的王位继承人选成为最重要也最敏感的问题。按照传统的继承制度，应由武王之子诵继承父位，然而，诵年龄尚幼，还不足以应对当时的复杂局势。于是，从周朝统治的大局着眼，武王病重时曾打算与周公“兄弟相后”（注：《逸周书·度邑解》。），让周公继承王位。也许正因为这是当时的敏感问题，周公对武王的提议感到十分慌恐，他没有答应武王的建议，而是“命王世子诵于东宫”（注：《今本竹书纪年》。然该书属之于武王十七年，是其年历有误所致。《逸周书·武儆解》“丙辰，出金枝郊宝开和细书，命召周公旦立后嗣，属小子诵文及宝典”亦应即此事。但《逸周书》记此事在武王“十有二祀四月”，似误。该篇记事有“王告梦”一语，朱右曾疑即《逸周书·度邑解》“二神授朕灵期”之梦，很有可能。是则此事在武王病逝之年。）。这样，基于稳定人心的考虑，武王之子诵被确定为周武王的继承人。
从武王欲与周公“兄弟相后”的事实看，周公在当时确实是王位继承者的最佳人选，只是碍于继承制度的古来传统，周公立了武王之子诵为后嗣。武王去世后，诵正式即位，是为成王。成王是名义上的周王，但主持政事的还是周公。《今本竹书纪年》于成王纪谱下记曰：
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总百官。
庚午，周公诰诸侯于皇门。
夏六月，葬武王于毕。
秋，王加元服。（注：《今本竹书纪年》有所谓真伪问题的争论，其实，该书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详请看拙文：《〈今本竹书纪年〉并非伪书说》，《齐鲁学刊》1997年第6期；《沈约与〈今本竹书纪年〉》，《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6期。）成王即位，而由周公总理国政，辅佐成王。周公诰诸侯，会群臣，葬武王，做了一系列工作，使周王朝的国家机器开始运转。周公还教导成王，“大开告成王所以当用”（注：《逸周书·成开解》朱右曾训释语。），使成王更快地成熟起来。到秋天，周公便为成王举行冠礼，以示成王已经长大成人。《孔子家语·冠颂》说：“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摄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见诸侯，亦（按：当为示）有君也。”可以想见，周公立成王，在当时纷乱的局势下，对于稳定人心有极重要的意义。
（二）安抚内外 周公拥立成王，虽然以冢宰的身份总摄政事，但仍然遭到了不少人的疑忌。首先是周公的弟弟管叔等人，他们流言于国，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于是，许多人对周公的行为不理解，连召公、太公乃至成王也都不明白周公的心志。在这种情况下，周公不能不做多方面的工作，解除人们对他的疑虑。
首先是耐心地说服召公和太公。武王去世后，除周公外，召公和太公是当时最有威望的人，他们在周初政权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召公“与周同姓”（注：《史记·燕召公世家》。），还可能与周公属兄弟辈份（注：《白虎通》卷三《王者不臣》曰：“召公，文王子也。”皇甫谧《帝王世纪》曰：“召公为文王之庶子。”王充《论衡·气寿》则曰：“召公，周公兄也。”这些说法，未知何据。但《逸周书·作雏解》曾言“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此将周公、召公并言，则所谓“父兄”应指周公、召公二人之父兄，召公与周公为同辈兄弟是极有可能的。），地位十分尊隆。于是，当召公对周公产生疑虑后，周公首先对召公进行解释，取得召公的理解与支持。《列子·杨朱篇》曰：“武王既终，成王幼弱，周公摄天子之政，召公不说，四国流言。”《史记·燕召公世家》亦曰：“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按：梁玉绳以为应为‘郏’，下同）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不说周公。周公乃称‘汤时有伊尹……’。于是召公乃说。”《尚书》中的《君奭》一篇就是在召公对周公摄政表现出不悦的背景下，周公以殷商及周文王、武王为例证，论述有良臣作为辅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说服召公。《尚书·金縢》篇中记周公告召公、太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也是周公对召公、太公进行说服工作。