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解读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变革与影响——从模糊战略到清晰战略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日本论文,冷战论文,模糊论文,清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从今年年初以来，日本出台了一系列举动，例如在世界各国展开外交斡旋，希望申请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2月19签订“2＋2”美日联合声明，将朝鲜半岛和台湾问题列入日美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在东亚关系上，强调领土主权，打“靖国神社”参拜牌，宣称竹岛、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文部省审定发行歪曲历史事实的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
日本的这些措施的实行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其国家战略调整的一些具体反应。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冷战格局的打破，日本出现了所谓的“第三次战略抉择”，即日趋强硬的大国战略，目前正在发展之中，其发展态势日益清晰。具体表现为，日本在对内、对外战略中都进行了重大变革，不仅对日本本国的发展、对东亚地区乃至世界格局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概言之，日本国家战略转型的最大特点是国内的经济社会改革政策日益明晰有效，大国战略理念逐步追求从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的转变，虽经波折，但逐步成型、明朗。
一、对内战略：“普通国家”的建构与发展
日本首先关注的是国家发展。冷战后，历届政府都把改革作为最重要的政策纲领，小泉内阁更自视为改革型政府，希望带领日本重新走上振兴之路。为此，日本大刀阔斧，在国家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领域进行了重大战略变革。
第一，在政治领域。冷战后，日本首先对国家发展模式进行了思想上的过滤。继小泽一郎倡导“普通国家论”和著名记者船桥洋一提出“民生大国论”以后，日本战略思想围绕经济立国还是争当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展开了论争。80年代上半期，中曾根首相正式提出了争当“政治大国”的目标，标志着日本从战后的“经济立国”战略转向“政治大国”战略的开始。冷战结束后，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行动日益积极，逐步开始了摆脱战后和平宪法限制，走“普通国家”的发展道路。
为此，日本进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从国家机制上保证“普通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随着1993年“五五体制”的终结，日本政党政治体制重新建构。日本政界从自民党一党执政转为自民党为主导、多党联合执政时期。各政党政策主张总体趋于右倾，左翼中间力量明显衰退。特别是2001年小泉当政后，实行“彻底改变自民党”的改革，形成了自民党和民主党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但现今在野的民主党在外交、安保领域的主张与自民党没有原则性差异，只是在具体方式上更加注重国际协调。另一方面，日本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口号，提出了“设立结构改革特区”、“向民间开放官办产业”等一个个“地域再生计划”，努力“使地方再生”。
第二，在经济领域。冷战后，日本尽管保持了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前三位的地位，但经历了十多年的不景气阶段之后，元气大伤。为此，日本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发生了重大变革。
首先，日本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提出树立优势产业的“IT立国”战略。2001年1月，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了“IT立国”的国家战略，把IT 国家基本战略正式确定为“E—Japan战略”，对日本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和发展方向进行了重大调整。此外，还制定了IT、生物技术、医疗技术等16个高新技术领域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以进一步提高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其次，实施以处理不良债权为中心的金融体系的结构改革，坚持贯彻通货紧缩对策的金融政策。此外，坚决施行规章制度放宽、都市改造、股市活性化、雇佣政策等政策，扩大内需。目前，正在进行社会保障以及邮政民营化等领域的改革。
作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日本尤其重视海外市场的巩固与发展。尽管传统的“雁形模式”的作用受到局限，但日本与东亚各国产业结构之间依然维持着高端与中、低端的结构优势。为此，输出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海外市场份额成为日本对外经济战略的重点。例如，日本充分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市场潜能与产业发展需求，利用“中国特需”和数码电子技术等，较为成功地带动了日本经济的重振。2003年，日本经济终于离开谷底缓慢增长，复苏的总体态势正在进一步扩大。尽管目前有迹象显示日本经济又出现新的萎缩状态，但并不影响日本经济整体复苏的态势。
第三，在安全领域。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调整最突出的表现也是最受争议的方面是安全领域的战略变革。
