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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29.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2)03-0091-07
1964年初，中国和法国以闪电般的速度建立了外交关系，对此，美国和台湾当局虽然曾极力阻挠却最终没有得逞。中法建交的台前幕后，各方纵横捭阖，可谓戏中有戏；而围绕法台断交，有关各方折冲樽俎，更是错综复杂。中法之间是如何解决台湾问题的？美国和台湾当局又是如何面对中法建交的？本文根据近年来陆续出版和最新解密的中国、美国和台湾的相关文献档案，力图将这段历史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遏制、孤立的政策。法国作为西方盟国的重要成员，追随美国，坚持不承认新中国，继续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1958年奉行独立自主政策的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有着强烈民族独立意识的戴高乐决心不再扮演美国仆从的角色，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以增强法国的国际地位成为法国新的外交战略之一。为此，戴高乐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从总体上来说，（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而要实现中法建交，就无可避免地要面对中法之间业已存在的两大障碍：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中国反对法国的殖民政策，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独立斗争；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坚持要求任何国家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前必须首先与台湾当局断交。在后一个问题上，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法台关系实际上已经逐渐冷淡，到中法建交之前，法国在台使馆已仅维持在代办一级的水平上。而随着1963年法国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横亘在中法之间的另一障碍已经排除，中法建交的时机变得成熟起来。
1963年10月，戴高乐以个人名义派前总理埃得加·富尔为特使访问中国，中法建交的帷幕徐徐拉开。富尔到中国后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交谈，富尔首先向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14年来法国一直未承认中国是个错误；现在应由法国方面迈出第一步；戴高乐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中法双方对建交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希望建立“愉快”的外交关系。但是由于法台之间有外交关系，因此台湾问题也就成为谈判中的最大障碍。最初富尔坚持在涉及法台未来关系问题上不接受中方任何先决条件，要求中国不要坚持让法国同台湾当局先断交。在谈判中富尔强调，对法国来说，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因为台湾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政府，而且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同蒋介石站在一边，不愿意突然中断关系。但中方则指出，同中国建交而不与台湾断交即是“两个中国”的主张，中国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不会改变的。周恩来总理表示，如果法国觉得时机尚未成熟，还有困难，我们愿意等待。富尔又试探性地提出一个能绕开台湾问题的折中方案，即把断交的责任推给台湾，由台湾依传统做法主动断绝与法国的关系，而法国则对此保持沉默。但在同时，富尔又追加表示：在承认中国的同时，法国仍想在台湾保留一个人，降低级别。中方则断然表示这不可能。由于双方的意见分歧较大，谈判一时间陷入僵局。[1]此后，双方又在北京、上海等地连续进行了五次谈判，焦点仍是台湾问题。由于中法双方都表现出相当的诚意，谈判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在1963年11月1日的谈判中，中方提出中法建交的新的直接建交方案：(1)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换大使；(2)中国政府复照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的来照，愿意立即建立中法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且互换大使；(3)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来往照会，并且立即建馆，互派大使。如此，则中法完成建交步骤。但是，如果法台双方坚持不断交，则中国断绝同法国的建交步骤。对此，富尔表示：如果蒋介石自动断交，那问题很简单。如果蒋介石不动，戴高尔也不会主动驱蒋，但台湾在法国的代表将不享受外交地位。考虑到法国真诚的态度，中方再次做出让步，表示在法国政府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前提下，可以实行“直接建交方案”，即在达成默契的基础上，允许法国先宣布同中国建交，然后由法方根据由此形成的“国际法客观形势”，“自然地”结束同台湾的关系。这个默契内容为：(1)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2)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3)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它驻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应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2]对此，法国也表示可以接受。这样，在双方的努力下，中法之间初步解决了台湾这个难题，从而迈出了中法建交的重要一步。