对于以上材料，清人皮锡瑞的理解正是如此，他说：“史公云‘召公疑周公’者……观《金縢》篇公告二公以弗辟义，则二公亦未尽知其心……公作《君奭》，即在此时。盖公既以弗辟之义兼告二公，又作此篇专告君奭。《大传》云：‘周公盛养成王，使召公奭为傅。’然则当时召公为傅，较太公之任更重，故公专告召公也。”（注：《今文尚书考证》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381页。）周公对召公、太公的说服是成功的，《逸周书·作雒》记东征前“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是则召公已经站在了周公一边，反过来帮助周公。这里的“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一语，透露了周公为得到人们的理解，从而稳定人心，安抚内外，进行了不少耐心细致的工作。《尚书》中的《大诰》一篇正是周公权代成王大告众国之君与治事大臣的诰语。（注：详请看拙文：《〈周诰〉诸篇次序考订》，《孔子研究》1998年第2期。）
（三）周公居东 周公摄政，管叔、蔡叔等人制造流言，欲连武庚为乱。周公认为，如果不消弭动荡之源，局势就会越来越严重，这对新建的周政权是一个极大威胁。周公作为幼主成王的最主要的辅佐者，他觉得如不避居而东将愧对先王，所以《尚书·金縢》记周公之言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在这种情况下，周公于是有“居东”之举。
对周公“居东”，历来存在着不同解释。有的认为是周公“兴师东伐”；有的认为是周公“避居东都”；郑玄则说“居东者，出处东国待罪，以须君之察己”，今美国学者夏含夷作《周公居东新说》（注：载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西周史论文集》下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一文，基本同意郑玄之说。这些解释都不准确。笔者认为，《尚书·金縢》、《今本纪年》既称周公处东为“居”，显然不应该是所谓“兴师东伐”，这正如王夫之所说：“居者，闲处而无所作之谓。经言‘居东’，则其非讨殷可知。”（注：《尚书稗疏》卷四上，《船山全书》第二册，岳麓书社1988年，第156页。）而周公既然欲惩治为乱之人，则其居东便不会完全是闲居、回避，而应该是为东征作准备，即访查致乱之源。因此，《金縢》在言“周公居东”后说：“二年，则罪人斯得”，接着又说“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斯得，有迟迟未得而后得之意。也就是说，周公经过访查，终于知道流言之所生，动乱之所源，终于查得谁是危害周朝的罪人。于是周公作《鸱鸮》一诗留给成王，以鸱鸮比喻殷之武庚，诗中有“既取我子，无毁我室”，谓武庚破巢取卵，挟管、蔡欲乱，还要颠覆周朝政权。《鸱鸮》一诗，今存于《诗·豳风》中，该诗诗序曰：“《鸱鸮》，周公救乱也。”也说明周公居东乃是为了消除动荡。（注：详情看拙文：《也说〈金縢〉》，载《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需要指出的是，周公“居东”之“东”，并不是所谓东都，而是指管叔所封之地。《逸周书·作雒》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周公居东，正是到了原来殷朝王畿及其以东地区，这里是后来武庚之叛的策源地，周公显然不会是为躲避流言而真的闲处于此。当然，周公居东很有可能也含有暂时回避的意义，而这种回避绝不会是完全消极躲避。周公这样做的效果显然是积极的，他除了寻查乱源外，同时也打消了成王的疑忌，所以当周公以《鸱鸮》之诗贻成王时，成王并没有责备周公。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成王二年秋天天气大变时，成王才醒悟过来，改变了对周公的看法。
二 平定武庚之乱
《尚书大传》所谓周公“克殷”乃是继武王克殷商之后的第二次克殷。这次克殷与前次不同，武王克殷乃是周作为商的诸侯而推翻商王朝的统治，而周公时克殷则是周王朝平定下层叛乱。
周人有“兴灭继绝”的传统，《尚书大传》叙述“兴灭国，继绝祀”的办法是：“古者诸侯受封，必有采地……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孙之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商纣王虽然“无道”，但其祖先却没有什么罪过，于是，周武王取得天下后，遂封纣子武庚（禄父）于殷朝旧地，统治殷遗民，以守商祀，并把殷商王畿分为几个部分，而由管叔、蔡叔等进行监理。
