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述评论文,初期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美两国对立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发生很大变化。苏美这对昔日的盟友分手了，以至形成各自为首的相互对峙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对华问题上，这时美国执行的是扶蒋反共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对付苏联。然而，“落花流水春去也”，从1948年底，美国极不情愿地看到了国民党已经败定的即成事实，从而美国担心，中国共产党会“成为苏联附庸”〔1〕，如果中国的领土、资源、人力为苏联所利用，美国在太平洋的防线就会发生根本变化，如此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地位也将会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为了避免这一事实发生，为了维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1949年5月初，美国政府授意其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同刚刚进驻南京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接触。
这时，中国共产党正在考虑建国问题，考虑新中国如何能在国际上得到承认和支持的问题。对于帝国主义，特别是对于美国，中国共产党早有看法。1949年3月，毛泽东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他们不改变敌视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以合法的地位。”但是，中国共产党也看到：一、美国自1948年底以来，其扶蒋反共政策似已发生微妙变化。1949年1月，艾奇逊接替马歇尔担任国务卿，之后就开始逐步削减对蒋介石承担的义务，”和国民党这艘沉船拉开距离”〔2〕，并且基本挡住了国会中亲蒋议员要求大规模援蒋的浪潮。中国共产党一直很重视美国在华存在的巨大影响，并希望美国会对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积极作用。二、当时苏联对新中国的态度始终不明朗，并有许多暧昧的两面作法，所以苏联不一定靠得住，中共亦有意寻求同美国建交的可能。
1949年5月，中国共产党南京外事局负责人黄华同司徒雷登及其秘书傅泾波“以私人身份”进行了接洽。在谈话中，司徒雷登等表示：美国可以在很多方面对中共“让步”，如美国可以退还一些在华利益，美蒋于1946年11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可以修改；美可把存在上海的援助蒋介石的物资转交给中共方面，以支援上海恢复生产；美国还可以考虑对华进行经济援助等等。但是，对于一些实质性问题，司徒雷登等仍坚持原来的立场：一是断绝同国民党政府关系问题。他诡辩称，“今国、共两党各占一部分地区，美国对许多地区的情况很不了解，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二是台湾问题。如所周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945年7月的《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以及同年9月中苏英美等九国同日本签订的《投降条款》，都明白无误地对这点确定了下来。然而当黄华提出台湾问题时，司徒雷登闪烁其词说：“开罗会议罗斯福曾允许台湾交中国托管，待对日和约签订后归还中国。但对日和会因种种原因，特别是美苏误解迟未召开，何时召开无法肯定。”所以台湾还不能归还大陆。三是承认新中国问题。司徒雷登等强调，“承认”必须以中国“愿意并有力量担负其国际义务”为前提，也就是说，中国必须承认以往国民党政权同各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3〕。
为了维护中国的独立与尊严，为了捍卫中国主权与领土的独立与完整，黄华当即驳斥了司徒雷登，中美会谈不成，不久，司徒雷登飞回美国。
5月30日，罗申离开广州回国，这说明苏联最终还是采取了承认现实的立场，也标志着苏联完全断绝了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中共对此很受鼓舞。为了尽早获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承认与支持，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显然，这规定主要是针对美国的。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日，美国重弹司徒雷登的老调，声称中国因拒绝“接受国际义务”，美国不能承认新中国。中美两国对立从此形成。
二、中美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
为了使“一边倒”政策能落到实处，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一行访问苏联。美国对此极为关注。当时美国不少政界要人都认为，中苏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司徒雷登甚而断言：“苏联与中共之间势必产生分裂。”〔4〕12月29日，艾奇逊在白宫召开军政首脑会议，专门讨论中苏问题，艾奇逊等认为，当前最大问题仍是拉拢中国，以分裂中苏关系。美国不能采取使美国取代苏联成为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的作法。至于台湾问题，由于蒋介石集团已腐败得不可救药，台湾陷落是早晚的事，美国不能因为援台，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美情绪，引起中国对苏联的进一步靠拢，美国若这样作太不划算了〔5〕。出于这一想法，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如下声明：
“美国始终承认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亦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益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同样地美国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谘询。”〔6〕
