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城市化推进研究

湖南城市化推进研究

程俊[1]2003年在《湖南城市化推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化亦称城镇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上由乡村向城市转化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现代工业化的必然产物,其结果表现为城市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上升,以及城市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湖南城市化的历史进程、现状特征、影响城市化进程的相关社会经济因素的分析以及城市化相关问题的探讨,预测了湖南2005、2010、2020年的城市化水平及发展目标,提出了湖南当前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及未来城市化发展的经济、制度上的支持。全文共分九个部分: 1.选题的意义及国内外研究动态。简要介绍了选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概述了国内外城市化的研究动态。 2.国内外城市化发展概况。简要介绍了国外(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和国内城市化发展过程与发展趋势,并分析了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对湖南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其对湖南城市化发展的借鉴意义。 3.湖南城市化过程与现状特征。湖南的城市化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近年来城市化发展速度较快,但城市化质量不高,城市首位度低,城市化发展不平衡,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单一、城市发展缺乏必要的建设资金。 4.湖南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分析。湖南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工业化、农业产业化、信息化之间存有高度的正相关性。 5.湖南城市化趋势预测与目标体系。运用时间序列、相关分析、多元逐步回归模型等模型,并结合湖南的实际指出了湖南省城市化的发展目标。 6.湖南城市化动力机制分析。从农村生产力提高、农村人口快速增长、比较利益的驱动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四个方面分析了湖南城市化发展的动力。 7.城市化有关问题的探讨。一是城市化发展战略能否成为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二是小城镇在湖南城市化进程的地位与作用的探讨。 8.湖南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当前湖南城市化应走“抓两头、托中间”的发展道路,使城市化进入一个健康良性的发展轨道。 9.湖南城市化的经济支持与制度支持。阐述了加快湖南城市化进程所必需的经济与制度支持两个方面支撑体系的创新。 研究湖南城市化进程的目的和意义在于: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化规律的了解与分析,借鉴国内外城市化的经验教训,在研究湖南城市化历史进程、现状与社会经济的基础上,探索一条适合湖南自己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此外通过对城市化与社会经济之间的相关关系的分析与研究,指出加快城市化进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加快湖南城市化进程的经济与制度上的城市化支撑体系建设措施。

苏薇[2]2010年在《湖南省新型城市化推进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前,全国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期,城市分工体系将在全国范围内加快建设和重组。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的城市数量不断增多、城市化增长迅速,但与全国相比城市化水平较低,与发达省区相比,差距明显。同时,以往的城市化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城市的结构和功能的改善,导致了资源、环境等一系列问题。这种粗放性的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随着内、外部发展条件的变化,湖南省城市化发展需要提升和突破。新型城市化是对传统城市化的继承和发展,它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结构的提升、传统劳动与生活方式向现代化劳动与生活方式的转化过程,更是一种强调城乡内涵式增长和质量升级的可持续的城市化发展理念。它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未来城乡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以城市化发展理论为基础,充分借鉴城市化发达地区经验,在全面把握新时期国家所提出的创建集约型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新型城市化的概念内涵和基本特征。文章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湖南省城市化的变化历程进行相关分析,了解其规律;采用聚类分析法和统计分析法对湖南省城市化的现状进行分析和研究,归纳出现状特征,并指出其发展态势,为湖南省新型城市化推进研究做铺垫。然后,文章从运行条件、运行环境、影响因素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对湖南省新型城市化的运行机理进行了分析,从推进主体入手,利用时间序列、相关分析、多元回归等模型以及AHP分析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方法对湖南省新型城市化进行了推进目标、路径、策略等方面的研究。文章最后指出来了本文的结论和创新点,展望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陶文欢[3]2010年在《城市化推进湖南省服务业集聚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世界经济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型,产业集聚不再仅仅出现在工业领域,金融、电影、旅游等许多服务行业都开始出现明显的集聚现象。服务业特殊的行业特征使得对服务业集聚的评价不应该单纯的依靠制造业集聚模型,而应该形成一套科学的评价系统,服务产品在生产和消费上的同一和即时性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使得城市成为服务业集聚发展的优先选择,已有研究指出城市化的本质就是产业、人口的不断集中,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反过来也能促进产业的进一步集中,而作为具有鲜明城市特征的服务业,与城市化的关系就更为密切。本文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构建了服务业集聚的二维评价模型和发展路径,探讨了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作用,并以湖南省为实证研究对象,测量分析了湖南省的服务业集聚发展现状以及5个方面城市化对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根据服务产业的特点,利用服务业集聚二维评价模型,本文首先通过区位熵指数描述了湖南省服务业的整体集聚情况以及变化趋势,再利用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以及地理集中度指数,具体分析湖南省13个大类服务业的集聚状况。研究发现,湖南省服务业的集聚程度整体上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中,并于2007年超过了工业集聚程度;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等传统消费性服务业的集聚尤为明显,空间集聚和行业内部集聚程度都较高;金融、交通仓储等现代服务业的集聚程度较低,还处在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初级阶段;公共服务业并不完全适合服务业集聚二维评价模型,空间集聚较低而行业内集聚相对较高。城市化具有多方面的内涵,在对城市化指标进行综合选取的基础上,利用岭回归分析对城市化推动对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回归模拟,研究发现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生活水平城市化等各方面城市化水平的提升,都能够推动湖南省服务业的集聚,其中人口城市化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尤为显着。最后,在综合湖南省服务业集聚发展情况和城市化推进服务业集聚实证研究结果基础上,结合湖南省服务业发展现状,对推动服务业发展方向以及发展重点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李慧[4]2007年在《城市化促进湖南经济增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对城市化水平影响湖南经济增长的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当考虑城市化水平的内生性问题时,估计结果有了明显的提高,城市化水平提高一倍人均GDP也可增加约一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利用回归结果,分析了影响湖南当前城市化水平的各种因素。从历史角度对湖南城市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和产业城乡转移演变趋势进行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湖南城市化的对策。造成湖南省城市化水平低的原因有历史政策的遗留影响、现行制度的城乡分割和工业化发展的落后。工业化是提升湖南城市化水平的主要动力。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和2005年横截面数据实证分析表明,工业化水平的差异是城市化水平区际差异的主要原因,工业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城市化水平也越高。湖南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推进新型工业化对湖南提升城市化水平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为提升湖南城市化水平,首先,应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提升湖南城市竞争力。其次,加强制度创新,营造城乡平等发展的制度环境,促进城乡产业互动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并逐步市民化。