二
在中法频繁接触过程中，美国和台湾当局也加紧活动，企图阻挠中法建交。1963年底美国已对中法之间的秘密谈判有所耳闻。11月5日、12月6日，美国驻法大使查尔斯·波伦、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会见戴高乐时都对中法接近表示不安，询问法国是否打算与中国建交，何时建交。与此同时，蒋介石也于12月13日致信戴高乐，询问法国是否打算改变现有关系的形式。为了给法国以压力，美国国务院又于12月17日宣称：美已得到戴高乐的保证，法国眼前没有承认共产党中国的计划。美国的这一举动显然是希望通过舆论压迫法国就范。但法新社在次日马上否认此说，重申法国在承认中国问题上“保持着行动的自由”。法国的这一举动显示了法国坚持独立自主外交的决心，也证明中法建交的消息并不是空穴来风。
富尔回国后，中法双方加快了建交的进程。1963年12月12日，中法双方在瑞士正式举行建交谈判。1964年元旦过后，中法建交进入了倒计时。1月7日，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夏尔·吕塞约见美国大使波伦，通报中法即将建交的决定。1月9日，中法双方就建交具体事宜达成协议。1月14日，戴高乐派潘考夫将军作为其特使前往台湾并复信蒋介石。信中明确通知：“用不了多久我的政府将同建立在北京的政府缔结外交关系……法国再也不能长期无视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3]紧接着，法国驻美大使埃尔韦·阿尔芳于15日拜访了美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埃弗里尔·哈里曼。在会谈中阿尔芳向哈里曼通报：法国内阁已经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且将于下几周发表声明，中法互派大使将在公报发表三个月后。这次会谈虽然不是官方的正式会谈，但法国已明白无误地向美国表明了立场。
获知法国要承认中共的“不友好行为”后，美国朝野震动很大。在哈里曼与阿尔芳的会谈中，哈里曼强烈地表示：“法国的行为与美国利益直接冲突”，“这不是一个来自盟友的行动”，“这对法国没有多大的好处，相反对美国的危害极大。”[4]1964年1月9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菲利浦斯发表声明：“十分明显，我们认为，法国如果承认（中国），将不利于我们或其他自由国家，我们已经一再清楚地表明，美国反对承认共产党中国。”[5]1月16日美国照会法国， 抨击法国“承认中共为不智而有损于自由世界利益之举”。[4](Document4)针对美国的指责，法国也立刻发表声明予以反驳，表示“承认中共只会有助于自由世界的安全与利益”，指责美国孤立中共没有结果且不合时宜。[6]1月17日，腊斯克召见阿尔芳大使，再次对法国的行动表示遗憾。1月20日，白宫新闻发布官塞林格透露，美国政府“一直在同法国政府接触，表示我们（美国）的看法”。1月21日，菲利普斯召开记者招待会证实，美国政府已正式照会法国，反对法国同中国建交。针对法国的行动，美国的舆论也认为中法建交使美国的政治战略完全被打乱了，称其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了解到法国的真实意图后，台湾驻法国“大使馆”也于1月11日向法国外交部递交照会[7]，“提出非常强烈的抗议”，认为法国与新中国建交“将助长中共的野心，以及为国际安全带来严重的后果。”[8]同时，台湾“行政院院长”严家淦也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台湾“外交部长”沈昌焕则于1月24日召见法国驻台湾代办皮埃尔·萨莱德，向法国提出严重的抗议。[9]
三
尽管美台极力地阻止法国承认中国，但法国没有任何改变态度的迹象。法国这种立场使美国感到难堪，却又无可奈何。在劝阻法国不成功后，美国转而希望阻止台湾当局与法国断绝关系。美国负责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麦乔治·邦迪向约翰逊总统表示：“只有一种机会可让戴高乐的行动受挫，那就是使蒋介石同意尽可能长期不动。如果他不同法国断交，北京和巴黎将被难住：因为，共产党人一直在说，他们决不会同一个承认台湾的国家建立长期的外交关系。”[10]的确，美国已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法国当时期望台湾当局与法国断绝关系，这样既可以使法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又可以把断交的责任加在国民党身上。因此美国决定先发制人，迫使台湾当局接受中法建交的事实，不与法国断绝关系。
1964年1月19日，美国决定敦促蒋介石不要主动同法国断交。其理由有三：(1)如果中共坚持其一贯的立场，反对任何一个国家同时在北京和台北设有使馆，戴高乐可能会因此感到十分难堪，最终法台断交的责任也将落在中共身上；(2)假如北京接受“两个中国”的政策，它将削弱中共要求统一台湾的“不当要求”；(3)美国在对华、对台问题上的“两个中国”政策，也将缓和美国在联合国的外交难题。[11]为此，美国国务院致电美驻台“大使”阿德默勒尔·赖特，声称：“很明显中共政府将强烈反对法国仍旧与台湾保持原来的关系，并且希望台湾断绝与法国的关系，所以阻止台湾与法国断绝关系是非常明智的”，“台湾的耐心将引起毛泽东最大可能的窘迫”。[4](Document3)与此同时，台湾的一部分舆论也认为，法台继续维持“外交关系”将有助于法国不致对中共做出太多的承诺，如果“中华民国”保留法国在台湾的使馆，台湾将仍有机会通过这一渠道发挥对法国的劝阻作用。但是，台湾当局的反应则恰恰相反。1月22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开会研究中法建交问题。1月23日，严家淦向美国、日本记者表示：法国如承认中共政权，必将危害世界安全。“两个中国”不切实际，根本不可能。