值得提出的是声明中两次提出“现在”二字，在杜鲁门声明之前，原稿中并没有这两个字，对此美国政府内部反响很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表示，随着今后形势的发展，“我们可能想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于是杜鲁门在声明之前临时加上“现在”这两个字，当天下午，艾奇逊进而解释说：“‘现在’二字意味着：‘在我们远东军队可能受到攻击这样一种不幸的情况下……美国必须具有为其安全在任何地区采取任何行动的完全的自由。”〔7〕这就是说，一旦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时，美国就可以“完全自由”地进行阻止，此其一；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现在”是“不干涉”，至于以后如何，就不好说了，此其二。“现在”两个字完全暴露出美国的险恶用心！
杜鲁门的声明很快传到莫斯科，这使毛泽东感到，有必要及时揭穿美国以台湾问题为饵，来分裂中苏关系的阴谋；也有必要借此向苏联点明：尽管苏联在谈判期间就“二个势力范围”对中国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但中国为了顾全中苏同盟的大局，已表现出了相当友好和容忍姿态。所以，毛泽东于1月19日，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声明如下：
“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这是1950年1月12日的话，这是因为美国在中国大陆上的赌博已经彻底输光，剩下一个台湾，似乎还想在那里打点什么主意的缘故。谢谢上帝，美国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8〕
但是，美国对此仍不灰心。2月9日，美国国务院又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然而中国并不信任美国，2月1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美国分裂中苏关系的阴谋未能得逞，反使中美关系越加恶化。
3月，以亲蒋反共著称的美国政客腊斯克、杜勒斯分别出任了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国务院对日和约问题的特别顾问。5月，杜勒斯向艾奇逊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来一项“激动人心”的转变，也就是说，要由原先“不干涉”立场转为所谓“中立化”的立场，即“不允许福摩萨（指台湾）被共产党占领，也不允许它被用作对大陆作战的基地”〔9〕。应当指出，当时人民解放军正在准备进攻台湾，台湾岛上的国民党人也惶惶不可终日，这时杜勒斯的建议哪里是什么“中立化”，显然是在帮助国民党政府渡过难关。在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美国军政界许多人都表示拥护杜勒斯的建议。这时，“台湾”已是中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天，美国即宣布介入朝鲜内战。27日，杜鲁门发表如下声明：鉴于“共产党部队的占领福摩萨，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据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攻击。作为这一行动的应有结果，我还要求福摩萨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行动。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福摩萨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10〕
至此，杜勒斯的所谓“中立化”建议得到实施。所谓“中立化”，就是说在6月27日以前，解放台湾还只是人民解放军与蒋介石残余力量的对抗，而在6月27日以后，解放台湾就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同美国武装力量之间的较量了，国民党残匪反而退到了背后；所谓中立化，就是说不准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活动，反之美国告知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如果台湾政府“在海、空侦察中不夹入对大陆的进攻性军事行动，美国政府就不会阻碍这种侦察”，并且，美国还可以出动飞机帮助其“侦察”，“以确定是否存在对台湾发动进攻的危险”〔11〕；在所谓中立化下，美国于7月22日通知台湾，杜鲁门6月27日声明不适用于金门、马祖等近海岛屿，一旦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除台湾和澎湖列岛，美国不参与保护国民党控制下的其他岛屿的行动〔12〕。美国的这一作法极为险恶，即必要时可以放弃这两个岛屿，以切断大陆与台湾的联系，将台湾分裂出去成制造两个中国。
美国如此明目张胆地侵犯中国主权，自然引起中国的强烈愤慨。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上指出：“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同日，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不管美帝国主义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8月31日，中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在苏联等国的支持下，联合国于9月29日通过决议，同意中国代表参加该案讨论〔13〕。
10月初，美国兵临鸭绿江畔，中国不得已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至此，中美两国关系处于完全对立中。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对立中的中美关系继续恶化。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而且在外交、经济诸方面，也是相当地激烈。
10月，美国加紧了对中国的禁运，中美之间的贸易实际上已完全停止。