但是，武庚虽受周封，而其图谋复国之心却未泯灭，当管、蔡流言，周公被疑之际，武庚便欲乘机为乱，企图叛周复殷。《尚书大传》形象地记述说：“管、蔡流言，奄君、蒲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于是，武庚联结管叔、蔡叔等人及反周势力，公然进行叛乱。对此，史书有明确记述：
《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元年秋）武庚以殷叛……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
《逸周书·作雒》：“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
《史记·周本纪》：“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叛周。”
这些材料说明，参加叛乱的除管、蔡等人外，其余基本都是东方殷人的残余势力。殷商兴起于东方，这里是殷遗势力集中的地区，因而这里也就成为武庚叛乱力量的集中之地。
在这严峻的形势下，周公看到这样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周公在《鸱鸮》之诗中以鸱鸮喻武庚，谓其“既取我子，无毁我室”，说明周公认识到武庚不仅挟管、蔡为乱，而且还要颠覆周室。因此，当成王二年秋成王解除了对周公的疑忌后，周公便大举兴师伐殷。所以，《今本竹书纪年》记曰：“（二年）秋，大雷电以风，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
周公伐殷取得了彻底胜利。《今本竹书纪年》在记成王二年周公“伐殷”后，又记次年“王师灭殷，杀武庚禄父”，还接着记曰：“迁殷民于卫。”《逸周书·作雒》所记正可与《今本纪年》相证，《作雒》篇曰：
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俾康叔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
周人“亲亲”，周公与管、蔡等人为同母兄弟，故以“伐殷”兼言征讨管、蔡。这次征讨的结果，武庚北窜，管叔自缢，蔡叔被流放。然后，又迁殷遗民，在殷王畿之地建立宋国、卫国等等，使殷旧地彻底安定下来。
关于周公平定武庚之乱及武庚、管叔的下场，史籍中的记载有所不同。《逸周书·作雒》曰“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书序》则曰：“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启代殷后，作《微子之命》。”一言禄父北奔，一言武庚被杀，于是有人认为武庚、禄父各为一人，非是。实际上，武庚、禄父应同指一人，所以《今本竹书纪年》记曰：“（周武王十二年）立受子禄父，是为武庚”；“（成王）三年，王师灭殷，杀武庚禄父”。《史记·殷本纪》亦曰：“（周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又曰：“周武王崩，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焉。”对周人来说，武庚被诛杀，与其北奔意义相近，所以，武庚虽然实际可能是北奔，而文献却多记他是被诛杀，如《御览》卷六四七引《尚书大传》亦曰：“周公以成王之命杀禄父。”
至于管叔，大多文献皆称周公杀管叔，与《逸周书》“经而卒”的记载不同。笔者以为《逸周书》的记载可能是正确的。管叔反对周公，是武庚之叛的主要启动者，而周道“亲亲”，周公与管叔是同母兄弟，周公未必杀死管叔，管叔失败后自缢身亡极有可能。至于文献的记载，这同武庚北奔却被记为受诛杀情况相类。
三 周公东征践奄
奄是商朝时期泰山之阳的一个重要方国，其地望当今山东曲阜周围，即后来鲁国立国的地区。由于史料缺乏，奄国的有些具体问题还搞不清楚，如奄立国时间、奄国所控制的具体的势力范围、奄都所在等等，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然而，奄地是商朝势力极强大的地区是肯定的，甚至可以说，这里是殷商势力的大后方。商起于东方，奄地还曾经是商的都城。有人认为：“祖乙所迁的耿，南庚所迁的奄，均是他们即位前的封邑或同党势力的聚居地。”（注：彭邦炯：《商史探微》，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79页。）还有人推测，南庚在继位为商王之前，很可能已先封在奄国，后来南庚继位为商王，便以其故国奄地作都，不愿到庇地去。南庚死后，阳甲继位为商王，仍以奄地为都。阳甲传弟盘庚，便迁都于殷，进行了远距离的迁都，很可能是为了脱离南庚氏族的人的控制，这样一来，南庚之子便继为奄国之君了。（注：何光岳：《奄国的来源和迁徙》，《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1期。）