为了能说服台湾当局，约翰逊于1964年1月24日派中央情报局情报部部长雷·克莱因赴台北与蒋经国会谈。这次会谈与其说是同台湾协调立场，还不如说是逼迫台湾就范。在约翰逊给克莱因的使命书中即清楚地写明：“你可以告诉蒋，如果他不听取我们的建议的话，我们将无法再支持他。”遵循白宫的指示，赖特也向台湾当局摊牌：“美国并不是要台湾接受两个中国的政策，而是忍耐，迫使戴高乐承担责任。”[4](Document8)美国祭出断绝美台关系的杀手锏使台湾再也无力坚持原来的立场。面对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台湾当局终于无奈地表示：美国“既坚持建议中华民国应如此，当然美国有其见解”[12]，蒋介石最终被迫让步。在此后与克莱因的会谈中，蒋经国主动表示，蒋介石对美国希望“在台湾断绝关系前应等待事件进一步发展的想法是理解的”，“台湾的行为和时间依赖于法国发表公告的时间。”[4](Document8)不久，蒋介石也致信约翰逊总统，表示：“出于尊重您的愿望，‘中国’政府将不会主动同法国断交。”[4](Document8)遵从美国旨意，蒋介石还于1月24日致函戴高乐，要求法国推迟中法建交。
四
尽管美国与台湾当局竭力阻止中法建交，但结果证明这一努力是徒劳的。1月27日法国与中国签署了建交公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13]1月31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承认中国，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这次招待会上戴高乐指出：在亚洲“任何一个政治现实情况，都不会不关系到中国，涉及到中国”。他还表示，法国同中国建交“只不过是如实地承认世界”。[14]
对于法国不顾美国的反对执意同中国建交的做法，美国政府十分恼火。美国国务院在中法建交公报发布后不到半小时，就发表声明表示“对法国政府的决定表示遗憾”。声明公开承认“我们已一再向法国政府表示我们为什么认为这将是一个不幸的步骤”，并污蔑中国“正在东南亚和其他地方促进侵略与颠覆”，表示美国要继续支持台湾。[15]沈昌焕也于中法建交公报发布的当日深夜紧急召见萨莱德，对法国与中国建交提出严重抗议。[16]但是，对于法国在公报中没有涉及法国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美台又感到非常意外。鉴于法国并未主动与台湾当局断交，秉承美国的旨意，台湾当局在抗议中也没提及是否与法国断交。由于法台双方都没有主动提出断交的要求，而中国政府的对外交往原则又是始终反对“两个中国”的政策，中法建交的进程又出现了新的变数。
在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后不到24小时，中国方面根据同法方商定的既定步骤发表声明，敦促法国与台湾断交。声明表示：我们与法国的建交是基于法国与台湾断交的谅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因此，这个国家的旧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不能继续被看作这个国家的代表。”[17]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也强调：“你们不要学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半中国’，那都不行……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事先讲个清楚。”[18]2月3日，周恩来在摩加迪沙答法国记者问时也再次声明：“从法国宣布同中国建交之日起，蒋介石集团在巴黎的代表就已经丧失作为中国的外交代表的资格。”[19]通过不同的渠道，中国政府向法国表明了中国坚决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坚定立场。
鉴于中国不断施加的压力，法国的态度迅速明朗起来。2月6日，戴高乐在给蓬皮杜总理和德姆维尔外长的手谕中指出：“对我们来说，有理由不承认台北代表机构的外交地位，并尽快向其告知此意。”[20]同日，法国政府告知台湾当局，即使台湾不先采取主动，法国仍将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这是“不可避免的”，并将在“近期内”实现。[21]对此，台湾“外交部”于2月7日再次发表声明表示反对中法建交，并指责戴高乐的政策是“分期投降”。2月10日，萨莱德又紧急会晤了沈昌焕，口头通知台湾当局，一旦中共外交人员抵达巴黎，台湾使馆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22]法国的摊牌使台湾当局认识到，阻止中法建交只是螳臂当车无济于事。在法台断交已无可挽回的形势下，2月11日凌晨，台湾当局被迫发表声明，指责“法国政府漠视中国政府为法国与匪伪政权建交所提出的诚挚的忠告和严重抗议，不顾中法传统友谊，破坏了自由世界的团结，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23]正式宣布与法国断交。
法台断交扫除了中法建交的最后一个障碍，此后的进程变得一帆风顺。1964年5月27日，首任法国驻中国大使吕西安·佩耶抵达北京。6月2日，首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到任。至此，中法建交进程宣告圆满完成。
五
法国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中法建交被西方舆论喻为“一次突发的外交核爆炸”，史学家们更是形象地称其为“在一块密不透风的铁板上撕开了一道裂缝”。中法建交是中国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采取了在内部达成默契的基础上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台断交的特殊方式。它使中国实现了与西方大国关系的重大突破，沉重地打击了美国顽固坚持的遏制、孤立中国的政策，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此后不久，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相继表示愿意同中国讨论建交问题，英国也不得不考虑在对华关系上迈出实质性的步子，而众多亚非国家则先后与中国建交，中国迎来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与世界各国的第二次建交高潮。
