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传播中的十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闵：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大众传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传播的作用与日俱增的环境里。在诸多传播中尤以电视最吸引人，影响力最广泛。看电视几乎占据了人们的“第一业余时间”，而且这已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您是怎样看待电视的这种文化影响力的？
朱：电视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这对社会文明的进步，第一是件好事。例如，少数边远山区，交通十分不便，是很难把它卷到文明的大潮中来的。现在有了电视，闭塞的地区也不闭塞了。第二也是人类面临的一项挑战，甚至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挑战。例如，以前人们以为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与否，主要不是取决于个人，而是取决于社会。但在私人生活中的自由，则完全取决于个人。现在人们发现这也是错觉，至少在现代生活中是错觉。“我想……”这似乎是自主的决定。其实在现代传媒无孔不入的情况下，这种“我想……”也完全是宣传的结果。这种自由的决定其实也是被决定的。这一事实至少说明个人和社会的依存一致，比以往任何历史阶段更深入了。这就对全社会的每一成员（特别是各级领导）提出了更高的文化素质与道德品质的要求。稍有不慎而造成的社会不幸和不平，会比以前更深刻、更难克服。所以要善用电视这一有力的传媒手段，这不仅是宣传部门的事，而且是全社会的事。
闵：过去一个国家或民族可以借助空间上的距离或地理上的屏障来实现自我发展、自我保护。即便外部对它发生影响时，也会因这种距离、屏障以及时间的间隔将这种影响弱化。就像你投入湖水中一粒石子，它产生的震荡与波纹总是随着向外扩展而逐渐衰减。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对它的影响往往不足以使其改变自身的特性。但是在信息时代，在“信息高速公路”的网络中，空间的距离和屏障以及时间上的差异，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这种背景将会给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自我发展、自我保护以及特有的思维方式等等带来怎样的影响？
朱：关于这个问题，我以为有两个方面：
一是上面说的“全方位挑战”。为了应付这种挑战，最主要的有两件工作要做。一件是加强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以便更深刻地来了解现代传媒现实的和可能的正、负效应，以及应采取的相应措施。另一件是加强全社会的民主建设，以便使现代传媒手段得到正确和有效的利用。
二是一个民族的“自我发展”问题。在现代，一个民族要发展，必须充分学习各民族的先进文明。学习得越充分，本民族的特点便越能得到发扬，因为不在发展中的东西，便没有生命力；不在发展中的，便不再成为传统。总之，一个民族的“自我发展”不能理解为闭关自守，而应理解为积极参与世界文明的洪流，在这一洪流中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且也不必担心，在越来越发展的信息网络中，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会完全消失。变化是必然的，完全没有差别是不可能的。
闵：随着知识与信息传播的日益丰富，今天我们坐在家里大约可以接收到几十个电视频道。今后完全可能会接收100个甚至1000个频道。届时，面对如此众多的信息渠道和滚滚而来的信息，我们最大的痛苦可能是“选择的痛苦”，是没有机会自己进行思考的痛苦。您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
朱：正如上面我已经谈到的，如果不加强传播学等的理论研究，这种苦恼是完全可能的。在法兰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时，怎样也没有想到，知识也会削弱人的力量。改造外部世界曾经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但正是这种改造却又对文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人类的进步是摆脱不了这种二律背反的。而且，正是这种二律背反的深化才表明人类前进了、进步了。所以，矛盾不是穷途末路的表现。恰恰相反，它是人类不断前进的动力。问题在于我们敢不敢面对矛盾、深入地研究这些矛盾。只要深入研究这些矛盾，便一定会从中发现进一步前进的方向。