张文静[5]2015年在《对外开放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前,关于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是众多经济学和政策制定者所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说,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在十八届叁中全会、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政府不断强调,积极稳妥的新型城镇化是稳定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之一,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传统的城市化理论认为,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是国内经济系统发展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对外开放对一个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因此,研究对外开放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并探索如何利用对外开放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课题。鉴于此,本文以中国31个省市和284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国际贸易理论、国际投资理论和城市化相关理论,研究对外开放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首先,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新型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现状进行分析。近年来,我国进出口的区域分布变化不大,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进出口市场的主要聚集地,其次是中部地区,最后是西部地区。虽然我国FDI大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流入的FDI少一些,西部地区更少(重庆与成都除外),但是部分FDI开始向中部地区或西部地区转移。新型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城市群、长叁角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以及广东与福建的部分城市,然后中部地区的部分城市,最后是西部地区的城市。就全国层面而言,我国新型城市化水平呈倒“U”型的走势,整体城市化水平先是上升,然后又出现下降。其次,在二元经济模型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框架和计量模型,以我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3年的城市面板数据研究了进出口贸易对城市化的影响。其结果显示,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均显着有利于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且二者的作用效果基本一致;进出口贸易总额对人口城市化的综合影响显着为正,且这一综合影响效果显着高于单纯出口与进口影响总和。分地区的研究结果显示,各地区出口额与进口额对人口城市化影响均显着为正,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出口对城市化的作用大于进口,而在中部地区进口的作用则大于出口;进出口贸易对西部地区城市化的综合影响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进一步通过考察进出口贸易对人口城市化不同分位点的边际效应及其变化趋势发现,随着人口城市化分位数的提高,进口和出口贸易均呈现先增后降的发展趋势,且进口对城市化边际贡献的拐点出现在25%的分位点,而出口对城市化边际贡献在75%分位点处;进出口贸易对城市化的综合边际效应呈现先降后增的u型发展趋势。此外,本文还进一步研究进出口贸易对新型城市化指数的影响,结果显示:进出口贸易对城市化的综合作用比单纯出口和进口的影响效果更明显,且出口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进口,出口对新型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由东向西依次递减,进口的作用在中部地区最大、东部次之、西部最小。进出口贸易综合作用由东向西依次递减。进一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随新型城市化指数分位点提高,出口贸易的参数估计均显着为正且基本呈递增趋势;进口贸易对各分位点新型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先增后减,且仅在25%、50%及75%分位点显着;进出口贸易对各分位点新型城市化水平的综合促进作用均大于出口或进口时的情况,且随分位点增加,其边际贡献不断提高。然后,根据我国省际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研究对外贸易结构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其结果显示,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均得出对外贸易结构的改善能显着的促进我国总体、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人口城市化进程。此外,以新型城市化指标为被解释变量时,其实证结果显示,对外贸易结构的改善有利于促进新型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空间城市化以及社会城市化的发展,尤其在东部地区最为显着。而在中部地区对外贸易结构只有在10%的显着性水平下对空间城市化产生显着的影响,对社会城市化的影响不显着。在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结构对新型城市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经济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的促进作用上,而对空间城市和社会城市化的影响不显着。接着,分析FDI影响城市化进程的作用机理,并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实证研究FDI流入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其实证结果显示:在全国样本下,FDI流入会对城市化水平产生显着的正向作用。在分地区样本下,在东、中、西部地区,FDI流入都会显着性推动城市化进程,就影响效果而言,东部地区的系数大于中部地区的,而中部地区的系数又大于西部地区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随城市化分位点增加,FDI对城市化的边际贡献由低分位数向高分位数不断降低,这说明与城市化水平较高城市相比,城市化率较低的城市其FDI流入对它的城市化进程具有更大的推动作用。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FDI的这种正向作用在下降。此外,本文也进一步研究FDI对新型城市化指数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全国样本下,FDI流入会对新型城市化水平产生显着的正向作用。在分地区样本下,在东、中、西部地区,FDI流入都会显着性推动城市化进程,就影响效果而言,也是由东向西逐渐下降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各分位点上,FDI的参数估计均显着为正且较为稳定。最后,根据相关研究结论,本文从进出口在城市化推进中的互补性、进出口贸易质量、提高外资综合优势和利用效益、优化进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因地制宜地制定对外开放和城市化政策等方面提出对策。