11月28日，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从容不迫地登上了联合国讲坛，发表了举世震惊的讲话：“请美国人民想一想，假使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开一个舰队到你们的夏威夷岛与美国大陆之间，割裂你们的领土，阻止你们政府在那里行使主权，而同时宣称，这是为了使夏威夷岛在军事上中立化，以保证太平洋的安全，你们能容忍那个国家的这种行动吗？”“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略了我国领土台湾。”这时，全场鸦雀无声，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代表团和蒋介石集团代表都以各种不同的感情和神态在凝神谛听。当伍修权那深沉有力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遍全球时，全世界华人无不为之激动，人们的思想与伍修权的讲话是如此共鸣：“1950年究竟不是1895年，时代不同，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伍修权的讲话更加激怒了美国，因为正如当时海外有人评论所说，1950年的世界十大新闻之一，“无疑地应该是伍修权将军在联大对美帝侵略台湾的控诉。如此痛快的指责，不但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该是第一次。”〔14〕12月16日，杜鲁门宣布对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实行冻结并管制，禁止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28日，中国亦针锋相对地宣布，对美国在华的公私财产进行管制，公私存款一律冻结，随后，中国进而收管了美国在华的一切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
为了对付中苏两国，美国这时积极扶植日本。1951年9月8日，美国不顾许多国家反对，悍然与日本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条约》规定：“当联合国一个或一个以上会员国的军队在和约生效之后在远东从事任何联合国行动时，日本将允许并协助一个或一个以上会员国在日本境内及日本附近支持从事这种联合国行动的军队。其使用日本的设备及劳务所需费用应作为馈赠，或按日本与有关的联合国会员国彼此协议的办法负担它。”根据这一规定，日本要“给予联合国行动（指侵朝战争）以重大援助”〔15〕。在美国的扶植下，战后日本的国力恢复得很快，其军国主义流毒，也始终未能肃清。随后，美国进一步又在中国周围建立起“遏制战略的防御链”，即同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诸国签订了所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尽管这些国家中很多并不在东南亚地区。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然而，中美之间的紧张状态并未因此而得到缓解，新一届美国政府不仅仍拒绝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继续对中国实行贸易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封锁，而且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宣布解除其“中立化”，恢复台湾军队对大陆的行动自由，美国完全转向台湾蒋介石政权一边，台美关系也由引进入了“蜜月”时期，美国除了给台湾大量的物资和贷款外，还以每年大约1亿美元的速度不断向台湾提供“经援”，这等于给“垂危病人注射了强心剂”，“把已经患了癌症的国民党政权，从病榻上起死回生”〔16〕，由此台湾增强了与新中国的抗衡能力，再加上抗美援朝战争，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重点已由东南转向东北，以及美国第七舰队对台湾海峡进一步封锁等原因，使得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行动推迟下来。
1954年8、9月份，中国多次郑重声明：“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时，美蒋为了“保卫台湾”，双方于12月2日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
该《条约》规定，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力”，一旦“缔约国之领土受到武装攻击，另一方应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该《条约》无限期有效。值得注意的是，《条约》第六条说：“所有‘领土’等辞就中华民国而言，应指台湾与澎湖；就美利坚合众国而言，应指西太平洋区域内在其管辖下之各岛屿领土”〔17〕。应当指出，这是继杜鲁门1950年6月27日声明后，美国又以“公开条约”的形式强调了其防守区不包括金门与马祖这两个岛屿。这充分说明，美国制造台独或制造两个中国的意图是由来已久并精心策划过的。
12月8日，周恩来严正声明，蒋介石集团没有任何权利同任何国家签订任何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根本非法的，无效的〔18〕。为了打击美蒋之联盟，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浙东沿海一江山岛，并迫使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退。1955年夏，台湾海峡形势很紧张，中美关系亦处于空前的尖锐对立中。
三、中美会谈
中美之间的严重对峙，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许多国家表示，为了世界和平，希望中美关系能有所缓和。对此，周恩来于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首先表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不到100字的表示，立即受到了国际舆论的重视和广泛的赞扬。美国迫于舆论压力，又考虑到中国还关押着很多美国战俘和犯罪公民，因此也表示愿意通过接触，探索上述人员获释的可能性。双方通过英国斡旋达成协议，决定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
中国对会谈确定的方针是：谈总比不谈好，可以争取通过这个会谈解决一些问题，并为中美之间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高一级谈判作准备〔19〕。可以看出：在中美两国如此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中国并未对这次会谈能否解决实质性问题有过高的指望。