首先，在传统安全领域。由于和平宪法的限制，战后日本防卫的基本政策是在日美安保体制下实行“专守防卫”的战略路线，并推动建立日本参与的多边安全机制。冷战结束后，日本开始着手规划新军事发展计划，国内各界提出了“维护和平宪法”抑或是“追求军事作用”的不同的防卫战略观点。随着美日军事同盟体制的加强，特别是“9·11”事件后，由于美国对日本的国际反恐要求加强，加之日本“借船出海”、乘机发展军事力量的国内要求，“追求军事作用”的战略思想逐步成为日本的主流选择。2001年，日本通过《反恐特别措施法》，2002年4月，日本政府正式推出“有事法制”相关法案，此后海外派兵的合法、长期化，“和平宪法”的势在必修化等行动日益凸现。至此，日本在“普通国家”的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实现军事大国目标成为日本新世纪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日本军事战略基本完成由本土防御型向海外干预型过渡，并加速“先发制人”战略的推进，日本在军队建设方面的基础建设已经完成。
为了寻求法理依据，日本正在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日本国会早在2000年已成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准备用5年的时间进行调研，再用5年的时间完成修改，预计在2010年前就会完成修改。
日本在东亚最关注两大安全问题：（1）朝核问题。朝鲜核危机爆发后，日本防卫厅立刻做出反应，向内阁会议提交了年度防卫白皮书，认为弹道导弹的扩散和恐怖活动使“传统的战争概念彻底发生了改变”，强调对其要“迅速恰当地作出反应”。（2）对台湾问题。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针对中国的战略底线“台湾问题”，日本在官方文件和政府口头声明中几乎均采用“模糊战略”。然而，今年2月，日美安保协商委员会（“2＋2”）发表的联合文件中，公开将“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等确定为日美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表明了日本进一步介入台湾问题的姿态。
其次，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日本十分重视能源安全。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所需石油基本上完全依赖进口。因此，进行石油的战略储备，成了日本的一项坚定不移的国策。另外，由于日本国内资源贫乏，所以其开发石油资源的力量全部集中到海外，为此日本政府对本国公司到境外勘探开发石油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支持日本公司以多种方式参与国外油气合作。此外，日本积极参与国际环保等项目，寻求可持续、可协调发展的国际发展空间。
第四，在文化方面。日本一贯重视科技立国战略的实施。冷战后，日本改革了教育制度，鼓励大学与产业的结合，并开展了以“240万科技人才开发综合推进计划”为标志的大规模的人才培养计划。其目标是在到2006年为止的5 年内培养精通信息技术、环境、生物、纳米、材料等领域的实战型科技人才240万人。此外，由于日本文化独特的国际性，日本在流行音乐、动漫、时装、音像等方面已经取得亚洲瞩目的成绩，日本希望在文化影响力等软权力上进一步发挥影响。
日本也十分重视社会问题的解决。由于老龄化社会结构的加剧，日本实行适应社会形态的福利制度、退休金制度，以确保社会稳定。为消除由于经济不景气所带来的犯罪案件上升、生活与工作压力增大、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等问题，日本政府加强景气指数的宣传，以提高国民信心。
二、对外战略：美国主导的“霸权稳定论”模式前提下的开放性政治经济秩序观
冷战后初期，日本出现了关于国际秩序观的两种论争：是“日美欧三极论”，还是“霸权稳定论”。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由于经济长期萧条重新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心理，提高了对中国的防范意识。美国治下的“霸权稳定论”逐步成为主流战略思想。经过多次论争，日本逐步确立了以强化的日美同盟体制为政治、安全支柱，以推进与东盟等地区，其中包括美、澳等国在内的开放式区域经济合作为经济发展支撑，逐步发挥国际作用的战略思想。
首先，日美关系进一步强化。经过冷战结束之初的再定位后，美国重新确定了日本在其亚太地区战略的首要位置，将美日安全同盟视为美维持在亚太地区利益的主要支柱，推动日本做出更大安全贡献。但另一方面，日本也清晰地认识到，美国并不希望日本的战略更加自主化，而是希望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框架中有限度的自主。对此，尽管日本政府历来强调对美的全面协调政策，但战略思想的底流依然保持着扩大自主外交的愿望与利益诉求。
第二，对于联合国作用的期待，对参与世界事务的迫切要求。日本众多的战略家认为，未来世界秩序不可能一直是美国单边主导的，况且美日同盟之间存在着同盟体系内的矛盾。在国际秩序中，除了美国的单极力量，日本也重视联合国的作用。为此，“入常”成为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国际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防止国际孤立的重要战略步骤。1994年，日本正式提出“入常”目标以来，付出了巨大的外交努力，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第三，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协调。伴随欧盟一体化程度提高，国际地位上升，日本近年不断扩大与欧盟在各个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双方政治上保持协调，经济上扩大合作。自1994年日欧建立“规则改革对话”机制以来，每年轮流在东京和布鲁塞尔开会，不断强调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第四，对传统战略关系的微调。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印度、俄罗斯等关系的发展。自1952年建交以来，日印关系平稳发展。2000年，双方决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球性伙伴关系”。目前印度是日本企业的第三大投资目的地，日本与印度承诺要深化经贸关系。近年来，日俄间的能源合作取得一定进展，但北方领土问题是影响日俄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迄今双方已举行多次谈判，未取得实质性成果。