李文辉[6]2011年在《湖南工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相关性研究》文中提出工业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城市问题的研究热点。研究内容包括:工业化与人口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工业化促进城市化进程的成因及其基本模式;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理论解释。以此为基础,综合运用城市经济学理论,对城市化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城市化不仅指人口城市化,还包括经济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和社会生活城市化等几个方面。”以湖南省为例,采用熵值法与模糊综合评判法测度了该省1999年—2008年间的城市化水平。得出湖南工业发展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经历了两个阶段:即1999—2005年,因城市用地扩张导致的土地城市化和社会生活城市化特征明显;2006—2008年,湖南工业发展由量的增长逐渐转化为质的提高,城市经济快速增长、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因而经济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特征显着。其次从湖南工业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入手,探索新经济背景下,湖南城市化的基本途径。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1978-2008年,湖南工业从业人员数量和工业增加值的快速增长,是影响该阶段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主导因素。(2)新的时代背景下,规模工业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比较显着。从1999-2008年,规模工业处于快速增长状态,其通过创造物质财富和吸引就业来推动城市化快速向前推进。(3)在湖南省规模工业中,中小企业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小企业的发展对湖南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其中,中小企业的增加值对城市化进程产生正面影响,而中小企业现值对城市化进程产生负面影响。(4)湖南新型重工业发展,特别是新型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对湖南城市化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湖南重工业增加值的大幅提高,给城市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加快了城市化发展的步伐,但湖南新型重工业发展,使就业人数现对于传统重工业大幅减少,因而对城市化进程是负面的。(5)科技创新、工业园区建设、节能降耗、中小企业发展等,都是促进湖南工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又快又好推进湖南城市化进程中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李梦觉, 曹伟[7]2011年在《湖南城市化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与设计》文中研究指明城市是财富增长和积累的发动机,城市化是将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延伸和覆盖的一个有效途径,也强有力地推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本文立足于湖南城市化发展的实际,构建一个包含7个一级指标和48个二级指标的城市化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期对湖南城市化建设水平和发展程度进行准确评估,促进湖南社会经济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欧阳祥生[8]2011年在《新型城市化及其在长沙望城的推进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国家新型城市化战略的实施,以及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实验区的获批和省会长沙市拓城步伐的加快,作为刚刚获批撤县设区的望城区,面临着快速推进新型城市化的重大机遇与挑战。新型城市化是以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为核心内容的城市化。新型城市化与传统城市化比较起来,在内在含义、发展路径、发展重点和社会效应等方面存在差异,在推进新型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方面,主要包括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机制、政府规划引导机制、制度变迁促进机制、产业结构演化机制、招商引资拉动机制等。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叁农”问题,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也有利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尽早实现现代化。望城新型城市化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应,但仍存在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差距、产业支撑水平需不断提升、规划建设管理水平需进一步提高、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政府治理能力与发展的要求有差距、制约新型城市化推进的体制性因素存在等问题与不足。作为省会长沙的新城区,望城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主题就是新型城市化。望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自身的特征,新型城市化已具备了良好了基础,必须走符合发展实际、具有自己特点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在目标定位上,立足于建设经济高效、整体和谐、江城一体、适宜人居的省会生态型滨江新城区。在发展原则上,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发展、项目带动、“两型”引领。在模式选择上,注重由行政主导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转变,由小城镇建设融入城市群发展模式转变,由城乡分割向城乡统筹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具体推进路径上,分别是进一步优化区域空间布局、注重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和质量、不断提升城镇建设和管理水平、大力推进城乡协调一体化发展、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范阳东[9]2003年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提出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体现,是通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已严重制约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和协调发展。作为中部农业大省的湖南,其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尚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开展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关系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积极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良性互动发展,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综述大量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概念及理论进行了界定和归纳阐释,并建立了二者的简单模型。同时,通过综合运用规范分析、实证分析及比较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论证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二者存在互动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一种自我协调、自我循环演进和增强的机制:一方面,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另一方面,城市化反作用于工业化,推动工业化发展。以此为基础,本文深入分析了湖南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现状,考证了湖南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不良,指出“历史政策的作用和具体省情;工业化‘弱质’;城市化质量差及制度障碍”等构成了湖南工业化与城市化不良互动的深层次原因。 为此,笔者提出了实现湖南工业化与城市化良性互动的战略选择及应尽快构建的相应机制。其战略选择包括:(1)实施农业产业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协调发展战略;(2)突出发展区域性中心城市(镇)战略;(3)信息化、生态化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战略;(4)开放带动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战略。而应尽快建立的机制是:(1)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的政府引导机制;(2)建立统一、完善、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3)加强制度改革与创新,建立良性的工业企业成长与联合机制;(4)加大科技投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建立合理的科技进步机制。