由于中法两国同样坚持与美苏对抗的独立自主的政策，也由于对中国核能力的迅速增长及其必然产生的中国国际地位增强趋势的认识，戴高乐是坚决主张中法建交的。但在同时，由于避公开宣布同台湾当局断交的游移态度。法国的这种态度即使到了中法宣布建交后仍然没有完全改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戴高乐在1月31日记者招待会上闪烁其词的讲话。在这个招待会上，戴高乐正式宣布承认中国，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但是顾及美国的影响，戴高乐一方面盛赞中国的古老文化；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中国“正如共产主义制度历来的情况一样，为取得这些成就，给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表示中法建交“这个决定丝毫不意味着对于现在统治中国的政治制度表示任何赞许”。在极力阐述了法国与中国建交的理由和表示了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反对态度后，戴高乐最后还重申法国同中国建交“只不过是如实地承认世界”，“显然法国应该能够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也让中国听到法国的声音”。[14]戴高乐的这种态度声明，法国在中法建交的问题上，一方面“树立了一个勇于面对现实敢于独立自主的榜样”；[19]另一方面，为了表明法国同中国建交没有损伤西方的立场，对美国、台湾当局和其他西方盟国以及国内反对派都交代得过去，戴高乐又不得不做出某些相反的姿态。但是，诚如戴高乐所说：“美国人必须承认，在亚洲，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任何协定、任何重要条约都是无效的；此外，美国人还必须看到，对于同这个大国建立各种关系、对于恢复它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人在这两个问题上也必须做出结论”。[24]法国正是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做出结论才放弃了犹豫和徘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与台湾断交。
在中法建交的过程中，台湾当局扮演了一个极为尴尬的角色。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对华、对台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肯尼迪上台后，特别是美国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提出重要问题决议案后，美国实际上是在执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对此蒋介石是坚决反对的。在闻知中法即将建交的消息后，台湾当局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提出严重的抗议，并表示如果中法建交，法台关系将宣告结束。但是，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台湾当局的态度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方面，台湾当局努力试图劝阻法国不与新中国建交；另一方面，台湾当局又接受了美国的建议，试图在中法建交后不主动与法国断交。显然，台湾当局的这一举动与蒋介石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大相径庭的。究其原因，首先是美国对台湾当局的威逼利诱起了作用，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台湾当局过分依赖美国，以至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得不听任美国的摆布。事实上，尽管在中法建交过程中美国极尽阻挠之能事，克莱因的台湾之行甚至成功地使台湾当局与法国断交的时间推迟了两周，但是中法建交导致台湾的士气尤其是官员情绪非常低落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了安抚台湾，约翰逊曾于1964年2月1日向蒋介石表示：“我认为增加外交力量来加强您们国家的国际地位尤其是在联合国的国际地位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会在这方面与你们密切合作。”[4](Document17)但是，美国的鼓气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内容。相反，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美国政府自身也开始寻求新的亚洲政策。而缺少了美国的支持，台湾“外交”变得更加被动，其国际地位更是迅速恶化。可以说，中法建交给美台关系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挑战，在中法建交的过程中，台湾当局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牺牲品。
对于中法建交，美国一如既往地用冷战思维考虑问题，竭尽所能地进行反对和阻挠。起初是要求法国与美国等西方盟国保持一致，坚持孤立和遏制中国。遭到法国的拒绝后，美国又出卖台湾的利益，迫使台湾当局不与法国断变，希望借此阻挠中法建交。但是，美国的这一企图同样没有得逞，法国最终还是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法建交不但“使美国感到难堪”，也“生动地说明了西方联盟内部目前的混乱状况。”[25]对于法国的“背叛”行为，美国的反应是复杂的。一方面，美国希望扼杀法国越来越强的独立意识并减小其影响；另一方面，面对法国等西方盟国不断加强的离心倾向，一向自视为盟国领袖的美国却又无可奈何。正如《纽约时报》的评论所说：“我们同法国的关系仍然是一种既甜又酸的杂拌。”[26]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逐渐认识到改善美中关系势在必行。正如戴高乐所说：“目前还在等待的某些政府，迟早会仿效法国。”[27]实际上，曾极力反对中法建交的美国，在中法建交之后却同样开始了改善同中国关系的历程，难怪后来尼克松也表示：“戴高乐在我实现对承认人民中国的问题的政策转变上起了重大作用。”[2](P.372)
［收稿日期］2002-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