南庚之后，盘庚即位，迁都城于殷。《史记·殷本纪》称盘庚迁都时，“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说明他们对奄地是留恋的。奄在盘庚迁殷以后虽仅是一个方国，但仍与殷商联系密切，仍有经常的往来。甲骨文中就有商王人奄的记录，如“王入于奄”、“贞，今如奄”（注：叶玉森：《铁云藏龟拾遗考释》。）等。甲骨文中有时称殷为“大邑商”，丁山先生《商周史料考证》推测是相对于东方的奄而言的，奄的地位类似殷的东方陪都。
奄又往往被称为“商奄”，其原因可能就是奄君祖先曾为商王，而后来又与商王朝联系密切的缘故。顾颉刚先生便说：“奄为商的旧都，其在商末，当为商王族的支子所封之国，故称之曰‘奄侯’，又称之曰‘商奄’”（注：《周公东征和东方各族的迁徙》，《文史》第二十七辑。）史籍中往往“商奄”连文，如《左传》昭公九年：“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左传》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墟。”另外如《韩非子·说林上》、《墨子·耕柱》等也有“商奄”连称者。
奄与殷商王朝的密切关系也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证实。通过对山东省西南地区的调查与发掘，发现商代的遗址虽然在泰山周围均有分布，但较集中于山的西南麓，更具体地说是以汶、泗河流域一带为主，这儿不仅有一定数量的商代中期遗址分布，而且有较多的晚期遗址。一位长期在这一地区从事发掘和研究的考古学者推测：“奄国晚期所领属的范围，即与后来鲁国所控制的范围相去不远。”（注：胡秉华：《奄国史之初探》，载《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情况很可能是，这一区域内，商朝早、中期阶段有许多城邦、都邑小国，由于商朝的势力一直在这里控制着局面，所以各邦邑的文化面貌有许多的共性。到殷商的晚期，这里的方国可能都归属了奄国的统辖。正因如此，这里的考古文化表现为虽有地区性的特点，更有商文化的共性。（注：如滕州前掌大遗址中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陶器，在所谓类型学上带有浓厚的地方性特色，如镶嵌蚌片饰物等就是山东史前阶段运用蚌片作饰物特点的延续。而有些器物的中原地区特征却更为显著，青铜器就是如此，某些青铜器反映了地方性特征，而更多的则与小屯的形制相似，这是殷商王朝政治、文化的影响所致。其它遗址中出土的遗物也有类似情形。）
奄既为殷商东方很有势力的属国，因而也成了周初社会动荡中的活跃力量。武庚之乱中，“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注：《今本竹书纪年》。），是叛乱的基本的、重要的力量。据《尚书大传》，直接鼓动纣子禄父叛乱的正是奄君，《尚书大传》曰：“武王武，成王幼……周公身居位，听天下为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王！’奄君……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叛也。”（注：《毛诗·邶鄘卫谱》疏、《豳风·破斧》疏、《左传》定公四年疏并引。）奄君鼓动叛乱，自然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周公在平定了武庚及三监之后，下一个目标便是以奄国为代表的殷商东方势力了，因为这些势力不清除，周的统治就不能得到彻底稳固。因此，《今本竹书纪年》在成王三年纪谱下记“王师灭殷，杀武庚禄父，迁殷民于卫”后，紧接着记曰：“遂伐奄”。显然，伐奄是在平定武庚之乱后接着进行的。
伐奄的过程共历时三年，《今本竹书纪年》记曰：
三年……遂伐奄，灭蒲姑。
四年……夏四月……王师伐淮夷，遂入奄。
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迁其君于蒲姑。