闵：现在人们好像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观念：有价值的东西包括知识、信息、商品甚至人，就是那些可以被传播、易于被传播和正在被传播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一种知识信息或一件商品，不被传播或不易传播，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它失去了继续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和价值；这无异于宣判它在当下的死亡。这就提出了两个相关的问题：一个是现代大众传媒逼迫人们必须把人、知识、思想、商品等等，转换成“可以被传播”、“易于被传播”的东西；再一个是从全球的观点看，现代这种传播又不能不带有“西方模式”、“西方话语”的色彩。比如，一本中文小说写得再好，不翻译成外文肯定没有机会获诺贝尔文学奖。这种现实对一个有深度、有思想的人，对一个非西方话语的人，似乎是件很无奈、很痛苦的事。是否可以这样看，现代传媒对任何将被传播的东西，从内容到形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朱：这里似乎把几个相关却又不完全相同的问题混在一起了。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价值和社会效应的关系。所谓传播是实现价值的社会效应的手段。不过这里要避免把价值理解为有待实现的“给定了的常数”。也就是说，价值的大小、高下，只有在它的社会效应即现实性中才能判定，脱离了价值的现实性来谈论一个东西的价值是没有意义的，这在思维方式上是不对的，是把抽象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等量齐观了。但又不能说传播媒介不可能扼杀任何东西的价值，不可能有任何误导。恰恰相反，误导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经常发生的。传播媒介固然是一种手段，可它并不是依存价值载体的附属物，而是独立的实体。所以要深入研究价值载体、价值的社会效应和实现价值的手段的复杂的辩证关系。这就要求从事传媒工作的人员具有更高的素养。
另一个是价值标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关系问题。“诺贝尔文学奖”可能不是最典型的例子，因为它易被误解为我们认为西方标准即普遍的、客观的标准。但是又不能不承认，由于英语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它在信息的传播中占有特殊的优势。再加上西方在现代科技文明中的优势，所以，“西方模式”、“西方话语”在传播中不能不占有优势。正因为如此，价值标准的客观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便复杂起来，但是，西方语言在传播中的优势是不是永恒不变的呢？未必见得。如果经济、科技等方面优势不在西方，那么情况就将变化。
不过，我仍然认为价值的现实性首先取决于本民族（国家）。在本民族扎不了根，也难在别的民族开花。这不是提倡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认为在放眼世界的是时候，不要忘了自己站在何处。
现在传播中盲目学习西方的东西太多了点。有的东西从个人狭隘的观点看，简直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例如灯光，似乎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谋杀视神经”。这种五颜六色、令人眼花缭乱的光照有必要吗？某些特殊的生活需要从这种强烈刺激中得到暂时的“休息”，但这能成为一般生活的要求吗？
闵：人的感情往往是十分奇特的。比如人们对现在传媒，特别是对电视就有一种不看它觉得缺点什么，看完了它仍觉得缺点什么的感觉。真是爱亦是它，恨亦是它。现代传媒对人有如此广泛、深刻的影响，我认为有其深层的心理原因。你看，全球性的市场经济，国际间、区域间激烈的竞争，身处这种生存空间应该说是很累的了。如果白天已经如此，晚上再让他接受复杂的、有深度的传播内容；让他再去听哲学家康德的演讲，去读黑格尔的《逻辑学》，这似乎太残酷、太不现实。是否可以说大众传媒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娱乐，释放现代人的身心压力？我们不能苛求太多？
朱：我认为学习与娱乐不是对立的两件事。例如，我不懂得欧洲的古典歌剧，让我看这类演出，便很难从中得到享受的快感。相反地，我喜欢思辨哲学，读这类东西，却感到乐趣无穷。所以娱乐也要以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为前提。否则在轻松的东西中，他也感到不出轻松。因此，我认为，大众传媒既不能是单纯娱乐性的，也不能单纯是知识性的。应两者兼而有之，而且应通过娱乐性来增强人们追求知识的兴趣和欲望。
闵：我对传播学没有专门的研究。我的感觉是传播学研究的注意力放在什么东西可以被传播、如何被传播以及传播的效果如何等方面，总之是偏重于追求“可被传播的东西”。但是我认为传播中是有类似天体中“黑洞”般的东西。也就是说有的东西可能传得进去，却传不出来；有的甚至既传不进去，又传不出来。比如。“纯粹个人的体验”、“私人语言”；比如需要很强操作性与领悟能力的传统经验、工艺及技术等等。我记得维特根斯坦以及中国的老庄都触及到尖似的问题。总之，语言、数字等符号系统一般是易于传播有，而其他的往往无法分享、无法传播。不知道您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朱：我也没有研究过传播学。不过我想这里要讨论的可能已经超出了传播学，所以要展开讨论便会扯得很远。为此，还是只能就传播范围内的问题谈点想法。我想传播学不应花力量去研究哪些不能传播，而是要区别不同的传播。正如认识有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区别似的，传播亦是如此。有的是为了传达某种事实，有的为了激起某种共鸣。例如艺术品，如果传给观众（或听众）的仅仅是你在创作时体验到的，那这种艺术品大概是带引号的“艺术品”，不会有什么价值。艺术品之所以是艺术品，就一定在于它能使它的观众和听众都能参与再创作。所以真正的艺术品是有永久的魅力的。从这种宽泛的意义上说，没有什么不可传播的东西。所谓不可传播的，即是不需要传播的。