胡卫星[10]2004年在《湖南省城市化进程和农业产业化发展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化与农业产业化之间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二者互为发展条件,相互促进,农业产业化是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城市化对农业产业化也有很大的影响。目前对于农业产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研究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也取得了显着的成果,但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研究。而且对于农业产业化如何推进城市化的研究和实证分析明显滞后。本文以湖南这一特定区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湖南省城市化进程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系进行定性、定量分析,提出了湖南城市化与农业产业化协调发展的模式。除结束语外,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各部分的主要内容为: 第一部分绪论,阐明了本文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 第二部分湖南省城市化进程和农业产业化概况。回顾了湖南城市化过程,分析了湖南城市化现状特征: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化质量不高、城市结构体系不完善;回顾了湖南农业产业化的历史,分析了湖南农业产业化经营成绩: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经营日益明显,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增强,农产品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农村经济结构更趋合理,农业组织化程度逐步提高;指出了湖南农业产业化存在的问题:农业产业化经营动力不够、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经营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第叁部分湖南省城市化进程和农业产业化的相关分析。运用相关分析法分析了湖南农业产业化对城市化的贡献:农业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然后分析了城市化对农业产业化的贡献:城市化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城市化有利于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和效益的提高、城市化为农业产业化适度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城市化为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保证。 第四部分湖南省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趋势预测。运用时间逻辑曲线预测法和剩余劳动力转移法预测2010年湖南省城市化水平为37.5%,运用时间逻辑曲线预测:到2010年湖南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例降为33.4%,农业产业化接近浙江省水平;到2023湖南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例降为12%,农业产业化接近美国1950年水平,即进入农业产业化成熟阶段。 第五部分提出加速湖南省农业产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对策和措施。首先是通过发展规模经营,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城市化水平。发展规模经营的途径有改革土地制度,扩大商品生产基地的规模经营,促进龙头企业的发展、强化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和集聚作用;其次是通过深化农业产业化经营,提升城市化品位。具体措施有:适应市场需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立足资源优势,建立多种生产模式;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推动农业产业化向纵深发展。第叁是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完善城市体系。具体措施有:以长株潭一体化为契机,促进大城市的发展;科学规划,搞好县城(县级市)和中心镇建设;工业发展与农业产业化结合,促进小城镇的建设。

参考文献:

[1]. 湖南城市化推进研究[D]. 程俊. 湖南师范大学. 2003

[2]. 湖南省新型城市化推进机理研究[D]. 苏薇.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3]. 城市化推进湖南省服务业集聚实证研究[D]. 陶文欢. 湖南大学. 2010

[4]. 城市化促进湖南经济增长研究[D]. 李慧. 中南大学. 2007

[5]. 对外开放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研究[D]. 张文静. 湖南大学. 2015

[6]. 湖南工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相关性研究[D]. 李文辉.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7]. 湖南城市化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与设计[J]. 李梦觉, 曹伟. 湖南商学院学报. 2011

[8]. 新型城市化及其在长沙望城的推进研究[D]. 欧阳祥生. 湖南大学. 2011

[9]. 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 范阳东. 湖南大学. 2003

[10]. 湖南省城市化进程和农业产业化发展关系研究[D]. 胡卫星. 湖南师范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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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城市化推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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