夏五月，王至自奄。
周公这时伐奄并不是直接攻伐奄国，而是先消灭附奄叛乱的东方异族，其中包括徐夷、淮夷、蒲姑等等。这个推测与其它史籍的记载是相符的，《逸周书·作雒》记追随管、蔡、武庚叛乱的有徐、奄及熊、盈各族，周公东征，“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吕氏春秋·察微》称周公勤心国家以致太平，“犹尚有管叔、蔡叔之事与东夷八国不听之谋”。关于“东夷八国”，高诱注曰：“周公居摄三年，伐奄，八国之中最大，著在《尚书》；余七国小，又先服，故不载于经也。”《韩非子·说林上》的说法也大致如此，曰：“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
（奄）。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奄）服矣。”《逸周书》所言“熊、盈十有七国”、《韩非子》所言“九夷”、《吕氏春秋》所言“东夷八国”，除奄国外，应大体同指。对这些部族方国的征伐，也是周公东征的内容之一，它同灭奄是密切相连的。
这样，我们对于人们习惯上所说的周公东征问题已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从成王元年“武庚以殷叛”到成王三年“王师灭殷，杀武庚禄父，迁殷民于卫”，前后已经历了三个年头，所以《史记·周本纪》曰：“管、蔡叛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克殷之后开始伐奄，至成王四年“王师伐淮夷，遂入奄”，共历二年，故《史记·鲁周公世家》在叙说平定管、蔡、武庚之叛后又说：“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
然而，仅就伐奄而言，从《今本纪年》可以看出共历三个年头，所以《孟子·滕文公下》称“周公……伐奄，三年讨其君”，“讨其君”乃指成王五年春正月，“迁其君于蒲姑”。《诗·豳风·东山》序所说的“周公东征三年”，实际正是指伐奄的三年而言。诗中言“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正是东征奄地等东方部族的情景。奄在后来鲁国的立国之地，这里当时被称为“东”，如《诗·鲁颂·閟宫》言伯禽封鲁时说：“乃命鲁公，俾侯于东。”征有征讨、征伐之义，同时还有远征的意思，奄正是在遥远的东方。所以，“周公东征三年”很可能并不是泛指周公摄政时期所有的征伐行动。
需要指出的是，周公东征时，虽然周公尚未归政成王，然此时成王已冠，成王也亲自参加了征伐行动。不仅如此，在平定管、蔡、武庚之乱时，成王也可能是参加了的。所以，正像《尚书》所记录的不少诰命虽“出自周公，但仍然以成王的名义发布那样”，史籍所载征伐之事，不少也冠以成王的名义，并对成王的行踪加以记录。例如：
《今本竹书纪年》：“（成王）三年，王师灭殷，杀武庚禄父……四年……王师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迁其君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
《尚书序》：“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启代殷后，作《微子之命》……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
成王亲自参加了周初的这些征伐行动，在周金铭文中也得到证实。如《禽簋》、《王在鲁尊》等等。《禽簋》记伐奄时事，其中将“王”与“周公”并提，“王”指成王无疑。《王在鲁尊》铭文曰：“王在鲁。蔡锡贝十朋。对扬王休，用作尊彝。”顾颉刚先生认为该铭文中的“王”指周公，并说：“列代周王，无论在西周或东周，都没有到过鲁国”；又说：“除了《古本纪年》商王南庚、阳甲居奄（鲁）之外，绝没一个王到鲁的。”（注：《周公执政称王》，《文史》第二十三辑。）我们认为非是，《王在鲁尊》所记即周成王在鲁事。
关于周师灭奄，《史记·周本纪》称“残奄”，《尚书序》则称为“践奄”。《古文尚书·蔡仲之命》亦称为“践奄”。根据郑玄的解释，践，读如翦；剪，灭也。是则践奄实则灭奄。《尚书大传》记此事说：“周公以成王之命杀禄父，遂践奄。践之云者，谓杀其身，执其家，潴其宫。”潴，指水停聚之地，《周礼·地官·稻人》曰：“以潴畜水。”亦指水停聚。奄灭之后，奄君被迁往蒲姑，其宫室可能遭到了彻底毁灭。
【收稿日期】1999-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