第五，对东亚关系。作为地理上的亚洲国家，日本从未放弃谋求在亚洲地区的地区性力量优势，希望寻求在东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在具体政策上，冷战后，日本对东盟各国采取了扶持政策，以建立和巩固亚洲后院。日本对东亚国家总体上采取了渐行渐远的、忽视亚洲的矛盾外交姿态。这是因为，日本战略方向的抉择依然存在两种分歧：单一的对美协调思想依然占据主流，同时寻求在美国宽容程度下的有限度的亚洲协调政策。
9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在维持美、亚间平衡的基础上逐步推动东亚合作，从观望、消极到参加“东盟加中日韩（‘10＋3’）”首脑会议， 进而积极推动了中日韩合作与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增强同东盟国家的传统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日本的东亚近邻外交出现重大波折。尽管小泉首相两次访朝，但日朝关系围绕“被绑架日本人”问题斗争激烈，特别是朝核问题成为日本安全战略中的重大隐忧，双方国家关系进展缓慢。日韩两国于1965年12月缔结基本关系条约并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相对平稳，日韩首脑对话实现了制度化，但也因历史问题和竹岛归属问题而受影响。特别是，日本与中国关系采取两手做法，政治与经济分离，历史与现实分离，既协调又竞争，其中竞争的因素在扩大，导致近年来中日关系出现“冰点”。
三、日本国家战略变革的实质与影响
综上所述，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总体特征是，在维持与加强经济大国地位的同时，寻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实现“普通国家”化的发展目标，寻求国际社会的认同。强调国际贡献与国际地位的吻合。具体来看，日本首先关注的是本国自身的发展，重振和提升本国的国力是日本最大的战略目标。在对外认识上，逐步确立与美国全面协调为前提、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双重框架下的战略思想，对亚洲的重视程度有所降低。同时，突破了冷战时期在美国主导的安全体制下的非自主性模糊战略，（注：1996年4月美日首脑发表《美日安保宣言》为安保条约重新定义之后，时任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的加藤一在电视座谈会上谈及台湾海峡是否包括在美日安保的“周边”范围时说：“‘模糊’就是我们的政策！”） 日本战略的清晰度加强，在美日同盟捆绑中的“借船出海”的潜在自主意识加强。其中，以安全战略转型为代表的“总体保守化”趋势加强，安全战略的转型可以说是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变过程中的最突出表现。
实际上，近代以来，作为民族国家的日本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的战略抉择，具体经过了四个阶段（第一次战略抉择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次战略抉择：“军事立国”模式的确立、发展、挫败。其第一阶段为从近代日本到一战以前。随着民族国家的崛起，在战略思想界进行英国式的“商业立国”模式、普鲁士式的“军事立国”模式、瑞士的小国立国模式等的三种国家发展模式的论争后，日本最终确立了普鲁士式的“军事立国”模式，实现了明治国家的近代化发展，通过“日俄战争”即所谓“黄种人对白种人的胜利”，日本从当时资本主义阵营中的后进国逐步进入了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国之列，同时与亚洲国家渐行渐远。其第二阶段为从一次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20、30年代以来直至二次大战。随着大正民主运动受到挫折，国内经济大恐慌，强烈的资本扩张使日本的“军事立国”发展思想进入白热化，进入了与资本主义列强全面争夺扩张利益的角逐。日本选择了与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军事联盟，实行“焦土战略”，最终遭到了美国为首的全世界一切和平、正义力量的抵制，日本的军事帝国主义发展道路遭到彻底失败。
第二次战略抉择：经济上的“‘商业立国’模式＋政治上的小国”战略——地区大国战略的确立与发展。二战后，在冷战的铁幕下，美国建立了牢固的对抗苏联的阵营，纳入日美同盟体制中的日本又发生了一次全国范围的战略论争，最终和平发展的“商业立国”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实现了经济大国的目标。另一方面，实行在美国主导框架下的有限的地区大国战略延伸，战略意图逐步模糊化，总体上自主外交逐步淡化。
第三次战略抉择：从模糊逐步走向清晰的世界大国战略的形成与发展。冷战后。由于两极体制的瓦解以及日本国力的有限衰落，日本国家战略经历了一次微调。冷战后不久，由于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出现，日本加强自主外交、重视亚洲外交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保持美日同盟体制的前提下，一度强调了亚洲协调政策，出现了发展与中国等东亚国家关系的迹象，“福田主义”的亚洲协调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发展。例如，日本外务省1991年版《外交蓝皮书》开门见山地指出，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使“西方”这一概念的意思变得模糊不清。为此，日本在同美国及七国首脑会议保持协调的同时，同亚太各国树立政策协调关系变得更加重要。（注：[日]外务省编：《外交蓝皮书》，1991年版，第27—29页。） 但是，1997年以后，以日美安全合作指针为标志，美国强化了美日同盟体制，调整了亚太战略，力图在亚洲地区维持传统的军事存在的同时，加强日本在亚洲基地的作用，从而激活了日本的大国发展的要求，以“入常”为标志，逐步呈现出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明显的战略意图，寻求美国许可范围内的自主外交意识也不断增强。