闵：现代传媒对大众的意识与心理影响是十分微妙的。过去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周围的、外部的世界几乎不知道。现已大开眼界，知道外边的世界也很精彩。现代的传媒无形中给予人们一个新的取景镜、一个新坐标、一种新的价值系统。日本的一位学者就讲：如今出现了“需求的加州化”，即只要美国加州出现的东西，全世界的人都要看、都想有。这种情感对于可望不可及的那一部分人，真是一种可怕的欲望陷阱。我不主张在现实的面前闭上眼睛，但不能不承认现实的“威力”。您是怎样看待现代传媒所扮演的这种角色的？
朱：这种矛盾，从原则上说并不是现代传媒的产物。现代传媒只是使这种矛盾更表面化了。用相声的语言说，人永远是一种自找麻烦的动物。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能改造外部世界。什么叫改造外部世界？就是不满足于已有的现实，而是要追求暂时还不现实的、理想中的东西。而且一旦理想中的东西变成现实了，他便又不满意了……现实的，他总不满意；只有不现实的，他才“满意”。这不是自寻烦恼吗？可正是这种“自寻烦恼”，构成了人类不断前进的历史。如果现代传媒加剧了这种“自寻烦恼”，有什么不好呢？我看是好事，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肯不肯为这种“自寻烦恼”而艰苦奋斗！
闵：我的孩子在上小学，一到傍晚就有点心神不定。因为他惦记着看动画片。每当这时我就想起《庄子·天地》篇中的话：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有人做了总结，学校中学习最好的学生，就是平时不看电视或看电视最少的学生。这样讲似乎太绝对，但电视对儿童乃至成人的诱惑力太大了。大人都不一定有驾驭电视的能力，何况儿童？据说国外有人建议定一个“关闭电视日”，对电视工作者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坏消息”。不过我始终认为，我们太需要宁静的学习、做事和思考了。而这一点往往被电视剥夺了。您以为如何呢？
朱：这种事没有必要定一个统一的办法。矛盾是肯定会有的。但个人的情况不同，办法也不可能一样。反正世界上绝对好的事是没有的，电视也是一样。
真正成为问题的是：如何对待孩子的学习？死记硬背，以便在考试中获得高分，以此作为评判学生好坏的惟一标准，这对吗？有的知识是一定要背的。但是，每一个成年人可以想一想，成为自己工作中常常应用的知识，有多少是小时候靠死记硬背来的？即便小时候背下一点，如不应用，很快便忘了。真正成为自己知识的绝大部分是靠边工作边学习获得的。所以，不要对死记硬背的学习寄于过高的期望。
闵：不知道您注意到大众传媒与领导、教师及家长的关系没有。有人说，现在这些人太无能。我想这大概是把问题简单化、绝对化了。虽说大众传媒为这类人解决了不少问题，但它制造的新问题似乎更多。平心而论，现在的领导、教师和家长（也是一种领导），面对的情况比以前不知复杂多少倍。你看，以前乾隆皇帝可以“微服出访、体察实情”，因为那时根本就没几个人见过他。如今领导形象频频曝光，过去的行为方式恐怕就不可能。再如，过去领导、教师和家长做工作，并不需要多少背景知识。而如今，夸张地说，全世界的事都成了这类人做工作的背景。总之，现代的传媒对现代的领导、教师和家长实际上是一种挑战，是要求一种更高层次的“领导”。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应战的能力普遍不强，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朱：作为教师，对比前后40多年的教学生涯，我深深地感到由于大众传播的广泛和深入，对教师提出的更高要求是多方面的。例如，从正面说学生的知识面宽了，这督促着教师也要学习更多的知识。反面说，青年们在五光十色的世界面前，迷误也多。这也要求教师有更高的修养。
我想，这种更高的要求对于党政领导可能更严格。因为他们的言行正在受到群众更为严格的监督（不一定非说出来）。不管我们的传媒如何传播，群众是一定会再分析的。所以这也给从事报道的同志出了道难题：如何报道才有利于树立领导的威信。不要以为天天上电视便是好事，不一定。前呼后拥、深入群众的场面越多，领导的形象便越不光彩。作为现代的领导人，一定要多些民主思想、多点公仆思想，千万别当救世主。
闵：我们这次没有机会专门探讨一下现代传媒中真正属于哲学层面的问题，而以上9个问题已经够多了。不过中国人的习惯是喜欢追求“数字上的圆满”，所以我再提一个问题，您近年来看过一些《现代传播》杂志，您的印象如何？对杂志的内容与形式有什么看法？我们的主编和同仁很想听您的意见。
朱：我不懂传播学，不可能对贵刊提出中肯意见，我只能作为一个外行的读者谈几点希望。
一要有一点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栏目，易使刊物雅俗共赏。二要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实际工作经验的总结性讨论，以利提高实际工作者的理论修养。三要有计划地组织一些深入探讨的理论文章，向着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传播学目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