但是，中国对会谈采取了积极的态度。7月31日，中国根据本国法律程序，提前释放了阿诺德等11名美国在华间谍。8月1日，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和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尤·阿·约翰逊在日内瓦举行会谈，经协商后会谈的议程是：（1）双方平民回国问题；（2）双方有争议的其他实际问题。
对于第一个议程，双方经过几次会谈后，于9月10日达成“协议声明”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20〕
在实施这一声明中，中国从未限制在华美侨回国，甚至对不少在华犯罪的美国公民，也都按期或减刑提前释放。反之，美国拒不提供愿意返华的在美国的华侨和留学生名单，当时美国有5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其中绝大多数强烈要求回国，而美国当局却对其威胁说，有要求返华者，要判以5000美元以下罚款或者5年以下徒刑，或者二者并罚。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积极要求回国，竟被美国当局扣留达五年之久。后来由于中方的坚决要求，美国才不得不允许他回归祖国。周恩来由此感叹说：“中美之间毕竟就侨民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21〕
9月中旬，中美会谈进行第二次议程，即讨论有争议的实际问题，主要是台湾问题。10月8日，美方建议，中美之间“在台湾地区除防御外不使用武力”。中方当时予以拒绝，和平解决中美之间的争端是中国的一贯主张，表面看来，美国的建议颇有积极性，然不难看出，“除防御外”四个字的含义是，当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时，美国仍可协助台湾进行防御，这样“不使用武力”是一句空话，中国当然不能同意。10月27日，中方建议，根据联合国宪章中“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以及“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条款，中美两国应举行外长会议，协商解决和缓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美国表示不愿提到联合国宪章条款，因为这一提法本身，无疑是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11月10日，美国却心怀叵测地提出：一般来说，并特别对于台湾地区来说，“除了单独和集体的自卫外”，中美放弃使用武力。对此，中方当即给以驳斥。如所周知，当时美蒋已经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已经派兵进入台湾地区，和蒋介石一起对台湾进行“单独的和集体的自卫”，如没有这一事实，中美之间也无“使用武力”可言，中国当然不能承认这一事实。
1956年1月18日和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发表声明，指出：“中美双方关于放弃使用武力的声明，必须导致美国在台湾地区的武力威胁的解除，而绝不能被用来诱使中国承认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中国一贯支持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但这决不能被荒谬地解释为美国在中国的领土台湾有这种自卫的权利，以此来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22〕从此，中美有关台湾问题会谈长期搁浅。
从1956年8月起，中方提出讨论美国对中国禁运、中美人民之间来往、新闻记者互访、司法协助等其他实际问题。均被美方以“双方放弃使用武力问题未达成协议”和美国在华犯人尚未全部释放为理由而加以拒绝。从此，中美会谈陷于僵局，12月12日，会谈暂时中断。
总的来看，中美会谈有助于减少两国之间的隔阂和紧张状态，有助于全世界对于两国的了解。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两国之间关系还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
注释：
〔1〕〔5〕《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4卷，1975年版，第474-475、465-467页。
〔2〕麦克莱伦：《迪安·艾奇逊，在国务院的岁月》，纽约（英文版）1976年版，第187页。转引王建伟：《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剖析》，《世界历史》1986年第11期。
〔3〕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4〕《司徒雷登驻华报告》，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59页。
〔6〕《新华月报》1950年2月号，第576页。
〔7〕美国国务院编：《国务院公报》第22卷，第550期，第79-81页。原声明稿在“建立军事基地”之后有“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一句。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第247页。
〔9〕〔11〕〔12〕《美国外交文件》1950年第6卷，第333-335、349-351；391、395页注（1）；387页。
〔10〕《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95页。
〔13〕〔19〕〔22〕《当代中国外交》（当代中国丛书），第69-70，77-78、100；101-103页。
〔14〕伍修权：《在外交部8年的经历》（1950-1958），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52-54、64-64页。
〔15〕《新华月报》1951年10月号，第1234-1235页。
〔16〕《建国秘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1页。
〔17〕《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051-2053页。
〔18〕〔20〕《新华月报》1955年1月号，第59-60页；10月号，第72页。
〔21〕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5-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