总体上看，冷战后，日本对外战略的理念大体因循了战后以来的和平发展的思潮，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冷战思维即两极格局的思维定式，开始寻求更开放的地区经济、安全合作模式。另一方面，日本对外战略的理念发生了重大变革。冷战时期，日本抛弃了二战前的现实主义战略思想，逐步将和平发展的理想主义思想确立为其战略思想的基础。冷战后，由于美国的单极力量的不断强化，日本的战略思想发生逆转，崇尚强权的现实主义理念再次成为日本国家战略的核心思想。（注：Katzenstein Peter,Sil Rudra,“Rethinking Asian Security,A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in Suh J.J.,Katzenstein Peter J.,and Carlson Allen ed.,Rethinking Secuyity in East Asia,Identity,Pouer,and Efficiency,Stanford,2004.）此外，在对外战略的原则标准方面，由单纯的国家利益（注：[日]河野洋平：“日本外交前进的方向”，载[日]《外交论坛》1995年1月号。） 转为1995年以后的“日美共同价值论”。（注：金熙德：“冷战后日本对外战略论争”，《环球资讯》2004年5月26日。）为此，日本以体制和意识形态划线、以美国的西方标准及本国的价值观影响他国的倾向明显增强。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依靠军事力量成为国际政治大国的方式成为近年来日本国家战略的调整主流方向。
如上所述，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型的两大基本任务是：实现“普通国家化”，以及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作为近邻的中国，随着本国的和平崛起，迫切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发展环境。由于日本已经从地区大国战略逐步向世界大国战略的调整，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面对一个政治、经济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新日本。对于日本来说，难以给中国战略定位，“承认中国的崛起”还是“遏制中国的崛起”成为日本对华战略论证的焦点。
一方面，中日双方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在全球反恐合作、地区安全合作（例如，朝核危机、海上石油通道的安全确保等）、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建设中，中日协作范围在不断扩大。特别是，中日两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自1992年至2003年，日本连续12年成为我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尽管日本次于欧盟和美国下降为第三大贸易伙伴，但2004财政年度（2004年4月至2005年3月），日本与中国（包括香港地区在内）之间的贸易总额达到了22.71万亿日元（约2000亿美元），超过日美两国之间的20.63万亿日元。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注：据日本财务省日前发表的贸易统计速报。）
另一方面，中日之间的摩擦在加大。由于中日两国作为不断上升的亚洲国家都适逢国家发展的上升期，在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利益角逐。此外，在对外战略意识上，日本希望摆脱历史问题的旧账，寻求与中国的在没有历史负疚感基础上的“普通国家关系”，中国则希望日本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与其发展面向未来的国家关系。特别是，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不信任感增强，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竞争心在加强，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在美国重塑亚洲秩序的过程中，由于美国对中国难以定位，（注：王嵎生：“美国难给中国定位”，《环球时报》2005年6月29日。）日本也受其影响只能徘徊其中。美国白宫与国防部在如何定位中美关系的问题上分歧很大，甚至是战略性的。布什总统早已抛弃执政之初的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的战略，而是强调两国关系是“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而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依然强调中国军事力量的上升，使得中国成为“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是“潜在敌人”。根据国际关系的博弈规则，如果设定一个国家是敌人，最后势必制造一个敌人。（注：在中美日三国第二轨道对话的一些会议上，中国人经常指出，在双边关系中，只有客观地把对方看成伙伴，至少是可能合作的伙伴，才能避免制造一个敌人而交一个朋友。）中日关系也是如此。小泉首相不顾中国等国的强烈反对，在多次顽固地参拜靖国神社的同时，又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在安全战略方面，日本政府一方面强调中美日三国安全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另一方面又明显强化对美全面协调政策，通过美国主导的“2＋2”机制试图冲击中国的安全战略底线。种种迹象表明，追随美国的日本在对华战略定位中也存在极大的矛盾性与不确定性。
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在日本国家战略逐步转型发展的同时，中国如何趋利避害，适时地调整本国国家战略，实现地区间各国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寻求建立与日本关系的良性发展，这需要极大的智慧与魄力，需要中日双方的战略谅解与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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